民國一〇四年9月10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頒贈有「東方辛德勒」之稱的故大使何鳳山褒揚令。褒揚令讚揚「何故大使於外交建樹上，標揚人道主義，毋畏強權；陶鑄千秋奇勳，輝耀青史；綜其一生，無可指責。先聖有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斯人懷抱，天下與歸焉。」馬總統表示，為何故大使平反、頒發褒揚令一事，奮力三年有餘，藉「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70年」之機頒發這份遲來的褒揚令，他感到很欣慰。馬總統在現場也回顧當時何鳳山救助猶太人義舉和傳奇故事。雪笠不由想起四年前（2011年）所作的一篇舊文〈二戰中猶太人的上海旅程——救命簽證與河豚計劃〉（刊於《鳳凰週刊》），重新發表原稿於此，向何故大使致敬。
以色列駐滬領事館近日在微博發起了老照片尋人活動。已故猶太攝影師Sam Sanzetti 幾十年前在上海拍攝的一系列珍貴照片，不僅令圍觀者驚嘆和感懷那個優美雅緻的年代，也激發起國人對猶太民族在滬歷史的探究之趣。
據統計，二戰期間上海收留的猶太難民達三萬餘。他們能夠輾轉來到上海而倖免於難，與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同情、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無條件簽發上海簽證的義舉、偽滿洲國駐德公使館經手的上萬張滿洲過境簽證、日本駐立陶宛領事杉原千畝經手的數千張神户过境簽證、日本河豚計劃、以及日美中德俄幾國間錯綜複雜的利害，都不無關係。
Visa to Hermine Moser, signed by Ho in English and Chinese, June 1939.
何鳳山發給Hermine Moser的簽證。來源：http://db.yadvashem.org/righteous
Passport of Hermine Moser.
Hermine Moser的護照 來源：http://db.yadvashem.org/righteous
上海最早的猶太居民是開埠早期便抵達的塞法迪商賈和十月革命後陸續來到的俄猶。自1933年始，世界法西斯活動日漸猖獗，大批俄猶開始從日占滿洲南遷；與此同時不斷有來自德奧的猶太移民，為躲避納粹而來到上海定居。到三十年代中後期，上海基本形成一個穩定的5000人左右的猶太社區。
Sam Sanzetti’s photography studio on Nanjing Road, Shanghai.
猶太攝影師沈石蒂位於上海南京路的照相館。來源：Israel-Asia Center.
1938年6月，上海的猶太人口突然爆增到14000，並持續增加，到年末已計約20000 —— 其直接原因便是1938年春德國兼併奧地利，奧地利的猶太人被迫出逃。
而這一年，中德之間的關係很微妙。
1938年2月，希特勒表示「將尊重現實」承認偽滿洲國；6月德國國防部禁止武器輸華；7月德國撤回全體駐華顧問，中德合作旋告結束。但一直到1940年7月德國承認汪偽政權，重慶國民政府才正式宣告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這期間，駐德大使館照舊運行，駐奧大使館則在奧地利被兼併之後降為領事館。「中國辛德勒」何鳳山也是於此時被升調為駐維也納總領事，並開始向猶太人無條件簽發前往上海的救命簽證。
為什麼「上海」？這要從上海特殊的租界地位及其在中日戰爭中的微妙處境說起。晚清年間，外國領事對居住在租界內的外國人享有專管權，中國政府不加過問。民國初期，外國人在上海居住也無需履行任何手續。後來由於外國人移居華界從事貿易的越來越多，1929年上海市公安局特設外事股，專司無約國和無國籍外國人的居住註冊，並發給無國籍者護照；對有約國國籍者，仍由其領事自行管理。1931年又增設護照查驗處，開始對從吳淞口和上海登岸的外國人查驗護照簽證，但也是象徵性程序而已，進入上海的許可很容易得到（如落地簽），上海仍然以「傳統上在任何情況下都對每個人開放的地方」而著稱。
Sam Sanzetti in his car. 猶太攝影師沈石蒂在他的車上。來源：Israel-Asia Center.
Sanzetti jesting with a rickshaw-puller in Shanghai.
猶太攝影師沈石蒂體驗當黃包車車夫。來源：Israel-Asia Center.
1937年日軍佔領了華界，但直到1940年初才扶植出汪偽政權，同時租界仍然保持中立 —— 這就形成一個複雜的局面：國民政府在上海失去了實際的治權；日本在中國傀儡政府出台前，又不具備名義的治權，也就是說，日本雖然控制了上海的邊境，卻不具備代表中國向外國人發放簽證的權力（日本此時侵略了中國，但尚未向英美宣戰，還不至於在國際法上肆意妄行）；而租界，一向就是開放的，既然與日本開戰的中國的難民都可以在租界得到庇護，又何況外國人呢？因此，直到1939年9月日本開始「應上海猶太界之請」限制猶太人入境並收取入境人頭費之前，上海是當時唯一無需簽證甚至無需護照便可自由進入的港口。
進入上海的猶太難民都居住在租界，處於工部局庇護之下。他們比較多地聚集在虹口，是因為那裡一早便是俄猶傳統居住的地帶，房租也較低廉。當時虹口仍然是公共租界，並非日本控制，而且上海從來只有日占區，並無日租界。因此，坊間流傳「日本因感恩之心而使猶太人不需要簽證便可進入上海日租界置於日本庇護之下」的說法不實。
雖然入滬不需要簽證，要離開奧地利，簽證仍然是必須的。未獲得外國簽證的猶太人不被允許離境。尤其奧地利是個不靠海的內陸國，沒有目的地簽證，完全無法通行。這時候大多數國家不肯接納猶太移民，即使英美也有嚴格限制，何鳳山卻是有求必應，只要來申請，就一定有簽證。他的直接上司駐德大使陳介迫於德方壓力，曾電話要求他停止簽證，他答以『孔祥熙院長要求盡一切可能給予猶太人協助』，而繼續簽發不誤。何鳳山後來在自傳中回憶「本館得自外交部的訓令，即猶太人請求簽證入境者，條件寬厚，不予拒絕。而孔祥熙院長並進一步公開對猶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事實上，中華民國政府素來支持猶太民族的復興運動。
HERMAN DICKER在其著作中曾全文引用「現代中國之父」孫逸仙博士1920年給上海猶太復國主義協會首腦、《以色列信使報》創始人埃茲拉的一封「極具歷史重要性」的回信，信中孫逸仙高度讚譽猶太民族並明確表示願意幫助猶太復國運動。1947年孫科在給上海錫安主義領導人漢瑟的复信中再次重申：「完全贊同其父對錫安主義的支持。」
1939年2月，時任中華民國立法院院長的孫科正式提出一項議案，建議在大後方雲南劃定猶太人聚居區域，安置窮無可歸的歐洲難民。此建議得到德籍猶太實業家拜爾格拉斯的響應，他擬訂了《移植中歐猶太人來華之計劃》，初步計劃將十萬人移居中國。然而，就在細節尚在討論中時，戰事日益艱苦，中國自身難保，沿海城市又全部失陷，大規模收留猶太人的計劃終於未能實施。
而與此同時，日本將在滿洲失利的河豚計劃搬到了上海上演。
日俄戰爭最終由日本取勝了，這場戰爭其實是一名猶太人打勝的。
當日本雄心勃勃地挑起這場戰爭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它會是一場耗竭舉國財力的持久戰。開戰後不到兩個月，日本便支持不住了，於是緊急派出時任央行副總裁的高橋是清赴倫敦籌款，目標是籌集一千萬英鎊用於購買艦隊及軍火。可惜當時日本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信譽遠遠談不上良好，更重要的是，每個銀行家都清楚日本沒有足夠國力取勝，故而高橋四處告貸無門。
歸國前的一個晚宴上，已經放棄希望的高橋醉醺醺地向鄰座的賓客哀怨道，借款未成，日本必敗無疑！僅僅期望些許話語安慰的高橋萬萬沒有想到，這位客人竟然痛快地當即答應借給他五百萬英鎊，並隨後籌足四筆國際貸款，最終總支出計4.5億美元。如此天文數字的支持，使日本贏得了日俄戰爭，從俄國手裡接管了中國遼東半島、南滿鐵路及一半庫頁島的權益。日本，一個曾被西方懷疑能否存活的新發跡的農民，由是翻身加入帝國主義的行列，並從此走上軍國主義的不歸之路。
這名拯救了日本的猶太人，美國銀行家雪甫，成為日本感恩戴德的人物。明治天皇破例邀請他入宮共進午餐，並授予他旭日勳章。而他幫助日本的動機很簡單：仇恨。雪甫深信1903年發生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的反猶暴行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主導的，他要為同胞復仇！
雪甫的慷慨，在崇拜強者的日本人眼裡，留下了猶太人操縱著世界財富並能據此影響世界局勢的印象。這個印象同反猶論者宣傳的「猶太陰謀」不謀而合，構成了後來河豚計劃的基礎動因。
日本畢竟是一個極其務實且相當自我的民族，對猶太商人的感恩並不能減少其防範之心。因此雪甫留下的美好回憶只維持到1917年，便被十月革命打破。猶太人馬克思的理論在俄國的鐵血實踐，替反猶論者在宗教、經濟之外又添加了重重的一筆政治素材——《錫安長老議事錄》這個偽造的陰謀論在1905年炮製之初並不為人重視，到了1919年就随着對布爾什維克的強烈恐懼而風行歐洲了。
也是在1919年，日本派出西伯利亞遠征軍協助白軍抵抗紅軍。在俄國，每個士兵都領到了這麼一本小冊子，並對其深信不疑。其中兩名軍官返回日本後，成為日本政府最信任的猶太問題專家。他們將《錫安長老議事錄》譯成日文，招募同道，研究所謂「猶太陰謀」。有趣的是，這兩名反猶主義者，恰恰是河豚計劃的具體設計者及協調者：安江仙弘、犬塚惟重。更戲劇性的是，犬塚惟重在盟軍審判中自辯「曾協助非日本人」而獲釋回到東京，繼續以親猶人士的面目組織「日以友誼聯盟」，未料其反猶往事以及贊同希特勒屠猶的發言終遭揭露，不得不自動退出。
反猶軍官們帶回來的這些偏見在日本社會廣為流傳。從前，有著強烈「脫亞入歐」情結的日本人對猶太富豪是如此欽羨，甚至在神道教中摸索與猶太教任何可能的相似，以圖證明日本人也是失散的以色列部落的後裔；現在，人們將日本從傳統向現代轉型必經的一些陣痛統統歸罪與「猶太陰謀」，1924年美國主要針對日本移民的「排斥法案」也被懷疑是猶太人背後作祟。
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情勢發生了變化，猶太人又變得有用起來。當時日本急於開發東北礦產，大量鼓勵日本移民。但日本的開拓團出身底層，僅有從事農務的能力，而無開發礦產的資金和技術。日本四處舉辦招商說明會，意圖吸引外商尤其美商投資，卻遭遇冷淡。這時候與高橋相熟的鋼鐵公司總裁鯰川義介向南滿鐵路總裁松岡洋佑建議，收容那些被納粹逐出歐洲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猶太人，不但可以利用他們的財力和智力來開墾滿洲，還可以進而獲得全世界猶太富豪的支持和資本，以及他們在美國政界和好萊塢的影響力來為日本服務。
1934年鯰川義介在外交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一項邀請五萬德國猶太人來滿洲國的計劃》。這個原本中性的實業計劃後來被具有反猶背景的犬塚命名為《河豚計劃》。犬塚認為，這套計劃，或者說，猶太人，就像河豚一樣肥美，也像河豚一樣劇毒；唯有用心正確烹調，「毫不鬆懈地警戒猶太人的狡詐天性」以防他們「倒過來利用我們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方可為天皇陛下做出一道無比鮮美營養的大餐，否則「它會以最可怕的方式來毀滅我們」。
由於欠缺種種先決條件，以及日本政界內部意見的不統一，這個計劃直到1938年12月才上報「五相會議」討論通過，此即《猶太人對策要綱》。
【從滿洲到上海】
最早企圖將猶太人集中到中國滿洲生活的並不是天皇而是沙皇。沙俄與日本爭奪遠東的計劃需要大量人力，借「宗教信仰自由」的允諾來鼓勵俄猶前往建設滿洲，顯然是一條既能擺脫「麻煩」又能鞏固俄國在遠東勢力的妙計；而屢遭迫害、渴望新生的俄猶自然也不介意再次跋涉到一片新的綠地去尋覓幸福同安定。
Sanzetti photo – Old Shanghai
猶太攝影師沈石蒂鏡頭下風華絕代的上海伊人。 來源：Israel-Asia Center.
自1898年沙俄取得「哈爾濱-旅順港」鐵路修築權到1930年，遷至哈爾濱的猶太人口已達到13000，整個東北約有30000。1931年日本入侵後，開始限制「外國人」經商權利，經濟因此大幅下滑。據遠東問題專家ALBERT PARRY統計，日本佔領前夕，哈爾濱的私營經濟58%由中國企業家掌握，33%由白俄及俄籍猶太商人掌握，日商只佔8%；僅僅兩年後，許多行業都變成日人專營了，哈爾濱的猶太首富卡巴爾金也被迫辭去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的職位。
這個時候，河豚計劃尚未出爐。由日本浪人、俄德反猶分子主導的反猶活動和搶劫綁票此起彼伏。日本政府不僅袖手旁觀，還暗中支持這些行為，並秘密佈置對猶太人的監控，被稱為「虐猶」政策。最駭人聽聞的案例是1933年著名猶太富商卡思普之子鋼琴家西蒙被日本浪人綁架並殘殺。案件偵破後，兩名中國籍法官將綁匪判刑十年；不料兩日後，這兩名法官反被日本當局以「叛國罪」起訴，綁匪卻在一周後被特赦。忍無可忍的哈爾濱猶太社團聯合上海猶太社團向東京請願，東京卻不予理睬。於是大批猶太人開始舉家南下，遷往上海或天津定居。到1934年，哈爾濱的猶太人口銳減至5000。
河豚計劃出爐後，日本力圖修復與哈爾濱猶太社区的關係，並於1937年成功地與當地猶太首腦卡夫曼等人達成了某些默契。但普通猶太人似乎對日治滿洲下的生活已經失去熱情。1941年日本政府的一個統計表明，當時哈爾濱的猶太人口已不足3000。河豚計劃企圖聚集猶太資金和人才來開墾滿洲的設想，未見成效。
等到1939年6月， 安江等人草擬出《導入猶太系資本之調查分析》的時候，他們的眼光不得不自滿洲轉移到上海。然而日本軍方擔心猶太人高度自治會不利於日本，建議猶太區由日本嚴格監視管理，並仍將滿洲視為優先於上海的首選。顯然日本絕不會將滿洲或上海拱手相讓使成為猶太民族的獨立國家，最多不過是為其劃出定居點。「日本幫助猶太人復國，在東方成立以色列」的傳言未免太過矯情。
另一方面，猶太人的選擇與日方的期望並未保持一致。越來越多的猶太難民湧入上海租界，而沒有被吸引去滿洲。他們尋求公共租界的庇護，而不是日本的庇護。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猶太人一直居住在日本控制外的公共租界，河豚計劃上海版設想的新社區也一直沒有在華界開建。同時，日本發現歐洲難民非但不似想像中腰纏萬貫，而且多已分文不名，於是把希望更多地寄託到美國猶太人身上。
雖然滿洲開墾計劃並不順利，日本已經感受到上海的猶太財團較哈爾濱猶太社團更加雄厚的財力。即使新來的難民們不肯去建設滿洲，他們也是日本與上海財團合作或向美國財閥示好的棋子。不久，犬塚便在上海發起了太平洋貿易公司，由日中猶共同持股；同時，加緊籠絡上海和哈爾濱的猶太社團首領，希望透過他們與美國猶太組織搭上線。這個時候，戰事日緊，「河豚計劃」對猶太政策的中心目標，已經不再是開墾滿洲，而是力圖獲取美國猶太社團的財富和在美國的政治影響力來支持日本的侵略戰爭。
所幸的是，猶太人的領袖，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兼美國猶太人大會主席，自由主義者魏斯相當清醒，他痛斥為日本人美言的哈爾濱實業家齊克曼：「我認為猶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種墮落行為，日本如同德國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國家」，並在1940年與田村光三的會晤中直接拒絕了日本，表示美國猶太人首先忠於自由、忠於美國。至此，日本終於心灰意冷，河豚計劃被徹底擱置。1940年9月德意日公開結盟，日本不再需要美國或猶太力量，日本對猶太人關閉邊境。1941年日本對英美宣戰，佔領上海租界，英籍塞法迪富豪們淪為『敵僑』被關入特別集中營，財產被日本人接管。1943年，猶太人被驅趕到蘇州河以北的「無國籍難民隔離區」（無國籍者事實上專指歐洲猶太難民，如波蘭籍猶太人作為有國籍者依然被隔離）並限制出入；部分猶太人甚至被投入監獄；約2000名猶太人死於集中營。所幸者，徹底滅絕猶太人的「梅辛格計劃」在猶太社團首領和日本親猶派的斡旋下，被拖延到戰爭結束而未得施行。但假設德意日沒有戰敗，在納粹的堅持下，日本最終會如何反應，上海猶太人的命運又會如何呢？
可見，政治絕非溫情，而是各種利益的考量和博弈，更沒有「報恩」一說。作為個體的人與人之間難免感情；但政府是靠理性而不是感情來運轉的，對於集體政治，還是基於理性和事實的實用性分析更為恰當。一個無視正義原則的政府是否可靠，魏斯作出了他的判斷。研究這段歷史的許多猶太學者也早有清晰的認識。
值得一提的是，「梅辛格計劃」一事中，冒著叛國罪危險向猶太人報信的日本駐上海副領事柴田貢，被撤職、逮捕、與猶太人關押在一起，最後解送回國，不知生死。他的猶太朋友們從此再未聽到他的音訊。柴田貢，或許比杉原千畝更值得猶太人銘記。
1944年戰局逆轉，日本又透過一名在日猶僑瓊特曼醫生聯繫魏斯，希望美國猶太社團可以說服羅斯福總統與日本和談，交換物則是將上海集中營的猶太人遷到滿洲，保證他們得到『良好的生活』。魏斯回曰「看到日本人在其他國家所幹的一切，我的心在流血。美國猶太人大會未得國務院許可，不會與日本進行任何談判」。
有一點可以肯定，日本對猶政策雖然反复無常，由「滿洲派」主導的河豚計劃至少使日本佔領當局對來滬的猶太難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採取了消極容忍的態度。但這些難民之所以來到上海，與河豚計劃有多大關聯，又是另一回事了。目前被懷疑與之有關的有杉原簽證和王替夫簽證，然而這兩者都是1939和1940年中簽發的。之前，至少一半以上的猶太難民已於1938年和1939年初抵達上海。
一部好萊塢影片使「辛德勒」家喻戶曉。這個人皆尊重的名字也因此被賦予給每一位曾經幫助和保護猶太人的義士。不久，另一部日本影片「生命簽證」又將杉原千畝推向神壇，他的事蹟在全世界廣為稱道。
杉原千畝 Sugihara Chiune
來源：維基百科
和低調到身後才被偶然發掘出來的何鳳山不同，早在1968年，杉原的故事就在日本傳誦。1985年，以色列贈予他「國際義士」的榮譽。1986年杉原去世後，他的寡妻和他的粉絲對他的崇敬更是鋪天蓋地：有大量文章和出版物，有專門經營這一個主題的出版社，有專門的網站 ……；他的故事基本來自他妻子一個人的回憶，他拯救的猶太人的數目被不斷誇大，而且被描述為「出自他妻子的鼓勵」；他的高尚不容質疑，故而猶太歷史學教授列文同樣充滿讚譽的著作「尋找杉原千畝」僅僅因為將杉原還原為人，便遭到杉原家人的強烈抗議同訴訟。
列文教授的立意是要從一個新的角度，通過研究杉原，一個酗酒的私生活放蕩的日本外交官兼間諜的經歷和心理，來了解「為什麼同樣一個民族，既可以作出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暴行，又有杉原救命這樣的善舉。」他的研究發現，杉原簽證的行為，並非出於他獨立的意志，而是日本政府一個整體計劃的部分。這其實也就是對早已曝光的河豚計劃的又一次座實。
回顧並細考立陶宛難民逃往遠東的歷程，可以發現，基於杉原夫人回憶錄改編的日本電影「生命簽證」，情節動人，細節卻有許多被「藝術化」了。譬如火車上丟簽證的煽情虛構；譬如將1947年外務省大規模的裁員怪罪為日本政府因簽證事件的特別迫害；又譬如該片的中文名常常被譯為「六千人的生命簽證」，這個數目也是存疑的；再譬如對「其他領館或者不願意幫助猶太人或者已經關閉」的指責，明顯忽略了他國駐立陶宛外交官尤其是荷蘭領事的努力。事實上，通過杉原簽證得以逃命者，還持有與杉原素不相識亦無共謀的荷蘭領事簽發的救命簽證。要從蘇俄過境，這兩個簽證缺一不可，並非杉原一人之力。
1939年9月德國和蘇俄瓜分波蘭，大批波蘭人包括波蘭猶太人湧入立陶宛避難。精通俄文的杉原也是在這個月上任立陶宛領事的，他同時肩負刺探蘇德情報的任務。1940年6-7月，蘇俄佔領立陶宛，並勒令所有外國領事館閉館。杉原所在的日本領事館則被破例允許繼續工作到8月底。
儘管杉原在立陶宛的任期是1939.9-1940.8，他是從1940年7月3（31？存疑）日才開始簽發救命簽證的，而1940年8月23日他便被調至柏林候命了。根據日本外務省的記錄，杉原總共簽發了2139張簽證，裡面既有猶太人也有非猶太人，且非猶太人居多—— 這和電影與各種網文描述的「猶太難民聽聞德國在波蘭暴行，害怕納粹戰火蔓延到立陶宛，因此向杉原請求避難」的情節頗有出入。德國入侵波蘭已經是一年以前了，這一年中杉原並沒有簽發任何幫助猶太難民逃難的簽證，為什麼在蘇俄佔領後突然開始集中發放？恐懼納粹的波蘭猶太難民逃到立陶宛已經一年了，又為什麼遲到蘇俄入侵才慌忙向杉原求助？假設1940年7月侵入立陶宛的是德軍，猶太難民急於逃避納粹，杉原伸手相助 …… 這都順理成章；然而佔領立陶宛的是蘇俄而非德國。蘇俄並無將猶太人扔進焚化爐的打算，卻在7月某一夜便一次性槍殺了數千名立陶宛知識階層…… 這時候最亟盼逃離地獄的顯然不止猶太人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杉原發放的簽證中更多非猶太裔。但這又引出另一個問題 ——既然獲得簽證的不限猶太人，杉原簽證所得到的政府授意或默許，究竟是來自與猶太人有關的河豚計劃還是來自日本對「敵視蘇共人士」的募集？
逃離立陶宛的路線很複雜，難民們首先從荷蘭領事那裡取得一份前往荷屬某島的簽證，然後再藉口過境，經日本領事館獲得神戶過境簽證。根據日本記錄，總共有四千多名難民乘西伯利亞列車再由海參崴逃至神戶。日本本土並不歡迎這些負擔，他們將被統統轉往滿洲或上海。
立陶宛難民總數僅四千餘，轉道上海的就更少，而且時間已經是1940年末。那麼之前已經到達上海的兩三萬猶太難民又是通過什麼途徑來到的呢？
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事實是，當時的中國，除了國統區的重慶國民政府、日佔區的日本佔領當局、1940年後建立的汪偽政權，還有一個更早幾年前就淪陷了的東北的偽滿洲國政府。偽滿洲國政府在各國一樣有派出外交機構。
王替夫 來源：網絡
曾經立志抗日的青年，被俘後降敵的漢奸，王替夫便在偽滿洲國駐德國公使館擔任書記官。根據他本人回憶錄，他曾於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給12000餘名德國猶太人發放過入滿過境簽證。儘管相關媒體報道也有諸多誇大粉飾或過分抒情之處，王替夫本人倒是坦承他此舉純粹執行公務，與私人感情無涉，簽發數也只有10000-12000而非媒體引申的「救助了三萬之眾」。王替夫在回憶錄中對自己各种懦弱和冷淡亦無迴避或辯解，如此看來他應該不是編撰故事沽名釣譽之徒。
據王替夫記述，給德國猶太人簽發入滿過境簽證是偽滿洲國駐德公使呂宜文 應德國外交部要求而下達給他的任務。當時納粹還沒有開始種族滅絕，因此在美國猶太共濟會請求下同意驅逐德籍猶太人去美（但不知為什麼不走海路要繞道陸路？），並已知會蘇聯同意過境；而王替夫的日本主子對此也不聞不問。如果屬實，這幾個國家在此事件中的配合倒是耐人尋味。該批德籍猶太人從蘇俄進入滿洲後，據說很多人無力繼續旅行到美國，便轉赴上海。
王替夫簽名的簽證原件雖有發現，以色列並未獎予他「國際義人」的美譽，或許是因為他自己已經坦言並無主動幫助之心吧。
何鳳山，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任期1938.5-1940.5。整個任期向猶太人無條件發放上海簽證，具體數目史無記載。目前找到的簽證中最大編號是1938年10月27日的第1906號。何鳳山餘下的一年半任期裡又簽出了多少，已經不可考。持其簽證者有多少來到上海，有多少直接去了英美，亦不可考。惟一可以確定的是1938年末，上海至少增加了一萬五千名猶太難民。
王替夫，偽滿洲國駐德國公使館書記官，任期1938.11-1944.7。1939.5-1940.5奉命向德籍猶太人簽發入滿過境簽證，據其回憶總約12000張。
杉原千畝，日本駐立陶宛副領事，任期1939.9-1940.8。1940.7-1940.8向立陶宛難民（不限猶太人）簽發神戶過境簽證，據日本外務省記錄及其公務報告，共簽出2139張。
後兩者據信得到日本密令駐蘇聯外交官配合，並因此被認為系河豚計劃的一部分。
據說，一份簽證可以令一家人成行。
何鳳山生前從未炫耀其善行。回憶錄中相關記述僅有一個段落。1997年他去世後的讣告中，略微提及曾救助一家猶太好友的往事，方才被猶太歷史學者注意，進而發掘出他發放上海簽證的義舉。
1940年5月，何鳳山調回重慶述職。1973年何鳳山在擔任駐哥倫比亞大使期間遭同僚彈劾「侵吞公款、虛報圖利」，但他與蔣經國總統相處不睦，拒絕回國，只以書面回复監察院的調查，因此被直接撤職。
2010年7月，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何鳳山被彈劾案時代久遠，相關當事人均已過世，無法提供平反所需的新事證，因此無法平反，只能「功過分離」。何鳳山的家屬則回應，如不能沉冤得雪，何鳳山的歷史將欠缺完整性，由此拒絕中華民國外交部公開表揚何鳳山。
無獨有偶，儘管多數研究都認為杉原被外務省裁員並非政治迫害，鑑於他日益高漲的名望，日本政府仍然作出了公開道歉。日本政府的「務實」，和中華民國政府的「原則」，又孰是孰非？孰高孰低呢？
李黎女士在閱讀蔣中正1948年的日記後，評論道：在5月的「上月反省錄」中，他竟然還留意到以色列復國，說美俄都承認了，卻遭到阿拉伯各國的圍攻；為自己應忙著應付共匪內亂而不能相助其立國感到慚愧。
民國一〇四年九月十日，總統馬英九藉「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契機，頒贈何故大使褒揚令。由其女兒何曼禮女士受贈。 來源：中華民國總統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