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大陆，打开电视机，看到的不是节目，是一条最高指示，配以鲜红的背景。
虽没有最高指示四个字，那形式与文革时期几乎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文革时中国人尚不知电视为何物；再则，文革时期的最高指示姓毛，现在是“新时代”，换成姓习。
什么叫最高指示，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这在民国以前，叫圣旨。
看到有篇文章中说：据李维汉回忆，在某次会议上，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奚若：“这话（指“好大喜功”，是张奚若批评中共的话）讲得也对，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几年，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
参加会议的张奚若从座位上站起来，拄着手杖说：“主席，说这话的是我，我向您自首。”毛随即说：“我知道，你和陈铭枢不同，你是好人说了错话，我不划你右派。”果然，陈铭枢被划了右派，而批评中共好大喜功的张奚若居然没有成为右派。
现在六十几岁的中国人大都经历过一个最高指示的年代。
因为整整十年，不是几天几个月，所以将其称之为“年代”。
当年家庭用的许多器物包括门锁上都有最高指示，甚至为了表示衷心热爱，最高指示前面还印有一个侧身的标志型头像，戴着军帽，身着缀有领章的军装。
陶瓷脸盆、喝水的陶瓷茶缸都印有这种带有头像的最高指示。单位的信笺天头上也一定有最高指示；就是巴掌大的便笺天头上印的也有，前些年在我住处还看到过。内容一般都是为人民服务，或斗私批修，或抓革命、促生产，或斗私批修，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听说有的地方，人们吃饭前也要念一段最高指示。但实话实说，我们那地方好像没听说哪家人这么做过。可能与我们是大别山区小县城，人们见识少，目光浅，跟得还不够紧吧。
自己潜意识中时常庆幸自己经历过那么一个时代，否则这辈子的经历太平庸了。
二战胜利时的狂欢，咱没赶上。1949迎接“新中国”，咱没赶上。1957年打右派，咱没赶上——当然，这个年代没赶上，要庆幸，否则，像我这种人，坟头草长多深了。
最高指示的年代不仅赶上了，而且由于自己正处在不可能犯什么事的年纪，加之成份是“贫民”，所以整个文革时代，全家平安度过。
只有一件事，是后来听父亲讲的。因为父亲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当过二年红军（在红二十五军），做伙夫，患上疟疾后被安排在老乡家。后来大部队走了，父亲就成了老百姓，做点小生意讨生活。文革时，人人过关。父亲如实交待，可单位不信，派人跑到几个亲戚家搞调查，看看父亲掉队回来后是不是干过“伪事”。亲戚证明我父亲没干过。
最可怜的是我大表哥。他是我大姑的儿子，由于在乡下，自己成份高，父亲单位去的人，硬是逼他编父亲干过坏事。自己小时候见过大表哥，当时他已五六十岁，与我父亲年纪相仿，是一个非常和善亲切的人。当时已那个年纪了，又生活在乡下，依然是“白干白净”，实在难得。只是由于自己成份高（很可能是地主分子），人变得谨小慎微，说话轻声细语，绝不像我这样大嗓门。父亲跟我们这些孩子说，不管父亲单位去的人怎么逼他，他都坚持说他老舅（老即小的意思。我父亲是我大表哥的小舅）生病掉队后，回来没有干过任何伪事：“你就是枪毙我，我也还是这么说。没干过就是没干过。”
这是多么大的恩德哦，可由于家里穷，没听说过对他有任何报答，可能父亲也觉得外甥替舅舅受点苦难是应该的吧。
文革中我二姐夫家受的冲击最大。二姐夫的奶奶是地主分子。父亲是中共党员，在乡下中学里做教导主任，脸皮薄，不堪羞辱。文革刚开始时闹得凶，让他站在大庭广众之中，胸前挂个牌子，上面有他的名字：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武德熙。然后就是在名字上打个大X。
不久让他进城到学习班学习。一天早上，趁人不注意，偷着跑出来，去了顾准曾参加劳动过的东方红水库（文革前叫铁佛寺。文革中改名叫东方红。文革后恢复原名）。后来听说，他坐在水库岸边，纠结了好一阵子，把身边的草根差不多都拔光了，最后做出的决定还是：去死。于是跳进了冰冷的水库。当时正值1966年冬天。大别山的冬天是很冷的。
因与二姐夫家住同一个小院，武老师被人抬回来后，躺在门口处靠墙边，身下铺着稻草，我是个小孩子，也不知忌讳，到门口去看，他鼻孔里还在往外淌着带血的泥水……
就回忆这些吧。今天能说什么。只能说，没有造神运动，就没有文革，就没有最高指示那种年代，也就不会有很多无辜者的惨死。所以，不希望在这个国家再次出现“最高指示”现象，更不希望活到要死的年纪又要背诵“最高指示”。
已经受够苦难的族群，你们要警惕啊！
2021.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