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又到了孫中山先生誕辰週年。今年是150年，「逢五逢十」，具備不尋常的意義。且撰一小文，略述孫中山與傳統。
推翻滿清帝制、肇造中華民國，孫中山一人標誌著「近現代中國」的開端。然而，我們不得不說，孫中山也是某個「傳統中國」的歸宿。
1921 年，孫中山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說，「中國有一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 余之思想基礎，即承此道統，而發揚光大耳。 」這是在將自己與中華道統相連。而個中最應為人注意者，乃是孫中山直接略去了孔子到滿清這兩千多年的時間。
這絕非偶然，而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孫中山終結了帝制，開啟了共和，這是開新；
孫中山承接了孔子，回溯了三代，這是返本。
因此，我們便不難想見，為何孫中山的思想要聚焦于「天下為公」四字了——
「天下為公」典出的《禮記·禮運》篇，恰恰是先秦以前的傳統，也恰恰是孔子念茲在茲的禮樂文明。孫中山直追孔子的一瓣心香，無所遁形。而清帝退位詔書中的那句「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據說出自張謇門生之手）更可謂是對孫中山建立民國心態的準確把握。孫中山不會去協秦皇漢武之義，更不會去協法術勢霸之義，只因孫中山深知，「物能盡其用，地能盡其利，人能盡其才，貨能暢其流」（《上李鴻章書》）絕非是「重農抑商」、「獎勵耕戰」、「務本抑末」的法家術士之「傳統」，而實乃「士魂商才」、「工商皆本」、「富而可求，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的三代先儒之「傳統」。
在 1923 年寫的一個自傳草稿中，孫中山講自己的思想：「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而規橅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 」錢穆先生將孫中山的這種想法總結為「截西補中」，又稱頌孫中山「巨眼先矚」，能「引入西方先進之文明，同時又不忘本民族之固有地位」（陳寅恪語）。依筆者言，孫中山比陳寅恪還要更進一步：陳氏作為清室遺少，議論不過湘鄉南皮之間。而孫中山之眼界，卻已是上溯兩千年以前了。當然，這只是就「政治理論」而言。
1924 年 7 月，在孫中山逝世錢幾個月，他還捐贈了一套二十四史和一部《四部備要》給黃埔軍校圖書館。 顯然，他認為中國經典對實現三民主義理想是很必要的，而孫中山的國民黨後繼者們，也都持續將「中華文化復興」和「民主，倫理，科學」合併論述。
昔哥白尼作《天體運行論》（On the Revolution of Celestial Spheres）——他的日心說「革命」只不過是撥亂反正、重歸正道，使天體「回到軌道」而已。從短時期而言，他的理論堪稱是對基督教神學的「革命」；而從長時段而言，他的理論不啻是對原有真理的「復歸」——引領哥白尼思想的科學精神奠基于古希臘時期，那時候哪有什麼基督教？
撫今追昔，筆者不由得感慨，孫中山的言行，真正還原了「革命」一詞的本來含義——使天體回到其本來的軌道上。「天下為公」真正回復了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和古典政治學說，而絕非是「百代尤行秦法政」所能污名化的那個「中國傳統」。「天下為公」之詞初創時，哪裡有什麼秦始皇？
和哥白尼一樣，孫中山的革命也是一種真正的「復歸」。而這種「復歸」，正是今日之中國人所需嚴肅思考的。今之視昔，猶昔之視昔。又逢孫中山誕辰，不由得寫下這番感慨。
革命固然是反叛，革命更應是「復歸」。
我們應當歡迎復歸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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