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偉
同李波林榮基情長誼深
十一月六日 這是一個黑色的星期五。清晨五點起身，打開電腦先看博訊新聞，「香港出版商阿海被從泰國綁架回國」十五字映入我的眼簾。文章說，阿海和他的合伙人呂波、僱員林榮基、張志平分別在泰國、深圳失蹤。
這條消息猶如晴天霹靂，慕地中斷了我既定的寫作計劃。我馬上致電摯友李波，他聲調低沉，坦承巨流公司瀕臨全軍覆沒，現正疲於奔命，在柴灣倉庫、北角出版社與銅鑼灣書店之間忙不及履。基於朋友義氣，我毫不猶豫地說，願意放下手上的書稿，去銅鑼灣書店當一名義工，他表示歡迎。就這樣，我這一輩子增添了八星期的賣書生涯。
我和李波是一九九五年六月經朋友介紹認識的。當時他在一家大型印務公司擔任美術總監，我正負責文學季刊《香港筆薈》的編務。他是英國留學生，精通電腦排版技術，還是個出色的油畫家。我邀請他幫助設計香港筆薈的版式、封面封底以及繪製小說插圖。
《香港筆薈》是香港筆會的會刊，該會全稱係「國際筆會香港英文筆會」，人人是著名抗日小說《風簫簫》的作者徐訏。一九七五年代陽會時，會員有文壇精英熊式一、胡菊人、劉以鬯、徐速、南宮博、司馬長風、張同、鍾玲、黃維樑等。一九八零年徐訏病故後，會務一度陷入低潮。一九九三年二月，我召集陳蝶衣、劉濟昆、舒巷城、馮鳳三、馬鼎盛、羅孚、容若、張同餐聚，並向外地名家白樺、王小波、葉永烈、艾曉明、張欣、賈亦棣、逯耀東、張宗和、陳村、陸星兒徵稿，終於以會刊凝聚新老會員，恢復了這個國際筆會屬會的活動。自一九九三年三月至二○○○年十二月，出版了十七期近五百萬言，還邀約瑞典文學院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克、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斯德哥爾大學中文系主任羅多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座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作者夏志清為筆薈撰稿。李波擔任美術總監是第四至第十七期，他設計的第五、八期是「紀念張愛玲特輯」，由於封面盡態極妍、引人入勝以及名家如林，該兩期都賣了三千多本，雄遺憾全港文學刊物之榜首。一九九七年我主編《開卷有益》雜誌時，仍邀請李波任美術總監，我始終認為，李波的設計、插畫水平在香港首屈一指的。
二○○四年春，李波辭去印務公司職務，自行創業，開辦了文化藝術出版社。他的頭一個選題是《上海幫的黃昏》，曾邀約我合撰，我因庶務羈絆，未來得及加盟。當我得悉這本書賣了兩萬多本時，著實為他慶幸。當年我還是抽空為他撰寫了《上海灘黑白道大亨》、《上海灘豪門巨富》、《上海灘天王巨星》、《上海灘驚天大案》等五本歷史作品。由於李波為人慷慨大度，他付給的版稅幾達坊間同類出版社的兩倍，所以十二年來，我一直同他合作愉快，給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周恩來、蔣介石、林彪、張發奎、朱鎔基、李鵬、龔如心以及世界富豪、中國富豪的傳記以及歷史類書籍五十多本，從來也未發生過齟齬。
二○一二年，李波同旅德華僑桂民海合資創辦了巨流發行公司，將他麾下文化藝術、南風窗、新視界三個出版社同桂民海的 等九個出版社抽離劉達文的夏菲爾集團發行所，還挖走了夏菲爾的兩員幹將呂波和張志平。巨流買下了柴灣康民工業大廈十樓一個兩百平方米的貨倉，又租賃了九樓一個一百平方米的貨倉，生意興隆，蒸蒸日上，還曾一度超過了夏菲爾集團的業績。二○一四年，桂民海與李波合資買下了崇光百貨公司後面的銅鑼灣書店，一則以此為巨流的櫥窗與讀者聯絡點，二則落實產銷一條龍的規劃。
十一月七日 到銅鑼灣書店站櫃台進入第二天。這三十平方米的舖面，分四列排著卅六隻書櫃，一進門右手是名人傳記、史學專著等，左手是有關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及其紅顏知己的政治八卦蜚聞書籍，雖然門前高掛「政治書籍最全」，但這類書僅佔全部書刊的兩成，更多的是武俠、言情、健身、減肥、美容、醫藥、占卜、星相、金融、投資、宗教、旅遊、辭典、文物、兒童、小說、詩歌等書刊。在收銀台右側的狹窄巷道中，堆積了幾十捆書，其中部份是大陸郵局退回的書刊（包括境外印行的五十五冊精裝《毛澤東全集》，載有毛澤東微時主張湖南省獨立的文章），另一部份是大陸讀者委託店長林榮基到深圳郵寄的書刊。其中未必每本都是「禁書」，但我知曉二○一三年中央郵電部曾下達通知，禁止深圳的郵局收寄國外、境外出版的書刊，看到大陸郵局開具的退書單，我對林、張、呂三人被捕的原因恍然大悟。
林榮基原先在左派中華書店任職，一九九四年以退職金租賃了處於香港地王的一座舊樓一樓，開設了這家綜合性書店。老林待客和氣，有求必應，所以客似雲來，門庭若市。一九九六年市政局斥資編寫的近千頁辭書《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交林榮基總代理，這部定價290元的精裝書，我買了十五本送友儕。此後我的自由出版社產品，也交付老林代售，像《書評集錦》、《被歷史遺忘的名人》等厚書，至今熱賣不止。
我到銅鑼灣書店，看見李波整天忙於應付中外記者，外記如VOA、BBC、NHK、法廣、讀賣、朝日；中文記者如蘋果、東方、明報、星島、HK01、端傳媒等，他不願得罪記者，勉強同意給書架拍照，但又怕捲入是非，堅拒拍他個人照片；不時還有熱血時報、國際特赦組織等來電採訪，不勝其擾。我建議李波把阻擋通道的幾十捆書刊放進書架底下的大櫃，這才發覺點貨、訂貨、開單、收錢、理貨、上架等業務由一人總攬是十分辛苦的。傍晚，立法會議員何俊仁來買書，他表示，有關失蹤人士若需要法律援助，他義不容辭，分文不收，我深為何議員的扶危濟困精神所感動。
神秘豪客承包書店
十一月八日 有個大學教授來買有關楚辭的書，我抽出積滿灰塵的《楚辭註繹》，還介紹他購買台北三民書店出版的四書五經專著，結果他買了兩千多元精裝書，我幫他裝箱搬到樓下叫的士運走。為此，李波十分高興，說想不到你這個書呆子真會做生意，於是他把門匙交給我，吩咐我獨自看舖，去忙他的出版業務了。
十一月九日 有個前紅衛兵司令在互聯網上恣意中傷、誣罵我「破門而入」「想吞沒書店」。我在網上發言斥他妖言惑眾：「銅鑼灣書店自十月廿三日至十一月五日一直無人經營，如再不付每月近四萬元的舖租，十一月杪就會被房東清盤。為了拯救這家商譽良好的書店，我臨危受命，到書店當一名義工。鎖題是李波從林太手中取得的，談何『破門而入』？按香港法列，凡是股權變動均須由律師、會計師監理，上市公司還須買賣雙方出席高等法院聆訊，我一個自帶飯票的義工，又怎能『吞沒』人家的書店？我到書店執勤，舉凡一切文具（針筆、箱頭筆、間尺、牛皮筋、橡皮、書目簿）、收據薄乃至成包的垃圾袋等消耗性生财用品，都是從自己家裡拿來，扪心自問，仰不愧天。正是那個殺人逋逃犯，盜用我的名義，向暢銷雜誌《前哨》投寄謗書《婆娑》的書評，幸虧前哨劉社長與編輯部同仁目光如炬，明察秋毫，及時識破奸人詭計，把那篇蕪文扔入了垃圾桶。那個紅衛兵司令將其謗書以56元成本賣到60元美金，坐享百份之百份之八百三十五的暴利，真應該建議稅務局稽查一下它的偷稅漏稅紀錄。
十一月十一日 下午李波來店，說有個神秘豪客想承包這家書店，說是老林的熟客，因書店關了兩星期，請律師調查原委，從商業登記查悉還有一位大股東李波在港，於是電約他出來晤面商談，表示願意資助書店填補歇業半月的虧空云云。我問他，是不是出手闊綽的肥佬黎，他笑答：不是，是個紅色大肥貓，旨在控制這家書店。
十一月十三日 暢銷報說，阿海是被他的親密友人出賣的，其地址與行蹤只有此人知道。晚八點，李波到，我問他，阿海在香港的死黨是誰？李波說，阿海從德國來香港撈世界之初，被K君的花言巧語所騙，自掏三十萬元合辦一家出版社。阿海再次來港時發覺聯名戶口中的資金全被提空，對方推說做生意有起有落，勝敗乃兵家常事，不要指望頭一年就大發利市。阿海法勸聲色，仍與此人飲酒猜拳，並下單叫K君印了六本政治八卦書，K為了拉住定單，不敢打草驚蛇。到第六本書還收不到印刷費，便上門找阿海，詎料阿海已人去樓空遷往荃灣。K入稟法庭追債，無奈傳票不送抵，被告簽收法，庭就不會開庭。K君在港人緣極差，知情者也不肯透露阿海新址，所以此案不了了之，過了五年追訴期便成廢案。K君懷恨在心，日日思忖報仇，他輾轉悉獲阿海行蹤，出賣阿海嫌疑最大就是此人。
李波清點錢櫃中的現款，留下兩千四百元準備金。九點半，兩男一女上門，一名高佬係律師樓職員，一名三十多歲陳姓靚仔帶了一個二十多歲鄧姓女子。李波說從明天起，陳先生是本店店長，胡志偉兄是我好友，他家裡的書多過這裡的書，有他幫忙，這家店能賣萬多元一日。陳連聲：「家有一老，自有一寶，今後要多倚重老先生」。回家後我電李波，問他承包給陳有沒吃虧。他答：我包出去就為了止蝕，對方願意注資幫助，答應生意有賺便分潤25%，虧蝕則包底，簽約試承包半年，以觀後效。
十一月十四日 上了班，帶去一份國際書號的說明書，先教鄧小姐怎樣從十三一位的書號中辨識正版與盜版書，再教她怎樣為書刊定價，有些斷版書還可以增值等等，以及怎樣向批發商發訂書單。晚上我當著陳先生面，將收銀位移交給鄧小姐，言明我只是來當義工幫老林看住這幾千本書，一俟老林回港，我即打道回家寫稿，今後我專注收貨、清點以及幫助客人揀書，有關錢銀點清移交鄧小姐，陳還客套說不必易位，我還是自動搬到近廁所的次席。
十一月十四日 今起開始啟動存書編目程序。三十六隻書架，依次清點。從底部的書箱以及櫃頂沾滿塵埃的大包發覺該店歷年積存書刊甚多，例如明清艷情小說，十七本一套的袖珍書，竟有一百多套；台灣故宮博物院出版的英文版《歷代官窯圖譜》、《古代官職詮釋》都藏有幾十套，連價格都未標明；還有許多拆散的大部頭書。掃淨箱裡的蟑螂，噴上殺蟲水後，我將不成套的書標價一至五折清貨，斷版書則按訂價增值。有個北京女客想買舊版文學書，我說，上海書店拍賣舊版文學作品，四十年代文學書能拍到三、五萬元一本；她從特價書上選了幾十本舊版果戈理作品單行本，興高采烈下樓。一本七成新的《行者思之》，是八十年代初的大陸版書，且無標價，有位外地學者來找十惡大審的控辯資料，我拿出這一孤本，開價二百八十元，他如獲至寶。
十一月十九日 一開舖，運輸公司送到十箱書，像《張春橋家書》、《張國燾回憶錄》、《王力反思錄》、《邱會作回憶錄》等，未上架就被讀者爭先買走。相熟的友人、作家絡繹不斷上門，慰問且買書。《武俠世界》老闆王學文親自送來二十本新雜誌，聲稱不必找數，一點心意支持貴店。《亞洲財經》總編趙世龍說，他在這裡買過五萬多元錢的書，聽說我三十多年前在王亭之《每週經濟評論》做過編譯，連聲「老前輩」。有個女客上門要買王亭之的紫微斗數叢書，我介紹她去上環南北行大廈的密乘佛學會選購，該店經理鄭文英女士是每週經濟評論的社長秘書，時隔三十多年，她已從妙齡少女升級為阿婆了。
十一月廿日 有個客人因同情老林遭遇，前來買了兩千多元書，他說兩年前，老林在羅湖關口被查到一箱書，扣留過一次，以罰款結案。晚上電李波，他說此事聽說過，這次拘押近月卻難於理解。
十一月廿四日 八點有一群海員上門，為首的是萬噸輪二副，滬人，他為尋找精裝十冊三千元的《胡適全集》走遍了各大書店，見這間小店有貨十分高興，坐下攀談一個多小時後又選購了千多元文學名著。又來一位老人要買高伯雨的《聽雨樓隨筆》十冊，忙完回家已經十點。有多次長途電話，也有大陸客人上門追問，兩個月前付款，至今未收到託寄的書刊。我告訴他們：從香港寄書遺失率頗高，收到是僥倖，收不到是多數，本店書櫃已堆滿這類退書，若退書單姓名符合，你可以取走。多數人問我：是不是光沒收就完事了，會不會有刑事責任。我答：這我就沒資格回答了。我只知道，前年冬天我去深圳口岸郵局寄一本《琉球是中國的》給兒時同學，郵局職員說：部令境外、國外出版書刊一律不准收寄，不信可赴福田總局投訴。晚上電告李波，這類索賠顧客每天有幾個，還有不少人要按舊例代寄書刊，怎麼處理？他說：「現在店長是陳先生，你要聽他的指示，交收那晚，他已指示：客人想委託寄書，郵費可以照收，收不到是他們的事！」我當時表示，我是第一線的員工，叫我往槍口上撞，當我傻瓜嗎？誰願意賺那冒風險的錢，讓他自己去深圳寄吧！我是來幫老林看住那幾千本書的，沒有義務去做犯法的事。
十一月廿六日 三個穿藏藍色茄克的中年男子來店，其中不茍言笑者開單要買若干種敏感書。我捧出一摞，另二人稱應呈交「領導」，奉之若神明。從手機通話知此三人住在怡東酒店。按大陸幹部出差津貼規定，能住怡東者，應不低於正部級。那位「領導」目光炯炯橫掃書架後略作筆記，吩咐二位隨從抬書離開。今日來店的還有上海大學歷史系主任徐有威、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林和立。前者應港大邀請來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除機票食宿外，還獲頒出席費萬元，所以買書一擲千元毫無吝色。
十一月廿八日 詩人孟浪來店訓巡視全部書架，見到獨立筆會以及傾向出版社、溯源書社的詩文集全都擺在當眼位子，且文學、政治類別重覆陳列，他笑逐顏開離去。通常這類書，在追求業績的書店，是上不了架的，遑論一書幾放。有個深圳青年要買亦舒小說，我從箱底找出五十多本，他心滿意足下樓，說下個月要帶一批朋友來淘書。
十二月一日 每天有幾批滬客上門，他鄉遇故知，格外親切，計有上海九思文化發展公司董座徐躍、香港國際投資總會秘書長楊來萬、蘇州善耕齋古玩書畫館主楊善耕等。他們是真正愛書之人，買幾千元書都不要求打折扣。我連日是營業額都愈萬元，如果沒有外行掣肘，估計兩個月後可以轉虧為盈。傍晚英文書商麥先生上門送書，我順便將分散擺放的《小王子》、《八十天環繞地球記》、《格列佛遊記》等世界文學名著的中、英文版集中陳列，以便中學生對照閱讀與選購。於是，四種版本的《小王子》一天內沽清。
十二月三日 一位戴眼鏡的老人揣著一包花生米上門，要我轉交老林。我說這個任務礙難從命。他說報紙上的新聞都知道了，問我老林現關押何處，我答：憑常識判斷，香港居民是隸屬於廣東省與深圳某部門管轄的，他即用手機致電廣東省某廳，說：「老林是個老實人，不會做什麼壞事的，你們考慮一下，能解脫就盡量早點解脫，畢竟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我聽此人口氣不小，使斗膽問他：「閣下在大陸是做大官的嗎？」他倒也不隱瞞，說是中央機關外派幹部，姓江，現於華盛頓大學執業。有個老女人連日上門索賠，稱託寄五十五本書只收到卅多本，要從書架上抽二十本等價新書「抵債」，形同搶劫。我聲言報警，這才使她停手。收工前，有位身高六呎多高的山東大漢上門，看見眾顧客爭買羅瑞卿兒子羅宇為紀念亡妻、奇女子狄娜而撰的《告別總參謀部》，我說此書每天能賣出二十多本，連補書都趕不上。此人聽我言畢，說要買《告別總參謀部》與《習近平後院失火》各25本，讓隨從扛走。此人龍驤虎步，氣宇軒昂，熟口熟面。回家翻查剪報，才想起這是名震一時的「中國航母之父」徐增平。十七年前，他帶了五十多瓶62度的二鍋頭烈酒，經四晝夜酗酒談判，以兩千萬美元的超低價從烏克蘭政府手中買下蘇聯訂購但未竣工的航空母艦「瓦良格」號，聲稱要將它改建成一座大型海上賭場。由於土耳其政府刻意刁難，不准通過博斯普鲁士海峡，瓦良格號回國五十天的行程竟走了近四年。為了支付罰金、利息以及疏通土耳其軍政當局，徐增平耗費了五倍於艦價的美元。後來聽說他因姬勝德案被拘捕，瓦良格號也被罰充公，拖到大連造船廠配備飛機大炮，於2012年正式交付海軍。當時的軍委主席胡錦濤交艦授旗，命名為「遼寧」號。它已衝破第二島鏈，長年馳騁於東海與南海海域。
不念舊惡 以德報怨
十二月五日 徐增平又上門買下《十九大常委爭霸戰》等六種各八本，分裝八個膠袋，兩日內送去附近百德新街新寧大廈的大宅。那六種書不夠數，我即電在長州度假的李波，他叫我電召柴灣貨倉的會計，要她放棄休假坐的士去開倉發書，顧客第一嘛！我冒雨去柴灣倉庫揹回廿多本書應了急。
關於徐增平，一九五二年出生於山東濰坊，一九八三年從廣州軍區體工大隊退伍，從商經營電器、農副產品等。一九八八年攜妻子、中國女籃主力劉克先移居香港，兩年後兼任中國體育工作者協會香港分會主席，帶領過香港足球隊、藍球隊；創辦過澳門創律集團，在兩岸四地與海外開設了二十多家公司，總資產逾廿二億元。他曾組織總政歌舞團、俄羅斯紅星歌舞團、澳大利亞軍樂團等來港演出。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贊助台灣飛人柯受良駕駛汽車從壺口瀑布上空飛越黃河，那輛飛躍黃河的三菱轎車噴塗着「創律集團」字樣。他曾以兩億元購下深水灣37號、號稱「港版凡爾賽宮」的山頂豪宅，還購入深圳五十萬平方英尺土地發展坪洲海濱花園；在銅鑼灣海旁興建七十二層高的中國創律廣場，在上海興建「王子公寓」。這樣的十億富豪，揮金如土似不奇怪。我發覺他對陳、鄧二人態度嚴肅，對我卻甚和氣，聽別人說我是職業作家，便問：為什麼七十多歲要來賣書，站一天不累？鄧小姐以其不流利的國語代答：「因為他愛書，愛書如命」。她答對了一半，我是懷著對友人林榮基、桂民海的人道關懷，抱著病軀，前去幫忙的，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桂民海同我未曾有過一飯、一茶之交，但總是獨立中文筆會366名會員之一，雖然天各一方，卻也號稱「會友」。二○一一年在前哨月刊春茗上，他帶了多名酒肉朋友佔了主家鄰桌，我和眾作者坐在門口一桌，遙望桂划拳酗酒聲浪一波一波襲來。還有一次我去《前哨》交稿，在電梯上遇到他與當年得獎的周 ，他說：「您是胡老吧？我最愛看您的著作，我就是崇拜您的大作才跨入職業寫作這一行！」當面甜言蜜語，然而我記得二○○七年，他受一度情同手足的K君慫恿，在獨筆理事會動議開除我這個創會會員，現由是與郭羅、朱學淵等八人聯名阻止理事會高寒會籍，高寒的「罪名」僅僅是要求清點貪腐集團貪污公款帳目而已。據當時的組織秘書張裕透露，張不願得罪人，堅持要公布提案人姓名，桂民海遂撤回提案，改由兩名國際間諜出面，提案雖勉強通過，但張裕聲稱未予執行。如今桂民海身陷囹圄，我還是出於以德報怨的胸懷，幫他維持這家舉世聞名的書店。倒反而是阿海的狐朋狗友，在緊要關頭落井下石，千方百計阻撓救援行動。
十二月九日 鑽到櫃底將六、七千本書清點編目完畢。首先是依原來次序，將卅六隻書櫃編成A至X、甲至癸共三十六列，每列分六至八格，以國際統一書號登錄。有些台灣版書，將書號字粒印得很小，我這五百度的老花鏡要再加一隻放大鏡才勉強看清楚，眼睛疼得流淚水，去看了一次眼科醫生。其次是，以作者名，如狄更斯、大仲馬、丹布朗、章詒和、龍應台等編目，各種章迷、龍迷一下子就能囊括一大堆心頭好；再就將社會科學的書按歷史事件分類，如八年抗戰、反右運動、三年災荒、十年文革等等，便於大學與研究所的學者選購。目錄上栽電腦聯連WhatsApp後，顧客上門倍增。
十二月十日 月前有個澳門人預訂三千元帶函盒的《秘戲圖大觀》，我向供應商訂了貨，那澳門人卻失蹤了，幾次電函都不覆，懷疑歹徒故意搗亂。今日有個深圳青年，稍微翻了兩下就用銀聯卡買了去，他接過函盒，迅速下樓逃遁，好像有人追緝他似的。我知道這類書在大陸是不能公開出售的，有特權購買這類書的都是有小臥車侍候的大官，那位小青年偷閱艷書成癖，偷偷摸摸慣了，到了香港也恍如廁身於大陸。下午有個爭鳴月刊退休編輯C君上來買書，他說所謂禁書，事實上並非境外而是「境內反共勢力」的傑作，那些作者絕大多數是住在深圳的，還都錦衣玉食、穩坐釣魚船，他們各自代表中共高層不同的派系，包括薄熙來、周永康的殘渣餘孽，這些人才是政治謠言的源頭。他對深圳某人罔顧民族大義、美化漢奸的文章極感憤怒，我說此人月入九萬多元呢！他說：黑狗偷吃，白狗當災，可憐的老林、阿波、阿平不幸當了替罪羊！
十二月十一日 曾任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在我同學朱杏清負責的自由亞洲電台任記者的胡麗雲，帶了一個老攝影師來書店採訪。胡小姐問兩位深圳來的女青年為什麼專揀這家小書店，是否獨沽政治八卦書刊？那兩個女孩回答後似有悔意，便追問你是誰，一聽「自由亞洲」便慌了神，堅持要刪錄音、取消照片。胡麗雲二人出示已刪，那兩個女孩不信，道：「如果今晚出現在電視或視頻上，我倆怎麼向領導交代？」，聲浪越吵越大。鄧小姐說：「胡生，把記者趕走，他們阻著我做生意！」我說：「在香港，法律保障記者的採訪權利。記者是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權，記者是保障自由民主人權的，你要是得罪了記者，明天你出了事就沒人會救你了！」我前去對兩個女孩說：「這裡是香港，記者在公眾地方採訪與拍照是合理合法的，你可以拒絕回答，也可以用手遮臉，但你無權拆記者的菲林。你倆再吵下去，記者報了警，去了差館，警察不會偏幫你們的，也許今晚就回不了深圳了！」她倆說：「香港記者真是無冕之王嗎？」我同二人說理時，胡麗雲偕鬍鬚佬攝記悄悄溜走了。兩個女孩察覺記者跑了，即下樓追趕，胡麗雲二人早已無影無蹤。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中港兩地的價值觀與法制，差距甚大，想融合都很難！
不速之客 攝入天眼
十二月廿一日 兩個上海人來買書，其一是劇作家吳祖光的兒子、畫家吳歡，他們看到《鄧力群自傳》，連連搖頭，說鄧曾建議強力部門制裁香港的「反動出版商」，想不到那麼「進步」的中宣部部長，最終還是倚靠香港的「反動出版商」出版他的自傳，歷史老人就這樣諷刺那類左王左將。
十二月卅日 陳先生來店坐了一個下午。他說，這個店長期虧空，有何妙計增加營業額？我說，政治類書刊佔兩成，但銷數佔了八成；英文書與醫卜星相婦女兒童宗教哲學都賣不動，徒佔了八成書架。這麼好的地段，座落在崇光百貨後門，倘若賣教科書，一天至少進帳十萬。他說：一天十萬，你有沒有吹水？我說：我從不吹水！敞友許胖子在 魚涌開了一家景聯書店，面積只有我們四份之一，但光是八月份就能日售十萬，一個月養一年。他說：一天如何能賣十萬？我說：八月份是中學生撲書的日子，一張書單閒閒地四千多元，有廿五張書單就進帳十萬元，如果五十張就廿萬元。他說，廿五張書單，不止八百本書吧，我們一天才賣百來本書。我說：請三個靚仔當暑期工，爬上爬下怎麼找不到一、兩千本書？三個靚仔，不超過兩千元月薪，可你每日淨賺兩萬至四萬，去年我帶小女去景聯買收，埋單打蛇餅排到街上。他說：月入三百萬，攤到每個月才廿五萬，二分利只賺五萬元；付了房租連一份工資都不夠，還不計燈油火蠟。我說：以景聯為例，八月以外的日子是以賣文具為主的， 魚涌附近的公司，買景聯的文具都是送貨上門的，因為折扣低，所以賣文具所得足以付房租。陳說：那就改賣教科書吧！我說：書店轉型談何容易，把無用的書消化掉，能退的退還供應商，不能退的減價清貨；還要到灣仔至北角沿線一百多家中小學索取書單，從中核定最大公約數，再向四大教科書出版社訂書，這就至少兩個多月，等新書陸續送到，分類上了架，暑假就開始了。他急著說：「我通知李波今晚來聚一聚，我來了兩個月還沒請您老人家吃過飯，我們一起商量怎麼轉型吧！」他致電李波，對方說手頭有一件事，辦完了就過銅鑼灣，但時間不能確定。此時，那個紅衛兵壞頭頭鬼鬼崇崇進來，見擠滿了顧客便又悄悄溜走了。那一堆顧客中有人指名要買《林彪密函蔣介石》一書，說十點要上飛機，我說，此書柴灣倉庫有貨，可以派人專程送來，旁邊另兩名大陸讀者怕錯失機會，也要求訂購，我便致電倉庫，叫職員五點下班帶四本過來。
我同眾讀者周旋時，有個五十來歲禿頭瘦子推門進來找李波，我說李波不常來書店，你有事可見店長。此人大模大樣坐到我的寫字台旁，動手翻閱台面文件，又從盒子抽取我名片，陳先生問他是何人，如此放肆。來人說他是林榮基的姪兒，在本店也做幫過；陳說我不認識你，你不可亂說亂動，來人反問你是誰？我沒見過你！陳叫我從門口客人堆中過去，曰：「胡生，這人問我是誰？」我說：「陳先生是店長」，來人臉色稍有緩和，但話不投機，又起紛爭，最終還是陳把他攆了出去。六點廿分，倉庫職員送來了各種缺書十幾本到書店，說李波幫她從倉底找到這批貨尾，他要會晤一個稀客，會遲些過來。
七點半舒非來電，說李波每晚七點一定準時回家吃飯，今天過了半小時也不回來，去電都是錄音，他平時有電必覆的，隱隱中擔心丈夫出了什麼事。等到八點十五分，陳說：胡生，今夜的飯吃不成了，明天再約吧！我便打道回家。九點多，舒非來電說，她已打電話委託康民大廈二樓進富印刷廠的老板娘去十樓書庫拍門，沒有反應。她猜想李波會不會過度疲勞暈倒在室內，想請我妻子一起去柴灣倉庫開門探望。十點半，我妻子回來說，開門未見李波在內，她們打開電腦，但見李波親自打字的出貨單已經取消了，通常他不會取消貨單的。十一點廿分我致電舒非，聽到她語帶悲泣，我說你別著急，先去令尊家中住幾天吧，她說：家父沒開刀，去年走的。
十二月卅一日 七點鐘電李府，菲佣接的電話，說李先生通宵未返。八點才找到舒非，她說迄無電話打來報平安，大概出事了。十二點，書店一開門，法國廣播公司、BBC、明報、蘋果等十多位記者湧入。鄧小姐問我為什麼又發生記者潮。我答：可能因為昨夜李波失蹤一事，鄧小平即電陳先生，他飛車抵達後質問我：「出這麼大的事，為什麼昨夜不通知我？」我說：「初次見面時我敬贈了名片，可你沒有回贈名片，我至今不曉得大名與電話號碼。」他問：「那你為何不電告鄧小姐？」我答：「我與鄧小姐共事近兩個月，連她大名與手機號都不知，怎麼通電話？」他又問：「你不能打回書店？」我說：「昨夜十一點多才從李太電話中確認李波失蹤，那時書店已收舖，誰接電話？」他沉下臉逐一驅趕記者，閉門驚曰：「事態嚴重，這個店開不下去了！」遂叫我執拾私人物品，一起登上的士去北角李太辦公室。他在車上問我是否擔驚害怕，我答：我平生不做虧心事，自然處變不驚。我反問他：「你關了舖，房租怎麼付？李波不在了，我要幫李波講一句話，這是李波的資產，也是林榮基半生積累，倘不付租，會被業主將幾千本書扔到垃圾桶去的……」他說：「我大把水，付租唔關你事。現在連人身安全都無保障，不知明日輪到誰？十日後，等事情淡定下來，我再通知你！」回到家裡我致電舒非，我說李波失蹤，再人為關店，這是雪上加霜。她說：人家不想開，我也沒辦法，我只盼李波回來，什麼都可以放棄。她說，李波有電話打回來「報平安」，時僅幾秒，按來電顯示，打回電話去問，是一家秘書服務公司，可見他已失去打電話的自由。
到景聯書店，許老闆的女兒出示蘋果即時新聞，李波被綁架新聞已出街，所以便有李波的兩個「報平安」電話。
一月二日 舒非來電說，李波來電說下週一照常開倉出貨，香港警察一定會在康民大廈加強巡邏。晚上，銅鑼灣警署警長來電，說書店鐵門已被拉開，要我速去開門查勘。我問為何不通知店長陳先生，答曰：他住在遠郊，考慮到你住在書店附近。半小時後，我去書店打開上面的大鎖，三名警官叫我查察有否損失，我發覺三十日到貨的《周恩來的秘密感情世界》四十冊已一本不剩。我想，如果李波因為發行《總書記的８段情緣》要被失蹤，那麼，胡扯周恩來搞男童屁股的作者該打靶。《獨立評論》上有公劉的貼子說：「蔡詠梅這個心膽歹毒的醜女人，拿去世四十年的周恩來做文章，無恥之尤！」
一月四日 報紙紛傳李波失蹤是由於一本《習近平的六個情婦》惹的禍，然而我從電腦查出，李波交付二樓進富印刷廠的書稿是《2017中國巨變》，書已印好尚未裝訂。李波失蹤鬧得滿城風雨後，印刷廠老板娘斷然下令將半成品全部打紙漿，而《總書記的8段情緣》是二○一四年一月出版的，全港書店都有售，為何僅李波一人當災？我思忖李波夫婦根紅苗正，並未行差踏錯。李波是左派香島中學畢業，曾負笈英倫，回港後一度在理工學院執教，後入中宣部麾下三聯書店任美術設計，在三聯與舒非結識、戀愛成婚。其胞妹係佳視七十年代第一代龍女李通明，已移居美國邁阿密。舒非父親是廈門大學研究南洋華僑的學者，一九七七年來港定居後做過明報編輯。舒非表姐舒婷是福建省文聯副主席、第九屆省政協常委，兩週前還來港出席中大的學術研究會。舒非在三聯書店當文學編輯室主任，又連續二十多年在大公報副刊撰寫專欄，內容多係風花雪月，從無政治不正確言論，難怪香港第一才子陶傑在蘋果日報上說：「呢對夫妻都係愛國人士，點知都搞成咁離奇，唔通我有得寫大公報咩？」
一月四日 夜裡九點半，警方重案組兩名督察上門調查李波失蹤案。正好議員何俊仁、教授林和立、明報、半島電視台記者等接連來電探問舒非到警署撤案之真相，我當著兩個警官的面，對話筒一再強調：「香港當權人士一再將案件往大陸有關部門推諉，這是逃避責任！中央政府永遠不會向地方政府認錯的，該失蹤案絕對不是大陸公安越境執法，多半是香港黑社會擄人用大飛運往對岸邀功領賞。皇家香港警察、輔警加民安隊十幾萬人，竟破不了這個失蹤案，統統都是廢柴！」兩位警官在旁苦笑不已。一小時後，我結束了馬拉松式電話答訊，對二警說：「十五年前我被人屈，坐了八十日冤獄，我對你們皇家香港警察印象極壞，你們要我提供線索，一定要有第三者在場作證，以免今後再起冤獄。我的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林堅強是警察歷史學會會長，想錄口供，請林先生到，他剛從內地回到香港。對方說：林堅強是我們的同事，但屬於另一部門，查重案需要保密，不能向無關人士洩露……」我說：我七十五歲了，沒精神同你們講廢話，講了也白講，你們只會欺侮手無寸鐵的學生，七個警察打一個學生，打傷了還不承認，太不像男子漢了，我對你們失望！旱透！便回臥室就寢。二警對我妻子說，老先生今日情緒欠佳，我們明日到倉庫吧！
一月五日 下午四點，有記者來電，說書店鐵閘撞鎖被人拉開了，我感覺責任攸關，前往察看，但見鐵閘上掛滿黃絲帶及竹書籤，例如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女士用紅線綁上竹牌，上書「早日平安回來」；一位署名譚文豪的讀者在竹製書籤上寫道：「你們的付出，我們都知道，他們要禁的，不是書本上的文字，而是這一代人的思想！撐住！」一位署名柳燁成的讀者留下一本袖珍日記：上書「邪不勝正」等等。進門見鎖頭放在我桌上，傳真機吐出的徴訂單一堆被拋在我桌子下，可見另一持鑰匙者來過。明報攝記鄧宗弘、BBC製片人鄭思遠、南美巴西電視台記者露易莎等一湧而入，光是BBC就來了華洋記者共五人，將書店拍了個遍，我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鐵門大鎖鎖上。走下樓梯，一群本土陣線的青年正在駱克道一帶派發「尋找李波」的傳單，所有目送我離開的記者與市民都帶著同情、支持的目光。回家九點多，重案組警官又上門，問我下午為何不去倉庫？我說：香港哪有七十五歲的庫工？我本是義工，去不去唔關你事！康民大廈的監視帶已查出跟蹤李波進出電梯以及推李波上貨VAN的禿頭男子，按照香港警方掌控的七百多萬市民身份證（照片各有暗記編碼），此案立刻可以偵破，請勿捨近求遠，恕我無精神奉陪。
一月六日 下午五點五十分，記協前主席胡麗雲來電，說銅鑼灣書店進去五人，拿走一紙箱文件，二十分鍾後回來換了鎖頭。八點鐘我到書店，見鎖頭由長形換了方形，其中必有貓膩。
一月七日 下午四點半，新創刊的「香港01」雜誌記者陳嘉敏來電，說有個黑超男被三男一女軍裝警員押入書店，又抬走一紙箱文件，然後被押上警車。她用手機傳來黑超男的狼狽照片，問我是不是承包人陳先生，我說很像，雖然墨鏡遮掩了眼睛，但鼻與嘴酷似。六點出門時，陳嘉敏佇立在大樓門外，她告訴我，陳先生名叫陳顯誠，是佐敦道一家大型桑拿的大股東。
快艇大佬 呼之欲出
一月八日 各大報紙都登出了陳顯誠被押上警車的相片。《端傳媒》登出李波失蹤前答覆該刊記者「起底」的短訊，曰：「胡志偉是我二十多年老友，他脾氣暴躁，易得罪人，有不少敵人，但其人絕對可靠，人品無暇疵」。我自忖出身於一流家庭，父親是香港最早的六十家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之一，他從小教育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我旅港卅六年，交友逾六千，一直是輕財重義，為朋友兩肋插刀，義無反顧。我從不對人發怒，也不會講粗口，談何脾氣暴躁呢？忽想起二○一○年二月十九日下午八點發生的一場口舌之爭。那天是虎年的年初六，李波在灣仔鴻星海鮮酒家舉辦文化藝術出版社的春茗晚宴，受邀的來賓是出版社的主要供稿者與關係戶，例如亞洲週刊副總江迅夫婦、進富印刷廠老板留宛瑜與夫婿、前哨老板劉達文夫婦、明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劉克剛先生。最後姍姍來遲的是女作家XJ。此人移居法國已久，卻每年要叨光李波夫婦的春茗，平素見不到她，既見了面非同她講清楚不可。我沖著她說：「你那個年青作家組織，在張灼祥任上分文無獲，是我在98-99年藝展局文委會主席任上批了給你幾十萬，給你出書，還送三、四十個男女文學青年去北京魯迅文學院進修文學課程，記得九八年夏我去北京視察時，你硬要我捐錢，我本是自費赴京考察，懷裡揣著兩千元錢全捐了給你，以致回港赴機場坐計程車差點付不出百多元車資。我的前任梁張李後任，藍白韓諸人都分文不批給你，你卻反而恩將仇報，將我在電話中講的話亮到東方副刊的專欄中，惹得藝展局周主席大發雷霆，把我送廉政公署訊辦，害我吃了八十天冤枉官司。她紅著臉說：「你連累我被ICAC傳訊，還要怨我？」我說：「當年有個江北佬，獅子大開口向我勒索九百萬要重印香港文學大系，我估算這套書是大型出版機構十年的工作量，他一人佔了文委會年度預算的一半，其他千多個作家勢必無米為炊，所以只批了他六十萬元，不料他在文委會例會上大吵大鬧。藝展局開全體委員會議時，演藝學院院長盧景文說文委會失控了，最好周主席下去壓陣。周永成面對兩尺高的中英文申請表格，按規格用計算機核數時發覺沒有我心算快捷，便放開手找幾個官委委員去一旁聊天了。我和民選委員算帳批公文直到深夜。你打電話來譏笑我這個文委會需要藝發局主席下來押陣，形同傀儡，我便說出這段故事。你將私人電話爆到暢銷報上，周主席腦羞成怒便下令辦我。據藝展局一位廿一年的資深委員告訴我，申請不到資助的人往往會給局方寫黑函，誣告各界委員貪污、腐化等，既然是打擊報復，從來無人理會。你這篇專欄文章丟盡了周主席的臉，於是我遭殃了。」她說：「哪一篇文章，你不要亂講」我說「東方副刊左上角筆名MN的不就是你嗎？我做過兩年香港作家的頭兒，誰的底細不知？你被ICAC傳訊是你咎由自取，損人不利己。」此人臉色漲得通紅之際，舒非面帶慍色，XJ是她的密友，於是李波對我厲言正色說：「你們要吵到外面去吵，這裡春茗不歡迎！」我想，這個壞女人害我坐八十天牢，我連伸冤講句公道話都被禁止。我從頭至尾未詈罵也未用粗口，這大概就是李波短訊中的「脾氣暴躁」吧！回到家裡，有友人葉君來電安慰我，說XJ是香港文壇上的「四大文娼」之一，即以賣身上床換取若干報紙副刊的專欄，大凡所謂「才女」，多數循此途徑暴得虛名。友人告訴我，四大文娼之二是F小姐，老大嫁作商人婦，洗盡鉛華從良移居外國去了；之三是做過編劇的M小姐，擅寫鹹濕文章，到年老色衰時，被同居十八年的姑爺仔二世祖棄之若敝屣；之四N小姐外號「小利智」，嫁了個地產商卻因紅杏出牆被遺棄，晚年回歸祖國，對廣東省文聯領導人訴苦曰：「那班副刊編輯都是色狼，要每週陪她們上床一次才能維持住我的地盤」，她仍懷念在左報以整版連載鹹濕小說《男妓約翰》的盛況。
就這樣，從此李波夫婦的春茗取消了我這個文化藝術出版社最早的開荒牛的出席資格。我真不明白，像舒非那樣的上等貴婦為何要同下等文娼打得火熱。
一月十日 晚上收聽美國之音海峽訪談節目，據台灣國安局第一處處長蕭台福透露，他也曾來銅鑼灣書店「蹓躂」過。回想羅瑞卿之子、解放軍准將羅宇所撰《告別總參謀部》在我手裡賣了六百多冊；台灣軍情局上校龐家均所著《情報札記》賣到斷市，可見兩岸情報機構都想從港版新書中挖掘對岸的政經軍事情報。
一月二十日 在東西南北論壇上見到民運健將陳一然（大呂）文章〈是民運組織還是黑道？〉，末尾說某黑社會大佬獲廣東省公安廳頒發五萬元獎金，然而此人正是擁有大飛的少數黑道人士之一。香港警方不從這條線索去破案，成日等候廣東省公安廳答覆，真愚不可及！博訊上有一文，話李波失蹤既非廣東省國安也非公安經手，而是中央公安部第九局經手。該局靠掛在公安部領薪，實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員直接指揮。文章還說，阿海與李波易捉難放，也許會像羅孚一樣長期羈留大陸。李波情節輕微，待遇也會好一些，將允許家屬去深圳探望云云。
一月廿四日 網上登出李波與舒非前日在深圳的合影，背景是草坪，想必是一家上乘的賓館。博訊的文章果然有準頭，我從來不敢小覷互聯網上的短訊。
一月廿六日 舒非來電，說陳先生約好今下午來商談銅鑼灣書店復業事項。可是「黑超」始終未出現。
一月廿八日 舒非來電，說陳先生昨晚才來商談，想免交本月房租，可是李波失蹤與陳先生沒有必然關系，既然十一月十三日簽的合約規定違約一方要賠償對方損失，此事是陳先生理虧。最後各讓一步，陳允在預付房東的按金中扣除月租。
二月一日 冒雨到書店，從街門口到三樓，中外記者擠得水泄不通，好容易眾人讓開一條路，我爬上一樓，但見鐵門深鎖，室內無燈，鐵門與走廊牆壁密密麻麻貼滿了聲援的字條，諸如「等你們回來繼續營業」「Never give up!」（永不放棄）等，粗略估計一下，帶三角架的攝影機就有十多架，我在閃光燈卡嚓卡嚓聲浪中被拍了百多張照片。三個月來，我接到數以百計的慰問電話，海內外的舊雨新知在問候之餘，都提醒我格外注意個人安全.真是人間有情呀！我想，我一定會撐住！套用趙紫陽的一句名言：「我老了，無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
黑狗偷食 白狗當災
二月三日 新華社廣州記者站站長、中新社社長助理行執董的成報，以近半版的要聞版用比麻將牌更大的字粒登出驚人標題「中共特務貝嶺告密，桂民海被拘」，這是左派報業六十七年來最荒謬的一幕。文章說：「中共當局讓貝嶺以桂民海好友的名義前往泰國，以好友名義報警，再以好友名義竊取電腦資料。貝嶺進入桂民海住宅，打開電腦，拷走了資料」「桂民海是中共當局根據貝嶺提供的告密資料被帶走的。」
事實真相是，桂民海住宅的保安說， 失蹤後 日是， 位便衣就上門取走了電腦，因為對方有鑰匙，保安無權阻止對方取走室內財物。所謂「保安阻撓帶走電腦」的新聞是足智多謀的貝嶺故意向全球傳媒通告的，旨在引蛇出洞。紅衛兵司令見縫插針，正好中了貝嶺的妙計，反而暴露了他自己比豬還蠢！
二月七日 連續七日，每日中午去銅鑼灣書店，記者逐日遞減，但仍重門深鎖。估計陳先生派人察看環境，怕記者糾纏，索性春節後再開了。
二月八日 李波失蹤已四十日，有件事一直在我腦際縈迴：真是因為一本「禁書」就要掀起一場文字獄嗎？記得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批判小說「劉志丹》時說：「利用小說反黨，這是一大發明」。於是，參與審閱《劉志丹》書稿的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被列入「反黨集團」而失去自由十六年。習仲勛於一九七九年獲得平反，《劉志丹》恢復印行，對中共政權並無顛覆作用，這證明一部小說推翻一個政權是無稽之談、危言聳聽。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在《讀書》創刊號上發表了〈讀書無禁區〉一文，他說：「我們並沒有制定過限止人民讀書自由的法律，相反，我們的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有從事文化活動的自由……把禁書作為一項政策，是封建主義的產物，封建主義利於人民愚昧，群眾愈沒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從長官意志。所以封建統治者都要實行文化專制主義，要開列一大堆禁書目錄。其實，禁書常常是促進書籍流傳的強大動力。因為這種所謂禁書本來是很好的書，群眾喜愛它，你越禁止，它越流傳。所以『雪夜閉門讀禁書』成為封建時代一大樂事。如果沒有禁書政策，是不會產生這種樂事的。」
李洪林是中共改革開放的啟蒙者，他的宏文至今仍閃爍著真理的光輝。李波阿海失蹤後，所謂禁書並未被禁絕，反而越禁越多，單是一月份上市的政治八卦書籍就超過四十種，這就是「抽刀斷水水更流」。
南華早報中文網刊出旅美民運人士劉路的訪問記，他指出桂民海在內地被拘留，是因他在內地運營一個發行禁書的辦公室，而不是外界所傳的因為出版有關習近平情婦的書而出事。這位劉路，也有一支健筆，香港市面上的情婦系列書籍，有三十種是他撰寫，民運界傳記他是「共諜」，至少他透露的秘聞是人們聞所未聞的。他說，桂民海等人在深圳設立了一個地下發行部，從那風景點把書寄給內地的客戶，他們把書運到深圳再分發，那就犯了內地的法。另一位民運精英陳破空說，桂明海曾在香港的一鎰宴席上聲稱，他的書，訊息來自與現領導人不合的一個派系，所以惹上了麻煩。
二月九日 博訊新聞網登出《河殤》作者蘇曉康的文章：推薦報告文學《習近平與人通姦》，聲稱此書是他與何岸泉、西諾合撰的作品，又說後二者還合撰了《習近平與他的情人們》。何是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畢業，目前職業是紐約曼哈頓一家針炙按摩房做按摩，西諾真名熊憲民，上海人，航空製造業專家，是博訊新聞網站的兼職記者。西諾說，倘若中共釋放桂民海等五人，他就把那兩本書都銷毀。醫大畢業生做按摩，航天專家權充記者，這就是海外民運人士命途多舛的寫照。所謂《習近平的情人》無中生有，充份表露了那些失意文人追求金錢的醜態，把一則謠言炒熱，十足是「發國難財」賺黑錢。
那本烏托邦式的《情人》至今連影子都未見到，桂案真相卻陸續見了光。又一位民運大亨劉剛在美洲《獨立評論》網站上披露：桂民海等四人秘密組織地下黨——華夏黎民黨，主張以暴力推翻中共，所有黨員都十分神秘（見「華夏黎民黨入黨申請程序」），來無影去無蹤。該黨在google上設了兩個網頁的鏈接。自桂民海失蹤後，此兩網頁十月廿五日停擺，再未更新。他說，華夏黎民黨黨魁是桂民海，中共拘捕桂是為了搗毀華夏黎民黨及其網站。
從中共官方發布的新聞看，桂、林、呂、張四人乃是刑事拘留，李波是「協助調查」，從幾次照片看，居住環境似乎還不錯，也許處分比那四個人輕得多。
二月十日 那個紅衛兵殺人逃犯，每日都在網上叫囂，說什麼「五個股東職員被失蹤，唯獨胡志偉夫婦安然無恙日進萬金」。其實銅鑼灣書店停業已一個半月了，天清氣朗時，日售萬元是有的，都不是「萬金」，萬元與萬金相差一萬倍喲。我是十一月六日，見義勇為，替老友林榮基盡點義務看守店舖而已，看舖八星期始終未參與密勿，還堅決拒絕「收錢寄書」的亂命，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倒是殺人犯，逃到天涯海角都要追捕歸案的，全世界的法律，殺人犯都無追訴期限止的。
紅衛兵匪徒又說我「潛伏在桂民海身旁，是阿海從另一出版社挖過來的得力幹將，為阿海建下豐功偉績」。它又妄口巴舌。我同桂民海從無來往，也從來未在阿海的九個出版社出過一本書，正如旅美名作家孔捷生所說他「對桂民海印象截然不同於李波，對前者我無意與之建立聯絡乃至友情」，稱桂「樣衰加口臭」。我在香港有六千個朋友，斷無必要同「人品極差」的人為伍，遑論「潛伏在桂身邊」。
紅衛兵殺人犯一再渲染我「年年去浙江大學出席歷史研討會」，我可以告訴他，我旅港三十年，應邀出席過中外學術研討會一百多次，我曾在北大發表演講，也曾在台灣總統府國史館主持講座，卻從來未去過浙江大學。我在歷次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說和論文散見於中外報刊，有些逾萬言，這是學術地位的彰顯，夏蟲不可以語於冰也！
（本文作者是現任香港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著有傳記作品120種，其譯註的《張發奎口述自傳》曾榮獲2012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