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失地的农民或市民为讨回土地不断上访,鲜有通过法律手段获胜的,我称这种胜利分做两步,第一步是法院的法官敢于公正地判决,倾向于弱势群体;第二步是法院的执行庭敢于行动,不使令人振奋的法律文书成为废纸,但是,由于司法体制落后,僵化的原因,实际生活中,两步均获胜的,至今我还没看到,因此,警民对立和官民对立的群体事件不断,形成社会动荡的巨大隐患,如何解决“透过法律途径捍卫权益,但真正获胜案件少之又少”的问题,是当务之急。

据悉,郑州市中级法院2016年1月21日,向洛阳市失地农民李红卫,送达了行政判决书,裁定河南省政府征地违法,同时撤销省政府针对李红卫的行政复议决定。其实,早在李红卫的征地案获得胜诉之前大约一星期,同样是洛阳市的拆迁户王继红,也通过法律程序在一审和二审中获得胜诉,而且同样是委托公民代理人。来自山东的公民代理人倪文华对记者表示,透过法律程序维权的案件很多,反映出访民明白要用法律捍卫权益的重要,不过当中能获得胜诉的却非常少。

首先,应当肯定河南省郑州市中院一些法官的勇气,由于在现有的司法框架里,法官的人事关系和工资财务关系,都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下,也就是在官员的“如来佛”手里,能够站在无职无权的失地人一边,秉公执法,这不仅需要巨大的胆量,而且要自我廉洁清白,否则,受到挑战的上级官员,会以反贪为借口而施以打击报复,而且,一般判案都有一个“小团队”合议庭,大家既团结,又敢为,志同道合,还清一色地屁股上没屎,绝对不容易,更为重要的是,判弱势群体胜诉,不会使法官得到升迁,提拔,也不会收到钱物,只能招来贪官的忌恨,简言之,这是法制领域仅有的一丝“亮点”,应当予以嘉奖。

但接下来的新问题是,纸面上获得胜利了,但官员人脉关系广,权势不受制约,胆子又大,就是不执行,不理睬,怎么办?特别是一些官员因为搞得是团体的利益,比如,上述这起案子则是省政府征地违法,那么省长就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假如他和省委书记有矛盾,还好一点,可能书记也站在法院一边,不管他出于公心还是内斗,反正对失地的弱者有好处,就应当赞美它的意义;但假如他们是一伙的,或省委书记是一个“软包蛋”,这就麻烦了,我不知道这起案子背后的官场较量情况,但据报道,至少有两个大同小异的案子,结果很不乐观。

据《维权网》消息,2013年12月,洛阳市国土资源局在没有咨询和出示有效法律文件的情况下,疯狂地进行征地行为,而且还编制了农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等,呈报洛阳市政府审查,其同意后报上级河南省政府批准,一路为自己开绿灯。由于向省政府申请复议被拒,失地农民李红卫便于2015年7月30日,向郑州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另一位河南省信阳市拆迁户郭继红,因上访引发一系列的打压事件,家属因此而失业,于是她们也诉诸于法律。在一审和二审都获得劳动仲裁胜诉,可是法院却迟迟不执行。

这就牵扯到司法体制和法院内部结构的问题,中国法院是两审终审制,重大案件一般要通过审判委员会,像上述这两个案子,可能合议庭就能决定,不一定经过这个委员会投票表决,从纸面的结果推论,庭长可能是正派人,但是,等判完了,能否执行,还要分两步,一是执行庭的领导是否与前面的法官一样好,二是有无得到法院主要领导或审委会的认可,由于法院当中的贪官和胆小怕事的人,一般要占多数,故这个文书被束之高阁,成了印刷得整齐的一张废纸,就不奇怪了,近年来,这类的故事不少。

因此,据报道,郭继红对记者说,以她的案件来说,当她在获得胜诉那一刻,的确感受到大陆司法体系的一些公正,严明,不过,随后日复一日的拖延处理,再次让她失望,更认为法律只是为了“走过场”,完全不是帮助老百姓的部门,郭继红说:从2012年一直拖到2013年,判决都是胜诉,但就是不执行,我就特别头痛。胜诉以后为什么不执行?我实在不能想明白。其他的事情我真的不太了解,但我的事情就是这样,辛辛苦苦地打官司,不执行,那不就是白纸一张?

这说明,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不了解法官的情况和难处,更不知道司法体制的积弊,一种是,有的法官本身就是贪官污吏,像上述这类案件,说不定刚判完,执行庭的法官就被收买了,省政府的某位大官既使不给法官钱财,只给一个日后提拔和重用的承诺,就会让他们变成“机器人”,不给“电”就不行动;另一种法官是,他本人没具体的物质利益或人事欲望,但就是胆小怕事,试想,先是行政法庭判省政府输了官司,后是叫政府高压下的执行庭法官对抗上级,这能不使小法官如履薄冰吗?我以前接触过很多法官,有人告诉我,法官算啥,就是驴听“喝”的,谁“喝”?谁官大谁下令,叫“喝斥”。

就河南郑州法院来议,这类案子公正解决,至少要有三个人既胆大又清廉才有可能,这三个人是院长,外加两个庭长,可是这些干部谁也离不开现有的司法官僚体制,敢和省政府作对,没听说有这样的院长。也许原本上述判决就是表演,因为上级往往以上访人数多少考核干部,为了耳根子清净和官职提升,玩点“小花样”也说不定,一手公正地“判”,一手不作为,困住访民,就不让你去北京上访,叫你空高兴一场,直到“等”和“靠”,耗尽弱势群体的精力,最终自行消亡,但愿我这是主观想像的“阴谋论”,不靠谱。

不论怎样,访民是有感而发的,据报道,洛阳市访民邢金生表示,李红卫在公民代理人的帮助下得到胜诉,是当地征地、拆迁受害人和维权人士值得鼓舞的喜事。可是,他却认为这类得到胜诉的案件太少了,无法让人感受到法司的公正。邢金生说:整天宣传广播阳光司法,公正审理,但现在这个社会的全国人大,以及司法机关都推诿、不办事。他觉得社会现在都徘徊在这个层面。

其实,全国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更大规模的运动却在上海,像河南省最起码还有一两起弱势群体获胜的案例,可是在“大上海”,这种纸画的烧饼连影子也没有,韩正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上海的封疆大吏,权力无限,就是不做为,据报道,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的62位失地农民代表,借着上海现在举行人大会议的东风,联名致函与会的800多名人大代表,要求其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反映当地农民会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要求行政部门“有权必有责,侵权必赔偿”,征用农民的宅基地应当予以补偿,动迁房屋也要合理合法的补偿。还要督促法院司法公正,有错必纠,复查他们对嘉定区政府征地违法起诉不予立案的126件行政案,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但是,上海法官嫖娼一包劲,干事却“阳痿”,韩正也装聋作哑。

笔者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司法要独立于党派,团体,像河南省郑州市这样的案子,法院执行庭长不作为,就撤职查处;如果省长力阻,就把他抓起来重判,最好与贪腐并在一起杀几个典型,否则,抑制不了有法不依的顽疾;至少,中南海应当把地方法院的人事权和财务权,都集中到北京,有些方面由中纪委直管比较好,巡回法庭要真正地行动起来,否则,再拖下去,国家形势越来越危险,一方面,王歧山打老虎得罪不少地方官,有些身居要职的干部不干事还看热闹,或暗中鼓动闹事;一方面,10年“政法王”周永康等人遗留的冤案,包括动迁案得不到平反和纠正,老百姓深感绝望,这样就把怨愤情绪挤到一起去了,这股力量像火山一样,随时可能爆发,一旦点燃,法院那些废纸就要烧起来,想一想多么可怕,不进行司法改革还等什么啊?

2016年1月26日于多伦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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