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四川省主席王缵绪终因声讨“阳谋”而赍志以殁
王复加
王缵绪将军
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号厔园居士。1885年农历五月初九出生于四川西充。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1904年入顺庆中学，与刘湘、杨森等同窗；1906年考入四川陆军弁目学堂，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毕业后从事军政40年，先后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为陆军中将）；1924年北京政府授予将军府徽威将军。1937年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抗战初期，担任四川省主席兼全省军管区司令和全省保安司令，以及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总督。1939年底，我后方正面临失守之时，王缵绪恳请辞主席之位，继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之职急赴前线指挥作战，以强烈攻击与誓死抵抗日军进犯，从而坚守住了四川屏障。在八年抗战中，他率军参加了各大战役，由于他战绩显著，在火线上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上将、相继担任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第六战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已荣获了20多项勋章，其中最高勋章为抗战胜利勋章。特别是在固守四川大屏障之后，王缵绪被广泛留传为“大洪山老王推磨”。
抗战结束，他相继担任武汉行营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西南第一路游击战总司令、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诸多军政要职。
国共内战时期，他驻守云贵川，为保两大城市和七仟万民众生命财产，于1949年12月25日由他宣布停战，使四川获得和平解放。
他一生之中，热心教育，喜好书法、诗词和收藏。1957年，他对“反右运动”持不同观点，因声讨“阳谋”而赍志以殁，终年75岁。
军旅生涯
1908年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任新军第十七镇三十三混成协见习排长，后升任连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保路同志军”，任四川陆军第二师二团一营营长；1918年任第一师军官传习所所长；1919年任二师第六团团长。
1920年川滇大战爆发，刘湘为鼓励杨森脱离滇军，将所部王缵绪团划归杨森。杨任川军第九师师长，王缵绪为该师十八旅旅长兼任川南道尹。这是王缵绪从政开始，他“兴农田、水利、筑路、改良监狱、奖励留学”；聘请卢作孚为川南道尹公署第三科（教育）科长；创办通俗教育会，推行新文化运动；对川南师范学校进行改革；聘请恽代英到校任教，并亲自印发了恽代英编著《政治学概论》等书籍。为此，王缵绪所推行的新文化运动遭到地方封建势力强烈反对，后由省议会发出“快邮代电”对此抨击。使革新运动受阻，卢作孚、恽代英亦相继辞离。
1924年2月9日，杨森部攻入成都。任王缵绪兼成都市政公所督办。王缵绪就任后并着手扩宽春熙路，从北新街以东、总府路以南、红星路以西、东大街以北、南新街、中新街以及临街区域覆盖面积约20公顷；将城墙及城内大街辟为汽车站，建造公共厕所；实施市内义务教育，创办徒弟补习学校，令各商店学徒入学；修建少城公园，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万人公共体育场，并举办了全省学校第一次运动会。王缵绪因业绩昭著，激发民众曾在少城公园以树碑刻记下了他的功德。
1924年，北京政府授予将军府徽威将军。
1925年，北伐呼声初起之际。杨森主张联合滇军袁祖铭攻打刘湘，以期武力统一四川，令王缵绪任北路总指挥，由遂宁向合川、重庆出击。川东各师将领在重庆组成反杨联军，决定以邓锡侯率部将王缵绪阻于合川；以田颂尧部侧击遂宁牵制王缵绪部。
此前，省议会向全川将领发出“息兵御侮”通电，请求川军将领“勿以目前之地位为可久，勿以操戈同室为得计，及早回头，共图善后，移内争之兵力，作外交之后盾，于国于家，庶几有济”。此后，王缵绪深明大义，知杨森之举必阻碍北伐之促成，他于7月下旬在遂宁发出通电致双方各军，主张停战协商川局。迫使杨森全线发生动摇，各部向乐山、宜宾总撤退，试图入滇。唯官兵闻云南贫瘠，不愿前往而求庇于刘湘。杨森无奈只身乘船出川，赴汉口投靠鄂军夏斗寅。四川因此太平，达到初步统一。
9月23日，北京临时政府任王缵绪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驻防资中、内江、隆昌、荣昌等地（3年时间），师部设资中。王缵绪在驻守资中期间，继续推行新文化教育和交通建设。将“劝学所”改为“教育局”，统一管理全县公、私立学校；在重龙山下东岳庙内设立县立小学，聘受大批新式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前来任教；又将北门外农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校内设立民生工厂，以半工半读促使贫穷子弟入学就读；次年，王缵绪报请省政府将资州中学升格为“省立第六中学”。他个人出资在上海购置仪器和书籍，还聘请了周能泮担任校长以及大批（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及美国、日本、英国留学回国的学生）担任教师。该校培育出众多人材，如：范长江、曹荻秋、廖昂等均毕业于此校。王缵绪在驻守期内还将县政府闲余的西仓房改造成了“通俗图书馆”，并藏书达一万多册；还将当地重建了“重龙公园”，新建了听泉楼和江天阁，在永庆寺陈列图书和文物，供市民观赏；另外，在资中建3个公共体育场。
1926年，为资中川主宫成立了“资（中）内（江）”马路局，聘请留学法国土木工程师何庆延任坐办，集得股款20万元，建成全长60公里、宽5米的资中至内江公路，是他创下成渝公路首通车路段。王缵绪还用“驻军护商款”修善西门外大堤，并在马路局设立“蒙溪河浚导处”，解除多年洪灾。
1926年8月21日，王缵绪等十三将领发出通电赞同讨伐吴佩孚。11月27日，川军自此脱离北洋政府归属国民政府。王缵绪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后任二十一军第五师师长、1928年，改任第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移驻重庆。
1927年10月22日，王缵绪会同鲜英等22人发起对川北旱灾给予赈济。“虽以恭桑之谊勉竭绵薄，略谋赈济，而杯水车薪，终苦无所裨益。”
1929年1月26日，王缵绪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所属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委员长为冯玉祥）。王缵绪抱着“以教兴国”目的，即变卖家产而集得十万大洋购买了张家花园创办巴蜀学校并遭到刘湘反对。为此，5月17日王缵绪并公开发表了“辞去军职书”。截选内容，“……夫血战终身，虽军人应尽职责，然非争国防与外交，牺牲者究何所为，长此屠刀在手，自杀宁有已时。故全国多一军人，即全国添一乱机，川军多一退伍，即川境增一良民。缵绪不幸，误入军籍，当此军阀末路，忍再作茧自缚；年愈不惑，时弗再来，觉悟嫌迟，改过宜勇。”王缵绪还对记者谈道：“……教育之根本，全在幼稚时代之教育为基础，然以我国而论，迄未本此原则实施。故余决心辞去军职，专赴各国考察幼稚教育状况，如管理法、教育法、保姆养成法等等，逐一详细研究，俾他日归国，能取他人之所长，补我之所拙，以从事于我国国民基础教育之工作。”事发之后，国民政府与社会大为震动，经刘湘再三挽留后，王缵绪辞去军职未有实现。
为此，王缵绪兼任军职同时继续创办了重庆巴蜀私立学校和重庆《巴蜀日报》社。1929年11月《巴蜀日报》首日发刊。宗旨是“消息力求翔实敏活，持论一本公平直正”，每天出版两大张，除新闻外，还有副刊。王缵绪聘报社总编黄绶（元贲），编辑江凝九、蒋阆仙、何剑华、邓宰平，主笔王国源、江子愚、罗一龙，经理郭松年。社址设在商业场西三街26号（后迁入杨柳街72号），该报出版四年零三个月，因故至1934年春节停刊。
1930年5月8日，国民政府任王缵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注：在当时社会，盐商界内确有约定俗成之潜规则“对新上任的运使例有一笔馈赠”。但这笔款，绝不是传言中：“王缵绪用这款项购买的巴蜀校址”。因为建校在前，此事在后。）
1932年8月，“二刘大战”（刘湘对刘文辉）爆发，至1933年12月结束。此战为四川军阀480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其结果是，王缵绪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将刘文辉攻退西康，偏安一隅。从此，消除内战，彻底抨息军阀混战，统一了四川。王缵绪这一此举，可谓厥功至伟，有利于国计民生，为后来四川省能确定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奠定了基础。
1933年2月，王缵绪继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小学校正式开学。他经好友黄炎培介绍延聘周勖成、孙伯才、卫楚材等教育专家主持校务，并将张家花园之街房地产租金全部交给校方作为办学经费。学校教学仪器、教具、动植物标本、挂图及史地图籍，以及校图书馆上万册图书，王缵绪另行筹款从上海购置。因此，学校的师资与设备堪称全川乃至西南首屈一指。巴蜀学校秉承了王缵绪意旨以“公、正、诚、朴”校训，坚持“手脑并用”教育目标及“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和“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创办下了，当时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在西南地区的成功实践典范。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莘莘学子，造就出无数知名英才。巴蜀学校曾代表中国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教育博览会并荣获奖励，享誉全球。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恳定王缵绪办学亲赐“成绩斐然”金字牌匾。
1939年7月，因重庆屡遭日机轰炸，王缵绪将巴蜀学校迁往西充。学校的教学设备及仪器装了整整十六艘大船，经嘉陵江运至南充，又从南充靠人力运往西充，耗资如此巨大，为的是家乡子弟求学困难，解决西充未有中学之困。此校为西充中学的前身。不久，重庆巴蜀学校继续开办，直到1949年底，已经发展成为集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完整基础教育体系的重点名校。1945年抗战结束，王缵绪并积极筹备建立巴蜀文商大学院。与此同时，社会一些名流涌现拥待，于是校董王缵绪不得不将众多人士例为了名誉成员。后因国共内战爆发，王缵绪的文商大学也因而未果。
1934年2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整饬军政，将全国军队重新编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改称“国军第二十一军”，王缵绪任第二师师长，辖第四、五、六三个旅，驻防合川。同年10月至次年5月，王缵绪先后担任四川剿匪军第五路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和第六路总指挥。
1935年10月1日，行政院召开第232次会，任王缵绪为四十四军军长，辖三师、十六团，又十一独立营，军部设绵竹；10月8日，接守松潘至威州防线，在水口场、夹门关、名山、清江堰一线。
1935年11月6日，王缵绪当选为军党部代表，11日，赴南京出席五全大会。
1936年2月25日，国民政府授予王缵绪为陆军中将衔。
1937年6月28日，王缵绪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9月1日，王缵绪率领第44军（临时编入第二十三集团军）最先开赴抗日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因前线需要，44军从第二十三集团军中抽出，与67军合编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担任该集团军总司令。此时，王缵绪亲自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所部，完成军事任务，取得胜利。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王缵绪四川省政府委员。王缵绪集于他川中名望，极力梳理各方关系后，将得以迎接中央入川。
出任四川省主席
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国府令张群任四川省主席。1月23日王缵绪率35名留川将领致电蒋委员长，拥护中央决定；同日，留川部队以161师师长许绍宗领衔，六个师长同五个独立旅旅长联名电呈中央，要求“收回成命”，并且在成渝两地组织示威游行，贴标语，散发传单，情势趋于紧张。1月25日，蒋急电召王缵绪飞汉商议政务；3月6日，王缵绪、钟体乾、邓汉祥、潘文华、王陵基联名电呈蒋委员长、林森主席，表示拥护抗战，拥护中央。 3月22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抗战前线总指挥王缵绪，以及王陵基赴汉；4月1日，王缵绪在汉口致电所属晓谕民族大义：“今日之势，我辈若舍去出兵抗战之一途，不惟国家民族无以生存，即吾川省格与乎小小团体，亦将难保。且现在后方军人，必深负亡国之罪，纵不被国人唾骂，亦无面目以见抗日诸将士。绪已抱定坚决之决心，不问一切机构，专以集团军名义，率部出川抗敌。即使七千万人拥我为主席，我亦不屑为，弃之若敝履。惟望兄等迅将本集团军各军师旅部队，调集相当地区，加紧整顿训练，积极准备出师。如有不明大义，偷生畏劳之官佐，务望诸兄切实开导，俾知公忠体国，为民前锋，注意大者远者，切勿瞻前顾后，国家幸甚，团体幸甚！”
4月11日，蒋召集何应钦、贺国光、王缵绪、邓锡侯、唐式遵、王陵基到京和谈；4月26日，行政院会议决议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4月27日，王缵绪在前线致电蒋委员长，恳请收回主川政成命。5月3日，蒋委员长致电王缵绪：“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向以中央意志为意志，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
5月8日，王缵绪通电就任四川省政府代主席职。8月1日，正式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同任四川省保安司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
此后，王缵绪推出一系列新政：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年度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
王缵绪推出禁烟土宗旨是：肃清私土，绝毒禁种。
8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信王缵绪，写道：“治易仁兄足下，戎马倥偬，疏于问候，良用疚歉。此次驱敌寇于河滨，乘机拜谒诸长官，报告华北战绩，借此作书，聊申萦念之殷，并致意于川中父老兄弟。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不置……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9月，参政员张澜为征调壮丁问题致函行营及省府，请求改善办法。23日，王缵绪复函张澜：“……征调壮丁为目前第一要政，而办理不善，亦为丛弊之尤，前线后方，胥受影响，审思竟夕，焦灼莫名。承示五项，洵为扼要之图，一四两项当嘱主管厅遵办，二项亦当悬为厉禁，随时调查严究，三项迭经通电饬知，五项亦由军管区司令部与民厅议有切实办法，不日见诸实施。先生体国恤民，盖虑所及，罔不切合实际。绪虽不敏，尤当敬谨遵行，期无陨越，尚乞释念为叩。” 10月，王缵绪聘请社会人士分四路到全省各县指导监督兵役办理情况，“胡文澜负责东路，张表方（澜）负责北路，邵明叔负责南路，周奉池负责西路，以改善兵役”。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宣布联共抗日，却找不到富足安定的抗战后方，一时很难下定践诺决心。为此王缵绪促蒋抗日，便及时迎中央军入川。
1938年底，抗战局势日趋紧张，四川民众出兵出钱的担负亦日益加重，各种矛盾激化，群体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王缵绪体念民众疾苦，对群体事件采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随后，“新都实验县乡民，因不满县政府征兵及各种设施，受地方哥老及土劣之鼓动，集合团丁多人，围城反抗，附近各县团丁纷往参加。经王缵绪核实处理，省府取消其实验县名义，撤换县长，事件始获和平解决”。 11月22日，王缵绪以国难当头，带动所有公务员应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通令昭示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酬应；不准借婚丧庆寿大张宴席，收受礼物；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挽留或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可迁就”。
12月7日，“中江事件继起，乡民二千余人，包围县城。追查事件起因，为县政人员征兵征谷舞弊，引起人民公愤。经省府派人宣慰处理，亦获解决”。
1939年1月，王缵绪大力整顿吏治并通令全省：“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均系秉承政府推行政令，直接领导人民之公务员，尤宜奉公守法，为民除弊兴利。乃近查各县区长、联保主任，自恃地位，对人民生命财产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以致怨声载道，若不严予制止，其何以正法纪而树风声。今特令各专员县长，转饬各区长、联保主任，务须奉公守法，对违法者并应切实检举，从严惩办。” 3月，王缵绪亲到各县视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烟及地方建设外，对民间疾苦亦极关怀，并拜访入营壮丁的家属，资助慰劳金等。
9月1日，王缵绪继推新役政，亲自制定《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对县长提出六条要求：“一要巡查认真，督促彻底宣传；二要随时到常备队点名，严查空旷，慰问疾苦；三要随时慰问贫苦壮丁家属；四要依期迎送出征壮丁；五要彻底实行壮丁优待；六要严厉查办舞弊人员”。
王缵绪自担任省主席起，他便着力清理川省历史旧账。在全川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王缵绪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及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举全在铲除川省历年来财政上种种积弊，使之趋入正轨，以表现公开财政，昭示大信之精神，决不至如过去之敷衍了事。” 当年有媒体报道说：“王缵绪担任省主席短短一年零五个月时间里，因减征减少1，400多万粮款收入，另外还偿还了一亿多的债款；移交时，尚存现款1，000万余元。这组数字，促能体现出他主川之政绩。”
这时，川政完全在新政推行之下进入轨道。作为担负着抗战后方之职，为保证前线兵力、财力、物力，他的系列新政自然会触及权势群体。同时在查办积案、撤换大批贪污官吏，大大触犯了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因此引发“反王主川”之事。此时，王缵绪确表现为身在巴蜀，胸怀祖国，以国难为重，为使他的新政继续维护抗战后方安定与配合支持前线的正常运行，王缵绪主动向蒋辞职，要求重返抗战前线。
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志切抗战，请缨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缵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侮。在出征期间，所有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理。” 10月1日，王缵绪通令全川各县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用备整编补充；二、积极组训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政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推行政令，用奠后防，藉固前线。
从戎抗日
10月底，王缵绪辞去省政府主席职务，继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重返前线作总指挥。他在前沿阵地向官兵训话：“各位官长、各位兄弟，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争光，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第二十九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拥护总裁的革命阵营，是国家的骨干，是民族的灵魂，决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这个团体要使上官爱护，莫使上官厌恶。要配做一个革命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庭，抗战就是我们的生活。不畏难，不怕苦，见利不先，赴义恐后，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愤耿耿，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决心先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苟且偷生、争夺抢劫、分歧错杂、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化种种恶习不可成功。”
为防日军进攻四川，国民政府制定了“保卫国府中枢门户和待机反攻武汉的两大任务，长久保持桐柏、大洪山一线，以攻为守，打击日军”的作战方针。在具体兵力部署中，由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担任湖北宜城地区的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守备的重要作战任务，置重点兵力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随时向武汉外围及平汉路出击，并要求“竭力增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备，坚决阻止敌之北上；掩护我左翼兵团之右翼防务的重要的军事任务”。
1939年冬，全国发动冬季攻势，第二十九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之冬季攻势，拒止北进之敌。12月中旬，于襄河东岸南下攻击钟祥洋梓敌人据点，占领王家店。
1940年1月，枣宜战役。日军13师团增兵反攻，窜占长寿店、王家店，旋经友邻部队增兵逆袭，将王家店收复。该集团军乘势推进连续猛攻，因敌我双方伤亡均重，形成对峙。至3月终，冬季攻势结束，第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任该地区攻防作战。5月，国民政府加授王缵绪陆军上将衔。
5月初，日军分兵两路，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致使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随即受敌猛攻。王缵绪率部固守大洪山西北要隘。5月16日，第五战区所属张自忠部队失利，他在战场上殉国。面临危机时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嘱第二十九军总司令王缵绪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追日军。
6月，日军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即组成几个梯团南下。王缵绪下令固守大洪山要隘。敌部四面围攻大洪山，激战十余日后各要隘虽被敌所占，却予敌以重大杀伤，且击伤敌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此后，王缵绪又命所部利用山地隐蔽，与敌旋磨打圈，激战十余日，敌伤亡甚重。第二十九集团军为阻止了日寇西进，粉碎了敌人一举歼灭该部的阴谋。坚守大洪山一年零四个月（1940年9月至1941年底），王缵绪曾数次率部对日军13师团进行了反扫荡战斗。到1941年12月奉命开赴河南内乡整训，移交防务给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时，仍保有大洪山第一线阵地，成功阻止日军想要突破大洪山防线向战区腹地推进的企图。这就是轰动抗日前线的“大洪山老王推磨”，成为全国人民最爱戴的抗日英雄。
1942年3月，第二十九集团军奉命自河南调往第六战区；7月，王缵绪升任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扎桃源，守备洞庭以西、长江以南的湘鄂地区。
1943年2月，鄂西会战及常德会战，是长江两岸作战。日军三万余人从岳阳、沙市、宜昌向第二十九集团军守地进犯。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许出击。15日佛晓，日军轻易攻破六战区前沿指挥部“松滋要塞”，迫使第二十九集团军67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到2月底，阵地失而复得。3月上旬，敌全面向沙市以南滨湖各县进犯。王缵绪亲率独立第一团到安乡指挥作战。敌我双方形成拉锯战，共激战到3月下旬，敌退守于洞庭湖西岸和南岸的四处据点。4月上旬，第二十九集团军奉陈诚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大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陈诚责无旁贷。
同年10月，日军纠集九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源进犯。新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王缵绪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在北面的滨湖各县节节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王缵绪命长子44军军长王泽濬与日军鏖战20余日，使敌未能前进，且有所缴获。此时另一路敌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加之日机猛烈轰炸，迫使44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地区。日军旋即迫近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桃源。王缵绪率余部退至沅水以南的郑家驿，王泽濬率44军在常德外围之太浮山和太阳山地区分别截击日军。该军150师师长许国璋于是役身负重伤，自戕殉国。12月3日，余程万失守常德后，六、九两战区增援部队始陆续赶到，在太浮山地区与日军搏战。王泽濬率44军击败桃源之敌后，奉父命追击至藕池口。敌军退守注滋口一线。
王缵绪先后抗战八年，亲自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湖滨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重大战役，大小战斗计2300余次。所辖44军和67军共六万六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壮丁四万五千余，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四万余人。经过多年抗战之后，第二十九集团军仅存不到二万人，壮丁力夫伤亡失散更是不计其数。1944年2月，王缵绪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撤消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67军建制，只保留了44军。由军委会批准，44军仍由王泽濬任军长，辖149、150、161、162四个师，调归第九战区指挥。王缵绪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陪都卫戍总司令。
1944年5月，长衡会战，日寇再发动对长衡攻势。6月7日，敌军第3师团窜抵古港附近，44军军长王泽濬奉父命于9日展开攻势，击破古港东门市之敌，并缴获甚多。日军继续增兵反攻，迫使44军浏阳撤退，日军68师团同116师团与我军争夺浏阳阵地，44军固守浏阳，经喋血奋战九昼夜，终以战力不支，14日退出浏阳。日军继陷攸县，此时，王缵绪亲自指挥44军军长王泽濬赴茶陵南北地区，迎击该敌。7月，日军攻陷茶陵，8月日军又攻陷衡阳，直指桂林。战后，44军留置湘粤边区。1945年元月，由王缵绪父子率部又参加湘粤赣边区作战。1月中旬，日军一部攻击茶陵、安阳南进，王缵绪指挥44军迎击，奋战阻截，敌未得逞。8月，日寇宣布投降。
1945年9月3日，国民政府蒋总统在陪都重庆举行隆重抗战胜利活动，总指挥是国军上将王缵绪。上午9时，各界人士在市中心区较场口举行庆祝大会，在王缵绪总指挥下，101响礼炮声响彻云霄。11时20分，前有3辆摩托车开道，蒋总统坐的敞篷车紧跟其后，后面吉普车上掌旗官手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面大旗。当蒋总统乘车抵达中心路口时，军乐齐奏，仪仗队持枪致敬。蒋总统的阅兵车队经较场口、民权路，折向过街楼、林森路时，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总统车队仅缓缓通行，广大民众为抗战胜利而欢呼四起，各门各户都悬挂着国旗和同盟国国旗，整个城市如同翻江倒海，一派沸腾，全城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氛。
1945年，抗战胜利。国军上将王缵绪在八年抗战中屡建奇功及作战彪炳，指挥有方，前后曾获国民政府颁发胜利勋章及多项奖章共20多枚，乃国民政府授予抗日英雄称号。他的长子，国军中将王泽浚在历经八年抗战中，作战勇猛，战功显赫，曾获国民政府颁发忠勤勋章、四等云麾勋章以及多项奖章共18枚。
为此，王缵绪父子在抗战时期却成为了全国民众最为敬仰与歌颂的英雄人物。
从民国要员到中共盟友
1945年2月10日，王缵绪任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王缵绪上任即告诫部属不得欺压百姓，在辖区内分设若干军民合作站。整顿监狱，释放罪轻者，在两天内释放数百名烟贩，他说：“种烟运烟的都无事，吃烟贩烟有何罪？” 此举触怒上峰，认为王“太霸道”。他改善劳改人员待遇，规定禁止肉刑，以养廉耻；视寒问疾，力求卫生；言行训育，化囚为民；经济公开，以谋温饱；严禁剥削，以维福利；贿赂绝迹，一洗贪风。大力整肃重庆治安，捉拿大流氓雷鸣心。1946年2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因群众热烈参加，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王缵绪明确指示所部“为尊重民主运动起见，不拟加以管制，仅以劝告方式维持会场秩序”。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卫戍司令部奉令改组警备司令部，王缵绪所担任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改任武汉行营副主任。随之，国共内战势不可挡，蒋介石曾二次打电话给王缵绪，要委任他南京卫戍总司令一职。作为王缵绪的内心，根本不想打内战，并持抗拒内战态度，拒绝接受重要委任。
1947年5月2日，蒋介石电召王缵绪到南京面洽，临行前王缵绪曾对记者说：“……首都卫戍总司令一职，中枢虽有意相委，但本人年事已老，不愿再任军职。此番赴京晋谒主席，除本一贯精神以在野之身翊赞中枢外，别无他项希求。因目前营谋官位者正多，本人实无此需要也。”自王缵绪从南京返川之后，继续从事他的教育事业，并有众多教育界及文化名人出入他的府上，商讨及探索如何引领教育的发展方向。在当时，王缵绪是教育及文化界中的凝聚之人。在此期间，王缵绪已着手创办巴蜀商学院时，却吸引了有识之士们的拥簇，将可迎来“锦上添花”。巴蜀学校董事长王缵绪将这些成员组建成董事会，其名誉校董：曾子唯、陈怀先、赵资生、康心如、周宜甫、李奎安、王兰楫、黄之贲、汤壶研、陈丽生、连雅各、魏诩丞、杨赞卿、何说岩、唐棣之、季叔平、杨芳龄、曾纪瑞、曾吉芝。事后，国共内战再起，导致巴蜀商学院未办成功。
1948年5月16日，王缵绪调任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副主任（5月19日，重庆行辕改为重庆绥靖公署）。同日，王缵绪出席国大返回重庆，公开表达对时局的担忧，他说：“……政府与党意志之不齐一，已于此次国大会中，充分表露无遗。而政治改革之无实效，亦可于铲除豪门资本，举办救济特捐等例中概见。故欲挽回国事之颓局，非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并力去敷衍塞责之官僚作风，努力做出成绩。尤于铲除豪门资本，安定人民生活一点，非彻底做到，不足以压人心，挽颓局。” 8月4日，行政院第10次会议任朱绍良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王缵绪、贺国光、杨森为副主任。
1949年3月4日，王缵绪致函毛泽东，感谢承蒙优待其子（王泽濬于淮海战役被俘），继称天道忌盈应适可而止。5月14日，川康渝国大代表、立监委员、省市参议员联系会在成都举行大会，17日闭幕，王缵绪被推为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会通过西南应变三大方案：政治——用人唯贤，严惩贪污；经济——彻底限田，停止征实；军事——协助国军，组训民众。
6月1日，国民政府任王缵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6月13日，王缵绪再次向记者发表时局感言：“……我对政府，对国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说的是病的症结所在，民间的疾苦。三四年来，曾与总裁（因我素来称蒋总统为总裁，原注）上书不下七八万言，如政治之贪污无能；财政上无限制的发行钞票；党团的人员全在做官，不下乡工作；教育腐化；司法较过去的军阀还贪污，剥削平民；征兵尽是兵贩子；主张胜利后不能裁兵……，可是这一些办法都没有被当局采纳，千言万语等于石沉大海。”
1949年12月7日，王缵绪又任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因长子王泽濬第44军军长于淮海战役被俘）14日，他授意新编44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24日胡宗南所派成都城防部队撤离成都，王缵绪以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名义接管成都。25日，由王缵绪出面在成都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
1949年12月31日，贺龙率部进入成都。1950年王缵绪主动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他把掌控的军队和全部武器移交给贺龙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的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
1950年后，他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民主人士、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等职。1950年12月24日，王缵绪将创办十八年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和西充学校无偿捐献给政府。为此，邓小平同志曾指示“一切不变，只许办好，不许办坏”。1952年10月10日，王缵绪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由西南博物院收藏。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存文物中，王缵绪捐献的国家一、二级书画藏品达167件。
王缵绪个人最大爱好即书法、诗词和收藏。他是第一批加入上海海上亭云书画社，曾有部分诗词、题字传世（资中永庆寺牌匾“令我见佛”、资中银山镇题“古银山县”、重庆巴蜀学校“诱诲堂”、“棫园”等）。他与文化名人交往甚密，如、梁漱溟、黄宾虹、黄炎培、齐白石等。王缵绪说话幽默风趣，外号“笑和尚”。他“私德尚好，烟酒赌均不沾，自奉亦简”。
王缵绪热爱乡里。当年西充经常遭遇灾害，以致“民食艰难，饿殍日多，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王缵绪“每接乡讯，深恻于怀。虽以恭桑之谊勉竭绵薄，略谋赈济，而杯水车薪，终苦无所裨益”， 1927年10月22日，他会同鲜英等22人发起对川北旱灾给予赈济。1937年 3月2日，王缵绪亲笔致函建设厅长卢作孚，请求他“设法为敝县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赈”。凡有西充人上门求他，都予以“打点”。特别是灾荒年，每到部队开饭时，总有不少人找来说自己是西充人，王缵绪说：“是西充人就拿碗添饭。”有时人多了碗不够，部下向王总司令报告，他说“没得碗就用瓢。”在西充，“拿碗添饭”这句话百姓流传至今。
死于中共反右运动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王缵绪为此持不同看法。他身边的好友都被打成了“右派”。如：台盟中央主席谢雪红，起义将领龙云，民盟中央章乃器、罗隆基，民主人士鲜英，就连曾动员他起义的中共党员、四川省政府参事室主任高兴亚也被打成“右派”这此现实情况让他无法理解。特别是官方又提出所谓“阳谋”的说法，更为让他无比愤概和鄙视。他认为，这样极端地发动政治运动，制造“阳谋”，把大批受人尊敬的有识之士和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打成“右派分子”而感到震惊；同时，他看到各级领导干部把“宁左毋右”奉为圭臬，否则便被视为“右倾”而受到批判，甚至受到处分；而不少党棍把奉行极左路线，作为升官揽权的不二法门，一朝权在手，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便得心应手地结党营私……他把这些弊端看在眼里，自然心生愤恨，写出了揭露和批判文章，急欲带到境外发表。为此，王缵绪请准了赴港就医的理由，不幸真相被知情人陈子庄（王缵绪的秘书）告密。在深圳预先布控，待王缵绪过境之时，将其扣押至成都。一直被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与世隔绝3年。于1960年，终因绝食抵抗并死于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内。事发当天，仅《四川日报》刊登，题为“反革命分子王缵绪偷越国境被捕”。可见未审已定罪名。事后，当局将他欲想境外发表揭露和声讨国内“反右运动”真相的文章视为绝密，采取销声匿迹，将他定为终生羁押。就连新闻已报道随身携带的罪证（57份反右运动剪报和约52万字的个人日记）也从未曝光，至今都无法让人看到。
王缵绪曾在看守所关押3年期间，既不提审也不定罪，视为终生羁押。与此同时，改写与他相关史料，否认他的抗战经历和率军起义事实，将其打入另册，完全做到官方史册未有其人。让其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为人知。
材料来源：事迹部分基本采用西充县人民政府志2011年版。
（作者：人民出版社王复加是王缵绪长房长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