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
宋朝开国皇帝吃饱喝足后忽然没事找事的说是被一个问题难住了。什么问题呢?这就是他想知道这个世界上——对了,那时天朝对人类不叫世界,统称天下,他想知道“天下何物为大”,并请教老臣赵普。赵普告诉他:“道理最大。”
可谁也想不到,一千多年过去,这个国家“鬼打墙”似地转了一圈像是又回到了赵氏王朝,面临“天下何物为大”的难题。好在我们有茅于轼。不知道茅于轼先生是否读到过沈括讲的这个历史段子,但即使没读过也没什么,天下英雄所见略同。不信,只要你读一读他近七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清楚了,原来茅于轼先生同样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讲道理是最重要的;而中国社会今天所存在的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在他看来不是别的,正是因为这个社会不讲道理。
话说已经过了88岁“茶寿”的茅于轼先生,最近相当于被封了口,无法像先前一样自由表达。我等能说什么!本人快说过一百遍了:天大只由天!不管那什么人有什么理由,这个世界上不知还有几个国家,不许一位近九十岁的耄耋老人自由表达,故本人在这里要发出我虽然微弱但却是强烈的抗议!
不让一位近九十岁老人“说话”,讲得通吗!封茅于轼口的人,你家就没有老人吗?就算没有爹了也没有妈吗?你就不老吗?是不是等你老了,如果说话不中听,也要封你的口?
茅于轼先生被封口这件事,我以为会上史书的。将来中国撰写史书的人写到此处,一定像很多史书一样,在页边放一没有任何背景也就是“虚光”的茅于轼头像或半身像,然后旁边图解:二十一世纪某年某月,已经度过八十八岁生日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就因倡导普世价值,宣传民主自由,主张全面市场经济,批判当时还有一部分人当作神一样崇拜的人而被政府封口,不许其自由表达。
平心而论,就本人读到的茅先生文章,他所有观点都能自圆其说,而且对于一些重要观点,比如这次被《环球时报》胡锡进在文章中“定罪”的几个“否定”,都有无可辩驳的证据支持(倒是胡大总编在自己的环球时报上以“单仁平”署名发表的文章却是狗屁不通)。故本人认为,茅老始终是讲道理的。
你说多么浅显的道理: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是别的,就是要讲道理。如果不讲道理,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与流氓、土匪、黑社会部落有什么区别?
如果大家还有点记忆的话,就在近七年前,茅于轼先生在他的博客中发表一篇在我看来要算极为重要的博文。开始,题目叫《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没过几天,不知什么原因,他又将题目换成《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不论是前个题目还是又换了题目,我都喜欢,因为题目换了,内容没换。两相对照,换了题目后,文字还又增加了约二分之一。
文章当然说得好极了,其中有些话,换了我,根本就不敢在博客中说。因为咱知道,就是敢于说了,上了博客后也会被管理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被和谐”被“404”。请不要误解,本人这样说,绝非要管理员也去“管理”这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博文。说句良心说,也正因为有像茅于轼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才让我们看到一些看不到的思想文字,阿弥陀佛还来不及哩。
在那文章第一自然节中,茅于轼就指出:“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很显然,他在歌颂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公开批判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独裁统治”,真是大快人心。要知道,至今官方都不肯承认前三十年是“独裁统治”,一些“五毛党”们也更是在那儿自愚愚人。当然,自己虽然也敢于这样说,但也还是想知道是不是中国别的人也有这种认识。
可尽管“三十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茅于轼在体察民情后也还是又看到:“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似乎中国社会很快就要崩溃。”既然茅于轼有这样的感受,依世上总是无独有偶的常识,有这种“崩溃感”者恐怕也绝不止茅老一人。而况茅老这样说,是有充分证据的:“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成了警察国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茅老说,这种情形,他只在“中学读历史时”,看到“异族统治的元朝有过类似的规定”。也正因此,茅老认定,我们“政府这样的恐惧感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这些话,大约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心中有却博客中无的。仅凭这一点,我就愿意做茅老粉丝。当然我承认,互联网上有些阿猫阿狗的留言跟帖,有些话比茅老说得更直接更露骨,然而,也还是觉得,这些话从像茅老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口中说出来,效果就是不一样。
于是茅老觉得很奇怪:“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茅老在提问之后又在键盘上敲下的4000字中做了恳切而又精辟的论述,若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官员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讲理。茅老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这大约也正是他这篇博文先前之所以会取《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那样一个题目。在茅老看来,我们社会发生的诸多矛盾,特别是那些所谓的群体事件、暴力事件,其根源就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不讲理——而首先又是政府部门是官员们不讲理。由于他们的不讲理,才导致全社会最终都不讲理。而一个不讲理的社会,自然也就成了可怕的社会,甚至成了恐怖的社会。
如何解决这种民怨呢,茅老在文章中说得十分明白:“的确,两派人谈判未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梦溪笔谈》,是宋人沈括的名著,据胡适讲,后人所刻版本不同。明末时期有人刻的《梦溪笔谈》中记有这么一条:太祖皇帝曾问赵普:“天下何物为大?”赵普想了好大一会儿也没答出。谁知宋太祖不放,再次追问,赵普这才回答道:“道理最大。”不想,太祖听了,连连称好或说连连称对。他不仅并没有因为赵普不说皇上最大而治臣子的罪,反而还“屡称善”。由此可见,即使在千年前,即使是至高无上的“天子”,也不认为这个世上有什么东西能大过道理。然而,看看我们社会,读读茅老近七年前发表的博文,得出的结论,却是让人垂头丧气,进而莫可奈何。
2017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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