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协华
1、
如何以现代民主的视野，回溯并梳理六四作为社会革命的一种集中形态，则首先要较准在当下而非历史时期的特定状况。六四，意味着一种虽然遭到中共的血腥压制，但却仍然能够成为大陆民主现代历史重要的一章；在另一面，则又体现出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及国际状况下，对六四作为社会性的政治遗留历史的讨论，并由此生成对当下社会反抗运动的一种分界，以从中获取历史之外、尚未触及到的大陆民主的积极因素，并经此阐述，形成当代反极权的社会主体。
和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不同，六四是因其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爆发趋势，并经八十年代早期民主思想的启蒙，形成具有全局意义的社会抵抗运动，而并非仅停留于一般层级上的学生思潮运动。尽管早期民主启蒙在绝大部分体系中，带有着强烈的改良主义和幼稚理想主义（也即共产主义）相结合的色彩与倾向，尚不能在本质性的领域内，触及到影响大陆数十年专制形态的根本要害，然而，这种早期民主启蒙因其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苦难历史，而成为当时期中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
然而，遗憾的是，大陆知识群体由于先天地以寄生统治集团为命运追求的形态，从而沿袭了古老传统的宿命。也即，在社会底层和特权利益集团之间，他们要更倾向于后者。这种与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姿态，所造成的即是对当代文明的误解。并且更严重的是，当整个社会的文化营造者脱离平民时，这种格局所带来的就不仅是整体社会民众的，也同时是知识分子苦难的开始。中共极权以迫害大陆知识分子为特别的嗜好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一方面是迫害，在另一方面，却是来自知识阶层形同病态的对中共的偏爱。因此，尽管六四大屠杀作为血腥残暴的中共极权的象征，作为中共极权对大陆民众、学者、文人及社会人士的杀戮，却依然唤醒不了深受古老病态影响的大陆知识群体，并由此固执，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大陆社会及政治领域的困境，依然深陷于被极权控制和压迫的现状之中。
2、
当六四成为某种狭隘意义上的政治性遗留问题时，这种状况不仅说明了大陆人权状况的事实恶化，也同时指出了，在整个民主运动的过程中上所出现的令人担忧的恶劣境况。这意味着民主运动在经历了当代的波折和历史事实的血腥之后，却因为社会视野的萎缩而成为了一种值得怀疑的行为。不仅如此，参与六四的主体也在经历了中共改革的共同利益或海外逃亡以后，分化成为背叛六四精神或刻意淡忘六四历史的阵营。而这种状况，在无意中构成了对六四的冷漠而不是反省，是对六四运动在历史价值层面上的最无情的抛弃。但是，这仅仅是早期民主启蒙因其视野的狭窄，所要承担的众多历史包袱的其中之一。
很多人不愿确认六四是一种社会运动在大陆的具体表现，以及还是大陆反抗中共的转折性时代标志，并且将六四区别于一般的为争取民主而展开的全地区性的社会形态，而情愿仅针对大屠杀展开回忆或延续，但却不知道，正因为这种刻意回避，所导致的从89直到今天的时间里，在经历了中共一次又一次更为肆无忌惮的暴政之后，大陆民主运动的思维其实早就停止了。也就是从将六四排除在社会革命的形态之后。因此，才会出现只批判毛、只批判文革、只批判反右，但就是不批判中共极权、不批判当代中共，以及只批判江（只批判某个个人或某个官僚）却不批判整个中共，甚至到了纪念六四但却不批邓的病态地步。这种在极恶政权里找大善人的错误思维，即是六四遗留问题的深刻体现，是大陆灾难深重的具体根源和写照。六四之后，不区分中国与中共、党与民众，那么，六四就不会作为一种民主精神的历史启示而值得面对，是无视现代政治价值在此网络时代的积极涵义的行为。
同样，只反毛只反文革但却不反中共极权，则又映射出了当代政治在社会抗争段落中被严重回避的真实态势，是惧怕式民主的某种现代表现。毛已经死了，所以要反，文革已经是上个世纪的灾难所以可反，但中共政权还在，所以不能反，现实状况中大陆人权的日益恶化不能反，大陆平民在利益受到损害的状况下，展开了数十年的维权行动，并由此迈进至反极权的民主转型进程不能讲（甚至故意假装没看见、没有发生）……这种种的一切，无不在反映并且折射着六四之后民主精神的断代与消亡。换而言之，反毛也不是体现勇气和智慧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在此时代反毛其实是怯懦和自私的逃避，是对民主精神的双重背叛（历史与现状），尤其是在反毛的同时，却视习为当代明君，仿佛已经具备了超能力，能将中共一分为二，一种是恶的中共，另一种则是善良的、美好的和可以投靠的中共，而全然忘记了，中共之邪恶实为一体，皆为特权暴政的共同体。
3、
六四因其包含社会抗争的主体形态而具有其历史性价值，尽管这种价值仍然存在着继续深入的一面。然而，在此价值之外，则仍要重申的是，大屠杀作为中共政权邪恶的事实性历史，不存在对此进行和解与对话的可能。这正如同不能以非暴力抗争来取消清算制度一样，是在于清算邪恶政治的罪恶，是非暴力抗争在现代民主范畴内获得可能的必要性前提，并且是第一性的前提。否则，六四屠杀作为历史则再无面对的必要。而同时引发的则是一种更深的灾难，也即，因为对六四的遗忘、否定和对其民主价值的背叛，从而也就必然造成了当代民主转型的社会观念的消退。而这一切最终的结果，无一不是中共依然行凶作恶，并对大陆人权进行更为严酷的摧残，709大抓捕事件至今已有数年，仍然不绝，深圳大抓捕又已经出现……这一切，即是中共极权反人类的事实，也是民主运动无视六四价值，迷信于改良，迷信于中共反腐败所造成的恶性后果。而反思六四，就是要求对中共的批判和反抗必须得到一个新的开始。除非，追求自由者已经丧失了继续的意志，或者，甚至开始盼望与中共分享特权。尽管，这是不可能的。
4、
六四作为历史，呈现的是大陆民众在社会领域内对中共及暴政予以反抗的结果，是民主转型在其最初期阶段共同意愿的恰当体现。不确认或不遵循此种经时间检验的社会意愿，则大陆民主转型的进程，就不可能超越由中共改革所构成的特权与资本的陷阱，也就是依然难以超越经专制形式的意识形态所编造的社会假象。更严重的是，在民主形态的转折时期，回避现代空间内正在发生的罪恶，而倒退至一个虚构的“共和”假象，并以“共和”之名，隐匿中共在此数十年中变本加厉的对全社会发动内战的犯罪事实，又抹杀了经由民众维权而上升为反极权的当代民主进程，使得无论海内外的民主意识均长期处于停滞和消亡的状态中，大陆成就民主的希望变得遥遥无期。而对“共和”假象的批判，则预示着现代民主观念在全球状况中针对大陆领域所进行的视野开拓，是基于“中共”不是（共和）“中国”，中共也替代不了大陆民众，并使大陆民众迈向真实社会及政治主体的新途径。
而在共和的观念歧途之外，则又意味着对大陆近代历史的简单误解，是导致大陆民主进程始终游离于主要形态之外的现实性错误。这种陷阱，在一方面削弱了六四在社会革命的内涵中包含的政治力量，另一面，则又降格为腐蚀民主内部力量的消极形态，成为扰乱民主转型在反极权状况中持续前进的影响和动力的诱因，是对基于以民主价值为公理的共同意志的弱化和反向退缩。当代世界在政治格局内只存在民主和非民主两种权力形态，“共和”迷思却试图通过对极权中共的掩饰，从而混淆非民主状况下民众人权被重复、恶意侵害的事实。而这一切，无一不是因无视六四作为社会反抗的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造成，是对经由民主启蒙而形成的社会意识的现代进程的遮蔽和掩盖。正如无视眼前的罪恶，而只面对历史之前的历史并为此拍案而起的行为一样，在实质上，是被恐惧击垮的体现，也更是配合极权继续掠夺民众价值的行为。
5、
六四是大陆整体社会与现代民主靠得最近的一次，也是大陆民众与民主之间距离最短的一次，尽管为了获得这一切，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其苦难与创伤至今仍不能愈合。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大陆民众具有迫切渴望实现民主以重获尊严的意愿，意味着大陆民众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存在着一种超越宗教的人生信仰。否则，就难以解释在中共的武力镇压和血腥屠杀之中，仍然涌现着不惧死亡的六四勇士。无视此种现实，无视大陆民众为抗击特权所做的牺牲，反思及追忆六四就没有任何现实价值，追求自由民主也就必然会成为一纸空文。
正视六四作为大陆现代民主的起点，就是将民主转型理解为一种建立在社会整体之上的真实进程，而不是迷失在既不知道前进又无法持续推动的政治陷阱中。由此，才能够确定社会反抗的主体及其政治使命，并得以构建当代转型的重要基石。更重要的是，从迷惘走向清晰，民主视野也将行使其主导性的战略力量，尤其是在剥离了附着于六四之中的情绪景观之后，这种深刻的、超越历史及时代界限的气势，不仅将作用于当下的社会反抗历史，也将以其真切的力量，形成凝聚和抵抗的深入性。而奢谈宽容与和解，其实质不过是站在鲜血之上与中共媾和，是反六四的一种表现。
六四体现了在大陆区域内民主意愿所能达成的时代高度，表明了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愿望要超出极权的恐怖镇压。因此，反思六四即意味着要以正面直视的形态，赋予六四事件非常珍贵的民主精神，确认六四作为现代性社会革命的不可忽视的线索，同时也预示着对大陆未来形态的期望。一个不愿正视其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可言的，正如同不愿面对其现代苦难同样会被时代抛弃一样。唯有以社会革命的转型正义，塑造六四以来所有的一切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生命的牺牲者，我们才能说，才能以当代的力量重获对民主的信心。尽管，极权依然存在，中共继续着对大陆民众的欺骗与奴役，继续着对自由人士的酷刑和迫害。然而，经由对六四的反思和呈现，经由对真实恐惧的剖析和超越，必将在更为激烈的反抗潮流中，在民主运动处于消弭和退让的时代中，明确政治与自由的当代意义，刻画人权的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