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不少文章和书籍已经探讨过中国大陆的维吾尔之“疆独”问题，但据笔者之愚见，却只有很少一部份文章专门探讨维吾尔人在新疆以外的生存状况，尤其是他们在离开新疆后，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与汉人的相处和日常生活上的摩擦、冲突。只是在二零一零一月八日广东韶关玩具厂发生的大规模汉维工人打斗事件后，大陆传媒才真正关注到汉维之间的严重不和不只是囿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且也蔓延到了全国，甚至在沿海，如广东，也难以幸免。笔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我在广州生活了二十七年才移居加拿大。我在这座城市的生活期间，打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已经耳闻目睹不少有关维吾尔人涉及广州治安的事。笔者的很多亲朋戚友都曾自称被维吾尔人袭击和打劫过，当然本人也有几次在广州受过维吾尔人的粗暴对待。抛开民族立场和个人恩怨，本文尝试在有限的篇幅里公正地探讨一下维吾尔人在广州的生存状况，他们与本地人的相处，广州人和广州政府是如何对待维吾尔人的，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中国未来的民族隐患和民族团结问题。
广州是自邓小平上台后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这城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常住人口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但情况自八十年代中期有了逐渐变化，因为经济先行一步，不少外省人都来争着来广州分一杯羮。此后外地人在广州的比例日渐增加，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更是登峰造极，现在整个广州市几乎被讲普通话的人口淹没了。不过总的来说，本地人和外地人在某种度上也能和睦共处，因为归根结底大家都是汉人。但这里有一个例外，在来广州的众多外地人中，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占了一定的比例，他们在工作性质和居住模式上与其他的外地人士有很大的区别。首先，维吾尔人不像汉人，他们从不单干，无论是工作或生活，他们都喜欢成群结队。其次，因为维吾尔人相对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汉语不好，在广州难以融入本地社会，在找一份隐定的工作方面更是天方夜谭。相反，其他来广州发展的外地人假以时日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不少人更是在广州的一些大企业里担当领导者角色。所以，在广州的维吾尔人难以去打工，只能三三两两地合伙开设具有新疆风味的小食店来糊口，更有不少人只能在街头摆卖，成了无牌经营小贩。最后，来广州的外地人基本上是租住本地人的物业，但本地广州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租房子给维吾尔人，而维吾尔人在经济上也难以承担租房的费用。所以，很多维吾尔人只能集体居住在一些城市废墟或空地中，脏、乱、差现象非常严重。例如在广州西郊的三元里，那里是闻名全市的维吾尔人社区，但它绝不是如外国的唐人街般成了各国游客观赏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却是广州人闻之色变的无法无天之地。以笔者在广州的生活经历而言，三元里的谋杀、强奸、抢劫、和吸毒现象无日无之，奇怪的是广州的报纸很少报道，因为那些已不是新闻，而且连记者也碍于自身安全，不敢贸然进入三元里采访报道。“三元里”一词不仅令广州蒙羞，而且这里也逐渐变成了“南方的乌鲁木齐”，成了中国大陆民族隔离的缩影。三元里也变成了类似西方国家的贫民区或黑人聚居地，成为犯罪的天堂。更令人深思的是，广州当地的警察更是对三元里一带的恶劣状况袖手旁观，因为连他们也不想或者说是不敢去碰这个烫手的山芋。
由于维吾尔人在广州受到严重歧视，他们在此根本无法找工作，而做小贩和开餐馆的机会有限，所以一些维吾尔人为了生存或者说为了报复本地人对他们的歧视，不惜铤而走险，竟然以偷窃作为在这座城市里谋生的工具。笔者曾在广州的大街小巷无数次地看到维吾尔人成群结队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各种利器割破广州市民的口袋，有的甚至实行强抢豪夺，情况实在有点触目惊心，令人不忍目睹。在广州北郊的天河城广场一带，那里简直成了维吾尔小偷横行之地。几乎所有广州人在途经此地时都人人自危，防不胜防。这里和三元里一样，都成了广州的治安“盲点”。
广州人对待维吾尔人的态度也值得商榷。首先，很多广州人先天性地对来自外省的人士怀有很多偏见，不加区分地一言以概之为“北佬＂。在很多广州人心目中，外地人就是没文化，更别提来自中国边陲的维吾尔人了，他们在广州一向被认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其次，因为上述的种种维吾尔人在广州的劣行，无形中导致广州人对其印象不断恶化，双方的关系前所未有地水火不相容。在很多广州人的心目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来的维吾尔人是“野蛮人”的代名词，而二十一世纪在广州的维吾尔人则是“罪犯”的代名词。笔者在广州亲眼看见过，不少当地的的士司机绝对拒载维吾尔人。更有甚者，很多广州人认为只要从气味上便可分辨出谁是维吾尔人，歧见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广州市政府和官方对待维吾尔人的态度也颇具争议。信不信由你，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广州市公安局已经给全市秘密下达命令，所有旅馆和招待所不准接待维吾尔人，据说是因为他们身上有异味和整天打群架。在邓小平时代，这种民族歧视的措施虽然解除，但随着改革开放后维吾尔人在广州的数量越来越多，治安问题日益严重，新一轮对维吾尔人的抵制政策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悄然开始。
以笔者长年累月在广州的所见所闻，广州市的民警、保安、城管、和各类执法人员，似乎都对维吾尔人态度恶劣，动辄粗言相向，甚至拳脚交加，笔者就曾经亲眼见过几个保安把一个犯了小事的维吾尔小偷打得七孔出血。广州街头的维吾尔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猪狗不如，法律和人权在这里只是一纸空文而已。广州市政府似乎已经暗中下令盯死全市的维吾尔人，所有在广州市面执勤的公安都对外表和肤色明显与汉人有分别的维吾尔人特别留意。当维吾尔人和本地人发生争执时，几乎可以肯定，广州公安绝对是先挑维吾尔人的刺。但在广州的维吾尔人也非常团结，当他们的其中一个同僚受到汉人欺凌时，往往是成群结队地出面扺抗，有时甚至是赤手空拳地与广州的公安和保安作殊死斗争。
我个人认为，解决广州的维吾尔人问题，就像全中国的维吾尔人问题一样，非常复杂，而且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答案。首先，广州人对维吾尔人的恐惧、防范、和憎恨已经根深蒂固，居住在广州的维吾尔人和本地人已经不仅仅是种族隔离那么简单，甚至是种族仇恨到了几乎可以互相灭绝的地步。其次，维吾尔人在广州的处境其实也是他们在全中国的处境的一个缩影，其中一些人依仗中国法律对少数民族犯事从轻发落的特例和自身对汉人的仇恨，到处惹事生非，为非作歹，视法律如草芥，当中很多维吾尔人在广州的所作所为简直与流氓并无二致，也难怪这么多广州人对他们闻之色变。
综上所述，广州的维吾尔人问题绝对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政府必须重新审视其积重难返的民族政策，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人人平等，制度清晰，和关系和谐的联邦制国家。必须重新拟定一整套法律，对各个联邦成员国之间的日常来往，签证事务，双边贸易，和文化交流作出详细的规定。不再以大汉沙文主义自居，虚心地向加拿大、比利时、和瑞士等西方多元文化国家学习，怎样去管理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当然，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在未来成功地转型为一个民主法治之国，否则的话，解决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民族冲突将无从谈起。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的观点，只有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才会发生饥荒。这套理论用在这里也适合：只有在专制极权的国家里才会有民族仇恨和国家分裂（纳粹德国、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而在民主国家里，民族矛盾则容易得到舒缓乃至最终解决（加拿大、比利时、和瑞士）。看来，广州的维吾尔人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中国政府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