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风祥：又闻中共“秘密派别”
好事朋友转来一网帖，询问我的看法。网帖有点蹊跷，是“出口转内销”的一份“中国和平民主转型方案” （http://www.yibaochina.com/Article/Display?articleId=7538），署名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日期是2018年3月4日，委托“公民力量”主席杨建利先生在海外率先发表。
“公民力量”的按语写道：“公民力量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真实情况无法判断，但我们认为，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共领导人开历史倒车的议题进行议论、对中国民主化的目标、策略和途径的探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议报如托发表楊建利博士收到的这两份文件，以飨读者”。
我支持“公民力量”的立场态度。首先，在目前（危险环境）情况下，除非起草人或背后组织愿意主动公开还是秘密露面，否则，局外人难窥内情。其次，它或许真是中共内部的派别产物；也许不是，仅仅属于个别人物的斗争策略，反正三人“成群”，五人即可“称派”，没什么绝对标准。甚至，也不排除是海外民运圈某些人的假托。总之，什么可能性都难以排除，唯有等未来历史澄清。重要的不是谁提出这个东西，而是它的观点对错。
能提出不同于官方调门的新思维新方案，集思广益，开拓思路，总是好事。引起批评和争论更好，总比一种声音一个调门更符合时代潮流。所以，我个人支持这个方案的提出，也期待其它更多理性方案陆续出台。至于某些提法是否妥当？哪些条文有道理？哪些主张不可行？等等，都可以提出来讨论。比方说，新方案尽管亮点不少，但对于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财产权、土地权、和迁徙自由权缺失没有提及，是一个不足。对于盗国贼掏空国库、已经据为己有的巨额资产应该如何处置？也丝毫没提，也是败笔。不过，从促进社会转型（特别是和平民主转型）的角度看，两会“修宪”闹剧，正在引发全党全民的宪政思考热潮，或许是当局未曾预料到的副产品，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不了解中共史的年轻朋友，或许以为，在中共铁拳专政密不透风的情况下，党内“杀出秘密派别”是不可思议的新鲜事。其实不然，早在几十年前的文革当中，就出现过类似情况。
记得老毛在文革期间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说明他知道，人的思想无法绝对封锁与控制。越封锁控制，越容易产生“异端邪说”。而有共同信仰的人，早晚会凑到一起搞派别。不能公开搞，也会秘密搞。中共建政之前，尽管有多次“整风肃反”，但党内派系还是屡见不鲜。派斗失败者，要么像陈独秀那样隐居乡间，要么像张国焘、王明那样流亡海外，“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但老毛坐龙庭之后，情况大变。凡在派斗中出局者，都下场悲惨，不得好死。前期如高、饶，后期如刘、林、彭、贺等。像老邓、老江，让胡耀邦、赵紫阳窝囊死的软处理，即使算不上进步，起码也有点善心，积点阴德吧。
以上说的都是中共高层，那么党内草根情况又如何呢？ 这不禁令我回忆起当年亲身经历过的“秘密派别”事件。第一件就是，见证了某些血气方刚、爱动脑筋的青年党员，在文革初期，趁着无政府混乱和大串联机会，组织秘密团伙，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有些没有名义，有些冠以“马列学习会”“毛泽东思想研究组”之类名头，以学习马列原著和探讨真理为目标，讨论一些有别于官方论调的新思想，内部发表对老毛和文革的批评意见，甚至用大字报和传单形式，对外传播他们的思想。
到1970年“一打三反”时，这些小组或派别雏形，大都遭到灭顶之灾，被冠以“现行反革命集团”加以镇压。我们北京的一群老三届高中生，被发配到内蒙兵团劳动锻炼，经常被军管会组织起来，讨论法院即将公布的“罪犯名单”。记得有好几个类似团伙，领头人不少是党团员，照杀不误。普通成员，也包括一些普通群众。而党员的量刑标准，往往比非党员更重，说明中共对来自组织底层的思想挑战格外害怕。
特别讽刺的是，就在严厉镇压造反群众和反叛型党团员的同时，突然出现了以中共秘密派别为旗号的地下广播。最初只有个别兵团战友知道，但很快我们连队有好几人开始偷听。那时候，收听国外敌台是犯罪行为。不少被杀被关的所谓犯罪分子，罪名之一就是“收听敌台”，主要是港台和海外的华语广播，比方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香港的《良友电台》，美国之音，英国BBC,莫斯科广播电台等。我胆子小，不敢听，加上经济条件差，没钱买短波收音机。所以，别人偶尔议论外台消息，我都假装没听见。自从传言有国内秘密电台之后，我也开始动心，就跟父母说，要买个收音机学外语。父母很支持，花两三百元（几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个很贵的上海“美多”三波段，邮寄到兵团。自从有了半导体，其实英语真没多学，可政治新闻没少听，迁移默化，使我开始对社会科学感兴趣。每天熄灯之后，我都蒙头装睡，插上耳塞机，寻找喜欢的外台，一直听到过半夜。
没多久，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地下秘密电台，名称叫“中国共产党七一护党委员会”。广播时间大约15分钟。每次都是“义勇军进行曲”打头，然后是个男中音，评论上层内斗，底气很足，指名道姓攻击毛泽东、江青和文革左派，说他们“祸国殃民、倒行逆施”，让中国退回封建帝王时代。有时候也偶尔捎带批评周恩来几句，说他“两面三刀、助纣为虐”。在那个人人高喊“万寿无疆”的年代，能听到有人公开攻击老毛和他的亲密战友，我感到神秘和恐惧。可是，不由得还想继续听。
后来，又陆续发现其它几个反毛秘密电台，记得有什么“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火花台”，“知青广播站”等。但这些广播，反毛口号较多，理论分析很少，波段不固定，电波干扰也比较强，都没有上述“七一护党委员会”听的那么清楚。
现在回想起来，以上电台广播，都可以被粗略定义为中共内部的反对派所为，因为那个年代镇压残酷，即便私自搞个小功率发射台，也会冒杀头风险，绝非私人能搞成，背后应该有某种政治派别的支持和庇护。
那么，这个“背后政治组织”到底是谁呢？我带着这个疑惑，多年来寻找答案，从知情回城开始，到进入大学念书，毕业分配到高校任教，结识了不少消息灵通人士，包括在军队和公安系统任职的高官，但都没有获得权威说明。以下是我听到的几个不同说法，以及我对这些说法的质疑，供网友参考。
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说法，是“海外敌对势力”假冒中共党内秘密派别，目的在于策反中共内部有不满情绪的人，搅乱人心，让社会不得安宁。这个说法貌似有理，但无法获得有力佐证。首先，我问过国际法专家，他们说，任何外国政府，都不大可能利用这类小儿科手段，去在其它国家扰乱秩序，因为它违反国际法。例如，中共就曾经在湖南长沙郊区，办过一个“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由归侨中的革命分子负责对外播音。后来被徐泽荣博士撰文揭秘，导致他被捕入狱。其中原因，就是它违反了国际法，北京不敢公开承认。所以给徐博士扣了个“泄密罪”。第二，而我收听到底秘密广播，技术比较落后，功率远没有《马来亚革命之声》那么强大，所以估计不是外国政府所为。
第二个，是说台湾情治部门的策划。这个说法也不能服人。就算台湾情治系统个别人有这种想法，台湾政府也不会批准，因为广播频率和发射位置很容易被中共侦破。我的疑问后来被台湾官方证实。有一年，我们大学让我参加官方组织的“赴台观选团”，我在台北曾经当面向陆委会求证过这件事。他们说，那绝对不是台湾搞的。既然台湾已经有好几个电台对大陆公开广播，何必要去假冒大陆内部的秘密电台？如果真有其事，肯定会被媒体捅出，反而自爆其丑，让台湾政府尴尬狼狈。
第三个，是说下乡知青所为，因为有些广播是抗议老毛的“上山下乡”政策。这个说法更离谱。首先，兵团知青完全没可能，半军事化的组织生活，天天在现役军人监控之下，稍有异动，就被整肃，哪有机会去搞秘密电台？下乡插队的知青呢？散布在天涯海角，有可能无人监控。但是，他们都有温饱之虞，希望早日回城上调，哪有胆量和条件去搞秘密电台？即便个别人有本事搞到发射器材，哪有电力和技术支撑？因此，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四个，是中共军方反毛势力所为。这个说法还比较靠谱，虽然至今官方未加证实。据军方朋友讲，中共所有对外广播的发射装置，以及对外来电波的监听破译工作，当时都归总参三部管。他们的工作点大都散布在边疆高原，假如内部有人不满北京政策，利用某个发射台夹带一点私货，快速播放反毛言论，完全有可能。当然，命令肯定由相当高阶的军官做出，包括林彪和他的战友黄、吴、李、邱，都有可能参与其中。后来，林彪等人出事，上述广播也陆续消失。所以，这个说法或许有某种可信度。
联系到最近公民力量披露的中共秘密派别，让人隐约感到中国再次进入多事之秋。无论这个“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真假虚实和最终结局如何，假如修宪闹剧引发后继连锁反应，那么催生秘密派别的可能性还将增加。将来有一天，如果大陆局势失控，秘密派别一夜之间就可以转化为公开派别，再跟党外民主派形成合流。在老关看来有很大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