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在疯狂、荒唐与悲惨、血腥的日子里
——“文革” 中若干历史片断的回顾与思考
文革运动从1966年春夏之交时节在全国开展时，我是桂林冶金地质学校（现在的桂林理工大学）的一名靑年教师，经历了这里文革运动的全过程。现在回想亲历的那一桩桩往事，仍感到惊心动魄，难以忘怀，许多问题令人深思——
一、大动乱前夕的批判运动
1966年春、夏之交时节，随着姚文元和戚本禹等人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接着北京市委被改组，一股批判和声讨“三家村黑帮”的高潮在全国掀起。各地工、农、兵、学、商和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讲话或文章，声讨“三家村黑帮”。我们学校党委也遵照广西自治区党委和桂林市委的指示，组织全校师生学习讨论，写大字报，开批判大会、声讨会。为了联系本单位实际来开展这场大批判运动，校党委也抛出了学校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沙漠中绿洲反党小集团”，同时把在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的人也拿出来作为批斗对象。
所谓“沙漠中绿洲反党小集团”的几位教师，如物探科的王钟、王玉梅夫妇是1958年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赵叔珍是1959年北京地质学院的毕业生；还有矿山科的区彼特和戴汶琪夫妇是1958年北京矿业学院的毕业生。他们都是我校教学中的骨干，也从未有过违法之举。只是在几年前的困难时期，那时的人们缺乏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生活，而他们几个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思想，相互得到精神的慰藉，仅此而已，绝无任何越轨之举。后来校党委在组织教师向党“交心”的活动中，他们向组织上如实汇报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说明他们是相信党的。现在却成了组织“反党小集团”的“罪证”，岂不是令人好笑吗？对此，我当时就很不理解，很同情他们。
再有采矿教研组的教师孙逊，有人检举他“骂毛主席”，纯属无稽之谈；机电教研组教师温玉昆、谢中枢不知因何罪名也被揪了出来；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原副校长孙德文和工会主席刘一帆夫妇，原党委办公室秘书王学铭等人，也被作为专政对象揪出来，成了我校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批牺牲品。
当然，此时联系本校实际开展的大批判运动，也只是按照报刊上说的自己重复说说，停留在写大字报和开批判会而已，并没有打人的事件出现。但，对那几位受到批判的教师和已戴帽的右派，则把他们被打入了另册，受到监督劳动的惩罚。这是学校第一次出现侵犯人权、侮辱人格的事件。对此我的思想上是想不通的，对他们的受害，在内心里我是同情的，心存许多疑虑。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样，思想上虽有看法，迫于形势而不敢说罢了。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在报纸和广播的鼓动下，全国的运动又推向了新的高潮。在我们学校也出现了许多大字报和大标语，并以全校师生的名义给聂元梓等人发去声援信。当然，这一切仍然是在校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
这时报刊上的许多社论和文章，使我感到这场运动很有来头，似乎可以看出这场运动与以往不大一样，矛头主要是指向领导机关的“修正主义”和“黑帮”，“ 反动学术权威”，绝非是普通的老百姓。前些时学校揪出的那些所谓“反党小集团”就值得考虑了。
二、停止野外实习返校参加运动
尽管此时全国的运动已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了，但在我们学校仍然只是停留在学习、讨论、写大字报和开批判会而已。运动到底要如何深入下去，领导们心中无数，群众更是不知道。在此种情况下，学校仍然按原来的计划进行教学，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搞运动。我任课的化探专业64级两个班按计划要到野外进行生产实习，作为任课教师，我必须跟班前去野外带学生们实习。
大约是1966年的6月中旬，在教务主任孙云鹏和化探专业负责教师王乃培的带领下，我们几位教师跟随化探64级两个班约90名学生到湖北省风山洞604地质队进行野外生产实习了。到达该队后，该队领导和地质技术负责人给我们报告了有关队里和工作区的地质情况，我们也着手准备到大别山的野外分队开展工作。
几天后，604队大队部的情况发生变化了。我们刚到该队时，队上的文革运动也仅是批判“三家村”一类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几天后则出现有针对队领导和中层干部的大字报了。如一个设备科的科长被大字报点名为“日伪汉奸”，地质科的技术负责人被指为“反动技术权威”，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被指为“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还有某某人是“漏网右派”一类的大字报，贴满了大队部机关周围、食堂外的墙壁等处。看到这样的大字报，我们都感到十分惊奇，我们的生产实习还能继续下去吗？
鉴于这种情况，604队领导就通知我们暂时不要去野外，等过一段时间看情况再作决定。我们也只好呆在队上，除了组织同学们学习而外，就是看看604队的大字报。
不几天接到了学校同事们的来信，谈到了学校出现的新情况。原来在我们离校后几天，自治区党委和桂林市委派出的文革工作组就进到学校了。他们一到学校后就代行了校党委的职权来领导运动，校党委的领导就靠边站了。可能很快就会通知我们回校参加运动了。
果然，不几天，学校就来了通知，叫我们停止实习立即返校。大约是7月初的一天，我们就离开604队住地风山洞，当晚到长江北岸的武穴乘船，次日达到汉口。第二天就乘火车回桂林了。
三、工作组进校后学校突发的几件事
离开学校仅半个多月的时间，此时情况大变了。学校的一切是由工作组领导，学校完全停课了，整天搞运动。工作组的组长张青栋是一个部队的转业军人，担任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副书记。工作组有20多名成员，都是来自区直机关的党政干部。每一个学生班级和教研组、机关科室都有一名工作组成员在领导运动。
此时的运动比工作组进校前紧张和激烈多了，不但有深揭狠批“三家村黑帮”的大字报，更主要是联系实际来搞运动了。有揭批前一段揪出来的“沙漠中绿洲反党小集团”的大字报，更有揭发校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说校党委书记王守均和校长王濯之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一些老师们的教学被指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教学方法。整天关起校门搞运动，弄得人心里很不自在。
工作组进校后，有三件事是令我难忘的。
一是校党委办公室主任王汉文的被批判，王是一个部队转业干部，说话细声、对人和善而又斯文，到学校工作后未见有什么过错，运动开展以来也未见有他的大字报。大概是他对运动不理解，对工作组让校党委靠边站有些看法，说了一些工作组不喜欢听的话而受到批评，由此思想上想不通，他给家人留下字条，说自己“顺漓江而去了”。家人以为是留下“遗书”自杀了，当即报告了工作组。这可急坏了工作组，马上召开全校大会宣布此事，称“王汉文可能畏罪自杀叛党了”，组织人员沿漓江顺流而下寻找。后来在阳朔县城找到了王汉文，他并没有自杀，而是负气出走了。王汉文被带回学校后受到批判，并责令写检查。
第二件事是张石起的自杀，我们还在湖北604队时就听学校的同事来信谈到了此事。张石起是学生食堂的炊事班长，1956年建校时由东北调来的，一向工作积极肯干，对学生很好。不知何故，工作组进校不久，竟企图先杀死自己的妻子然后自杀。结果他的妻子未被杀死，而他却自杀身亡了。他为什么如此，成了一个不解的谜。后來听人说他在伪满时给日本人做过事，有历史问题，运动來了怕过不了关，选择自杀了，此事终使人不解。
第三件事是教务科干事王殿印投湖自杀，这是在我们回到学校不几天后发生的事情。此人也是1956年建校时从东北调来的，一直在教务科从事课程计划的安排工作。王是一个说话大声，块头高大的东北汉子，平时对人十分友善。全校各班级的课程表和教师们的上课时间都是由他安排和调配的，因此教师们与他都比较熟悉。他的自杀也成了一个不解的谜。
这三件事的发生在学校是震动很大的。工作组认为这是学校“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的表现，利用这些事件来动员师生们狠揭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当时许多人（特别是教职工）都是在内心惶恐之中跟着工作组参加运动的，一切都按工作组的部署进行。
四、桂林市“造反”运动的兴起
工作组进校后曾明确宣布：所有的人不准到别的学校串联，不要听小道消息，更不得传播小道消息，要警惕和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当时全校师生都很听工作组的话，关起门来搞运动，与外面世界几乎是隔绝的。工作组的负责人说这是运动“稳定、健康发展的大好形势”。
这样大约维持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了8月初，形势急速变化了。
事情的起因是由广西师范学院（下称“广西师院”， 即现在的广西师范大学）引起的，给后来桂林以至整个广西的文革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事的发生及其经过，我是数天后才知道的。
广西师院的文革运动一开始大致也与我们学校相似，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关起门来搞运动。但由于师院的大学生们有不少人有同学在北京和外省市学习，他们互通情况，北京及外地的一些情况很快会传给他们，使他们不能安于现状。早在6月14日，师院的部分学生就在学院内贴出“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这可急坏了学院党委和桂林市委，他们当即布置对写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调查，准备进行打击。
6月20日，广西自治区党委派出的文革工作组进到广西师院，工作组仍然是关起门来搞运动，矛头对准一般的教师和原来写桂林市委大字报的学生，这就遭到了一些学生的反对和抵制。工作组在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申本田和桂林市委副书记、桂林市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徐为楷的领导下，组织学院的师生反击反工作组和炮轰市委的学生，对他们进行打压，这就更激起了这部分学生的反抗，由此学院内出现了“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两派，反工作组一派为首的学生受到打击迫害，被以“右派”和“现行反革命”论处，受到批判和围攻。7月28日，市委领导召开各单位负责人和工作组组长会议，介绍师院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并组织与会人员参观师院的大字报。以便总结这里的经验，用以指导全市各学校运动的开展。
然而压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强；市委和工作组想把反工作组的学生打压下去，却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学生站出来反抗。工作组想学1957年反右运动那一套对付反抗的学生，现在遇到严重的挑战了。恰在此时，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指出派工作组到学校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要撤出文革工作组。迫于中央的新指示，自治区党委决定撤出驻各校的工作组。8月5日，驻师院的工作组撤出该院。反工作组的部分学生当即贴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以此来发泄对工作组的不满。此举使工作组和市委领导更为恼火，认为这必定是有“坏人”在背后操纵学生，当即组织保工作组一派的师生用大字报进行反击，声称要揪出幕后的“坏人”，并大肆搜集这些学生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
由于师院从一开始反工作组、炮轰市委的学生就是多数，即师院的造反派是“多数派”（与其他许多学校造反派开始是少数派不同），后来桂林造反派就被称为“桂林老多”（“桂林老多”的实际名称是“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
师院学生们不服压制，奋起反抗，并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但炮轰桂林市委，炮轰自治区党委的大字报也贴到大街上了，引来了无数市民的围观，这是桂林市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字报上街，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整个山城都轰动了。
面对如此的情况，桂林市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们感到事态严重了，立即在工厂中组织工人赤卫队，并调动桂林步兵学校的学员上街，出动多辆宣传车上街广播，矛头都是对着师院“多数派”学生的。8月7日，师院“多数派”学生在街上遭到工人赤卫队、步校学员、机关干部和一些市民的围攻，开始是辩论，继而发展到互相推撞，最终动拳头演变成武斗，使场面失控，有十多名学生被打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桂林“8·7”事件。
“8·7”事件迅即传遍了整个山城。各校的师生和许多机关人员、工厂工人、市民都纷纷涌向街头看大字报，涌向师院看那里的情况。山城沸腾了，原来各自关起门来搞运动的局面被打破了。特别是我们学校，由于离市区较远，对外面的情况很少知道，简直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此时学校的大门打开了，人们潮水般地奔向市区，奔向师院，急于要看看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8月8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第二天，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但《广西日报》仍是黑色大字）全文刊登了《十六条》。《十六条》明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看到这些，自然使我产生了对运动以来一些问题的思考，前一段学校党委和工作组所领导的运动，在教师中抓“反党小集团”，把原来戴帽的右派又推出来批斗，显然是与《十六条》的精神相背的。想到这些，感到自己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推动，对文革运动开始由被动参加到主动关心了。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随着人流也奔向市区、奔向师院去实地观看。
多日不上街，大街上似乎变样了。人们成群地在围着看大字报，三三两两在议论着。一张《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一张《火烧伍晋南》（自治区党委文教书记、广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和《炮轰区党委》的大字报，简直把人们惊呆了，这可是桂林市从未有过的事。
“桂林市委是党的领导机关，伍晋南是区党委文教书记，这些人竟敢‘炮轰’‘火烧’，这不是右派翻天，不是反革命的行为么？”有人在大声议论着。
然而更多的人是沉思、惊奇，也有人看后直摇头，也有人喜形于色，表现出兴奋的神态。
此时市中心十字广场一带的大字报还不多，我快速地浏览一遍就直奔师院，急于要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师院内已是人山人海。在礼堂周围，多数人在看大字报，也有些人在围着师院的学生听讲演，不时还可听到互相辩论的声音。
这里的大字报深深地吸引着我。除了刚才在街上看到的《炮轰桂林市委》、《火烧伍晋南》、《炮轰区党委》一类的大字报外，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份转抄的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语录的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的讲话》中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讲话。
在大字报棚区，还转抄有清华大学学生贺鹏飞（贺龙之子）写的《修正主义的团中央滚蛋》和有关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因反工作组受到迫害而奋起绝食反抗的大字报。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也以大字报的形式转抄出来了。刘、周、邓等人在讲话中都带有对前一段文革运动派工作组的检讨的内容。特别是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恩来在讲话中则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
另外还有不少揭露工作组压制学生和学院党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方面的大字报。
一连几天我都往师院跑，看大字报，并认真记录。这些大字报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激发了我的政治热情，最终推动我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当我还是这个学校学生的时候，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等运动我都是亲历过的；参加工作后，三年大饥荒、四清运动也都是经历过的。对于这些，我在思想上当时都是有看法的，只是不敢说罢了。当时认为：毛泽东和中央是好的，问题都是下面的干部乱来造成的。现在文革运动来了，毛泽东号召我们起来“造反”，就是要整这些当权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我们现在不起来“造反”更待何时呢？
大约是在8月中旬的一天，我到师院看大字报后回校的路上，与化探64级的两个学生宋建民、刘桂明走在一起，大家边走边谈对师院大字报的感想，看法竟是那样一致，都表示我们也应起来“造反”，使屏风山（我们学校的所在地）这个“世外桃源”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三个人当即商定，由我来起草一张大字报底稿，由他们抄好张贴出去，以此来点燃屏风山下“造反”的烈火。
当晚我即起草好一份《炮轰区党委》的大字报底稿，就自治区党委派工作组和几年来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第二天早上我把大字报底稿交给宋、刘二人修改，他们看后完全同意，当即用纸张抄写。近中午时分抄写好了，即把大字报张贴在学生食堂门口的墙壁上，大字报落款是我们三个人的名字。为了加强感染的气氛，我们同时到阅览室把十多个省用套红大字标题刊登《十六条》的报纸拿出来排列好（只把报纸名称和套红大字显示出来）与《广西日报》用黑字标题刊登《十六条》作对比，并用一排大字“广西为什么这么黑”来作标题，用来吸引读者。
大字报一贴出来，立即引来了众多师生的围观，犹如一颗炸弹在屏风山下爆炸了。有人支持，但更多是反对和责骂。有人指责说：“这三个人想把我们学校搞乱，是反革命的行为！”“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也有好心的人在为我们担心，悄悄告诫我们：“小心点，工作组的人（虽然管不到事了，但仍住在学校）在记录你们的大字报，谨防将来秋后算账。”
公开贴大字报支持我们的是师院外语系学生李萍（我校一位干部的妹妹）等人，她们的大字报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有师院学生的支持，一时间反对的人似乎也不敢大张旗鼓反击我们，只是在暗中搜集我们的黑材料。
第二天即有化探65级的陈正福、孙景文两位同学来找我们，愿意与我们一起“造反”。几天后，我们5个人就成立了“火炬战斗队”，在教学大楼东头选择一间办公室作为火炬战斗队队部，出版《火炬战报》，斗争的矛头直指桂林市委和广西区党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两天后，又有归国华侨、民盟成员、老教师韩卓元要求加入我们的组织，虽然同学们心存疑虑，怕会影响我们的组织（因为我们都是贫下中农子弟），最终在我的说服下，接受了韩老师，与我们共同战斗。
火炬战斗队的成立和出版《火炬战报》，这在我校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影响是十分大的。有人公开反对、指责，说我们强占办公室，强占学校的印刷工具；有人讥讽、嘲笑，说我们不知道天高地厚，想当英雄；更有人在“关心”我们的一举一动，收集我们的材料准备日后算账。
面对这些，大家都表示不怕，认为自己“看准了”，一定要勇往直前。当时我的内心里想：我是教师，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责任会主要在我，面临的危险是很大的。我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知道后果会是怎么回事。但，我觉得这次我是看准了，从《十六条》公布及毛泽东和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从报刊的社论和文章来看，我们的做法是不会错的。想到这些，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就倍增。
8月1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乔晓光代表区党委到广西师院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宣布撤消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和副书记徐为楷的职务，任命王同连为新的市委副书记和市文革小组组长。乔晓光刚宣布结束，一些学生即涌上会议主席台，给徐为楷戴上高帽，押上汽车开到市区游街，众多的学生则列队跟在汽车后面上街游行，沿途高呼“打倒徐为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一时间整个山城轰动了。
此事的出现，再次引起了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警觉，认为这是少数人在“捣乱”，是“右派”翻天。次日街上出现大批的工人赤卫队和桂林步兵学校的学员，名为维持秩序，宣传《十六条》。实际上矛头是对着昨天上街游行学生的。其后数天，街上随时可见在宣传演讲的师院学生遭到赤卫队和不明真相群众的围攻，名曰辩论，实际上是市委组织领导的群众斗群众。
也就是在8月18日这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很快就有北京的红卫兵到桂林串联，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不几天，师院“老多”派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市委则操纵全市大中学校成立“红旗红卫兵”，与“老多”的红卫兵相抗衡。从这时起，市委组织的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一方面对付师院“老多”，保市委，为工作组开脱罪责，打击那些站出来“造反”支持师院“老多”的机关干部和工厂职工，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某某人是投机分子”、“某某人是地主资本家的儿子”，支持师院学生“造反”的就是这样一批“牛鬼蛇神”等一类的大字报。
师院“老多”在桂林带头“造反”，北京来的学生也支持“造反”，他们到各个学校也到一些机关和工厂煽风点火，发动人们起来“造反”，积极参加文革运动，这就更激起市委领导和那些有保守思想的人们的反对。在市区，他们组织人写大字报和大标语，要求北京來的南下串联队滚蛋，称串联队是来“煽阴风，点鬼火”，是来支持“牛鬼蛇神造无产阶级的反”，“搞乱了桂林的大好形势”，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桂林附近的一些县如阳朔、兴安、全州等地的党政领导不但组织赤卫队保县委，驱赶红卫兵，并且召开声讨会，声讨桂林“老多”。
对立的两派就这样形成了。此时正是夏季，酷暑炎热，但人们关心政治的热情比这天气更热，即使是朋友间或者是一家人在一起，也会因对问题的不同看法而产生意见分歧，形成不同的观点。
五、静坐绝食与官民对话
自8月底以后，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多起来了，外省市的学生也陆续有人到桂林串联了。我发现这些来串联的学生大多数是来冲冲杀杀的，我们学校校长王濯之等领导人就被这些红卫兵集中起来训斥，这些干部们的官气被吓跑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学生的举动对鼓动人们起来造反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我总感到大多数来桂林的学生只能冲冲杀杀做些表面的工作，有些人甚至是随大流跟着来好玩的。真正来“造反”，做深入细致工作，肯动脑筋的还是少数，像北京航空学院的胡振裕，清华大学的万绍鸿，中国科技大学的黄赛阳，北京农机学院的张铁锚等一些学生，他们到桂林后，即与师院“老多”和各校的造反派深入联系，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桂林造反派的支持确是巨大的。市委领导最怕的、要赶走的也正是这样的学生。
市委领导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对造反派进行打压，企图驱赶南下串联队，这就激起造反派和南下串联学生的反抗，写大字报进一步批判桂林市委，要求市委领导检讨错误，停止驱赶串联队，停止打压敢于起来造反的学生和职工，但市委领导拒不承认和改正错误，继续驱赶来桂串联的学生。为了反抗市委的打压和驱赶，师院“老多”近千多师生于9月7日下午到市委大院静坐绝食，并同时派出代表与串联队的学生多人到南宁向广西自治区党委请愿，要求他们解决桂林的问题。
学生们到市委大院静坐绝食的举动，再次轰动了桂林，成了人们关注和谈论的焦点。9月8日下午我获知这一情况后，晚上就带上我们火炬战斗队的全体成员到市委大院，参加静坐绝食斗争。我们到达市委大院时，这里已坐满了人，办公室、走廊上、草坪的树下都有人在坐着或躺着；另外有许多看热闹的人来来往往。市委大院在市中心区环湖的南岸，绿树葱茏，风景美丽。此时正是炎热的夏季，晚上人们到环湖来乘凉，少不了要到市委大院来看看，更增加了这里的热闹气氛。
师院“老多”的负责人告诉我，市委的领导人都跑了，拒不出来见面，只派一些工作人员来给学生们做工作，动员同学们回去，并送来了稀饭和馒头。同学们不理这些，非得要领导人出来接见，并承认错误，停止驱赶南下串联队和把矛头对准群众，否则就坚持静坐绝食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9月9日的白天，不时有一些单位组织人员敲锣打鼓列队经过市委大院门口，高呼“反对静坐绝食！”“静坐绝食就是把矛头对准市委！”“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显然这是一些单位领导在市委部署下组织的。
到了晚上，有大批的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及好些单位的群众，排着队，每个单位的前面都是彩旗招展，锣鼓暄天，宣传车跟在后面，在大街上游行，反对静坐绝食。这些队伍经过市委大院门口时，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时传出“保卫桂林市委”，“静坐绝食是丑化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行为”等口号，这些人的一系列举动，似乎把这个山城都要震翻过来了。
《桂林日报》的摄影记者陈亚江拿着镁光灯相机在不停地对着游行队伍拍照。镁光灯闪烁着，伴随着口号声和高音喇叭的狂叫声汇成了一股歇斯底里的狂潮。最令人嗤笑的是高音喇叭传出的“好消息！南宁来电：黄赛阳被打，张铁锚当场被抓”的狂叫声。这样的叫喊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每叫喊一遍，陈亚江的镁光相机都要闪亮一次，游行的队伍就要爆发出一阵喝彩声和鼓掌声。
关于黄赛阳和张铁锚两人，在此还得简介一下。黄赛阳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广西人，其父乃是当时广西的一位文化人；张铁锚是北京农机学院的学生，内蒙人。他们都是到桂林串联的第一批大学生，到桂林后积极支持桂林的学生起来“造反”，在造反派中有很高的声誉。9月7日的静坐绝食事件发生的同时，他们组织一部分南下学生与师院“老多”的代表前往南宁向自治区党委反映情况，要求区党委出面解决桂林的问题。不曾想他们到南宁后也受到南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组织群众驱赶，骂他们是“串乱队”，是来“煽阴风点鬼火”，企图“捣乱”广西的大好形势，勒令他们立即滚回桂林，滚回北京。
两天来，桂林街市上热闹极了，除了不时有宣传车和游行的队伍呼喊口号外，还有一些《静坐绝食是受坏人操纵》、《把矛头对准市委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看：是什么人在静坐绝食》，《支持静坐绝食的是什么人》一类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没有什么内容，除了扣政治大帽子外，就是“揭露”参加静坐绝食或者支持静坐绝食的人是什么“地主、资本家的儿子”、“某某人的父亲是右派”、“某某的父亲（或者舅父）是反动军官”……看到这些，我总觉得好笑，这些做法实在是低能的表现。但在此时的桂林，这样的口号和大字报，对许多人来说还是相当有影响的，因为人们看惯了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诸如土改斗地主、肃反、反右、四清等等，那种随意批斗人，迫害人，甚至抓人判刑、杀人，人们都记忆犹新，都是害怕而不敢说话的。现在居然有人炮轰市委，炮轰区党委，跑到市委的领导机关去静坐绝食，这怎么能想象呢？
当然，也有不少大字报是支持造反派的，认为造反派的行动“好得很”。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深刻的是桂林市邮电局的先进人物高桂英，一个女流之辈，她敢于率先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对带动市内许多机关和工厂的干部职工后来支持造反派起到了带头作用。
经过两天多的静坐绝食斗争，市长冯邦瑞和新的市委副书记王同连终于答应和造反派对话，讨论桂林的文革运动问题。
9月10日晚，静坐绝食斗争宣告结束，所有参加静坐绝食的人都回到师院，那里的食堂已做好了稀饭等着大家。
经过此次事件后，桂林市委果然派出了市长冯邦瑞和市委副书记刘竹溪等领导人，一连几个晚上在师院校门口和学生进行公开对话。师院“老多”的代表和北京来的学生代表在台上公开向冯、刘等领导人提出问题，让这些领导人回答。学生们往往先要这些领导人背某一条毛主席语录，或者要他们在《毛主席语录》本里寻找某一条语录，这些领导人一时背不出来或者找不到某一条语录，或者答不上某个问题时，台下的众多听众都会起哄和讥笑，弄得他们很狼狈。这样的对话我去听了两个晚上，我感到几个月来的运动确是锻炼了学生。同时，看到官员们再不敢像平时那样高高在上摆官架子，不免觉得好笑。
在对话中，这些领导人虽然没有完全承认前一段对造反派打压的错误，但口气却是软下来了，不敢再明目张胆地调动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来打压造反派了。因为《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人民日报》8月24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相继发表，确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特别是北京学生们传来的许多中央首长讲话和毛主席讲话，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抢这样的传单，认真阅读。毛主席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这些指示在一般人的头脑里都会起到促进变化的作用，官员们对群众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
经过静坐绝食事件，经过学生们与市委领导对话后，学校中参加造反派的人多了，特别是桂林中学、师院附中、医专等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造反派；我们火炬战斗队也由原来的六人增加到数十人了，学校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造反派组织。在机关和工厂中，也陆续有一些人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了。造反派的队伍在发展壮大，而保守派的队伍在逐步缩小。
六、工作组也开始靠近造反派
9月中旬以后，我校的学生大部分都外出串联了。我们火炬战斗队的成员也分期分批外出串联，我和陈正福等十多人是第三批外出的。10月中旬，我们离开桂林，加入到了串联的大军之中。
11月13日我们回到桂林。回来后，我们把在长沙、北京、武汉等地串联中的所见所闻向火炬战斗队的全体人员作了传达，之后又向部分教师作了介绍。在传达中我特别着重谈到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蒯大富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的造反精神。我也汇报了在北京看到的有关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大字报，在武汉看到的有关王任重的大字报。大家听后一方面感到惊奇，同时也感到我们在桂林写《炮轰桂林市委》、《炮轰区党委》的大字报是没有错的。
自从1966年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后，中央又召开了工作会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桂林各学校和各机关单位批判“资反路线”的运动也形成高潮，一些在运动初期因写单位领导人的大字报、因反对工作组而受到批判、打击甚至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右派”帽子的人宣布平反了，所整的黑材料也被销毁。
客观地说，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相比，桂林的“资反路线”对群众的压制和打击还不像北京、西安、青岛、长沙那样造成了疯狂的白色恐怖，有的甚至闹出人命案。就以我们学校而言，虽然有两名职工自杀身亡，但并非因为学校领导或工作组对他们打压所致。就我们造反派而言，运动之初，在学校我们除了受到一些人的流言蜚语指责外，并未受到什么打击和迫害（当然暗中整我们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的人是有的）。甚至文革工作组也在接近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了。
我校文革工作组的组长张清栋（时任广西区党委直属机关副书记），在1966年的9月下旬和10月初曾两次找我交谈过一些文革的问题，耐心听取我的意见。这在工作组刚进校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时工作组的组长就是学校的最高当权者，对我这样一个普通教师是绝不会主动来接近的。工作组撤出学校，张清栋回到南宁后，12月10日曾给我来了一信，信中谈到了他对文革运动的新认识，并介绍了南宁市运动的形势，希望能和我作为私人朋友多交流。我当时没有给他写回信，一则是因为我对领导干部向来是敬而远之，不喜欢拍马屁，二则是因为当时十分忙，写文章，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把回信之事给忘了。现在想来当时未给张清栋回信是不应该的，是一件遗憾的事。听说在1967年初伍晋南、贺希明等党政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支持造反派后，张清栋也站出来参加造反派，成为一名积极分子，1968年7、8月韦国清镇压造反派时，张清栋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他的生死结果如何，我至今尚不得而知。这是我现在仍在怀念的一位领导干部。
为了深批“资反路线”，从11月下旬开始，火炬战斗队就派出多人到市内一些工厂和郊区农村进行宣传，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发动他们起来参加文革运动。张安山、冯志华等人到了棉纺厂，其他一些人到了制药厂或者穿山公社、甲山公社的生产大队，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受到了工人、农民兄弟的欢迎。
经过市内许多学校学生们（也有少部分教师）下乡、进厂的宣传发动后，广大工人、农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许多原来参加工人赤卫队与学生对抗的工人都反戈一击，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了。至1966年底，官方组织的红旗红卫兵和工人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彻底垮台了，市委领导也多次检查了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市长冯邦瑞和新来的市委副书记王同连此时已坚决支持造反派了。造反派的组织扩大了，工人成立了“工总”，农民成立了“农总”，大中学校成立了“红卫兵总部”，可以说桂林市的造反派已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在我们学校，我们火炬战斗队和红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教工征腐恶战斗队等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大队，并且首先夺了广播室的权。
七、半夜查封《桂林日报》
文革开始后，自治区党委首先抛出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协广西分会主席陆地作为批判对象。自6月初以来，在《广西日报》上连续开展了对陆地的文学作品《故人》、《国庆节》、《美丽的南方》等的批判，称这些作品是“美化阶级敌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6月28日，区党委作出决定，撤销陆地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其后，又把《广西日报》总编辑钟林抛出来作为批斗对象。桂林市委也于1966年10月抛出了《桂林日报》的总编辑余国琨作为批判对象。
到1966年底，“资反路线”已基本垮台了。为了控制报纸这块舆论阵地，我们想到首先必须使报纸不能再为“资反路线”说话，这就要对报纸进行查封，然后变成为造反派说话的报纸。
为了查封《桂林日报》，我们当时寻找的理由是：《桂林日报》长期以来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文革运动以来《桂林日报》成了市委推行“资反路线”的舆论阵地；1962年“黑帮”邓拓来桂林时，在火车上曾作诗“窗外云山动客心，遨游千里有知音……”，我们认为，市委书记黄云和《桂林日报》总编辑余国琨就是邓拓的“知音”。这样的报纸现在不查封更待何时？
我们的这些理由现在想来是可笑的，但在当时却是堂堂正正的理由，也是我们认为重要的所谓“罪状”。
大约在1966年的12月下旬，一天我带上陈正福到师院与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驻桂林联络站的人员和市造反大军负责人之一的刘振林（师院外语系62级学生）交谈，大家不约而同谈到要查封《桂林日报》的问题，决定晚上召开会议，讨论查封《桂林日报》的具体事宜。
晚上7时，我和刘振林、北航、清华驻桂林联络站的学生及桂林市若干造反派的负责人共十多人，在工人文化宫的一间办公室开会，刘振林主持会议，会上一致同意查封《桂林日报》，决定由北航的学生来写查封《桂林日报》的声明，由我来写《就查封〈桂林日报〉告全市人民书》。查封报纸当时在全国一些省市早有先例，参照别人的写法，结合桂林的情况，一个小时两份底稿就拿出来了。大家当即讨论，很快就通过了《查封声明》和《告全市人民书》。
大约在半夜时分，我和刘振林等几个人到桂林市委宣传部部长何福宗的家里，把他从床上叫起来，告诉他查封《桂林日报》的事，要他表态、签字。冬日的夜晚，桂林的天气是寒冷的，半夜时分把一个市委的宣传部长从床上叫起来，要在往日这是不可想象的。他招呼我们到客厅就坐。当我们把来意说清楚后，他表示同意，并在《查封声明》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事情办好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我们就离开了何福宗的住地。由于我们学校离市区较远，我和陈正福就回校休息了，余下的事由刘振林等人去办理，他们带上何福宗直奔《桂林日报》社，进行具体的查封。
从次日起，《桂林日报》就只出每日电讯版了，其他版面一律停刊。直到我们造反派夺权后，《桂林日报》改名为《新桂林报》，才恢复全部版面，由报社的造反派主持日常工作，桂林造反派派代表进驻报社协助管理。
几乎在我们查封《桂林日报》的同时，《广西日报》也被南宁的造反派查封了，“桂林老多”的人也在南宁参加了此次查封，我们火炬战斗队的宋建民等人当时正在南宁串联，他们也参与了此事。宋建民回到桂林后把此事告诉了我，讲他们如何就查封《广西日报》一事去找到伍晋南（区党委文教书记），他还向伍晋南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说伍是一个对人和善的领导干部。
《桂林日报》和《广西日报》被查封后，报社的一部分人反对，他们就找到自治区党委，并到广州向中南局反映这一情况。1967年1月，正值全国许多地方在筹建“批陶联络站”，批判陶铸，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为了收集更多的材料来批判陶铸，同时也为了查封《桂林日报》和《广西日报》的事情，广西师院“老多”派的负责人周兆祥带上一班人前去广州，并叫我们也派人参加。1月11日，我带上陈正福、孙景文两人也前往广州，1月21日回到桂林。
八、在夺权的日子里
从广州一回到学校，蒋建荣、王宗器等造反派的负责人就向我介绍了桂林市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的情况。桂林的保守组织彻底垮台了，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市长冯邦瑞等许多领导干部都站出来支持造反派，桂林市的老百姓都支持造反派，驻桂林的6955部队也公开表态支持我们，现在是造反派扬眉吐气的时候了，桂林的形势真是一派大好。
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我们也要在学校夺权。1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决定开会研究具体事宜。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在原来革命造反联合大队的基础上，成立学校的革命造反指挥部来进行夺权。“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由九人组成，蒋建荣（化探64级学生）任组长，我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宗器（物探64级学生）、冯志华（女，物探63级学生）、吴虹（化探63级学生）、韦子斌（地质63级学生）、覃瑞环（化探64级学生）、周世明（物探教师，党员）、杨正文（地质教师，党员）。当时之所以由蒋建荣任组长，是为了显示学生的重要，由学生冲在运动的前面，实际上的指挥大权则是由我来掌握。
夺权的过程是：由我起草一份《夺权通告》，然后指挥部全体领导成员讨论通过，再召开各战斗队负责人会议宣读通过。到第二天就通知学校的党政领导和各科室负责人到指挥部办公室（原来的党委办公室）开会，给他们宣读《夺权通告》，要他们表态、签字同意。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广播通知（头天晚上就个别口头通知到本人了），上午8时在指挥部办公室召开学校领导和各科室负责人会议。会议由蒋建荣主持，王宗器宣读《夺权通告》，然后由我发表讲话。我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根据上海造反派的夺权和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精神，讲了一通大道理，我特别强调，革命的干部应该站出来亮相，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将视每个干部的表现来选择“结合”的对象。
在我讲话后，这些领导干部都主动在《夺权通告》上签字，并争相发言，表态支持造反派夺权，愿意接受指挥部的领导和安排工作。会议开得十分顺利。
夺权斗争就这么完成了。下午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夺权成功，同时宣布负责人的分工情况，部署下一步运动的作法和准备复课闹革命及有关斗批改的各项工作。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夺权后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选择原来的领导干部进入夺权后的领导班子就成了当务之急。学校原来的领导干部中，党委书记王守均，校长王濯之，副校长史树筠以及十多名中层干部都表态支持造反派，支持夺权，我们该选择谁作为结合的对象呢？
经过指挥部成员的讨论，认为副校长史树筠比较合适，应作为首先考虑的结合对象。为此，我就与指挥部的几名主要成员找史树筠谈话，向他交底，我们相信他，打算结合他；也希望他向我们交底，要对革命负责，保证自己没有历史问题。我记得他公开说党委书记王守均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并未使我感到意外，因为从工作组进校后，就领导师生把斗争矛头主要对着王守均；工作组撤出学校后，当时学校成立的“文革筹委会”矛头也是指向他，并两次召开了批斗他的大会。现在我们造反派夺权了，这种看法仍延续了下来，指挥部的多数成员也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我的思想里是心存疑虑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掌握什么材料，大字报揭露的多是标语口号式的东西，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然而面对此时学校的实际情况，我也只好叫专案组深入调查，整理材料再说。对党委书记和校长两人就暂不考虑结合。对十多名中层干部，只有后勤、财务、图书馆等部门有工作，这些科的科长就叫他们坚守岗位，搞好工作；其它的各科室暂无什么工作，就在指挥部领导下参加运动。
夺权后我们就掌握了学校的一切大权，在指挥部的九名领导成员中，我们火炬战斗队就占有5人，可见这个战斗队在学校的威望是高的。此时的我由一名普通教师而成为学校的掌权者，这是我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我深深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决心把各项工作都要做好。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现在要管理好这么一个学生和教职员工共有一千多人的学校，确是十分不容易的。许多事情都要过问，都要管，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实在使人有招架不住的感觉。且不说这个运动要如何搞下去心里没数，只能跟着中央的部署和报刊发表的社论精神去做。就是日常的事务工作一大堆也难于处理。各班级、各科室经常来请示汇报要给他们表示意见；各种不同的意见反映上来要作出处理和解析；原来的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中的一些人，经常给我写思想汇报或者提出一些建议，看这些材料我都花去大量时间，有时还得找他们谈心。由于造反派的地位变了，也不时有一些人在我的耳边唱赞歌，似有拍马屁的味道。对拍马屁的人我是最看不起的，自己也从未向什么人拍马屁。现在我当权了，居然有人想来拍我的马屁，实在令我生厌。记得一个人事科的干部张明，过去和我没有任何交往，是个向党委书记王守均拍马屁的人，人们都看不起他。此人在文革之初是一个铁杆的保守派，现在保守派垮了，造反派掌权了，一次他找到我，想向我汇报他的思想，我也耐着性子在听。他竟讨好地说：“过去没有看出你有这么高的水平，没有得到重用，人事科是有责任的……”一听他的话就令人生厌。在1968年造反派被压垮后，对我进行批斗，对党委书记王守均进行残酷批斗最狠的人就是他，此是后话。
桂林市及各机关、工厂、学校以及街道、郊区农村夺权后，都由造反派掌了权，驻桂的6955部队和桂林军分区、桂林市人民武装部都是表态支持造反派的。从1967年的3月份开始，广西师院首先开展了军训工作，新华社和《光明日报》都为此总结过经验予以报道。从5月份开始，市内各大中专学校及普通中学都开展军训和复课闹革命。6月13日新华社的两名记者到我们学校与我们座谈，了解我校军训、实现大联合及解放干部的有关情况。我们正在筹备建立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市革命委员会也正在积极筹建之中。整个桂林的形势是稳定的。
九、保守派重新集结后的两派之争
在“一月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不但桂林，在自治区首府南宁和柳州、梧州及各地县城，造反派都在进行夺权，而驻各地的部队及广西军区、各军分区、各县人民武装部此时都是支持造反派夺权的。1月31日，广西军区举行了驻邕机关、部队“接受军委命令和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誓师大会”。
然而，斗争是复杂的。当桂林、南宁等城市的造反派进行夺权的时候，许多县的两派才刚刚兴起，一些公社和大队，在“夺权风暴”的影响下，互相在争夺公章，似乎是谁掌握了公章，谁就有了大权，导致了一些地方武斗的发生。
当1967年2月19日，贺希明（当时的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等12名领导干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站出来“亮相”，发表“革命造反声明”支持造反派时，并没有得到广西军区的支持；相反，广西军区的态度此时出现变化了，他们于3月1日砸了南宁的造反派“工总”，并逮捕了“工总”宣传委员熊一军，又以“复课闹革命”和“归口”为由，企图解散中学的造反派组织，并且在广州军区的指令下，做韦国清（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站出来的工作，说“韦国清过去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广西军区如此的做法，在社会上自然要引起不同的反响。
首先是南宁的“工总”、“八三一”、广西大学“革联”，广西医学院“闯”及区直机关的造反派站出来欢迎贺希明等领导干部起来造反，坚决反对广西军区把韦国清“抬出来”强加在造反派的头上。事情传到桂林，“桂林老多”表示了同南宁造反派同样的态度，并率先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原来的保守组织虽然已经垮台了，此时在广西军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旗帜下，重新集结起来，反对贺希明等领导干部，认为他们是“支持牛鬼蛇神造反”，是“牛鬼蛇神的黑后台”；认为“韦国清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好干部”，坚决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由此，两派斗争之火重新燃起。
4月19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广西区政府副主席）等三人在广西大学联合发表声明，支持造反派的行动。此举立即得到了造反派的支持，而广西军区却暗中支持一些群众组织把斗争矛头指向伍晋南等人和他们的“4·19声明”。
4月22日，为了反对广西军区把韦国清“抬出来”，南宁的造反派成立了“4·22”火线指挥部（即后来的“广西4·22” 名称的由來），大批造反派到广西日报社前静坐示威。4月26日，广西军区党委决定撤销贺希明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职务，这就更激起了造反派的不满。晚上，广西大学等一千多学生到广西军区静坐示威，反对军区的决定，高呼“揪出军内一小最走资派”的口号。
5月11日，支持韦国清的群众组织（都是原来的保守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即后来的“广西联指”），他们公开声明“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由此，新的两派斗争形成了，并迅速波及到广西各地。这实际上是1966年开始的原始造反派和原始保守派斗争的继续，是文革形势的发展而出现新的斗争。
此时的桂林也出现了某些变化，6955部队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此时在广州军区的指令下，他们也在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表态“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并且于1967年的6月29日晚上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市内各单位共有近万人到会，大多是原来保守派的人，也有部分是在部队做工作后改变观点的“老多”派的人，此后人们称这些人为“6·29”派。
两天以后，“老多”派在市体育场召开数万人的大会，会后并到大街上游行，万众高呼“坚决打倒韦国清”，整个山城都轰动了。此后不久，“6·29”派就销声匿迹了。在桂林，“老多”派的威望是很高的，是深得民心的，而“打倒韦国清”也是民心所向。6955部队虽然对我们做工作，要我们支持韦国清；但当我们表明态度要“坚决打倒韦国清”的时候，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也仍然支持我们，只是在韦国清的问题上他们与我们保持着不同的看法。
其实6955部队中一些支左的同志，他们平时的一些表现，他们与我们的谈话，表现出的激进思想比我们“老多”还要“老多”，只是由于部队的纪律，他们不便公开表态罢了。他们的心情我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我们学校，我们“老多”派的个别负责人（如教师中的尹维和、蒋述杰等）也组织了部分支持韦国清的同志去参加“6·29”大会，一时间在我们的队伍内部造成了思想混乱。其后在我和蒋建荣、王宗器等人公开表态“坚决打倒韦国清”后，经过做工作，这种状况逐步有所改变。
此时，在我们学校，原来的保守派组织垮台了，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化探63级的梁战芳，化探64级的古敬群，物探65级的唐爱娟，地质65级的刘斌等学生，教师中的吴寿安、李家驹，人们都称他们是铁杆“保皇派”。去年他们参加“红旗红卫兵”，保工作组，保市委和区党委，是站在第一线的积极分子。他们的“组织”垮台后，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现在“支持韦国清”之风从南宁刮到桂林，他们不但表示了“坚决支持韦国清”，而且要“坚决打倒伍晋南、贺希明”等人，他们也站出来“造伍晋南等人的反”了。特别是当中的古敬群，当全校师生都在“复课闹革命”，开展军训的时候，此时的他却不断写大字报“造反”，转抄北京红卫兵去年写的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转抄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学生领袖蒯大富在受压制和打压时写给工作组的公开信，大叫“革命就是无罪，造反就是有理”。看到这些，人们都会觉得可笑，一些人就把他称为我们学校的“古老蒯”，是我们学校的“造反英雄”。
1967年的4月下旬开始，南宁的“4·22”和“联指”两派出现了激烈的斗争，从6月13日开始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并迅速影响到广西各地。围绕着“支持韦国清还是支持伍晋南”,“打倒韦国清还是打倒伍晋南”，两派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就是在桂林，造反派虽然占绝对优势，但此时已垮台了的保守派在广西各地“联指”的支持下，也成立了“桂林联指”，在市区及周边县城挑起事端，制造武斗的紧张形势。但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因为“保皇派”在桂林人民的心中早已成了“过街的老鼠”。然而，在其他地方，除南宁、柳州这样的城市及凤山、融安、平桂矿务局等地方的造反派力量强大而外，其他地方都是“联指”派的一统天下，那里的造反派基本上都是处在受压制和打击的地位。
1967年，就整个广西的形势而言，除桂林、南宁、柳州及少数县的造反派力量强大未曾受到什么打击迫害而外，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多是受压制的。但由于此时的毛泽东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激进的造反派还是支持的，经过周恩来总理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广西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11月8日，广西军区和韦国清最终交出了检讨，承认了“支一派，压一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并“向毛主席请罪”，“向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认错和道歉”，一些被非法抓捕和打成“反革命”的人释放和平反了。在中央的主持下，广西两派实现了大联合。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韦国清及广西军区的检讨，决定成立由韦国清、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孙凤章（55军领导人）、焦红光（空七军领导人）、郝忠云（6955部队副师长）、王斌（104部队领导人）、伍晋南、安平生（区党委副书记）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区革筹”）。
当时我们认为，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广西取得的伟大胜利”，是造反派经过斗争得来的胜利。受压制和打击的人们以为从此无事了，没想到其后不久空前的灾难很快就降临广西大地。
十、千古奇冤——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
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下达后，广西区革筹成立了，这是广西当时的最高执政机关；广西的两派也实现了大联合，达成了“上缴枪枝弹药和停止武斗的十条协议”。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广西的形势应该趋于稳定，人民会得到安居乐业的和平生活了。然而从此时起形势不但没有变好，反倒愈来愈坏，1968年初以来广西各地不断地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并且这种武斗的残忍和危害程度远远超过了1967年的两派武斗，最终导致大屠杀的产生。仅据官方后來的统计资料，在1968年的大屠杀（非武斗情况下的杀人）中，全广西87个县、市、柳州铁路局、平桂矿务局、大厂矿务局等大型工矿企业单位被非法杀害的（包括被迫害致死者）共计89810人（民间估计至少在10万人以上）。这些资料都是后来笔者在广西许多地方从事地质工作时搜集的,，在90年代中期退休后又到图书舘查阅了广西各地大量的文革史料，访问了不少受难者的家属、子女得來的。这是惨绝人寰的千古奇冤，杀人数量居全国之首，且杀人手段极端残忍，是广西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未见过的反人类的大屠杀。有开大会公开枪杀的，更多的则是秘密处死的；有成批集体枪杀的，也有个别用刀慢慢割死的；有在批斗、遊斗中用棍棒打死、石头砸死，更有打死后用刀挖心肝、割肉煮食的；有妇女先被強奸、轮奸后再被打死，也有先杀死丈夫再强奸妻女的；有老人、儿童被杀的，更有全家被杀绝、家财被抢占的。真乃无其不有，残忍至极。当时还美其名曰这是“保卫红色政权”，“ 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 对“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实行“群众专政”。 这实在是人性的大毁灭，是兽性的猖狂大表演。这场大屠杀产生的根源当然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是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 群众专政”、“ 国共两党斗争继续” 等歪理邪说指导下产生的，毛泽东是罪责难逃的。而大屠杀直接的导演者、指挥者就是韦国清及广西军区的某些负责人和各地当时的当权者，杀人凶手则是那些在“阶级斗争”“群众专政”等邪说的指导下，在“狼奶”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大大小小的暴徒。可恨的是这些违法者不但长期逍遥法外，未受到法律制裁，有的还一路升官执掌大权，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关于1967年广西两派的斗争及1968年广西造反派组织被摧毁，大批成员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及他们的子女惨遭屠杀的情况，笔者在早前写的《广西文革列传》和《不应遗忘的历史——论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两篇文章（以《广西文革痛史钩沉》为书名，已于2006年11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有详尽的记述，在此不再赘述。笔者只对自己学校的造反派受到打击迫害和对立派的“联指”疯狂报复打人的情况作些补充说明，看看这些暴徒们是如何疯狂表演的。
我校的“山鹰兵团”是桂林“联指”的一个下属组织，他的成员都是1966年红旗红卫兵的骨干分子。当南宁地区出现“4·22”和“联指”两派斗争之时，在1967年的6月，他们重新组合起来成立“山鹰兵团”，是以“站在反修斗争最前线”的阿尔巴尼亚这个“山鹰之国”而取名的，意即他们也是站在“斗争第一线的山鹰”。这个组织中的主要成员，如梁战芳、肖怡奎、古敬群、刘斌、唐爱娟（女）等二十多名学生，当1967年春学校中一千多名师生都在“复课闹革命”和开展军训工作时，他们却经常离校，不参加班级的活动。到了6月以后，他们干脆脱离学校到“联指”力量强大的阳朔、荔浦等县去“革命”了。1967年8月“联指”在二塘撬铁轨和抢炸药，9月在雁山抢粮食和白沙武斗，他们都是积极参与者，是“桂林联指”的骨干力量。
就是这样一批长期在外流窜的人，当1967年11月广西两派在京达成大联合协议后，他们回到学校，虽然只有20多人，我们一千多人的队伍仍然把他们视为联合对象，让他们派出与我们对等的代表参加大联合机构，对他们退让、迁就，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然而此时的他们却是仗着有广西军区和韦国清的支持，摆出一副霸道的架势，不断在学校挑起事端，而我方总是一再忍让，委曲求全。他们的要求是难以满足的，因为“广西联指”和韦国清的方针早就定了，就是“消灭‘4·22’，建立革委会”。
1968年初以来，梧州和广西一些县的“联指”在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指挥下，正在对各地的“4·22”进行围剿。4月开始，南宁、柳州等地出现武斗的紧张局势；5月4日开始，“桂林联指”突然在市区内抢占武斗据点，并率先抢夺军队的枪支，武斗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势下，我校的“山鹰兵团”全体成员离开学校到市内占据点准备武斗去了，等消灭桂林“老多”他们再回学校来夺权。
自6月5日开始桂林出现大规模武斗，桂林军分区支持“联指”，调动桂林地区12个县的“联指”及武装部上万名武装人员来围攻桂林“老多”。经过近两个月的武斗，“联指”虽然人多、枪多，但最终未能消灭“老多”；相反他们所占的据点多处被“老多”的“红卫师”拔掉，地盘被缩小。在7月2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姚文元等一批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的代表及党政军领导干部，会上康生、黄永胜、温玉成等大骂“4·22”和桂林“老多”，周恩来总理也一反去年曾表扬“4·22”和桂林“老多”的态度，严厉批评造反派了。这时的形势不同于1967年了，毛泽东在召见北京的“五大领袖”蒯大富等人时，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此时的毛泽东不再需要造反派了，造反派的悲惨结局到来了。
此时广西许多地方的造反派早已被消灭了。“7·25”接见后不几天，南宁、柳州的造反派全部被歼灭。最后论到解决桂林“老多”的问题，虽不是武力强攻解决的，但“老多” 派仍是全军覆没了。
8月13日“老多”主动交枪撤除武斗据点后，为了歼灭“老多”，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搞了一个“8·20通告”，把“老多”派当做“反革命”来抓捕，他们组织“联指” 派的武斗人员改头换面全副武装，戴上“工人纠察队”和“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袖章到“老多”的占领区来随意抓人、打人、甚至杀人。在桂林周边各县杀人惨状就更惨烈了，“8·20”才是真正屠杀群众的反革命事件。
我校在武斗期间“联指”派有3名学生死亡，“老多”派有25名学生和一名教师战死。在“8·20”镇压期间虽然没有人被打死，但“联指”这些“还乡团”疯狂的打人则是异常恐怖的。
8月20日一整天，“联指”在市区内抓人、打人；21日则到东江片抓人。8月21日天未亮前，兴安县和平乐县到桂林武斗的“联指”武装人员近千人包围了我们学校，天亮后即打着“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号全副武装进入学校，立即在在校园內实行戒严，学校的前后门、教学大楼、实验楼及各宿舍楼门前布满武装岗哨，马路上也是三步一岗，在教学大楼顶和实验楼顶都架上机枪，这些武装人员则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名曰查武器、查外来人员）；然后把所有教职员工、学生都集中在球场上，由这些武装人员的头目进行训话，宣读《7·3布告》和《8·20通告》。这种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鬼子进村了”或国民党的“还乡团回来了”的白色恐怖场面，这时人们是亲临其境实地感受到了。用枪炮指着人们，向被包围的人“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也许是韦国清和“联指”头头们的一大“发明”吧！
由于当天进入学校的是兴安县和平乐县的“联指”武装人员，对我们的师生并不熟悉，所以当天只抓了我们的个别负责人（如杨正文老师，有人诬指他是日本“汉奸”），也并没有出现乱打人的现象。但到了22日晚上约7时，学校的“山鹰兵团”这20多名“还乡团”回来了，顿时学校就笼罩在一片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这帮“还乡团”像疯狗一样嚎叫着，凶神恶煞般地到处抓人，在少数出卖良知的教职工和学生的指点下，很快有十多名教师和数十名学生（都是“老多”派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被抓捕，教师中笔者就是首当其冲被抓的人，另有林明静、王乃培、张宝义、陆宏津、黄步轩、韩卓元、赵如海、许群、何令仪、龚安、李虎成、樊学勤、卢国雄等及学生中的“老多”派负责人王宗器、蒋建荣、冯志华、覃瑞环、栗占岗，骨干成员沈云成、蔡义珍、陈玉军、周宁等等一大批人，把我们五花大绑，强迫跪在校园的路边，排成一列长队，由这些“还乡团”任意拳打脚踢，棍棒相加。我听到地质63级学生沈云成和职工陆宏津被打得最惨，他们都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被抓的教师和学生普遍都遭到毒打，女教师何令仪还是一个正在哺乳的母亲，她的小女孩只有10个月大，她也被非法抓捕了，留下她的小女孩和年近70岁的老母亲在家无人照看，十分可怜。
当暴徒们发现我后，正围过来高声嚎叫着下手打我时，正好一个兴安县“联指”的头目走来，他高喊：“不准打人！”并听到他拉动枪栓的声音。说实在的，此人当时确是救了我，免除了我的皮肉之苦——甚至有可能被打死的危险。
在兴安“联指”头目的制止下，打人停止了，然后把所有被抓的人送到教学大楼三楼西头的联合大教室关押，到处是林立的武装岗哨，整个校园内充满了恐怖的气氛，那是一个悲惨的黑色之夜。
由于许多人被打伤了，有的人在流血，有的在痛苦呻吟，显然是伤势较重的。不久学校卫生所的医生陈国敏来了，他带着药箱，逐个为受伤者包扎和处理伤口。说实在的，兴安县的“联指”武装人员由于与我们都不认识，他们还有一点人道主义，最终制止了乱打人，并允许医生来给伤者包扎伤口。如果没有他们的制止，可以肯定会有人被“山鹰兵团”的人打死。从这点来说，兴安的“联指”在我校还是做了一点好事的。但在他们县，据后來得知,“8·20”前后，该县共有869人被非法杀害。这说明打人、杀人的都是熟人所为，“山鹰兵团”的那些人，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是熟悉的，由于他们过去当“保皇派”，受到了一些学生的讥笑和奚落，他们怀恨在心，现在则乘机报复，尤以梁战芳等人最为疯狂，简直就像疯狗，他们扭曲了的人性都展现在世人面前了。
第二天早晨，被关押的70多人经过一个晚上的煎熬，早起后第一件事仍然是忘不了给毛主席做“早请示”，唱毛主席语录歌。当唱完了两首毛主席语录歌后，突然蔡义珍同学发音，指挥大家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许多人唱着都流下了热泪。这时一个兴安“联指”武装人员的头目带着几个人进来，不准大家唱《国际歌》，并把领头唱《国际歌》的蔡义珍同学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以示惩罚，大家也只好停住了歌声。我小声同周边的人说：“这种时候没有必要和这些人斗，以免吃眼前亏，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十一、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游斗
我们这些人在学校被关押了几天，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南宁宣吿成立，全广西各地都在此时召开庆祝大会，庆祝韦国清和“联指”派的“伟大胜利”。8月27日，我们被关押的人大部分被送到市革委会临时成立的“收容所”继续关押，少数人（如杨正文、王守均等）因被怀疑有历史问题而送到第三监狱关押。
收容所设在第七中学校园内，这里的教室都关满了人。7月28日，桂林市革委会副主任、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在工人电影院作报告，号召桂林市各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联指”）要立即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大刮“12级台风”，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在陈秉德的指令下，从29日开始，各单位开始了大游斗，把“老多”派的大小负责人和骨干分子，支持“老多”的领导干部以及那些“地、富、反、坏、右”等，每天都成批游斗，在游斗中许多人被打致伤、致残，一些人被打死。如染织厂副厂长陈华，市体委教练汪成竹，专区食品公司的职工林伟、王修澡、马洪光等多人在游斗中被活活打死。“8·20”行动使桂林市（包括郊区）共有345人被非法杀害（少数人在“8·20”前就被杀害）。
9月3日, 桂林地、市革委会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大遊斗，地、市各机关单位、学校、工厂、街道等有2000多人被五花大绑、戴上高帽、挂上黑牌被押上汔车到市区遊街。这些人全是被非法抓捕的“老多” 负责人和骨干成员，另有的是支持“老多” 派的领导干部和已被戴帽的“地、富、反、坏、右” 分子，是桂林有史以來未曾有过的事。仅广西师院就有一百多人被遊斗，如知名的“老多” 负责人杨福庭、周兆祥、李日明、谢荣杰、甘恒彩、肖社保、管学庭——等等一大批人。这些人所乘的汽车在最前面，后面跟着的是各系统、工厂、学校的遊斗队伍，车上均有全付武装的“联指” 派人员押看。在遊斗中不时有“联指” 暴徒用棍棒、竹杆打被遊斗者。笔者所在学校的20多名师生也被五花大绑，挂黑牌，戴高帽，被押上汽车，先在校园内游斗，后到市区游斗。韩卓元老师是一个民主党派人士，归国华侨，虽然他参加了我们造反派，但并没有违法乱纪之事，赵如海、许群、何令仪这些教师，都是老实本份的人，也只因参加了造反派就被游斗。“山鹰兵团”的暴徒们声嘶力竭地嚎叫着：“对阶级敌人就是要大游特游，就是要大刮‘12级台风’！”“要把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受难者们惨遭无情的迫害，却成了暴徒们盛大的“狂欢节”。
与我们同在一天被游斗的，我看到有桂林文艺界的黄婉秋（电影《刘三姐》中的刘三姐扮演者）等著名演员，这位“刘三姐”也是桂林“老多”的一名积极分子。她原是桂林彩调剧团演员，成立桂林歌舞团时她成了歌舞团的主演，在电影《刘三姐》中因出色地扮演了刘三姐而名闻天下，“粉丝”上亿。文革中歌舞团多数演员都成了“老多”。1967年春，黄婉秋曾和一批造反派演员到我校慰问演出时，演出结束后我还代表学校上台与之握手，祝贺演出成功。想不到如今在同一天遭到了游斗。所幸这一天的游斗没有人被打死。（后来一些文章写到黄婉秋在文革中遭到迫害，只讲她因电影《刘三姐》被打成“毒草”而遭到迫害，却没有讲她因为参加造反派而遭到迫害。她当时的男友也是造反派“老多”成员而且是基层的头头，武斗中成了” 老多” 派红卫师的师长,大镇压时被抓进监狱关了多年。）
桂林游斗之风大约延续了约十天。这股“12级台风”刮过之后，紧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进行“斗、批、改”，再次掀起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狂潮。
9月中旬，我们在收容所被关押了十多天后放出来了，大多数学生和老师回到了家，只有我和林明静、王宗器、栗占岗等4人继续被关押在一个教室里，由驻学校的工纠队（即市区的“联指”）武装看守。此时我们“老多”的另两名负责人杨正文和韦子斌仍关在第三监狱，杨正文老师是从部队转业上大学的，现在怀疑他是“日伪汉奸”；而对韦子斌则怀疑他与一件“人命案”有关。实际上都是毫无根据的诬陷。
对我和林明静、王宗器、栗占岗等四人的批斗，“罪状”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倒韦国清，反对解放军，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的“罪名”多了一条是“写黑文章，进行反革命动员”，林明静的“罪名”多了一条是“制造杀人武器”；而王宗器、栗占岗的“罪名”多了一条是“指挥抢夺解放军的武器，指挥武斗”。在批斗我们的时候，由于学校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都是“老多”派的，参加批斗会的人往往没有积极性，只有“山鹰兵团”的少数人在不时带头狂呼口号，一般人也只是跟着喊喊口号罢了。有时也有“积极”发言者，历数我们的所谓“罪状”，听得出来那是在给我们摆“功”，说我们当时指挥他们干了什么什么，现在“反戈一击”，实际上是在为我们唱赞歌。晚上我们几个睡下时往往在细声交谈，对“联指”们的低劣做法进行讥笑，而对自己则认为我们完全没有错，“联指”是有了黄永胜和韦国清、广西军区的支持，排斥了支持“4·22”和“老多”的6984部队和6955部队，他们是“狗仗人势，才取得了胜利”。
对我们几个的批斗会不多，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斗的，来来去去就是那几句所谓的“罪状”，人们都听厌了。而被批斗得最多的是学校的党委书记王守均，原来紧跟他的张明和那些党员积极分子，对王是斗得最起劲的，这些人在台上大喊大叫，不时压王守均低头弯腰，诬称他是“假党员，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再一个是杨正文老师的被批斗，他不时被“联指”派的人压头弯腰，有时还被人拳打脚踢，这些上台斗争的人确实是看人来欺负。杨老师是个老实人，说话细声，对人友善。他是东北人，搞专案的人把他的档案资料抛出来，说他在日本人统治东北时读书、做事，是“日伪汉奸”，完全是一派胡说。正是这些胡说使杨老师吃了不少苦头。
批斗王守均和杨正文的时候，大多把我们4人和那些已戴帽的右派、“沙漠中绿洲反党小集团”的成员押来陪斗。看到他们在台上被斗的惨状，我们实在心感不平，内心里充满了愤恨。通过这些斗争，更使我们看清了像张明一类人的丑恶嘴脸，此人在造反派夺权后曾来吹拍我，实在可笑。
在批斗我们的会上，我们4人都违心地说过“我们有错误”；但私下里我们对“联指”所做的一切往往发出会心的讥笑。
结束语
以上就是笔者在1966年春夏之交至1968年所亲历的文革运动若干片断。现在大屠杀过去50年了，文革中所亲历的一系列事件时刻在我的头脑中呈现，难以忘怀。每当想到这些，都会对文革的罪魁祸首、对杀人的指挥者和杀人凶手充满了无比的愤恨，对无辜惨死者无比的惋惜和同情。
曾经一度在桂林占据主导地位的造反派“老多”，就是在韦国清和广西军区某些领导人与他们扶持的保守派联合围剿下覆灭的。文革中“老多” 派虽然也有派性，有缺点错误，但那是毛泽东和他手下的江青等“四人帮” 挑动起來的，他们是不应当承担责任的。而他们在文革中的争人权、争民主、争自由的方向始终是没有错的，是值得称赞的。
回顾那个荒唐、疯狂与残暴血腥的年代，使人万分愤恨、悲痛，令人终生难忘，且发人深省。我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有责任把自己所知道、所记得的一切写下来，以还原历史的真相，告诉后人，这是历史的责任。
作于 2018年3月下旬至4月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