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幻想实业救国而忽视政治变革，幻想清廷立宪而忽视革命选择，幻想政治形势而忽视自身立场，幻想袁世凯维护共和而忽视复辟帝制，幻想以名求利而忽视壮大实力。他依附于强势集团，没有自立自强的勇气，没有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也无法推动政治转型。以张謇为代表的晚清商人在企业经营、商人参政上有一定成就，但不是成熟的企业家和有远见的政治家。
一、幻想实业救国，忽视政治变革
在政治专制下，张謇希望实业救国，这很难实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来保障市场经济，实业救国是不可能的。他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这是短视。
第一，幻想实业救国。19世纪末，张謇等人希望以发展农、工、商、交通等实业来救国救民。张謇提出：“中国人数甲于五洲，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确，商人举办实业对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消费产品有一定作用，但所能帮助的人是有限的，认为实业能救国更是幼稚。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是专制，不解决此问题，不可能让民众生活更好。而且，商人在蛮横专制者面前是弱者，不但救不了国，反而自身难保。
作为商人，张謇“务实”，“做一分是一分”，缺乏全盘思考。在1898年义和团事件中，张謇是东南互保促成者之一，使东南免遭战火。清政府向其他国家宣战，是错误的；而其他国家是应战，是正确的。而且，清政府弱，其他国家强，所以东南互保是务实好选择。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你不能无条件把“务实”推到其他领域。由于清政府是专制政权，蛮不讲理，你不能把维持专制当做务实好选择，幻想清政府能很好地保护商人利益。清政府压榨普通民众，使国内市场凋敝，不利于商业发展。而且，清政府也无法保护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正当权益。商业逻辑讲究一分钱一份货，但政治逻辑讲究全局与策略。
“务实”的张謇不喜欢“务虚”的孙中山。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张謇为实业部长。到任后，张謇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在当天日记里，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是“不知崖畔”，认为孙中山太过浪漫、不知分际。其实，孙中山虽未曾躬身实业，但也为革命孜孜追求，在困难中前进。先不论孙中山的行为是否正确，但起码他认识到了政治变革的重要性，在眼界上高于张謇。
第二，忽视政治变革。张謇等人是既得利益群体，比如大生纺织公司从商部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特权。所以，他们认为从专制到民主的革命代价太大，将破坏市场秩序与社会稳定，损害商人利益。其实，革命在短期内会带来阵痛，会暂时冲击商人利益，但从长期来看，民主政治会带来更稳定的社会秩序、更发达的市场，也能保护商人财产，这些都有利于商人。
张謇忽视政治变革，就较少去累积政治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因此，张謇宁要帮助他人军队，也不会自己去组织民兵或军队。1911年11月，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后，张謇派人送去50头牛、1000瓶酒、600块银元、1000袋面粉和1000匹布。在这点上，张謇不如同时代的广东商人陈廉伯有胆识。当时，北洋军阀、滇桂军阀轮番据粤，军队滋扰，匪患猖獗。陈廉伯看到了政治、军事对经济、财产的重大影响，所以他联合其他商人来组织商团，以军事来保护利益，参与政治。1919年3月，陈廉伯出任商团团长，主张“寓兵于商”，宣布商团四大宗旨：一、实力保卫地方；二、认定本团为独立性质，无论如何不为政潮所左右；三、联络团军，亲爱感意；四、力谋扩张及进步。他在任内迅速发展商团实力，操练实弹射击、巷战等。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政争，商团维持治安，很得商民拥护。后来，陈廉伯的商团武装被国民党军队击败，但的确比张謇更有胆识。
张謇忽视政治变革，甚至反对政治变革。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张謇曾经找到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希望派兵把革命镇压下去。张謇敌我不分，当然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1926年日记中，张謇说“时局又变，翻覆甚矣”。当时，社会依然动荡，市场依然凋敝，张謇的设想没实现。
幻想清廷立宪，忽视革命选择
当然，张謇也没有完全忽视政治变革，但只有清廷立宪一种选择，而忽视、排斥孙中山的革命。这是狭隘。
第一，幻想清廷立宪。1906年，郑孝胥与张謇等人在上海发起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是会长，张謇、汤寿潜是副会长，会员主要为江苏、浙江、福建的商人，其中很多曾任过政府官职或具有官衔。预备立宪公会以“奉戴上谕立宪，开发地方绅民政治知识”为宗旨，公会印报刊，还开办法政讲习所以培育立宪人才，致力于商法的编纂颁行。
1910年，张謇等人连续三次在北京发起请愿活动，要求清廷缩短九年筹备期，速开国会。清廷从最初婉拒，到后来制止，再到最后决定将“国会定限缩短三年”，为国会大请愿运动画下句点。这引起了立宪派内部的分裂，张謇任议长的江苏咨议局为此致电咨政院，对国会提前成立表示祝贺，而如咨政院议员李素就说，“速开国会的目的不能达，人民失望，而江浙独争先电贺，以懈怠民气，本员甚觉痛心。”显然，张謇的立场比较偏向清廷。
尽管张謇等人对清政府的新政，特别是君主立宪抱有很大希望，但清政府并不理睬。1911年5月，清廷宣布了“皇族内阁”名单，让立宪新政成为泡影，舆论失望。此时，张謇还决定赴京直谏摄政王，并请求批准他的中美合作投资计划。既然清政府已决定不再走君主立宪道路，张謇还一再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就有点愚忠了。在个人情感与国家前途面前，张謇选择了个人情感，显得意气用事。
第二，忽视革命选择。其实，立宪、革命没有优劣之别，都是一种选择。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或一种手段，持开放性态度才是明智之举，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如果选择革命，牺牲会更大一些，但更彻底一些；如果选择立宪，牺牲会小一些，还会保留君主，但君主权力受限制。就像现在的美国共和、英国君主立宪都是民主制，没有谁优于谁的问题。
即使孙中山等革命派有缺陷，张謇也可以接触，对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主张提出异议，促使其改变纲领，探讨合作可能性。当双方合作，实力才能壮大，建立民主政权，但他从来没这样做。的确，当时孙中山实力还不强大，但实力不是一成不变的，革命派可能会壮大强大，何况张謇也可以帮助孙中山壮大实力，但张謇也没这样做。即使革命派实力不强，但清政府自身失误也可能导致革命。后来，清政府实施铁路国有政策，制造社会对立，引发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张謇等人是既得利益群体，没有勇气成为革命者，也抵制革命，而只认定君主立宪。辛亥革命的爆发证明这种策略或想法是失败的。
三、幻想政治形势，忽视自身立场
形势千变万化，个人也可以据形势调整立场，但调整不等于没有立场，不等于完全跟着形势走。张謇等人只是跟着形势走，而没有自身立场。这是无原则。
第一，幻想政治形势。张謇等人请求清政府君主立宪，寄托于他人，不可能引导形势，只能跟着形势走。所以，当武昌革命爆发，张謇等人反应就有些措手不及，比如革命会不会成功。在多变政治环境中，张謇等人没有预计、没有准备。
1911年5月，清廷宣布“皇族内阁”名单。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10月10日，武昌辛亥革命爆发。10月12日，张謇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骏派兵“援鄂”，镇压革命。10月16日，张謇与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10月21日，张謇以江苏咨议局名义发出致内阁电。可见，张謇还想挽救清王朝，痴心未改。11月3日，陈其美在上海武装商团协助下，攻下道台衙门、县署及江南制造局。接着，苏州、杭州的立宪派宣布脱离清政府。在此情况下，张謇转向共和。11月6日，他致电进攻武昌的袁世凯，劝“趋于共和”，与革命派达成协议。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一个月，张謇的立场跟着形势在不断变化：镇压革命到君主立宪再到支持革命。
第二，忽视自身立场。个人可以有手腕，但不能没有原则，不能成为变色龙。你应该认真学习，努力思考，权衡利弊，明确立场，再根据形势制定策略，准备各种方案。如果当初张謇不那么反对革命，与革命派有所接触，就不会显得如此被动。在短时间内从镇压革命派到支持革命派，如此变化太过于迅速，显示政治上的不成熟。如果说孙中山游走于南北军阀之间，那张骞也游走于清政府、袁世凯、孙中山之间。
而且，张謇曾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其实，张謇很热心仕途。1876年，张謇在淮军统领吴长庆处任军幕文书。1894年，张謇成为状元，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任，江苏咨议局议长。民国成立后，张謇先后担任过孙中山与袁世凯内阁的部长。可以说，张謇与官场有密切联系。如果前面还是父命难违，后面就是喜欢权力。商人从政是正常现象，不用遮遮掩掩。
讽刺的是，张謇自己立场可以变来变去，却不允许他人有灵活性。1912年2月，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孙中山想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合办汉冶萍草约》，孙中山认为“合办”是在当时具体环境下的灵活之计，是必要让步和妥协，而张謇认为“合办”影响“政府利益”而反对。其实，汉冶萍是民国政府财产，所以总统有权决定与外国政府合办。你不可能去外国政府借款，又不让外国政府得到一些利益。在当时财政短缺情况下，即使日本政府所得更多，也要灵活处理，而不能意气用事。这是必要、恰当的，从长远来看也是有利的。
四、幻想袁世凯维护共和，忽视袁世凯复辟帝制
张謇寄希望于清政府立宪，结果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总统人选；又希望于袁世凯维护共和，结果袁世凯复辟帝制，这是错判。
第一， 幻想袁世凯维护共和。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应试均未中，直至33岁才考取举人。在慈禧太后六十之际，张謇撰写太后寿诞六十花甲轮流转返老还童千千岁、佛祖治国二圣临朝天地应大清江山万万年的贺联，被定为状元。而且，大生股份中有一半是清政府的官股。所以，张謇与清政府有密切联系。
袁世凯也出身于清政府营垒，还曾经与张謇在吴长庆帐下共事。再者，袁世凯是小站练兵起家，而张謇是经营大生起家，彼此在政治理念上更接近，看重稳定、务实，对社会变革持抵制态度。张謇认为孙中山“不知崖畔”，因此只有拥有军权的实派力人物袁世凯才能稳定局面，实现自己在稳定中求发展的愿望。因此，张謇在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任上真正关心的如何尽快把权力移交给袁世凯。1912年1月1日，孙文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6日，张謇就与袁世凯的代表张绍曾在南京会晤。1月10日，他打电报给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致通过。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张謇在此后日记中写下：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 所谓正难就是如何把权力如何从孙中山转移到袁世凯。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出袁世凯为第二届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
第二，忽视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与张謇早年有交集。袁世凯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而张謇也在吴长庆帐下。张謇认为袁世凯年纪轻，应多读书。后来，张謇考察袁世凯管理天津，对袁的评价是：“慰廷要是不凡，但气稍粗狂耳，举世督抚，谁能及之？” 也就是说，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行政事务却井井有条，是干事的料。因此，张謇对袁世凯寄于厚望，还在熊希龄内阁中担任农商总长，希望借助袁世凯实现其“实业救国”的理想。
其实，张謇混淆了具体改革举措与民主宪政理念的区别。也许，袁世凯在一些具体改革上可以做的有声有色，但始终是有守旧色彩的军人，可能变为军事专制，也有可能复辟帝制，而张謇不愿承认或面对这一点。而且，在南北议和谈判上，袁世凯没有自己政治立场。只要能满足权力欲望、登上高位，他可以任意改变，从反对立宪到支持立宪，从支持立宪到赞同共和。因此，张謇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上是危险的，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讲到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到他与孙中山的关系。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张謇在南通追悼会上称：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第一大人物。……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铲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虽然张謇这样说，但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往往不利孙中山：起初，他反对孙中山革命；后来，他反对孙中山借款；再后来，他反对孙中山当总统。可说，张謇对自己、孙中山、袁世凯都缺乏清晰认识。
五、幻想以名求利，忽视壮大实力
在不成熟社会中，名气往往意味着背景，能在商业竞争中占据先机。所以，张謇以名求利，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效果，但张謇疏于企业经营，没有壮大实力，而市场竞争是激烈的，大生公司走向衰落。这是混淆。
第一，幻想以名求利。1895年，张謇以恩科状元的名气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的名义筹划在南通创设纱厂。1898年，纱厂动工兴建。1899年，纱厂建成投产。在大生创业阶段，张謇办事踏实，所以能克服困难，创立纱厂。但在大生有所起色后，由于张謇的高知名度，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提供贷款，大生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大生以45万两银子的资本成立，后来发展成总资本达3400万元的企业集团，其实是建立借贷基础上，给企业埋下隐患。
张謇尝到了高知名度带来的甜头，所以在南通做慈善一方面是为了建设地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商业运作。只有企业具有高知名度，债权人才不会怀疑企业实力，才能借新款还旧债。张謇自称：“南通教育慈善之发端，皆由实业。……凡专门之校六：曰男初级师范学校；曰女初级师范学校，女工传习所附焉；曰甲乙种农业学校；曰甲乙种商业学校；曰纺织染学校；曰医学校。……凡特设之事六：曰新育婴堂，曰养老院，曰医院，曰贫民工场，曰残废院，曰盲哑学校。总凡十有六所。”
时人见识“南通模式”后，说：“在此举世混浊之中国社会中……惟张公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表面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标榜，里面则醉心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之振兴。惟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诚可谓治现今中国社会良药，而非过言者也。”笔者不同意这样观点。从短期看，大生对社会有很多贡献；但从长期来看，当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也无法对社会有长久贡献。
后来，当大生公司没落，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到1924年日本资金没来，美国银行借款也不成。日本与美国银行当然不会看张謇的名气，而看企业经营状况，考虑能不能收回贷款。
第二，忽视壮大实力。大生纱厂不但投注大量资金到慈善，而且在经营上“本小事大”、“急进务广”。比如，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纱厂扩张计划，要把棉纺厂从两个扩展到9个。再如，把企业集团办成封闭小社会。其实，多数企业缺乏竞争力，盈利困难。特别是，大生先后办起了40多个垦殖公司，而垦殖占据大量资金，且受海潮等自然因素影响大，多数效果差。大生公司本来就建立在借债基础上，在短期内办如此多企业，更造成资金困难。
大生公司股本有一半是英国纱机折算过来的官股。长期以来，官股只拿分红，不参与厂务。后来，民国政府成立，依然没有参与企业经营。张謇也是大生股东，但所占股份并不多。由于张骞是公司创办人，也具有高知名度，因此大权独揽，可以单独决定公司经营战略，可以任意抽调资金，股份制下的权力制约机制形同虚设。而且，张謇花费很多精力在政治上，对企业经营状况并不熟悉，因此管理弊端丛生。由于张謇大权独揽，引起股东责难，张謇拔高股东红利率以换取支持。大生公司要扩展企业，要办慈善，还要给股东高回报率，资金链很容易断裂。
在市场好时，大生公司还能维持；当市场变差，大生公司就会走向衰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各国忙于战争，这使大生公司有了广阔市场，带来了“黄金时代”，赢利颇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使日本企业、银行摆脱困境。其后，日本纱厂在中国大量倾销，中国市场棉贵纱贱。而当时张謇在政治上已失意，北洋政府不可能给张謇大规模援助，所以大生在竞争中失败。1925年，大生交由债权人上海银行团接管经营。
张謇科举出身，对企业经营管理并不熟悉，任意扩张，还大权独揽，不是成熟企业家。虽然，他一时能从名气中获利，但长期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其实，其他晚清商人在企业经营中也有各种弊端。
六、结论
有人认为，倘若张謇生活在政治昌明民主、经济开放自由、竞争公平有序的社会里，生活在“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的社会里，会减少一些不太光彩或不得已而为之的人生片段，会发挥聪明才智。笔者认为，晚清不良社会环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张謇等人才干的发挥，但其实晚清环境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就政治变革可能性来说，晚清走向民主宪政的可能性并不小。所以，对政治与社会转型的失败，历史人物要负很大责任，而不能只是归结为外部环境。
还有人认为，张謇为近代杰出实业家以及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在社会转型中居功甚伟，无出其右。笔者不同意这样观点。的确，张謇对扭转对商人歧视、商人参政、企业经营有一定贡献，但在商业上不是成熟企业家，在政治上充满各种幻想，没有实现自己的实业救国的愿望，更无法有效推动社会进步。张謇等晚清商人本身实力不强，而且更缺乏自立自强的勇气，总是把希望寄托于某个强势集团上。张骞具有很大局限性，不宜高估，更不应神话。
在创办大生时，张謇撰写《厂约》规定饮食，平常饭菜二荤二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逢节日或招待来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点”。这就是张謇一生的写照：小节出色，大节糊涂，也是很多晚清商人的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