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朔县绛村是我的故乡。又是一年的清明节到了，为着祭祀先祖，2018年4月5日我与老伴回到了家乡。此番在乡间的所见所闻，有几件事是令人难忘、值得记述的。
祭祀先祖：
今年的4月5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清明扫墓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还在省城的时候就与故乡的亲人通过电话约定好了在4月6日这天族人们集中扫墓，然后共同聚餐。
记得多年前我回乡扫墓时曾与族人们扫墓后，又与堂兄三哥及两位堂侄天德、望春等人对先祖的墓碑进行了一番考察。从这些墓碑的记载及事后我查看有关史料得知，我们蒙氏家族是从明代万历年间移至绛村早禾岭老村洼定居的，从明代天启至清代道光年间是这支蒙氏族人兴旺发达的时期，那时人口较多，并有大片的农田山地，是当时的旺族。不知何故，从清代咸丰年代开始，这一支蒙氏族人衰败了。因为从同治至光绪、宣统乃至民国以来，所有的祖坟都未见立有碑文，而有碑文者都是同治以前的祖墓，尤以康熙至乾隆年间为主。从我记事以来，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70年代，这支族人仅有数十人，都是穷苦的农民，远不及康、乾年代。现如今这支族人已发展至一百多人了。
据史书上记载，蒙氏家族在历史上据考已知自秦朝蒙恬大将军始，已有两千多年，可谓年代久远，历史悠久。然而世事沧桑，大多年代史实失传无从查考。今能考证者，只知自明朝成化年间（公元1476年）由蒙球公自北京朱启巷携全家二妻五子一媳来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定居。二十八年后，于明代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留下四子在永安州守祖业，随长子等眷属迁至平乐县东乡里（今张家镇）谋生。大约过了几代人后，球公后裔的一支才迁至阳朔县的绛村早禾岭老村洼，这就是我们这支蒙氏族人的来源。
这支蒙氏族人的墓地除少数分布在新厂、乌龟塘、代妙山、危背村等地外（均属平乐县地界），大多集中在早禾岭和龙枣岭一带（阳朔县地界）。而早禾岭的祖墓大多有碑文，以同治前的祖墓为主；龙枣岭主要是近代、现代的墓地，且都未见立有碑文。
因为墓地多，分布广，每次扫墓时都是分组才能在一天内完成的。上一次我回乡扫墓是跟随族人们祭扫早禾岭一带的祖墓，这一次我必须到龙枣岭的墓地祭扫了。因为我的祖父和大伯父、伯母及小叔的墓地都在这里（二伯父及我的生父抗日战争中在国民党军中阵亡，没有墓地），他们去世时我都未能尽孝，此次必须到他们的墓地祭祀尽孝了。
祖父及大伯父、小叔都是忠厚老实的农民。祖父死于1955年，是统购统销后因缺粮饥饿而病故的。小叔在1956年参加了共产党，1958年起当了大队的治保主任，后又任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基层的农村干部。1959年韦国清在广西大搞反瞒产运动时，作为农村的基层干部，我的小叔曾受到过残酷的斗争，逼迫他承认隐瞒了产量，导致全村被迫多卖“馀粮”，引发了其后全村缺粮，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少数人并因此而非正常死亡。当年我在外读书，回家时曾听小叔谈起这段经历，至今仍使我感到痛心和不平。
小叔是1979年去世的，大伯父则是1981年去世的。而今他们安息于地下，作为后人，我们应该给祖父及伯父、小叔等人的墓地立碑，以此作为对先人永久的纪念，也使我们的后人知道蒙氏族人的传承。在扫墓后的聚餐会上我提出了立碑的建议，族人们都一致同意了。给近世以来去世的老人立碑，以尽后人的孝道是十分有必要的。
农民生活的改善及某些思想意识是值得关注的
此次回乡扫墓后族人们的聚歺是住在堂弟老六（大伯父的小儿子）家里进行的，他家三个儿子都分别建了两层的水泥楼房，电灯、电话、彩电等一应俱全；同时年青人都有摩托车、手机，少数老年人也用手机，一日三餐能吃饱，并经常有肉吃，生活大为改善，真有点现代生活的样子了。到其它各家走走，许多家庭基本上都是如此，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记得在上世纪的50、60乃至70年代，那是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年代，在毛泽东的专制统治下，年年大搞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不但“地、富、反、坏、右”们政治上、生活上受到迫害，一些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也同样没有过上好日子。他们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后公社化的生产队里，大修水利，大炼钢铁，集体生产劳动，一天的辛苦劳动下来只有1角多钱至几角钱，经常是缺吃少穿，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过着非人的生活。凡是经历过这段苦难岁月的人们，每当想到这些都会胆战心惊，痛心疾首。这一切完全是毛泽东的歪理邪说造成的，是毛泽东贻害了中国人民，他的歪理邪说毒害了几代的中国人。
在与乡亲们的闲聊中，面对当前的官场腐败和社会治安的恶化，也有部分人仍在怀念毛泽东的，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没有这么多腐败的官员”，“社会治安也好，晚上不关门睡觉也不会有小偷”。乡亲们的这种想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他们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我反问他们：毛泽东时代你们都饿过肚子吧！去修水利、去炼钢铁、乃至生产队里的日常劳动，都是在军事化的组织里，有自由吗？那简直是新时代的农奴。现在你们一日三餐都吃饱了，并经常有肉吃，穿着方面也大为改变，家里有电灯、电话、彩电，劳动是自己的事，没有人来管制，能自由的挣钱，这在毛泽东时代可能吗？
毛泽东从五十年代直至1976年去世，他所做的一切你们都亲身经历过了。从土改、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与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大饥荒，四清乃至文革，那一件不是误国害民之举，对毛这样一个独裁者和迫害狂有那一点是值得怀念的呢？
就拿土改运动来说，你们翻身了吗？既然翻身了为什么后来连连饿肚子？许多事情你们认真回忆一下就会明白了。
总之，毛泽东统治中国近27年，没有干什么好事，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倒是连年不断的。这一切你们都亲身经历了，还要念念不忘毛泽东实在大可不必。
其实怀念毛泽东的也是极少数人，他们也只是对现实生活的某些不满而寻找一种安慰与寄托罢了。在我说了这些之后，他们也表示是这个道理，也就赞同我的看法了。
从我的家乡来看，现在农民的生活确是改善了，这是令人高兴的。对此，一些村民就说全靠邓小平“领导我们搞改革开放”的结果，“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听了此种议论，我又觉得是一个问题，因为八九年“六.四”镇压学生的原因，我对邓小平这个人没有好感，我必须利用此种机会给乡亲们说一说自己的意见，希望以此纠正一些人的看法。
我给乡亲们说：要说是邓小平领导我们搞改革开放，特别是有人说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改革开放的旗手”，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了。
如果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邓小平所处的地位和他的声望，他支持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倒是给人民做了一些好事的。但硬要把他说成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改革开放的的旗手”，却是不实之词。这些神话完全是邓小平自己和他的鼓吹者们编造出来的。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曾撰文：《“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是一个神话》，文中详细记述了当时会议的一些情况，是陈云、胡耀邦等人首先冲破了禁区，冲破了邓小平为会议设置的框框，促成了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否定文革并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的重大决策。邓小平只不过是利用这一机会，迅速改变自己原先的发言稿。如果没有陈云、胡耀邦冲破禁区，邓小平的所为仍是毛泽东的一套。就拿农村的改革來说，真正的改革是赵紫阳在四川、万里在安徽两省先搞起来的，绝非邓小平的首创。
邓小平虽然在经济上支持改革开放，改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但他在政治体制上仍然沿袭毛泽东的一套，他重新上台后镇压西单民主墙运动，逮捕民主人士魏京生等人；八十年代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大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逼胡耀邦下台，八九年又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搞垮赵紫阳。这一切无不说明他是一个独裁专制者。就是在毛时代，他也是积极追求毛的，毛的许多错误他都是有份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他就是领导小组的负责人，难怪他始终认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而已”。像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人能是“改革开放的旗手”吗？
我如此的说了之后，这些村民也不再说什么了。不知他们是否赞同我的看法，但从他们的表情来说，我看他们是听进去了，定会在头脑中引起一番深思的。
令人忧虑的几个农村现实问题
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确实使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确是大为提高了，这是是使人十分高兴的事。
然而此番回乡和沿途所看到的农村种种现实，又使我充满了不少忧虑：
首先是环境的恶化和污染，假货泛滥，这都是严重存在的社会问题。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这里渡过的，当时的绛村是个美丽的村庄，真可以称得上是山清水绿，鸟语花香，我们一班儿童跟随大人们上山割草、打柴，无数的野菜、野花十分招人喜爱；特别发源于瑶山里的一条河流，进入到故乡境内以后，从一条山区的溪流变成了一条小河，河面有数十米宽，两边是沙滩砾石，显得十分清洁，河水也十分洁净。由于涨水时水流的冲涮作用，往往形成深潭，成了人们夏天洗澡的好去处。我们一班儿童们独自去洗澡，三五成群的光着身子，先到农田里滚一身烂泥巴，然后跳入河中嬉戏，互相打水仗，真是好玩极了。现时每每回忆起孩提时的生活，往往会使人沉入幸福的喜悦之中。
而今这一切是不复存在了。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村民们到处建房，破坏了村里的环境。房屋虽然是钢筋水泥的，比过去好多了，但毫无规划可言，随意乱建，破坏了原有的环境。特别随意乱丢垃圾，废塑料袋和塑料薄膜随处可见，一到下雨天泥泞的道路使人寸步难行；特别是一些人将垃圾倒入河流中，再加上农药、化肥的使用，河水严重污染，河中没有鱼了，也再无人下河洗澡了。河的两岸杂草丛生，长满了许多带剌的灌木，两岸的河漫滩已全没有了。如此发展下去，再过若干年会变成什么样呢？将来的子孙后人又如何生存呢？昔日美好的环境，美丽的农村，而今已是一去不复返了，想到这些，又怎能不使人凭添许多忧虑。
再有许多良田变成了住房，变成了菓园或其它经济作物，农民种田生产粮食的少了，这是又一个令我忧虑的问题。
从我能记忆的时代起，我的家乡就是一个盛产稻谷的粮仓。这里和附近的几个农村有广阔的农田，而且都是稳水田，是旱涝保收之地，小时候我从未见这里发生粮荒。就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1946年）许多地方粮价上涨，出现饥饿的现象，我们这里的农民却没有发生粮荒。这里的农民粮食足以够吃，并且日常在赶圩的日子里常挑谷子到集市去卖，我们一班小孩有时也跟随大人去赶集，也得挑上十多斤谷子去卖，卖了后在街上买上自己需要的东西。
而今这种现象是完全没有了。几乎是百分之八十的农田都改成了菓园，稳水的农田，不再种粮食了，而是改种沙田柚、橙子、柑子等水菓。我问村民们何以这样？他们都说现在种粮食是亏本的，种子、化肥、农药如此昂贵，粮价的上涨幅度则不大，种一亩田下来除劳动力不计算之外，最少要亏几佰元，谁愿意去种田呢？而种水菓再怎么样也不会亏本，碰上好价钱还可以捞上一把，人又显得轻松多了，怎么能不种水菓呢？
我说现在免除了农业税，种田国家还有一定补贴，还能亏本吗？
村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那点补贴太少了，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农业税虽然免除了，但种子、化肥、农药价格的增长远超过了这点农业税，如果买到了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那这一年农民的收入就彻底完了。
现在全村的人大都靠买米来生活。一个本来盛产粮食的地方成了全靠买粮来生活，这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在许多农村地方都看到，一些农田改种菓树，一些农田建起了房屋，一些则丢荒无人种了，如此发展下去能不令人忧虑么？
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自古以来又是一个农业国。现在改革开放，发展工业，发展经济，一些农田和耕地适当改作他用，这当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必然会如此的。但我总感到占用耕地太多了，用农田耕地來建房，改种菓树或其它经济作物，实在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大问题。古人都很注意“无粮则不稳，无粮则乱” 这个问题，如中国到了缺粮的一天，如此众多的人口，世界上有那一个国家能救得了中国呢？
早几天听国外的广播，国外有少数国家发生粮荒，出现动乱，在市场上大米一上货架。马上就被买光，但愿这种现象不要在中国大陆出现。
也许我这是杞人忧天，但我总觉得粮食问题是中国人民的一个特大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引导农民要适当种粮为好。如果到了中国出现闹粮荒的那一天，那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
再其次是人口过剩与赌博的问题，也是常常使人忧虑的问题。
与我同辈的许多人，现在都已是儿孙成群了，难怪现时的人口比我们孩提时代几乎增加了数倍以上。我的同辈兄弟姐妹中大多数有2～4名子女，多的有5人以上至7、8人；而今这些子女都成家了，又生子女，我的三哥居然有曾孙了，这个人口怎能不增长膨胀呢？
我们小时候读书时，在课本上知道的是中国有四万万同胞。毛泽东执掌政权后，假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听从了马寅初先生的意见，实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现在的中国人口肯定会在十亿人以内。但，毛泽东却认为“人多力量大，人多议论多，好办事”，错误的批判了马寅初，终至造成了今日的人口过剩，此乃毛泽东的又一大罪错也。
由于可耕种的土地逐年减少，人口又迅速增长，无怪乎许多青壮年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形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现象。我的侄儿、侄孙中有近十人外出打工，全村有一百多人外出打工。大量的农民工外出打工，最脏、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他们包完了，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然而他们的收入则是少得可怜，十多年都没有变化，有时还领不到工钱，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成了全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追根溯源，此乃仍是毛泽东错误的人口政策造成的。如果不是人口过剩，谁愿意离乡背井外出打工受欺压呢？
也正是由于人口的过剩，虽然许多人外出打工了，农村中剩下的人耕种现有的土地还是显得有多余的劳动力；如是一些人无所事事，赌博之风兴起，伴随而来的是偷盗、抢劫等刑事案件的频发，严重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治安。当今的赌博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十分普遍的；不但青年人赌，老年人也赌。往往可以看到一群群的人聚集在一起打麻将、打大字牌或者打扑克，那不是在娱乐，是要钱的，每天下来小赌也有数十元至数佰元的交易。大的赌博则往往达到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主要是一些专业赌徒、老板和贪官一类的人物。现今赌博已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公安人员再怎么去抓赌、禁赌都无济于事，何况有极少数的公安败类像原柳州市公安局长于丁那样的人，他们成了赌徒们的保护伞，这样的败类各地都可能会有的。
赌博已成了一大社会公害，政府的有关部门应加大力气来根除这一社会毒瘤，净化社会的风气，保护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年青的一代才能健康地成长。
四、令人震惊的文革大屠杀
扫墓后我与老伴在沙子镇住了两晚，想回忆一下儿时跟大人们赶墟时的情景，看看现在沙子这个古镇的变化。我们沿河边古老街道的石版路走着，房子还是旧时的低矮砖瓦房，行人稀少，显得冷清。老的墟场和古戏台早就拆除了，而今新建的市场和街道移到了西边，有不少现代化的楼房，赶墟和做买卖的人主要集中到这里了，显得十分热闹。
我的“老同” 家就在这个镇不远的农村，多年未与他见面了，此次是难得的机会，必去拜访他才是。
所谓“老同”是指与我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出生后由双方的父母相认结为“老同”。他是一个退休的农村小学教师，现在已儿孙满堂，在家颐养天年，过着安静幸福的生活。
“老同”是一个性格内向，老实本分的人；虽只有初中文化，但在农村从事小学教师三十多年，早就退休在家了，现在有数千元的生活费，生活上是不成问题的了。
由于我长期在外工作，退休后也生活在外地，即使回乡也很少与他相见。记得上一次回乡去拜访他时，他的母亲（我的同年娘）尚健在，而今我们再次相聚，同年娘多年前就已作古了，使人不免凭添几多感慨与悲伤。
此次相聚，我们互致问候，并相互说了多年来各自的经历。回想起我们孩提时代相处的快乐和参加工作后的艰辛，转眼间数十年过去了，真是时光飞逝，岁月不留人，人生苦短，顿生无数的感慨与深思。而今我们都已老矣，来日不多，除了养老以外，还能作些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还在经常写些东西，反思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给后人留下点文字资料。“老同”说，我们是普通老百姓，不是什么名人，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有什么价值。但，我却认为，不论任何人，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记述历史，反思历史。留下文字资料总是有益处的。我说我写了从土改以来至文革历次运动的反思文章，特别是一本有关广西文革的资料，在有关人士的资助下已在香港出版了。
说到广西文革一事，话题自然会转入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我说我收集了相当的资料，仅据官方的统计，文革中广西被非法杀害了约九万人，仅平乐县就杀害了1926人，这确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了，历朝历代恐怕也是极为少有的。听说你们这里当时也非法杀害了不少人是这样吗？
说到非法杀人一事，“老同”的话匣子拉开了，勾起了他痛苦的回忆。
“老同”是一个诚实而又胆小怕事的人，文革中虽然没有参加那一派，但对非法杀人他是痛恨的，在那个年代他也是敢怒而不敢言，一切只记在心里罢了。
“老同”说，他们村与鄰村当时同属一个大队，全大队约两千多人口，在1968年夏季的大屠杀中竟有五十多人惨遭杀害，实在是叫人无法理解，又无比悲愤与无奈。文革中大队也分成两派，一派是造反派（“4.22”），另一派是“联指”，县武装部、公社武装部和大队党支部都是“联指”派的，他们掌握了政权，掌握了枪杆子，在自治区的“6.17公告”和中央“7.3布告”下达后，掀起了乱杀人的高潮。被杀害的是参加“造反派”的群众，或者是什么派也未参加，从不敢乱说乱动的“四类分子”，许多人只是有些小矛盾，乘机报仇杀的，简直是无法无天，难以容忍。
“老同” 说，被杀害的人中，计有刘××（小名聋子满）、刘阿代、严福桥、严水石、林中枢、严阿七、严时贵、黄石发、关友梅和她的母亲、严维成等五十多人。其中严时贵是小学教师。
杀人的主谋者就是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曾太生，在他的指使下，凶手们用木棍、石头、刀，有的用枪把被害者打死。其中严维成被批斗、乱打后未死，丢下河致死的，连尸体都找不到。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乱杀人，事后对凶手们又未作任何处理（仅主谋曾太生被判刑劳改数年），这是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吗？公理何在？正义何在？
“老同”的一番话，使我感触不少，增加了我的资料收集，我会在适当时机在我的书里补上这些资料的。
文革是一段苦难的岁月，在此我们也只能作为历史的资料来记述，并加以总结，以告慰无数死难者的英灵，也给后人有所警示，只此而已罢了！
谈话结束后，我们共进午餐。“老同”的夫人特意杀了一只鸡招待我和老伴。这是一只家养的土鸡，在城市里是难得吃到的。现在市场上供应的猪、鸡、鸭等肉类，都是饲料（伴有某种激素类的添加剂）养的，对人体是没有多大好处的，尤其是小孩们食后，可促使他（她）们早熟，可以说是有害的。现在的许多食品都掺有不同的添加剂，要寻找无污染、无添加剂的食品是太难了。看来科学愈发展，对人类有好处，但同时不可避免的也会带来危害。如何减少和避免这种危害，是人类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有关监管部门的重大责任。
现在的假货和劣质产品是太多了，假烟、假酒、假食品、假种子、假药、低劣的建筑材料……几乎所有的方面都会有人造假，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太大了。我真不明白，有关的职能部门为什么就不能管好呢？
饭后稍事休息，我们就告别“老同”夫妇了。我曾多次邀请“老同”夫妇到省城去玩，怎奈“老同”不能坐车，一坐车他就翻吐，他多次拒绝，我也就不再勉为其难了。
此次回乡收获是不少的，特作了如上的记述、杂感，以作为此次回乡之行的纪念吧！
作于2018年4月中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