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8日
1989年6月4日的中國大陸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也是全體中國人的民主發展契機。1980年代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卻未同時推動政治民主，社會發展失去了平衡，也就是說：經濟發展重於一切，卻又不願意放棄共黨專政統治，因而走上了“政左經右”的路線，為了維繫這條政治路線，他甚至不惜親手罷黜自己提拔的兩位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六四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
登輝甫接任總統一年多即面對此變局，為支持中國大陸學生民主運動登輝於是日當晚即發表聲明：“中共所採取毫無人性的做法，必將受到歷史的裁判，為抗議中共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登輝要以最沉痛的心情，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呼籲全世界所有愛好自由，重視人權的國家與人士，對中共暴行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為什麼要支持學生的民主運動？原因就在於學生運動的本質既熱情又單純，不是為了哪一個個人謀求利益，而是為國家找出路，希望走上自由、民主的發展道路。中共領導人原本應該多聽聽年輕人的聲音，培養他們成為未來國家的領導人。對中國的發展而言，這原本是一次珍貴的契機。當時中共政府封鎖了所有消息，南京、四川、廣東等很多地區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時登輝與國安團隊認為必須要讓更多大陸民眾知道實際內情，所以用了許多方法，把消息發送到大陸各地。
經濟自由化產生的各種矛盾與弊病，必須依靠政治民主化，才能解決。因此有人把當前“北京共識”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即由政府壟斷資源及利益分配，藉此刺激經濟發展的途徑，錯誤地視為一種良好典範。因為政府壟斷了資源，除了貪腐問題外，更會扭曲了中產階級的成長，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當中產階級無法擴大，社會上下對立的情形會日趨嚴重；此外當經濟發展由出口轉向內需發展時，中產階級無法做為消費主要族群時，社會與經濟狀態無法匹配，就會變得非常不穩定，政府為維持穩定就必須投入大量的維持穩定經費。根據媒體報導，中國的公共安全支出年年增加，這顯示維持穩定是中共政府最重要的挑戰。根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2017年中共十九大北京市甚至有市場不得在中共重要會議期間販售菜刀等民生用品的“禁刀令”；還有新疆、西藏、山東省、內蒙古、貴州等地，均被通知全省“維穩”進入“戰時狀態”。這就是經濟高度發展，但是政治民主制度沒有跟上，所導致的社會惡果。
臺灣民主發展是跟隨經濟成長而來，登輝執政時期是經濟發展最為頂峰，同時也是民意要求民主政治的轉折時期，當既得利益群體及黨的利益與公民社會利益相左時，登輝勇敢地挑戰了既有框架，以公民社會為先，而有兩個重要改革：國會全面改選以及總統直選等。這就是民主政治的轉型工程，具體落實華人的民主共和，因此國際社會稱此為“寧靜革命”並稱呼我為“民主先生”。
承蒙楊建利博士就如何解決六四問題垂問登輝的淺見，回想當年六四若能夠順利帶動中國民主化的運動，現在的中國絕對不是西方民主國家中的邪惡帝國，而兩岸關係也不會如同今日的冷漠甚至對立，而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或者應該這樣說，中共當年擁有權力的人選擇了極權，致使今日中國大陸社會必須承擔經濟的苦果。中國大陸或可借鏡我們當時怎麼處理二二八事件。1990年登輝擔任總統，指示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小組並提出調查報告，1991年接見受難者家屬意味著政府能夠同理受難者的悲痛，1995年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落成時，更代表政府為當時犯的錯誤向受難者公開道歉。同年也成立二二八基金會，完成平反補償共做。二二八事件能夠在臺灣達到和解，就在於由民間發起，政府良性回應的方式，才能共同推動轉型正義。
當下大陸的經濟發展實在需要民主政治才能有效的分配各項資源，社會也才能穩定發展。登輝在此呼籲中共政府與習近平先生，進行大陸的政治轉型正義工程，更要以臺灣民主化為師，效法中國國民黨當年開放政治自由民主的勇氣，以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逐步推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此才能讓中國同胞共用市場經濟的成果，而習先生所翹盼的“全面小康社會”才有成功之實。
（李登輝先生是中華民國第8、9屆總統，也是首位公民直選產生的總統，被美國《時代》雜誌称為“民主先生”。）
李登辉：关于六四天安门的中国民主发展契机
2019年5月28日
1989年6月4日的中国大陆天安门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民主发展契机。1980年代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却未同时推动政治民主，社会发展失去了平衡，也就是说：经济发展重于一切，却又不愿意放弃共党专政统治，因而走上了“政左经右”的路线，为了维系这条政治路线，他甚至不惜亲手罢黜自己提拔的两位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六四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
登辉甫接任总统一年多即面对此变局，为支持中国大陆学生民主运动登辉于是日当晚即发表声明：“中共所采取毫无人性的做法，必将受到历史的裁判，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登辉要以最沉痛的心情，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
为什么要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原因就在于学生运动的本质既热情又单纯，不是为了哪一个个人谋求利益，而是为国家找出路，希望走上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中共领导人原本应该多听听年轻人的声音，培养他们成为未来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的发展而言，这原本是一次珍贵的契机。当时中共政府封锁了所有消息，南京、四川、广东等很多地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登辉与国安团队认为必须要让更多大陆民众知道实际内情，所以用了许多方法，把消息发送到大陆各地。
经济自由化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弊病，必须依靠政治民主化，才能解决。因此有人把当前“北京共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即由政府垄断资源及利益分配，藉此刺激经济发展的途径，错误地视为一种良好典范。因为政府垄断了资源，除了贪腐问题外，更会扭曲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当中产阶级无法扩大，社会上下对立的情形会日趋严重；此外当经济发展由出口转向内需发展时，中产阶级无法做为消费主要族群时，社会与经济状态无法匹配，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政府为维持稳定就必须投入大量的维持稳定经费。根据媒体报导，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年年增加，这显示维持稳定是中共政府最重要的挑战。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2017年中共十九大北京市甚至有市场不得在中共重要会议期间贩售菜刀等民生用品的“禁刀令”；还有新疆、西藏、山东省、内蒙古、贵州等地，均被通知全省“维稳”进入“战时状态”。这就是经济高度发展，但是政治民主制度没有跟上，所导致的社会恶果。
台湾民主发展是跟随经济成长而来，登辉执政时期是经济发展最为顶峰，同时也是民意要求民主政治的转折时期，当既得利益群体及党的利益与公民社会利益相左时，登辉勇敢地挑战了既有框架，以公民社会为先，而有两个重要改革：国会全面改选以及总统直选等。这就是民主政治的转型工程，具体落实华人的民主共和，因此国际社会称此为“宁静革命”并称呼我为“民主先生”。
承蒙杨建利博士就如何解决六四问题垂问登辉的浅见，回想当年六四若能够顺利带动中国民主化的运动，现在的中国绝对不是西方民主国家中的邪恶帝国，而两岸关系也不会如同今日的冷漠甚至对立，而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或者应该这样说，中共当年拥有权力的人选择了极权，致使今日中国大陆社会必须承担经济的苦果。中国大陆或可借镜我们当时怎么处理二二八事件。1990年登辉担任总统，指示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小组并提出调查报告，1991年接见受难者家属意味着政府能够同理受难者的悲痛，1995年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落成时，更代表政府为当时犯的错误向受难者公开道歉。同年也成立二二八基金会，完成平反补偿共做。二二八事件能够在台湾达到和解，就在于由民间发起，政府良性回应的方式，才能共同推动转型正义。
当下大陆的经济发展实在需要民主政治才能有效的分配各项资源，社会也才能稳定发展。登辉在此呼吁中共政府与习近平先生，进行大陆的政治转型正义工程，更要以台湾民主化为师，效法中国国民党当年开放政治自由民主的勇气，以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逐步推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此才能让中国同胞共享市场经济的成果，而习先生所翘盼的“全面小康社会”才有成功之实。
（李登辉先生是中华民国第8、9届总统，也是首位公民直选产生的总统，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民主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