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中共小知党（五）—— 老粗管老细
1947年，华北赤区根据阶级出身调整干部，提拔一批文盲，知识分子只能任副手。地委书记杨晴、专员崔民生都是文盲。11950年3月，陆定一向苏联驻华代办通报：华北150万党员中130万文盲半文盲，区委以上领导干部将近50%没文化或文化很低。2从马列主义走来的中共，根据赤色意识形态捏塑出如此这般的社会存在，自然会发酵出阵阵红色荒谬。
1985年底，4200余万中共党员——
全国党员的文化程度，大学、中专和高中合计仅占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初中、小学和文盲合计接近党员总数的五分之四！必须说明，这还是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各单位近年狠抓了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之后的统计数字。3
一、老粗管老细
社会本就存在几种天然之恨：穷人恨富人、愚者恨智者、庸才恨高才、乡下人恨城里人。台湾大学校长、心理学家傅斯年（1896～1950），发现许多人很容易接受将上述仇恨合法化的理论。阶级学说就提供了发泄这种天然嫉恨的合法性。4
薄一波（1908～2007）晚年说：
掌权的某些工农干部不信任甚至排挤知识分子，是普遍的现象。5
1957年，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1913～2000）激憤抱怨：
人事处简直是警察特务机构，我们几十岁的人的一切就操在他们十几岁的小孩子手里……他们犯了错误别人无法监督，而他们可以随便处治人，使人身加上了阴影，食欲减退，工作不起劲。6
天津一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我对院里的一些工农干部看不顺眼。……他们根本不是搞我们这行的，调进来干什么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职有权，专管人。有个人事干部给我开张证明信，一行里好几个错别字。7
人事处、保卫部等要害部门均是工农干部，往往由他们监督审查知识分子（尤其技术干部）。他们翻看知识分子档案，总是越看越火，原来这帮搞技术的没一个好出身，都在国民党机构中干过事，至少进过大学，工资又比自己高，可老子远比他们早参加革命！揣着这份心态，还能轻饶正好捏在他們手上的知识分子？还能不挑剔有加？
更何况历次运动这些工农干部的能耐就体现在揪出多少“异己分子”。反右一起，凌辱知识分子成为工农干部的最大享受。
二、工农干部笑话
1960年代，大学三年级生居然不知道武则天是男是女。8
“四清”时期，北京外国语学院新任党委书记给上级的报告——
有些学生看了《安娜圣母院》受害很深；有的女教师演了《奥赛罗》后，天天照镜子想和奥赛罗长得一样漂亮。
文革中，8341军宣队进驻北京外语学院，他们不懂英语却必须领导教改，审查教材时提出：孤立地教给学生三餐词汇以及每餐吃什么，这是完全抹杀政治思想内容；必须删去面包、黄油以及刀叉等餐具，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第一课的内容应该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9
1990年代，一位高级政工师还说“法国的马克思”；一位高级经济师不知道《资本论》，外商面前出尽洋相。10
一位工农干部上台做报告，秘书写稿“真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刚好换页，“吗？”写在下一页。不料，这工农干部还真以为“真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用肯定语气连念两遍，翻过一页才“吗”字出口，感觉出了洋相，恼羞成怒责骂秘书：“混蛋，‘吗’能写在下一页吗？”11
三、毛泽东的态度
蔑视知识、贬斥士林，理論源頭當然是馬列，直接源头只能来自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说：“斛律金一字不识，可以做到丞相（按：北齐左相应为斛律光）。农民、工人不是也学哲学吗？同他们讲课，比知识分子易懂。”12
毛泽东还有不少这方面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5-18）；“书是要读的，读多了害死人”。毛认为明太祖不识字、明成祖识不多，均为比较好的皇帝；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
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讲话提纲：
从古以来，发明家都是年轻人、卑贱者、被压迫者、文化缺少者，学问不行。名家是最无学问的、落后的、很少创见的。13
四、教条主义的必然性
赤祸灾源也可归结为教条主义，捏着红色图纸破拆历史理性柱石。老粗当领导，老细成下属，老粗只懂革命不知其他，一谈建设便斥为偏离革命大方向，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只能“政治高于经济”、“革命压倒建设”。更可怕的是：老粗只能按其低下的理解能力设计社会秩序、制订价值标准。正因为无知，面对种种现实难题想不出更多办法，只能搬用教条，此为毛时代之所以必然盛行教条主义的思想根須。
英国阿克顿勋爵（1834～1902），早有预言——
无知的阶级无法理解国家事务并且他们必定要犯错误。……一个阶级专政的思想肯定存在着缺陷。事实是受过教育、有知识和财富，是防止行为错误的保障。……危险不在于哪一个特殊的阶级不适于垄断统治，每一个阶级都不适合垄断统治。14
用一句中共习语来说，「犯的可是原则性错误呵！」
12/10/2018 Princeton
注释：
1. 高华：《身分和差异》，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页5、13。
2. 库利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载《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转引自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浮沉录》，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83。
3. 章蕴：〈全面提高党员素质是党风根本好转的坚实基础〉，载《红旗》（北京）1986年第10期，页7。
4. 周啟博：〈傅斯年為何去臺灣〉，載《開放》（香港）2009年11月號，頁85。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下卷，页1010。
6.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293。
7.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首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页105。
8. 姚旭：〈田家英同志谈治史〉。载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页170。
9. 乔冠华、章含之：《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学林出版社1997年，页206～207 、242。
10. 牧惠：〈名不副实的职称〉。参见牧惠：《知识无罪》，天地图书公司（香港）2001年， 页133。
11. 林伯忠：〈“掌声”〉，原载《广州日报》2002-4-8。《报刊文摘》2002-4-24～27摘转。
12. 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载《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页133。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958），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194。
14.（英）達爾伯格·阿克頓：《自由與權力》，侯健、范亞峰譯，譯林出版社（南京）2011年，頁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