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中共小知党（六）——工农化的反动性
国际共运亦称国际工运，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但实际进程中，很快发现只有“阶级出身”没有文化知识的工人，无法承担领导职务，不仅出不主意、指挥不了运动，连文件都读不了。如此这般，工人阶级只能是理论上的“领导阶级”，各级职务只能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担任。所谓“工农联盟”、“知识分子工农化”，政治动员招牌耳，旨在号召工农“起来”咸与革命，并非真正尊重工农。别忘了毛泽东1945年就说了这句著名语录——“人民靠我们去组织。”1
红士评语
中共高干当然也不真正认同工农高于自己。谢觉哉日记（1945-11-7）：
大众是聪明的，也是愚笨的。2
1944年，赤区热演〈刘巧儿告状〉。农村野台子，露天看戏，来去自由，有时下雨，农民打着伞看。一位左士发表评论：
这个戏有毒，不要然农民怎么会打着伞看到底？！3
工农群众不是真正的英雄么？他们的审美不是最纯洁最优秀么？“打伞看到底”怎么会成为这齣戏“有毒”的根据？真正尊重农民兄弟，会发出这样的评论么？
1950年代，延安干部李慎之（1923～2003）：
各国共产党理论上是相信人民创造历史的，但实际上共产党对领导人、高级领导的依赖思想超过以往任何朝代，这是非常矛盾的。4
海南冤案
1949年底，琼崖赤区发生“特务大案”，24名红色青年被冤杀，错捕95人，牵连216人。被疑起点竟是“特务头子”林云进入赤区后的一则建议：
队伍中不要说粗话脏话，要组织学文化学理论，要搞读书运动，以提高全体队伍的文化理论素质。
琼崖赤区头头认为林云“看不起革命队伍、骄傲自大、打击领导。”竟渲染演绎出偌大“特务案”。枪毙前，林云饱受肉体折磨。
1953年春，琼崖赤区一号红色人物冯白驹（1903～1973）长篇检讨，平反这起大冤案，所有冤魂追认“光荣烈士”。5
农民的觉悟
亲共英人林迈可(MichaelLindsay，1909～1994），1938～1945年在赤区：
在日本人没有到过的地方发展抗日队伍比较困难，然而凡是日军到过的地方，当地老百姓都坚决支持抗日部队。6
不犯自身不抗日，农民兄弟的觉悟实在不高呵！反之，抗战期间至少三十万知青主动投奔赤区。长期主编延安通俗报刊《边区群众报》的胡绩伟（1912～2012）：
农民中虽有很多革命分子，有舍己救人的人，有一心为公的人，有真诚坦率的人……但总的说来，一般农民是私心较重的，思想是相当保守的，心胸比较狭窄的，眼光比较短浅。这恰恰是“脏”、是“不干净”。对知识分子，一般的说也是自私自利，患得患失，但因为他们有知识，思想不那么保守，眼光比较看得远，因而易于倾向革命，这也是客观事实。拿这点来说，知识分子“不干净”、农民“最干净”也是站不住脚的。7
1947年，「三八式」白介夫（1921～2013）任吉林长白县委宣传部长，留下〈长白山地区土改运动日记〉——
农民们是自私的，一进院子先找自己分得的东西，总愿意把自己的先搬上车去，一个破钉子也愿意浑水摸鱼拿去才称心，有好几次把应留的东西搬出来，搬上大车，以后又给抬下来……可以看到贫苦农民的忠厚与自私、保守与贪婪。8
1947年东北土改，黑龙江依安县郊区起一家大地主的浮财，挖出三大缸银圆、300多根金条。区委书记兼区长乃延安女大生邓寿雨：
那天晚上非常紧张，为避免老百姓一哄而上，把钱财抢了……把县大队调来负责安全。取出钱财后立即让县银行接收。9
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不是“自来高”吗？怎么还会怕他们哄抢“集体财物”？！
工农化的反动性
提出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实质性体现国际共运糟烂的反动肉身。人类发展方向当然是富足典雅的知识化、礼仪化，而非原始的体力化、粗野化。当然应该工农知识化、工农向知识分子学习，全社会朝着知识化方向发展。毛共的工农化颠倒过来，反其道而行之，岂非小儿科级的“历史倒车”？
1877年，阿克顿勋爵明确指出历史进步与知识的同比关系——
自由的进步是记录在知识的增长之中，正如它记录在法律的改进中一样。10
吾华先贤虽认识到财产与见识与修养的关系——“仓廪实而知礼节”（《管子·牧民》），却未具体落实于制度。古希腊著名的梭伦（前638～前559）立法，按财产分公民为四等，政治权力以财产决定。今天看来有点“嫌贫爱富”，却体现尊重现实的历史理性，比纯粹唱高調的“人人平等”切实有效。社会进步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逐步推进。梭伦立法之所以得到后世尊重，核心就是这今天看来有点那个的“财产划等”。
那么好的东西——财产，马克思主义却视为罪源，以贫为尊、以富为罪，似乎一贫穷有得了理，就可合理合法执持暴力去共富人之产。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功过在于理。马克思主义虽然依赖“彼岸”欺世一时，呼啸欧亚，等世人认清其臀部的乌托邦纹章，当各赤国人民真切领教了共同贫穷，纷纷掉头离去。近年，俄国开始清除列宁塑像，一并送走的当然是带来巨大灾难马列主义。至于中共尚未易帜，还在“不忘初心”，可红旗还能打多久呢？
12/24～26/2018 Princeton
注释：
1.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8-13）。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合订本），页1077.
2.《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下册，页860。
3.袁静：〈你没有走——悼念丁玲同志〉，原载《天津日报》1986-3-2。收入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页117。
4.王启星：〈王飞、李慎之与毛泽东秘书谈民主〉，载《炎黄春秋》（北京）2010年第8期，页28。
5. 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一生都在波涛中》，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下册，页637～643。
6.（英）林迈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1987年，页9。
7.《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18～219。
8.白若莉整理：〈长白山地区土改运动纪实——白介夫日记摘录〉，载《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1期，页61。
9.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329。
10.（英）达尔伯格·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11年，页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