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我入读景德镇陶瓷学院学习美术与设计专业，当时的中国正是思想最为开放，政治最为开明的时期，社会上各种文化思潮不断涌现，各种艺术形式不断被探索，各种新思想、新观念，都在大学里流行传播，那时候的大学对学生的管理也比较松散，个人自由比较胜行，基本不会限制学生看什么书，讨论什么思想，所以说80年代是我思想成熟、人格独立的开始时期，特别向往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一度希望中国能够全盘西化！这给1989年参加的学生运动打下了观念基础。
而我在1989年北京的学生运动初期就一直在关注运动的发展事态，我们学校学生虽然已经蠢蠢欲动，但是毕竟距离北京比较遥远，信息比较闭塞，直到有一天江西师范大学有人过来串联，因为当时政府已经开始给学生的行为开始定性，一些学生已经不敢接触学生运动的人了，江西师大的人被带到我们班的宿舍，经过他对参加北京学生运动事件的详细描述，我们宿舍当时聚集着几十个学生，大家的心已经开始沸腾了，要求同学们一定要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第二天就组织大家进行示威游行，这样我们宿舍和我们班级就成为我们学校及其他各高校的组织和领导中心，我的同班同学就成为景德镇市高校民主运动主要负责人，我成为他的助手，我们在景德镇市的全市大游行中约有一万多人参加，在市政府门前的示威递交请愿书，以及后来在市图书馆的静坐，都得到当地市民的热情支持，再到与市长的对话，我都是主要的组织参与者。
直到1989年6月4日中共当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开枪镇压，学生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暴动，所以大家都有些害怕，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恐惧，但是我们还在6月4日当天为北京死难学生召开追悼会，参加的学生已经不多了，而且主要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还是我们班成为主力，我同学写悼念词、女同学朗读悼念词，那天景德镇下起了大雨，追悼会在雨中举行，仿佛苍天都在哭啼。
1989年我当时22岁，是大二学生，虽然当时并不懂得，“自由、人权、民主”的深层意义，但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认知就是学生的诉求是好的：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僚，政府的镇压是不对的。这次的收获是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观念，都有了一些简单、模糊的认知，个体并非完全依附于社会，个体也有巨大的能量，个人是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还有的收获是自己参与了这段历史，积极投身于这次影响世界的中国民主运动，见证了中共当局残酷镇压学生运动。
后来的每年6月4日这天我都以我自己的方式纪念，虽然是不被国家、政府以及社会所认可的日子，我仍然会纪念那些为我们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人们。我在国内用了20多年唯一的手机号码13902806164，是我专门选择了64这个苦难的数字，有了微信以后就在6月4日这一天我会尽量明示或暗示纪念并传播这个纪念日，也会尽量避免被当局查到和封号。
刘晓波在89年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参与和极大的影响力，我当时并不知道，但是作为同时代的人，作为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的共同见证人而言，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就是追求社会的人人平等，公平正义原则。
密切关注刘晓波是从他的病情恶化开始的，他于2017年7月13日病世，就对他有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在8964时期的绝食行动，被抓入狱，以及后来的08宪章，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等等。他的“我没有敌人”的政治思想，都是对我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在7月13日他的逝世之后，我与一帮朋友都有对他进行简单悼念的想法，记得在他去世几天以后我们几个朋友在聚会中，就举行了一个小小的默哀仪式，播放了《天空之城》的音乐。
2017年7月19日有同道朋友詹惠忠（网名校长）之前就约我为刘晓波举办个悼念活动，但是时间一直没有确定下来，这天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就电话约好了去江门新会，但是没有说好去哪里，当天下午我们约好具体时间和地点，由我开车带我女朋友李舒嘉还被安排再拉多一个同道秦翻译一起去，我们三人驱车约一个半小时来到新会县一个公园边上，与另外两个约好一起参加的同道汪明菊，网名汐颜碰面了，我们五人就到一个小吃店吃了晚饭，又在一个商场买了蜡烛和鲜花，驱半个多小时赶到了海边一个村庄，我当时还不知道这里就是著名的崖山，到达崖山渡口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
“崖山之后无中华”称号，崖山就是南宋王朝被蒙古金国一路击败灭亡的，以小皇帝被大臣背着跳入大海，十万军民投海，整个大宋江山改为元王朝而结束。有历史学家研究称这断历史为中华民族消亡的历史，崖山也就在历史上，文化上是作为中华民族是否延续的一个地方。
选择这个地方悼念刘晓波就有了一定的政治暗语：结束中共，结束一党专政，结束中国的极权统治集团！
我们佛山一行五人加入到广州来的十几人（余其元、何林、卫小兵、黎学文等等的悼念人群中，他们已经布置好了悼念现场，一张椅子放了刘晓波的遗像，以及鲜花和已经点燃的蜡烛，大家围在遗像前面面朝大海，进行悼念仪式，每个人对着刘晓波的遗像三鞠躬等，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悼念仪式结束，全程有香港有线电视台实况向全球直播。此时的小小崖山渡口已经被全世界而知道，这个村庄以及整个崖山因为中共建政以来不宣传不报道不投入不建设，致使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地方而到现代而无人知，这个小村庄非常破烂，以至于我们去村子里小村民借把椅子他们还要向我们收钱，他们也无心管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也更加不关心我们在悼念什么人，刘晓波是谁？他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五人在结束了悼念活动之后，开车到城里找了个咖啡馆又继续畅聊了刘晓波的人生事迹及当时的时政、经济文化等，大约在深夜12时我们驱车赶回佛山，到家已经是2点多了，我因为还送了汐颜回家。其实在整个纪念活动中我是有很多的担心，担心当局会不会当场抓我们，记得校长当时也非常的担心，在活动结束时叫我们五个迅速离开，我已经紧张到怕警察随时会出现拉我们，但是我们没有人会通知警察的，哈哈，只是我们自己吓唬自己，直到离开现场很远了才放松下来！后面的几天的确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呢，哪知道真正恐怖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2017年7月21日晚2点，深夜我刚刚与校长在微信中聊完准备睡觉，因为22日下午我还有一个业务会议要开，就是刚刚躺下听到外面门铃的声音，很大很急！在夜深人静的时刻一点点的声音都有巨大影响，我女朋友李舒嘉与家人这时都已经起来询问并开门，我也快速的意识到来者与新会崖山的事情有关，我的心紧张的快要跳出来了！舒嘉在与来者（江门警察、佛山警察）交涉了一阵之后就带到了我的房间，我也已经穿好了衣服，心里也想好了跟他们走，他们向我介绍了一下来历，并希望我们跟他们去调查一下，我答应了他们，他们就在我房间翻看了一些物件。我们来到厅里他们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我回答说都不是！舒嘉父母问他们我们犯了什么事，他们只是说你们女儿知道，而我们当时也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去了哪里，就这样我们一起下楼坐他们的车赶往江门，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当时还以为就是去问问我们事情的经过，下午就会把我们送回来，哈哈！幼稚的天真的性格！
大约车程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办案中心，进入办案中心的时间估计是4点多，当时我们的手机已经被他们拿去，我跟舒嘉被安排在大厅的不同的位置，坐在不锈钢的长椅上，空调温度被开的很低，而我们俩都没有带厚一点的衣服，冻的很厉害！就这样开始了象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们，而我也象犯了错的人一样被他们呼来唤去的听他们指挥着，一会去被询问，一会被关在拘留室，在这个拘留室是没有行动自由的，是用铁阑珊做的大门，我们已经被作为犯人而失去自由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意识到我们会被关押很久，当进拘留室就见到了何林、林先生、刚刚进来办案中心大厅时就听到在讯问室那边有人在大声对话，好像是汐颜的声音。她的声音特别的大，好像是在吵架，我当时就确认我们这次海边的纪念活动，所有人都可能出事。何林也是因为去崖山纪念刘晓波而被关在这里，我之前不认识他，他当时问我怎么被抓来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是被“抓”来的。我、林先生（我在佛山的好朋友，但是他当时没有参加）、何林我们三人被关在一个拘留室内，从大约2017年7月22日早上5-6点钟开始被带到讯问室开始问话，一直被问到下午5-6点钟，这个讯问过程让我现在回忆起来都非常的痛苦，他们不厌其烦的问我事情的经过，还有不同的人反复问差不多的问题，对这段记忆特别模糊，也特别不想提及，差不多问了一整天，从拘留室到讯问室要经过大厅，拘留室到讯问室再回到拘留室，我都记不得有多少次啦！在大厅何林到下午的时候被通知刑事拘留，而我还认为我没有他这么不幸，因为他是经常性被叫去喝茶被抓的。我在侥幸与不幸的心理活动之中下午被确定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我还有点兴致地问警察刑事拘留要关多长时间？他回答我一个月。
最让我心痛的是当看到李舒嘉被告知也是刑事拘留走出讯问室时大哭的样子，她那恐惧、害怕、绝望、冰冷等凄惨的样子，是我害了她，是我带她去那里的，她对政治没有兴趣，对刘晓波没有认知，甚至对自由、民主，人权都没有太多的认识，她只是热爱音乐、喜欢艺术而已，她是无辜的！！！为什么对她也进行处罚，这样的惩罚对她而言太背公平了，但是我知道这样的疑问与呐喊有用吗？我知道在中国是没有用的，这里没有法治，这里没有公平。
林先生同道是在未满48小时后被释放，最早被带上手铐的是卫小兵同道，他大概是在22日晚7点带着手铐进来单独关在一个拘留室，很快就被送进看守所了。李舒嘉与汐颜同道是在大约22日晚11点做完各种相关手续和身体检查后，被带上手铐由两名军人及警察领着进江门新会看守所了。而我和何林是在23日凌晨1点钟进看守所的。 进看守所的经历非常黑暗，我带着手铐被两个军人和一个警察押着走进了三道紧闭的大门，四面高墙，微弱的灯光很恐怖的气氛，在进最后一个大铁门之前军人与警察就已经离开，我们被一个一个要求脱去全身的衣服，全裸体拍照换上看守所的衣服，这是以前在电视上见过的衣服，这下自己也穿上了它（我们老家叫牢改犯）， 是一种完全漠视人的尊严的行为！
进了看守所的大门我被安排在23号房间，他们叫23仓，就是指放东西的仓库的意思， 这里处处体现出专制体制下国家对人藐视的制度设计，而社会又完全适应了这种制度体系，几乎每个人都心安理得的生活，工作着，在监狱里的这种体验感悟就特别的深刻，几十平方的地方几十个人的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水泥砖砌起的通铺大床无法睡下二十几个人，就只能睡在地下，一块夹板就是两个人的睡觉床铺，这种现象完全无视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进了看守所的第一天就是开始了不停的审讯，一日三次的提审，上午问，下午问，晚上还是问，不厌其烦的了解事情的经过，要问谁是组织者，我们的头是谁，有没有国外的联系人，国外有没有资金支持等等，在前半个月就是不停的审讯，不过提审也是一种不错的待遇，可以暂时离开23号那阴暗潮湿与闷热的监仓，在去审讯室的路上可以看看绿草，蓝天，树木，监狱是座落在两座山丘的深处，从23号仓出来正好可以看到一片小山坡，浓密的南方植被在7月份长的是郁郁葱葱，这是我每次提审时最开心的时刻！也是27天监狱生活最快乐的时刻，在后来的没有提审就没有了这样的待遇，只是偶尔见一次律师可以出去放放风。
见律师并不意味着可以争取自己的权益（据监仓狱友的介绍这里的律师是与公安局是串通的），中国的看守所（因其主管是公安局领导的）在犯罪嫌疑人关押期间是没有任何权利（监狱都比看守所要好一些）的（监狱的主管部门是司法部门不受公安局管理），律师是在家属收到刑事拘留通知单后，来到看守所的接待处临时找的，而律师也只是起到一个消息传递的功能，而我们这样的人权案子一般律师是不敢接的，而人权律师在没有得到家属信任时也没有办法被委托。
我们的人权律师朋友就只能在网络上给与声援和呼吁，这样的呼吁在后来知道是非常有价值的，也同样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各国媒体在不断的关注和报道刘晓波逝世和所有参加海边悼念的人士，香港社会以及西方国家的人权组织还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以示声援我们！
也就是这样的影响力和对当局的压力所以促成了我们被在一个月内得到释放（江门市新会区看守所释放证明书）《附：江新看释字【2017】459号》，释放当日办手续都是急急忙忙的，当局做贼心虚给我们扣上这一莫名其妙的罪行，被海外称之为“海祭罪”，也就是去悼念一个死去的人都是有罪的，因为他们内心也是虚的所以在面对我们这样的事件只好草草了事，2017年8月17日我被以取保候审《附：被取保候审人义务告知书》（签字画押）一年为名正式释放。
而在这一年的取保候审期也并非轻松自在，释放时办案警察就交代不可以出国，不可以离开住地，要外出需告知当地指派的监督警察（国保）。
记得那天晚上11点多钟了去接我的是我的胞弟，他在我进看守所的这段日子没有少操心，一直在忙前忙后，联络李舒嘉父母并一起去看守所了解情况，如何营救、寻找律师、安慰父母（我们通过律师交流了暂时在一个月内不告诉我父母）等等。而我在里面最挂念的就是李舒嘉和我父母，挂念李舒嘉是怕她接受不了这个打击，适应不了监仓的生活，她的身体是否会得病，她是否会提前释放，因为她完全是无辜的等等。另外就是担心我父母知道了，会非常的受伤害，怕他们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毕竟他们已经近80高龄啦。虽然他们（胞弟）与我的政治理念不一致他们还是会为我的坐牢而担惊受怕，又不知道当局会对我们这样的人进行怎样的处理。胞弟是作为我的保证人在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取保候审决定书上签名的，是作为我这个犯罪嫌疑人要接受我胞弟的监督，用自己的家人来监督所谓的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这样来执法！这是什么样的法律规定？
取保候审的一年来，黄先生是专门负责管理我的国保人员，他会不定期打电话给我和胞弟刘广宁，问候一下我，也会在一个月左右来我工作的地方看看我，初期他会带各种不同的人据说是他的领导过来看我，对我的工作生活进行了完全监督，让我弟弟刘广宁也处在严重紧张状态，每次因为我的业务离开一段时间，他就紧张兮兮的给我电话问我在干什么，叮嘱我不要与那些搞民主运动的人士来往等等、等等！而我与女朋友李舒嘉的生活也已经被这件事情打扰的乱七八糟，严重影响了工作和事业，她的音乐教育钢琴教学工作室学生大量流失，而我的设计公司也受到沉重打击，客户大量流失，在艺术学院的兼职教学也被迫停止。例如：2017年7月20日下午2点我与广东SKK鑫隆科技制造有限公司的设计合同签订被迫取消，损失十万元服务订单。原计划2017年9月初在广东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的毕业设计教授工作被学校以口头通知系主任停止，后来是系主任先生告知我的。
上面是一些物质上的影响，如果只是物质的损失还是可以慢慢挽回，但是在心灵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就可能永远无法磨去，中国的政治高压象一把剑悬在想要自由的人头上，这把剑，刘晓波顶在头上，直到生命的结束。悲哀的是，人们还要继续承受这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