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中共中央在向各单位传达时，都宣称，方励之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及其以后的几封联名信，都是美国支持的。[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351页。]“美国”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美国是否支持这几起签名信？除“美国之音”的公开报道外，我们从方励之的自传中，仅能读到有关林培瑞“插手”的一段详情。他是这样写的：
“（上书）第二天，元月7日，有两位客人来我家。……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教授。林是我的新朋友，他于1988年中秋节前夕才来到中国，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的代表。他研究中文，是一份中文刊物《东方纪事》的编辑之一。他找我的目的是邀我为他们的刊物写稿。顺便，我也给了他一份致邓小平信的副本。当晚，他就把信的英文副本给了一些记者。这样，它就成了一封公开信……”[ 《方励之自传》，第391页。]
至于林培瑞的身份，新华社内部确曾有说法，但时隔二十余年，并没有出现新的材料予以证实。所以，我们只能认为，插手其事的只是一位“美国公民”。至于“美国政府”对此事的态度，事后，方励之在避难美国大使馆期间书写《自传》时认为，美国并非没有愿望，但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少在当时，不是激怒中国：
“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问题、持不同政见问题颇有经验。但是，对中国，看来还没有多少现成的章法。总统面临的选择是：冒着开罪中国政府的危险，同等地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采取不同的标准，一时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以维持政府之间的‘老友’关系？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总统有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即邀请一些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参加总统在北京的告别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姿态，又不会有损中国领导人的正统权威。似乎是个极高明的平衡。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李淑娴接到美国大使馆派人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392—393页。]
布什总统的告别宴会邀请有五百位客人。即便方励之夫妇到场，也只占五百分之二。美国政府的“智囊”或许指望中国领导人也是这样算账的，并且可以糊里糊涂地糊弄过去。
然而，方励之在这里显然不是一个“数”，他代表着一种“质”。是否容忍与方励之同宴，不仅代表着一个政府的政治态度和政策立场，而且意味着，是否容许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政”进行某种安排。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在多年后出版的《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也认为，说美国支持这几起签名信“无法核实”。但是，美国支持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确有其事。最显著的事例，就是他们对布什总统晚宴的安排。该书对“赴宴事件”描述简练完整，姑引于此：
“2月25日，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中国。26日晚，他在长城饭店举行得克萨斯式烤肉招待会，没经中国政府同意，邀请了几名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人出席。他们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经济学家苏绍智、文艺界著名人士吴祖光。老布什到别人家里做客，邀请主人不喜欢的人，主人当然是不愉快的。在被邀请的人当中，除方励之外，其它四个人都出席了。方励之接到请帖后乘车去长城饭店。途中车子被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扣下。方改乘出租车，途中又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受阻。方又改乘公共汽车，汽车到站时，警察不让停车。他又步行很长的路到美国大使馆，使馆门前的中国警察不让进入。方又到加拿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员的家里，这位外交官用外交车把方励之送到香格里拉饭店的新闻中心。在这里他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第二天在家里又开了记者招待会。
28日，美国官方就方励之未出席布什的晚宴事发表谈话。3月1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官方这个谈话发表评论，对美方‘不负责任的谈话’‘感到惊讶并深表遗憾’。”[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51页。]
在中国方面看来，这等同于把邓小平此前会见布什的谈话视作耳旁风。因为就在布什告别晚宴的当天——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对美国总统说：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57—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7页。]
这显然就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它是参考苏东局势，并对其前景作出估计的产物。但是，“晚宴事件”使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府的矛盾更加公开化。据日后成为八九民运骨干的北大作家班学员张伯笠回忆：
“……北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子之死。……他留了一个遗书，这个遗书非常苦闷，就是说没有出路。这个是北大学潮的一个起源，人们就要思考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方励之的一封信，方励之给邓小平签名的一封信，签名运动，就是释放魏京生，这是第二个对北大震撼的。
第三个对北大震撼的就是方励之的赴宴。二月份布什请方励之吃饭，方励之去了，但是被警察拦住，说是司机违章。用这个非常卑鄙的手法，没让方励之去准时赴宴。方励之第二天在北大贴出了一个没有赴宴的经过。这个经过在北大人的心中又产生了一种反感：共产党现在什么手段都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