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傲霜：“土改”大劫难，“世外人”也难逃
在中国，和尚、尼姑、道士、道姑都被称为“出家人”或“世外人”。意即他（她）们已看破红尘，遁形世外，成天只是伴暮鼓晨钟，神像经卷，已经与人无争，与世无涉了，故有所谓“出家不认家”之说，连自已的家庭都不再去认同，所以一切都置身事外。这其中有个别人即使过去犯了什么事，闯了什么祸，出家之后，世上人也会以宽容之心对待，不去继续追究了，比如中国的文学名作《儒林外史》中那个郭孝子的父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反革命”钦定皇犯，但他出家为僧后，官府也就不再去追捕，后来郭孝子千里迢迢历尽艰辛来寺中见到他这位父亲时，他却坚决不认说“贫僧没有儿子”。 这在中国千百年来民间似已形成的共识。
但这一切对于宣称要“砸烂旧世界”的中共来说，却似乎根本不予认可。所以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场以革命的名义，实则是明火执仗杀人劫财的所谓“土改”运动的政治风暴降临中国大地时，当时哪怕身居于寺庙的僧尼、道士等人照样在劫难逃。
因为不管你是和尚或道士，出家为僧为道，你终究是个人，是人就得吃饭，再是吃斋把素，粗茶淡饭，米也得钱买。而且庙中那些灯油、香火，各种设施以及神象维护，宗教活动等，都必须有一定的经费，所以便有“庙产”的存在。所谓“庙产”就是一座寺庙拥有的田地之类的财产。这些田地完全是由该寺的信众、香客，长年累月自愿布施捐助，集沙成塔而形成的一笔财产。寺庙越大，历史愈悠久，庙产也就相对越多一些。这既是一个自然而浅近的道理，更不存在什么“地主剥削农民”之类的胡说八道。然而土改运动一来，寺庙的住持人（称为“方丈”），也成了大小不同的地主，同样“享受”地主一样的待遇。
我的故乡成都1949年前寺庙林立，其中昭觉寺，文殊院，青羊宫，武侯祠规模最大，历史悠久，称为成都的“四大丛林”。在这四大丛林中又首推北门外的昭觉寺。它建于明代嘉靖年间，不仅历史悠久，且殿堂宏伟，暮鼓晨钟，香烟袅袅，神像庄严精美，僧众多达千人，终日前来进香者络绎不绝，若遇每月初一、十五，或过年，或宗教节日，香客逾万人，称川内第一禅林。由于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如此众多的信徒，故其庙产拥有田土近四百余亩。但人家那么大个“单位”，那么多的僧人，其开支也就很大。但土改队根本不问青红皂白，便将该寺当时的方丈，六世住持慧智禅师定为“大地主”。发动农民中的混混痞子去向慧智进行斗争。第一步是减租，第二步是退押，第三步是没收土地，第四步便是算“剥削账”分“浮财”，也就是要慧智禅师，交出金银钱财。其间当然少不了对慧智辱骂，罚跪，斗、打等种种手段。慧智禅师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缓解不了人家的“斗争意志”，也改善不了自己的艰难处境。
更为糟糕的是，田土一没收，寺庙便断了经济的来源。更加当时社会大叫“破除封建迷信”，把一切宗教均视为封建迷信。大肆宣传马克思说的“宗教是精神鸦片”和毛泽东的“不信天，不信地，不信鬼，不信邪”的“伟大教导”。更加当时社会上富裕、乃至小康者皆人人自危。最怕的就是别人说自己有钱，谁有钱便被人叫做“老财”，而“老财”就已成了“有罪”的同义语。所以在把宗教视为迷信，把有钱视为有罪的双重恐怖气氛笼罩下，谁还敢到寺庙上来烧香，礼佛，布施，损助，你不是自已去头撞南墙吗？而且那时的中国，除了极少数特权者而外，其余的人都基本是穷成一锅了。
接着，土改队的干部，便来对昭觉寺里的众多僧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美其名曰为“理直气壮地宣传无神论”，名为动员教育、实则就是强迫僧人离寺还俗。并说，毛主席，新社会让你们去过新的生活。一座历史悠久、具有相当规模的佛教圣地，几个月中便人去屋空，土崩瓦解了，只剩下了方丈慧智和几十个坚持信教的僧人。慧智一方面是他坚持信教不还俗，另一方面别人也不许他走，因为要从他身上去挖出金银“浮财”。另外大约三、四十个人是坚决不还俗的。于是也按人头分了点田土与他们，令其自耕而食。而寺庙内的一切宗教仪式活动，因无钱开支便都宣告“停摆”了。
但追缴“浮财”却绝对不能停，而且不断升温逼着慧智交出金银。慧智虽倾寺所有，将所有金银等值钱之物都交了出来，仍过不了关。当时来昭觉寺搞土改的工作队队长叫雷洪，与笔者曾有一面之缘。此人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在军队中当过几天班长，下到地方当了土改工作队长，性格暴躁粗野，外加小人得志猖狂已极。对慧智禅师又斗又打，就是说他还藏匿有财宝。
这昭觉寺历史悠久，确实有许多堪称国宝级的文物。如上刻有嘉靖年造的大锅，锅内大得可装一整条牛，又如一幅观音绣像是明代著名美女陈圆圆，用自己的头发绣成的等等。远在清朝乾隆年间，昭觉寺里有一高僧名慧空。乾隆都多次把他请去宫中作法事。乾隆是个出了名的“风流人物”，年轻时曾爱上一胡姓女子生下一子，因该女系汉人，按清律例，此子不得为皇室成员，只能随母姓胡。稍长，便将其假扮作太监，侍于乾隆左右。慧空在宫内作法事时，乾隆常命其为慧空禅师端茶送水，以示对慧空的尊敬。于是引起此子心中忌恨。待其成人后，不便再留宫中，便将他官放外任，到四川作知府。知府官虽四品，因其身份特殊，出入仪仗皆用二品，人称“胡中堂”。
“胡中堂”来成都后，便带上衙役随从，前来昭觉寺找慧空禅师“寻衅滋事”。谁知他离寺还有数里，寺中僧人已来道旁迎候。那时既无电话，更无人能发手机短信，自己并未事前告知任何人，对方如何得知，不禁心中暗自吃惊。入寺坐定后，胡知府便命随从抬上他带来的“礼物”，原来是几千个包子，叫给寺中僧人们每人两个。并宣示“此乃中堂所赐，是素莱包子，僧人必须立即吃了”。他等着僧人吃完包子后，才问慧空“你们出家人吃荤呢还是吃素”？慧空答“佛门子弟慈悲为本，当然吃素”。胡知府哈哈大笑道“我包子馅内加有狗肉汤，如何你也吃了”？慧空不慌不忙从袖内取出两个包子说“大人所赐之物还在此，我们吃的是本寺自已做的素包子”。众僧人也纷纷从袖内取出包子，弄得胡知府目瞪口呆。
但“胡中堂”还不死心，便从袖中抓一物捏在掌心内说：“在宫内曾听圣上说你能知未来之事，那你说说我掌心内捏的是何物，说不出，你就犯有欺君死罪。”慧空早己听见他袖内有啁啾之声，便答道“大人掌中是一乳燕”，胡知府泠笑道：“算你猜着了，我再问你，这乳燕是活的还是死的”？胡知府真够刁了，你要说是活乳燕，他用力一捏就是个死燕；你要说是死的，他不捏就是活的。慧空慢慢站起身双手合十躬身答道：“大人，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生与死全在大人一念之间。但天有好生之德，我佛慈悲为本，求大人放它一条生路吧！”胡知府闻言一惊，手一松乳燕便飞了。胡知府终被高僧的智慧所折服，遂拜慧空为师皈依佛门。
几年后，慧空离寺飘然而去。留下三句话“树包碑，檐钵飞，柱头落地—-师父回”，成了该寺的奇观。我小时专门去看过。所谓“树包碑”就是该寺内大殿院中一棵大树，树是空心的，中间包着一座石碑。所谓“檐钵飞”就是在正殿屋檐上挂着一个大钵，所谓“钵”，就是和尚用来化缘要饭的碗，《红楼梦》中薛宝钗念一首《寄生草》给宝玉听，逗得宝哥哥疯疯癫癫的，其中最后二句“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便是此物。所谓“柱头落地”更奇特，就是一座殿外，一根柱头悬空未落地，但房屋一点不受影响。这可能是个建筑力学上的问题，就象著名的比萨斜塔一样。慧空三句话的意思是：等到树把碑包了，钵从檐上飞走了，柱头落地了。他才会回来。现在只有树包了碑，其它两样均在“文革” 中被红卫兵“破四旧”而加以“横扫”彻底破坏，什么也不存在了。
就是这样一座有悠久历史文化蕴含，具有诸多文物资源的古寺，1950年在这昭觉寺旁，更变成了“镇反”运动中的杀人屠场。几个月中先后在这里被杀害的所谓“反革命份子”， 多达数千人以上。有时一天就杀了好几十个。最多－天杀了一百多人！
现在言归正传，土改时，这昭觉寺的慧智方丈，便是前文中提到的那个慧空禅师的第六世传人。面对着的那个土改队长雷洪，是个官没芝麻大，蛮横无理胜却过当年胡知府一百倍的痞子。清代的胡知府再骄横，还通点人性，讲点道理，这个雷痞子什么道理也无法和他讲，他也根本不懂什么道理，就知道逼着慧智把金银交出来，慧智最后实在没法了，只好将寺中的传世之宝——舍利子交了出来。可这雷洪痞子根本不知是何物。慧智向他解释说，“舍利子是得道高僧圆寂火化后的佛骨之精，故《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云：‘舍利子是诸法空象，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雷洪痞子，怎么听得懂佛家经典？他只知道要钱财金银，不等慧智说完便破口大骂道“老子叫你交出浮财，你拿个死人骨头来哄我，你麻广广呀？”“麻广广”是成都方言意即哄乡巴佬。本来他就是个乡村中的痞子，但人家现在当了官，自然不认这个账了。于是越骂越气，随手就将那舍利子丢进窗外草丛中去了。临走时，又指着慧智说：“明天再不把金银交出来，老子要你的命！”
慧智觉得他已无能为力，当晚在佛前焚香叩首后，便投入寺内一口大井中自尽了。一位有道的僧人，就被这样活活害死了。
可是万没想到，到了1953年，印度佛教团访问中国，来到成都，人家指名要参观昭觉寺，还要朝拜舍利佛（即舍利子）。那可是有世界知名度的佛门瑰宝。毛泽东指示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务必要接待好国际友人，不得有半点差池。李井泉立即命人把昭觉寺布置一新。人家有钱有人，当然要不了几天就把该寺打扮得象模象样，外国人根本看不出破绽。可这舍利子不见了，一追问才知当时雷洪拿去丢了，气得李井泉暴跳如雷，勒令雷洪：三天内找不出来，要你的狗头。当时已经当了副区长的雷洪吓得屎尿都流了出来！
他带了几十个人，不分白天晚上，几乎“挖地三尺”才终于在草丛中把舍利子找到了。当时，雷洪又是哭、又在笑捧着舍利子说：“早知道这东西这么金贵，哪个舅子才会把它拿去丢啊！”
那年头，中国的多少人和事，就让这帮愚昧无知的痞子糟蹋得如此惨不忍睹，真是可悲可叹啊！
2019年7月22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