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至1949年的38年，是西藏历史上的“事实独立”（de facto independence）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汉藏关系，即西藏和民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今解密的档案资料已经相当齐备，但是史学界长期来缺乏全面的叙述。美国藏学家戈斯坦的《喇嘛帝国的覆灭》是流传最广的大部头著作，甚至被翻译成了汉语在大陆出版，但是由于作者不能使用近年解密的大量汉语档案资料，对汉藏关系语焉不详。1912年之后的西藏历史，主要记录在大量汉文档案中，海外藏学家若不精通汉语，则无从下手近代汉藏关系史。香港中文大学2016年出版的《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1912-1949）》一书，是作者朱丽双女士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是至今为止我所读过的阐述这一历史时期的最好著作，值得向大家推荐。
1912年后，西藏和中国无官方正式关系
朱丽双女士的这部专著，切入点特别到位。看起来它是讲述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派遣到西藏的各类“专使”，研究的是这些人及其所作所为，其实是覆盖了这一时期汉藏关系的主要状态，因为自从辛亥革命引发西藏“驱汉”，此后的四十年里，西藏和中国之间就不再存在官方关系。不管原有的官方关系算什么性质，“驱汉”之后就不再有这样的关系了。中国政府千方百计要找机会恢复官方关系，西藏政府则千方百计要避免建立正式关系。汉藏之间就只有各类“专使”维护着时断时续的沟通。这一时期的汉藏之间，关系毫不热络，可以说是冷漠尴尬，有时甚至兵戎相见。
可是，在通过“专使”而沟通的时候，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双方口头上都一再表示希望“恢复汉藏旧有关系”。这种“旧有关系”指的是清朝时期的汉藏关系，但是到底是清朝哪个时间的关系，双方的期望有了微妙的不同。中国方面注重的是中国对西藏的“旧有之统属关系”，而西藏方面只希望恢复宗教上的供施关系，希望在西藏需要的时候，中国能提供保护。虽然这种认知上的不同历来就存在，但是当中国和西藏的关系建立在互相需要之上的时候，双方就默认了对方的立场。而一旦互相需要变成单方面的需求时，旧有关系就岌岌可危了。
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汉藏关系迅速落入冰点，起因于当十三世达赖喇嘛需要清朝保护的时候，“清政府昧于形势，先因达赖喇嘛出逃而革去其名号，后又在接见时使其受辱”。1906年，清政府命张荫棠入藏推行新政，同年派赵尔丰在康区改土归流。1910年，清兵入藏，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南逃印度避难。清政府大概以为，已经没有什么能阻碍它完全彻底地控制西藏。它不可能想到，它自己的寿命，只剩下短短一年，而达赖喇嘛作为藏民族的政教领袖，有藏文明的深刻历史渊源和强大社会基础，根本不是大清皇帝能够改变的。清政府在临死前的昏招，是二十世纪汉藏关系乱局的起因。
朱丽双指出：“传统中国天下一统的政治思想缺乏近代欧洲式的国际外交制度与观念，看不到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已经标志着中国原来的剿夷、扶夷、和亲、朝贡和分封体系被近代条约体系所取代，中国已经不得不从过去假设的居于宇宙中心的‘天朝’沦为世界体系中后进的一员，也就是必须走出传统的帝国制度，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中西冲撞与磨合，虽然有一部分时代精英意识到了这一旷古未有的变局，却依然找不到自强、复兴之道，尤其是对主权、宗主权等源自西方的政治思想体系缺乏系统的了解，无从及时找到因应的对策，以致边疆危机日益深重，终至难于收拾。”
达赖喇嘛之“封号”
清政府的治藏政策中，最昏庸也最有具自杀性的一招，是宣布取消达赖喇嘛的名号。这一侮辱性的做法，让十三世达赖喇嘛产生了刻骨铭心之痛。清政府是要通过这样的做法，强调自己中央王朝的权威，你的达赖喇嘛是我给你做的，那么我也可以不给你做。这不仅无视历史传统，更是对世界大势漠然无知。
辛亥革命兴起，民国政府立即明白，藏人只听达赖喇嘛的，根本不理会什么远天远地的中央政府。“1912年9月6日和12日，蒙藏局两次呈文袁世凯，建议开复达赖喇嘛封号，派专使前往西藏册封。奉复批准。10月28日，袁世凯下令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封号。”于是民国政府“一面以袁世凯名义致电达赖喇嘛，表示封号业已复还，愿派官员赴藏，商办善后事宜。”
达赖喇嘛的回答是，“自己不需要大总统的封号，要求尽撤汉方官兵”。接下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拉萨驱汉，从此中断了汉藏关系。
此后民国政府引以为戒，不再企图挑战达赖喇嘛的政教权威，但是对西藏内部政治势力与派别的关切与利用，却是想尽了办法。各类专使都负有这样的使命。利用西藏内部政治的分裂是中国政府不愿放弃的机会，例如九世班禅喇嘛的返藏。这本书利用大量解密档案，详尽地呈现了双方的互动。
希望和怀疑
在国民政府时期组织开展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西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在他的回忆录里引用了藏人流行的话：藏人毁于希望，汉人毁于怀疑。此话的意思是，汉藏文化上有这样的差异：藏人经常会一厢情愿地往自己希望的方向考虑问题，而汉人倾向于不轻易信任他人，总是在怀疑他人另有图谋。
在汉藏之间有所经历的人，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这种看法。但是，希望和怀疑本是人之常情，当事情发生而信息有限的时候，产生希望和产生怀疑，是每个人都有可能的，只是多少的问题。各类赴藏专使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噶厦、以及后来的摄政之间表面上的礼仪往来，口头交流，和解密档案中双方内部的分析评论，可以形成鲜明的对比。事实上，民国政府和它的官员及专使，也经常是一厢情愿地想象汉藏关系，同时又疑虑重重；而西藏方面的人，更是处处提防，绝不敢轻易相信“五族共和”一类的承诺。
汉藏人士之间的交流语言和文字，在这种希望和怀疑的交织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互相之间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不得不在汉语和藏语之间翻译转换，而那时使用的汉语和藏语都是极其讲究等级、区别对象的传统“官话”，其中的格式和敬语被视为非常重要的规矩。这种语言有较大的想象和解释空间。双方虽然也有一些汉藏语都精通的人士，特别是从内地前往拉萨学佛的人，认真地学习西藏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地位都比较低，而双方高层主事者都是不通对方语言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懂汉语，蒋介石和他的高层官员都不通藏语。而翻译来往书面信件、电报等文件的人，很可能会翻译成接收文件一方乐意读到的格式和词汇。这类经过翻译的“外交辞令”想必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模糊的希望，以及伴随着希望的怀疑。
这四十年里，汉藏双方没有一刻是真正互相信任的。互相之间都摆脱不了对方，也需要对方，但是都不敢相信对方。空头承诺，自说自话，拖拉敷衍，出尔反尔，这一类的事情司空见惯。双方都是不敢也不能放弃希望，但是也都不敢也不能不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对方。
这是一种前现代的外交关系模式。
两次边界战争
在西藏“事实独立”状态下，中国和西藏的关系呈现一种外交关系的形式，特别是在发生真枪实弹的战争期间。
1917-1918年间，藏军和驻守川藏边界的中国军队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川边共有12县先后被藏军攻取。最后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的英国观察员台克满居间交涉，双方协商和平解决，达成停战。
1930年，在康藏边界又爆发战事，这就是康藏战争，这场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之际，藏军还和青海方面发生军事冲突，称为青藏战争。这两场战争使得三方都筋疲力尽，直到1932年10月，川藏代表签下《岗拖停战协定》，双方约定以金沙江为界，互不侵犯。青海和西藏方面则一直拖到1933年4月才签订《青藏和约》，约定停战撤军，各守疆土。
如果追溯发生在今四川西部和青海这几次战争的原因，不可不涉及1913-14年间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中、英、藏三方的西姆拉会议。西藏方面原本希望通过和两大邻居面对面会谈，来解决西藏政府管辖范围的划界问题：西藏和印度的划界，西藏和中国的划界。西藏和印度的界线，就划在英国人在地图上画的一条线，这就是后来的麦克马洪线。西藏和英印代表签字承认了这个划界办法。而西藏和中国的界线，却由于复杂的历史问题而在临门一脚时刻中国代表奉命不签字。由于中国代表不签字，等于中国政府不承认西藏和中国之间有边界条约。而1949年后中国军队占领了西藏，麦克马洪线从藏印边界线变成了中印边界线，中国政府也同样声称不承认，因为中国没有签字承认过西姆拉条约。
历史的诡异之处还在于，1930年爆发的军事冲突被称为康藏战争，因为投入这场战争的是西藏的藏军和刘文辉的西康驻军，而西康省在藏人的概念里大部是康区，其民众是康巴，即康区的藏人。中国政府在康区经营多年。1930年战事爆发时，国民政府就任命蒙藏委员会委员、巴塘人格桑泽仁为西康省党务特派员，回家乡宣传三民主义。格桑泽仁则提出“康人治康”的口号。当藏军与青海和四川的中国军队作战时，“曾遣使巴安通好，欲假道巴安、理塘，直取康定，但遭到格桑泽仁的拒绝。5月中旬，藏军大举进攻巴安一带，与格桑泽仁领导的民兵进行激战，达数月之久，从而牵制了一部分藏军兵力”。
朱丽双评论说：“不管（十三世）达赖喇嘛多么优礼相待南京派来的各种使节，也不代表他无条件地‘诚心内向’，达赖喇嘛不过是根据实际形势的变化，巧妙周旋于不同强权之间，以获取势力平衡而已。”
黄慕松和吴忠信入藏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国民政府派黄慕松入藏致祭，是民国以来第一位正式出使西藏的中央大员。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证和坐床仪式，国民政府派出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是又一位中央大员。黄慕松入藏，主要是联络感情，意在重新建立1912年驱汉事件后中断了的中国政府和藏政府的官方关系，而吴忠信入藏，目的是体现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但是他们都不便把这种目的说得太直白，以免引起西藏方面的抵制。而西藏方面出于自己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专使既有配合，又有敷衍。双方都有大量言不由衷的表面文章，专使向内地提供的报纸报道内容，更有自说自话的色彩。此书引用大量原始档案，详细阐述了整个过程。
朱丽双对黄慕松入藏致祭评论说：“显然，两千年以来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相处模式（即朝贡体系）所形成的一套话语体系，对人们理解并处理民族问题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不容易超越。”
她又评论说：“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对西藏当局的偏执之处进行反思，那也不算公允。正如前文已经谈及，自十七世纪已降，拉萨政府从来就不曾直接控制过所有‘通行汉藏语文之地及人民’，在清朝时期，青海地方主要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四川方面，清朝确实曾一度将瞻对子弟‘赏给’达赖喇嘛，但康区的昌都、察雅等地，则是由当地各呼图克图自行征收粮赋，与拉萨在政治上并不存在隶属关系。”
从清朝到民国时代，藏人只有文化上和宗教上的一致，而没有政治上的统一。这是后来造成西藏问题难以在汉藏之间达成协议性解决的症结之一。但是，几十年以后再看，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就如有些藏人精英所说，藏民族的统一愿望和意志，是被外族打出来的。这是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就吴忠信入藏，朱丽双评论说：“也许在西藏方面看来，达赖喇嘛转世是宗教事务，何况民元以来，藏政府从来都承认汉藏之间具有檀越/施主关系。但是在国民政府看来，这是西藏输诚中央的表示，象征着国民政府对西藏主权的行使。” 吴忠信本人似乎相当满意，但是从长远分析，得失却很难说。有些学者认为，吴忠信此行，充其量不过为国民政府争得一些面子，达到某些宣传效果。吴忠信在拉萨期间处处强调中央的“尊崇”和汉官的“威仪”，为此不惜使藏人感觉不快，直接结果是西藏方面对吴忠信本人印象不佳。他和此后的中国政府人员同热振过从甚密，成为后来热振被杀的重要原因。
热振事件
1947年发生了西藏近代史上有名的“热振事件”。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热振于1934年至1941年担任西藏摄政。1941年他辞职，由达扎担任摄政，据传约定达扎只任摄政两三年，将来还政于热振。但其后达扎拒绝交出权力，并于1947年逮捕热振，热振于同年5月死在布达拉宫的监狱中。热振事件扑朔迷离，此后有很多阴谋论谣言流传。《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1912-1949）》根据大量解密档案，厘清了民国政府及其专使、特工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呈现了较为清晰而可信的全过程。
当时的驻藏办事处主任沈宗濂对热振本人评价很低，认为热振“贪而无谋，左右亲信亦乏才能”，但是热振在西藏高层以“亲汉”著称，热振想夺回摄政大权而遭遇达扎抵制，企图从中国政府方面得到帮助。国民政府的专使和军统特工都认为，此时的热振是可以利用来收回西藏的绝佳机会。
军统局特工建议扶助热振复位。特工侯国柱前往热振寺和热振密谈，“需要中央援助者，有几项”？热振回答，最需要者为军队，如不能派出军队入藏，则可驻兵藏边，用以威胁。如中央难以派军队，则请求发给武器弹药。热振承诺复位成功之后，将当即通电拥护中央。
然而国民政府对西藏内部政治派别另有考量，对此并不热心。另一方面，和蒙藏委员会有联系的邦达饶干等人，在印度以噶伦堡为基地，一边为国民政府收集情报，一边研究革命政策，组织“西藏革命党”，准备推翻藏政府，改革西藏政治制度。这一秘密活动在1946年被印度警方破获，透露给了西藏政府。这更强化了藏政府视国民政府一方为威胁的顾虑。
沈宗濂不看好军统特工扶助热振的方案，建议利用实力派索康扎萨改组藏政府。热振被捕后，蒋介石询问吴忠信的看法，吴认为，要么不干预，要么彻底干预，他主张彻底干预。蒋介石最初有意支持热振复位，但只是“暗中援助”，并不想公开进行“实力援助”，即以“武力解决藏事”。以行政院院长张群为首，已经拟定了对藏全面干预的方案，似乎用兵成功颇有把握，但是最终被蒋介石否决。而蒋介石放弃用兵西藏的主要原因，是1947年下半年以后，政治、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政府对付共产党应接不暇，谈不上用兵西藏了。
热振事件中，藏政府在热振处查出大量热振与国民政府的来往电稿，这些电稿都经军统特工萧崇清、侯国柱等人之手，国民政府在西藏建立的情报网络被藏政府破获。这是藏政府快速将热振置于死地的重要原因。
对西藏专使的总结评论
《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1912-1949）》一书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也引用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到过西藏的人所写下的记述和出版的书籍，涉及了民国政府所有赖以保持和西藏联系的人士，既有官方人士，也有民间人士。其中涉及清政府派遣的最后一些官员如钟颖、联豫、尹昌衡，西姆拉会议期间起了重要作用的印度华侨陆兴祺，专使杨芬，北京派出的藏人喇嘛密使罗桑班觉，组织了“甘肃使团”的李仲莲和朱绣，受西藏方面和北京方面派遣的特使贡觉仲尼，有藏人血缘且通藏语藏文的浪漫女“钦差”刘曼卿，双双殉职的密使谢国樑父子，陪同谢国樑入藏的报人谭云山，提出康人治康口号的格桑泽仁，致祭专使黄慕松，留藏参议蒋致余，以及总参议刘朴忱，无线电工程师张威白，监察委员黎丹，以及西藏巡礼团的杨质夫，欧阳无畏等，专门派到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的专使吴忠信，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科长朱章，秘书华寄天，李国霖，驻藏办事处新处长沈宗濂，英文秘书柳陞祺，还有拉萨的国民政府军统特工侯国柱，萧崇清，兼有政府使命的民间佛教人士或学者如碧松法师邢肃芝及留藏学法团，法尊法师，驻藏办事处最后一批官员陈锡璋，熊耀文，等等。
在本书最后一章“结语”中，作者对这些专使做了概括性的评论，总结了“西藏专使的共性”：他们都非常清楚西藏在中国国防上的战略意义，开始借用西方的政治概念，声明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他们都有强烈的国家观念，甚至出家僧人都不例外，可谓出家不出国，最典型的是法尊法师；他们对汉藏问题的立场看法大都偏于激进，然而他们提出的建议则多受挫于政府别有考虑的谋划，如1912-1913年间陆兴祺多次电请北京政府“设法进兵”以“保存西藏”，1947年热振事件后，吴忠信、沈宗濂、陈锡璋、邢肃芝等人都认为，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绝好机会，建议以维护佛教为名，用兵西藏，恢复在藏主权；这些西藏专使的行为往往体现着帝制时代的价值观念，“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大多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已被传统文化‘格式化’了”，“由于定格于‘天朝’臣民的优越心态，他们自然认识不到，生活在边疆的少数族群同样有着丰厚悠远的历史传统，有着在漫长的岁月中积累沉淀的才识智慧。当他们前往西藏的时候，虽然完整无缺地带着一双眼睛和两只耳朵，但是，他们对西藏的观察和体验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的。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有他们的盲区，使得他们只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东西，那些自以为是的东西。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朱丽双指出：“陆兴祺、谢国樑、黄慕松、蒋致余、吴忠信、孔庆宗等多数专使都以为，只要‘恩威兼施’，‘威信并立’，便可使西藏俯首听命。他们还认为，达赖喇嘛及拉萨当局是愿意‘汉藏和好’、恢复‘旧有关系’的，只是由于‘外人的挑拨离间’，才造成双方的隔阂，笔者在书中已经一再指出这种认识的片面性：诚然汉藏双方都希望‘和好’，恢复‘旧有关系’，但对于‘旧有关系’内涵的理解却存在巨大差距。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及秉承其意志的拉萨当局看来，清朝和西藏建立的是一种宗教上的福田与施主关系，而非政治上的统属关系。”
作者还指出了多数西藏专使认知上的偏差：在他们看来，西藏仍然处于社会发展的幼稚阶段，各方面几乎无任何可取之处；西藏社会贵族专政，神权支配一切，藏人大都顽固迷信，墨守旧制，不明大势所趋，排斥新思想与新建设。“他们似乎都忘了，仅仅数十年以前，当欧西列强持其科学技术之昌明，以武力摧毁大清帝国的对外关系体制之时，他们的前辈同样有过心理蜕变的巨大痛楚，藏人这时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过程。”
对比中英西藏官员
此书没有涉及同时期涉藏的英印政府官员，但是在“结语”中饶有意味地比较了中英西藏官员。英国派出涉藏官员是1904年荣赫鹏入侵后的结果，与西藏事务有关的边境官员中，有约20位对英藏关系影响深远，如贝尔、古德、麦克唐纳、黎吉生等等。
这些英国的西藏干部，“具有下列特点：一、他们都自愿到西藏服务，并得到锡金行政长官的推荐，从而保证了对藏政策的连续性；二、他们可以长期在西藏工作；三、他们愿意了解当地文化，学习藏语，和当地人发展友好关系，成为技术性官员，有些西藏干部甚至后来成为西方藏学领域的先驱；四、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很强的责任感。五、出于保护印度北部边境安全的目的，英国的西藏干部有意识地将西藏描述成一个团结统一的、追求进步的政治实体，这种建构至今仍是西方认识历史西藏的基础。”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西藏专使除了少数人如刘曼卿、谢国樑、邢肃芝等人以外，地位重要的专使都不是自愿入藏，而是被迫派驻拉萨的。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来拉萨工作，来了以后就想早日返回内地。另外，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相互之间不仅谈不上融洽，而且误会不少，互相不满，甚至攻击拆台。“高层的对藏政策既摇摆不定，面对西藏专使内部曾在的意见分歧又无化解良策。”“派去西藏的官员多不通藏语，不了解西藏的文化背景和民情，更不懂得如何去团结西藏的上层社会和三大寺的僧侣，因此始终无法开拓局面。”
同一方向的背道而驶
作者在此书最后有一段评论值得抄录如下：
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西藏也正在经历着一个民族主义的转变过程，而且藏民对自己民族主义的追求正和内地的民族主义追求及国家建设的作业背道而驶。如同近人研究所示，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结束两次流亡生涯而于1912年重返拉萨后，他已经决意进行现代化改革，决心采取中央集权体制，把西藏建立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必然和民国‘五族共和’的建国意图发生冲突。诚然，近代汉藏关系曲折的关键在于双方在国家认同上的分歧。对西藏来说，由于清末以来一系列执政失误以及随后内地政局的动荡，在无所依恃的情况下，谋求本民族的自主发展是必然的选择。”
“另一方面，对于国家的归属感需要建立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而国家认同的工作任重道远，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蹴就。……如果对西藏社会无深刻认识，对西藏习俗不加以尊重，如果国家认同还没有建起，却一味指责藏人见小利而忘大义、不顾国家大局而谋自主发展之路，那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此书阐述的虽然是七十年前的汉藏历史，但是作者的评论中肯而到位，就像是在谈论今天的汉藏关系一样。历史并未终结，愿后来者以史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