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者原是检查官，任职期间接触到一起历史冤案。一个为共产党卖命多年，不惜出卖亲戚、老乡、结义兄弟而巴望在共产党政权里谋求些好处的小人物，在共产党得势后，其授命而为的特务行径反而被认为是“反革命”。其实，从大特务潘汉年到本文主人公这样的小特务，都没有好下场。从本文中也可以看出，多少年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亲情、乡情、友情统统被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击得粉碎。即便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虽然文中没有提，但可以推测这可能是其主要目的），而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那么利用别人的私人信任而断送别人的身家性命也是丧失人性的表现。这样的的人得罪的肯定不是少数，被人诬告为“历史反革命”，并且为共产党抛弃也是正常。可悲的是，此公被打成“反革命”之后，既不反思自己丧失做人底线的特务手段，也不怨恨共产党先骗后弃的残酷无情，反而想要捞取新的人血馒头“再立新功”，从共产党那里继续邀功请赏，或者“戴罪立功”。这样的人沦为目前弱肉强食的中国社会的可怜底层上访户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其实，相比于本文主人公，目前中国1.4亿侥幸熬过大饥荒的无辜老年农民，吃过的苦不比他少，收入不比他多，生活不比他好。尽管他没有能力从历史的角度反思共产极权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但如果他觉得老天对他不公，他有没有想过因他而受死的那些人的命运呢？就现实意义来说，政治性的“卧底执法”者慎之、戒之！
挂钩台湾梦
——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
鸿路
（一）
东北沦为满洲国之后，虽为“伪满”，但世界上也有些国家承认，比如苏联。不管外边世界怎样，生活在这块地盘上的人，你如果不承认是“满洲国人”那就要蹲“笆篱子”了（东北方言：监狱）。而且要纳税，还要当兵，因为有“国兵法”。李春仕像所有的东北青年一样，十九岁那年便成了“伪满国兵”，服役在牡丹江伪军区八道沟兵器修配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皇帝（溥仪）倒台了，李春仕所在的部队发生了哗变。领头的是一个青年士兵，曾经因为看了一本“禁书”险些被抓“思想犯”。他和乡下一个教堂的外国牧师交了朋友，最早听说日本人投降的消息，策动了哗变。他的演讲令李春仕感到震撼，一种走出黑暗隧道的感觉。他说，倭寇倒了，皇帝跑了，我们自由啦！有人问没有皇帝了，老百姓咋办？上帝关上门打开窗，东边不亮西边亮……
“哗变”让李春仕享受了“自由”，他拿了一只匣子枪和二百余发子弹，从牡丹江回了家乡——辽东半岛的北部岫岩县朝阳乡，这年他24岁。
此时，岫岩、凤城两县都已被共产党进入，各自建立了县大队（保安团），开会动员青年参加“革命”。被奴役了十几年的东北人，不知“革命”为何物，听说，这回是为人民扛枪杆子，不再是为皇帝了。李春仕回乡后，一个也当过伪满国兵的同学（汪忠阁）来串门，约同李春仕去凤城参加革命，听说凤城县大队长王金祥是从延安回来的。对于共产党的印象，李春仕只是在营房看过报刊上一点零星的报道。
“我（李）当伪满国兵在兵营里每天都看满洲日报和干城（也就是军人画报），在报纸上经常登载‘最近有几股赤党八路军进犯我西南过境（赤峰青龙县一带）。被我日满军警击退。’这已说明八路军突破了满洲的国境。由此我知道了‘赤党’就是八路军。所以，我决定投向共产党。当时，我把带回的一只匣子枪有二百多发子弹交给了共产党凤县大队长王金祥。”（李春仕《我的历史》，下称《我的历史》）
虽然，李春仕高兴地穿上了军装，但是，未能编入连队，也没有配枪，他和汪同学都被留在大队里当参谋，似乎受到了“抬举”。但是，一个乡来的（吴宝禄、柴春山）都发枪了，唯独当过“伪国兵”的不配枪，心中不免有一种“失落”感。而且，私下里听说“伪满国兵”属于“历史问题”。
李春仕，改名李英华（1920——），1950年代图片。
（二）
1945年11月，中共将风城、岫岩两县各划出一部分地区新组建一个县，叫“青城县”。次年初，县政府成立，机关设在青城子铅矿街，此街不足百户人家，都是铅矿工人，整个一条街没有一个像样的大院。首任县长叫吴波岩，他与李春仕有一层很近的亲戚关系。李春仕“降生八个月零八天，父母订婚吴氏，也就是（后来）吴波岩县长的侄女。”（《我的历史》）以此而论，吴波岩是李的“叔丈人”，换言之，李春仕是吴的“侄婿”。当时，李、吴两家都是种地的农民。后来，吴家的四子吴波岩当了中共的县长，而李春仕的父亲被划为地主。李家有地98亩，父亲李秀峰有一个百亩之梦。14岁时，李春仕生母病故，因不堪继母虐待，15岁便开始了流浪生活，去本溪做了两年的劳工，又到黑龙江延寿县种了两年庄稼。接着，被征兵来到牡丹江。离乡背井的漂泊生活磨砺了他的性格。
吴波岩1914生于岫岩朝阳乡吴家堡子。所谓吴家堡子，这地方都是吴氏家族的人，年复一年，人丁兴旺，相对而言，耕地锐减，粥少僧多，难以为继。这时，凤城白旗乡关家沟有一户人家有二十五亩薄沙地和一把蚕地（柞蚕）出卖，准备投奔黑龙江。于是，吴父（吴富荣）去看好之后，便卖掉了吴家堡子的家产，带着祖辈的家谱，赶着马车，举家迁移到了凤城。如此，吴波岩随家离开了朝阳乡。后来，他就读凤城职业中学时，李春仕也入读该校，彼此又成了同学。21岁时，吴波岩考入了哈尔滨海军学校。学业期满服役于“亲仁号”舰艇，在此，由中共哈尔滨地下情报负责人王慕杰发展为情报人员。随之，王慕杰又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大学教授——中共哈尔滨地下工作负责人王慧生。由此，吴波岩被派遣天津，加入了抗日军第五路三团。后来，又去了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日本投降之后，随中共大批人马开赴东北，并受命组建青城县。吴波岩先是回到凤城与县长关继武办理通远堡区、桃园区、石庙子区、汤沟区的交接手续，也就是说，这几个区划归了青城县。吴波岩见到了久违的李春仕，长的身材高挑，清癯俊朗。当时，新政初起思贤若渴，于是，吴波岩便以“借”的名义，从凤城领走了李春仕。
吴波岩的器重，使李春仕的心里产生了“知遇之感”。人生中一段难得的机缘，往往会给人带来命运的转折。
吴波岩（1916—1997）
（三）
青城县地处辽南北部山区，东至草河岭与赛马县相连，西至西大岭与海城县接壤，南到矿洞沟与岫岩划界，北至摩天岭与本溪县为邻。县辖9个行政区以及87个村。这里山高林密，层峦叠嶂，散匪流寇，啸聚于此。“当时，青岫两县共有大小股政治土匪13帮，活动在青城、凤城、辽阳、岫岩境界的有盖景祯与曹玉朴匪帮，最多是人数达500余人。”（吴波岩《忆解放战争时期的青城县》，下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青城县》）
土匪的猖獗，对于新生的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青城县集中兵力，对土匪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经过几次战斗，“青城县小股匪徒完全肃清”，唯有曹玉朴匪帮依然活跃。曹玉朴原是朝阳区中队副队长，叛变后纠集了一百余众，杀害青城县宫区长、区农会郭会长等27人之多，施以活埋、剖腹、绞刑等手段，群众十分恐慌。由于曹匪狡兔三窟，行踪不定，为了将其一次性彻底消灭，吴波岩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剿灭之，最后决定派李春仕打入匪巢，摸准敌情。李春仕和曹玉朴都是伪满国兵出身，有过来往，彼此以战友相称。此外，李春仕的身份，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从凤城一回岫岩，吴县长便指示李春仕脱下军装换上了便衣。
1946年农历5月19日，据侦察，曹匪一伙住在三道沟老百姓家里（宋万一、李林清、孙士棉、吴国生）。于是，李春仕便来到三道沟，拜见曹玉朴，言明此行来探访老友关法宗（曹的部下）。李春仕见了关法宗后，探悉曹匪次日凌晨突袭汤沟区政府。蛇出洞了，这是一个“聚而歼之”的机会。不料，李春仕在回去的路上，被追上来的四个土匪抓住（郑克轩等）。原来，李春仕此行被一个叫高玉柱的发现，此人曾在县政府保安团，后来携枪投匪了，他把李春仕的“身份”报告了曹玉朴。几个土匪先用绳子把李春仕捆上，然后，绑在一棵老核桃树上，脖颈系上绳套，用一个小木棒勒绞。同时四个人用木棒轮流击打，逼迫李春仕招供是来为吴县长刺探军情的。当时，李春仕的岳父（吴国生）、三叔（李林清），还有一个佃户（宋福春）一起下跪为李春仕求饶，他们说，曹大队长啊！李春仕不是给吴县长当探子的，家里有百亩土地，怎么能去当穷八路呢。
最后，李春仕哥的结盟兄弟刘兆玺，一个当地有点名声的国民党员出面做保人，曹玉朴才放了遍体鳞伤的李春仕。
（四）
1946年10月下旬，岫岩四周，炮声隆隆。国民党军分为三路人马进入青城县：一路是新六军第十四师从岫岩向关门山（师部驻关门山）、黄花甸、汤沟地区；第二路是五十二军从本溪进占通远堡、草河口地区；第三路是从辽阳的隆昌、亮甲进攻九沟、石庙子、和青城地区。
风云突变，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共军政机关要迅速撤出县城，转移乡下，开展游击斗争。但也要派人潜伏敌区工作，以利将来“反攻”里应外合。吴波岩觉得可担此任者非李春仕莫属，他找来李春仕郑重地说，这次撤退，组织上考虑你父亲是大地主，你又当过伪满国兵，有利于在敌后开展工作，所以，组织上决定让你潜伏下来。
当时（吴县长）布置我（李）的任务是：国民党进犯如此之快，现在我们军政机关要转移，必有失掉联系的干部、战士、伤病员，还有被捕的同志。对于这些人，一定好好的掩护，妥善的安排。等国民党大兵分散各地以后，我们必大反攻回来。（《我的历史》）
次日，王金祥找到李春仕，由于撤退的急促，他因探家掉队了，李春仕将其“隐蔽”在亲友家。
第三天夜里，李春仕被敲门声惊醒，来人是县府的谷管理员，手里提着一个麻袋。原来，他随县贸易局许局长坐马车转移途中被土匪劫持，局长惨遭杀害，车夫吓跑了。劫匪将谷留下做马夫，他在喂马时逃了出来。这个装草料的麻袋里藏着巨额公款：北海银行现钞、孙中山像关金券、袁世凯头像银元83枚及本币合计83万余元。李春仕将款项藏匿起来后，连夜将谷送到窑沟的亲属家（吴庆录）隐蔽，以木匠身份为掩护。在吴县长归来时（七个月后），李春仕将保管的公款如数交给了县政府，并由张秘书登记上册。
2019年春，作者于岫岩县黄花甸乡访谈老兵刘景祥（生于1927年，1947年参军）。
（五）
10月23日，国民党军占据了岫岩县城。此时，吴波岩在带领青城县军政人员向清凉山转移。由于重山叠嶂，沟豁纵横，在国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失散了许多人，也有乘机逃跑的。“吴县长带领的干部和战士真是寸步难行，每天只可进入深山老林隐蔽”。（李春仕《我的回忆》，下称《我的回忆》）
11月中旬，天气寒冷。游击队员依然身着单衣，夜里躲在背风的小山沟，每人搂一堆树叶，钻进去取暖。饿了也不能下山，怕被敌人发现，幸亏出发前每人分了五个玉米面饼子，已经冻成了冰块，只好一点点的啃食。天气逐渐进入深冬，队伍只剩下了七个人，如果固守山上，迟早要冻饿而死。在山穷水尽的困境下，吴波岩几人趁着夜色悄悄地下山了，来到了朝阳乡堂弟（吴国文）家，拥挤在三间小房里。李秀峰（李春仕之父）闻讯而至——
看到吴波岩就说，老四，你活着就成，这里不安全，马上到我那里去。吴波岩说，二哥，大白天怎么走，谁都认识我，这太冒险，特别这么多人都扛着大枪。李秀峰说，有我怕什么，国文、国生（吴之堂弟）你们两个陪老四一起走，老四把你的大枪给我扛着，有谁问我——这都是我新雇的清剿队，刚从国民党那里买来的枪。（《我的回忆》）
于是，吴波岩一行跟着李秀峰来到了三道沟，安排这些人住在家里。这时，辽东胜利的消息传来，吴波岩提出要到庄河或大连找大部队去。李秀峰说，寒冬腊月，我得让你们穿上棉衣棉帽棉鞋，准备好了再走不迟。接着，李秀峰以清剿队的名义到黄花甸买了一千五百发子弹和五百发手枪子弹；同时，又赶制了七套棉装（衣帽鞋）。所有这些，李秀峰一并交给了吴波岩。并且，还为每人烙了十张油饼。拂晓，吴波岩一行人上路。李秀峰让吴波岩的七人都戴上“清剿队”袖标，在本地五个清剿队员（孙士仁等）的护送下，安全离开了青城县奔往庄河。
（六）
农历11月末，李春仕接待了两位区长于海（通远堡）和张献斋（香炉区），他们因“失掉联系”而找到李家隐藏。由于国民党清乡查户，风声愈紧。腊月初四，李妻生下一个女儿，东北女人生孩子叫“猫月子”，所谓“猫”即“躲”之意，在门上挂块红布条，外人一见就回避了。满月之前，产妇和婴儿是不见外人的，尤其是男人更不能进“月子房”。于、张二人深感不便藏身李家，便要求护送去到安东。当时出行需要路条，这二人又是来自山东，还需要乔装打扮。于是，李春仕到乡公所为本人取得了路条，再依葫芦画瓢为二人仿制了路条。然后，于海化装成商贩，身背农产品；张献斋装扮成织绸工人，携带了织布工具。腊月初十，李春仕护送二人来到凤城白家河沿，在亲戚家（白文章）住下。接着，李春仕探知坐火车还需要一张路条，且上面有一长方形印章。李春仕便搞到了这个路条，用一个红薯刻了印章，如法炮制。然后，三人由凤城小张家堡子上火车来到了安东。于、张二人终于有了安身之地（直至辽南二次解放，分别出任区长）。
过了腊月二十，李春仕才回到家里。但他的“护送行动”被国民党凤城谍报队察觉，威逼李春仕交出“共党分子”和枪支。为避此难，李春仕通过朋友杨柏东投靠了朝阳乡清剿队。
清剿队是地方的“剿共”武装，其人员有国民党的溃散军人、伪满国兵，还有许多躲避抓壮丁的，是一支具有民国“执照”的杂牌军。由于，“清剿”之音犹如当地口音“青草”，所以绰号“青草驴子”，而中共则称之为“政治土匪”。
李春仕将投靠清剿队一事，通过交通员（李永坤，）向吴县长做了汇报。吴波岩觉得正中下怀，这是“巧妙”地打入了敌人内部。由此，李春仕的“脸谱”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也为他后半生的坎坷埋下了伏笔。
（七）
从此，李春仕的地下活动便由吴县长的交通员往来传递。当时，吴县长已转移至旅大苏军“岗里”（苏军在新金一带设岗守卫大连旅顺地区）。不久，李春仕收到吴县长从旅大转来的指示：“一定团结好清剿队里的主要骨干分子，做好策反工作，配合辽南即将到来的大反攻。”（《我的回忆》）
1947年农历正月十七日（2月7日），清剿队副大队长张日轩率队围捕八路军。战斗结束后，李春仕在吴家堡子听说八路军有个战士负伤逃往西沟山。于是，李春仕便去搜寻，在离西沟山四五里地的一个深坑里发现了负伤的战士。李春仕叫来吴国岩（吴县长本家）等几个村民（李锡奎、吴国忠、吴士方）一起将伤员抬到吴家堡子。然后，又去买来疗伤药物，并且做了副担架，将伤员抬到李春仕家。当夜，又送往县城西山医院,这是一家基督教医院，院长是一个戴眼镜的丹麦人，会说汉语。这伤员名张志，山东牟平人，是随鞍钢子弟兵团转移过来的。
清剿队在这次围捕中，还俘虏了一个小战士叫苗德全，是部队的卫生员，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家在海城。被俘后想家，天天哭啼。李春仕心生怜悯，便给这孩子准备了盘缠和路条，换上了棉衣，委托老舅（齐经业）把小战士送回了海城。
1947年，岫岩西山医院最后一个丹麦人院长邵若森A.J.Soerensen（1899年—1982）。该图邵氏夫人怀抱着的婴儿系1931年12月26日生于宽甸，次年10月夭折。此图摄于1932年，源自美国南加州大学。
（八）
根据吴县长的“团结”之密令，李春仕在清剿队里施展笼络人心，与副大队长张日轩以及中、小队长十余人“金兰结义”。而且，拜认二中队长王宝金为“义父”。李春仕常请这些人在沟门子雁鸣春饭店推杯换盏，弟兄们交口称赞李春仕仗义疏财。不久，李春仕当上了第三中队长。
4月中旬，李春仕又接到吴县长的指示：“现在由大连市借用两千名警察，充实辽南力部队力量，即将开始大反攻。千万注意国民党驻军必向沈阳逃窜，同时必做好策反工作以配合大反攻，切之。”（《我的回忆》）
此后，李春仕借酒酣耳热之际，便开始了“渗透”：“大连和在北朝鲜的苏军不走，八路军绝不会垮台的，树叶绿起来，八路军必回来。八路军绝不是麻雀，一拍巴掌就飞了，也不是一张纸，用气一吹就飘走……每人做事不要做绝，必多留后路。各小队长都说，三哥放心，到任何时候兄弟都听你的。”（《我的回忆》）
1947年农历4月18日，是赶庙会的日子，十里八村的人都去娘娘庙焚香还愿，祈福求子，看戏，逛集。这一天，凤凰山（凤城县）人山人海，十分热闹。李春仕和弟兄们（二、三中队）在去庙会的半路上，忽听响起隆隆的炮声，方向来自凤城的鸡冠山，原来是八路军在棒槌岭隧道狙击了国军逃往沈阳的列车。炮声使李春仕的心为之一震：大反攻炮声响了。看来吴县长就要回来了，策反起义的时间到了。于是，他立刻掉转队伍返回营地。
朝阳乡人心惶惶，清剿队第一中队已经跟随国军28团的一个连撤退辽阳了。所以，只剩下了乡公所、警察所及清剿队第二中队。李春仕决定乘虚而入，发动起义。于是，他召集了手下的三个小队长杨柏东、关法宗、王世贤，拿出吴县长的两封密信传看。李春仕说，我看国军没几天蹦跶了，已经是秋后的蚂蚱。古人说，良禽择木而栖，咱弟兄不能守着一棵树吊死，咱们一起跟吴老四（吴波岩）干吧！由于，这三人平时早已被李春仕“赤化”，成了他的“心腹”。所以，一拍即合。
黄花甸乡刘家四合院遗址，曾为青城县政府所在地，摄于2019年7月。
（九）
黄花甸有个高台阶的四合院，先前叫刘家丝房子（作坊），所谓丝房子即缫丝作坊，就是把蚕茧煮后抽出丝来，用作织绸缎的原料。后来生意黄了，搬进另一个大户人家，但仍叫刘家大院。当时，乡公所召集警察所及清剿队集合于此院，发现四周已布下了荷枪实弹的士兵，都是清剿队第三中队的人，领头的是一、二小队长杨柏东和关法宗，整个院子形成了一个口袋。而且，院外的小树林子隐约有隐蔽的士兵（王世贤带领第三小队）。
李春仕叫警卫员秦广信关上院门，然后亮开了嗓门：俗话讲，当兵吃粮，没听说那支军队让大兵饿肚子的。参加清剿队时，说的是一个人每月四斗粮，可是，如今一粒米也见不着了。眼下八路已经在解放青城子的路上了，我们要去沈阳谁来管我们呀！？兵败如山倒，吃的住的地方都没有。老话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前我们是满洲国，谁想一觉醒来，满洲国倒了，皇帝跑了。所以，咱们不能往火坑里跳，现在，我要带领弟兄去迎接吴县长，我这有吴波岩的来信，秦广信，你来把吴县长的信拿给大家看看。于是，秦广信把信件送给大家传阅。然后，李春仕又说，愿意跟吴县长当八路的就留下来，不愿意的自讨方便。但是，任何人不准带枪走出大院，要走，必须把枪留下来。
当时，有几个警察不愿意当八路，要带枪离开院子，被杨柏东和几个弟兄上前把枪缴了下来。李春仕见局势已定，便命令大家扯下“清剿队”的袖标，换上白底蓝字的“青城县大队”袖标。于是，秦广信（和秦广春）便发放事先备好的袖标。然后，枪支人员清点上册，共计82人，82支枪。
5月17日，李春仕派人（秦广春）去岫岩南罗圈背给吴县长送信，报告起义成功，请求派人组建队伍。吴县长当即派去傅琦为指导员，并带去吴的亲笔信：“傅琦同志前去帮助工作，注意军队纪律，注意内部动摇分子，千万不要轻敌，一定保住现有实力。最近几天雨水很大，预防哨子河水涨，把队伍移到哨子河南岸，靠红旗营子和大营子一带驻守，以防国民党大部队反扑和骚扰。等岫岩街（交通）修复了，必前去。切之。”
此间，这支82人的队伍，在杨家岭、王家堡子、佟家岭后等地，对于溃逃的国民党十一支队进行了阻击战，共歼敌三股，缴获步枪22支，轻机枪一挺。
黄花甸乡刘家（四合）大院遗址一角，作者摄于2019年春。
（十）
6月5日，中共复临青城县的日子，官史称为“二次解放”。
这一天，吴波岩带领县政府张秘书、参谋长（杨念慈）、交通员（李永坤）等一行，赶着马车来到了黄花甸的刘家大院。
李春仕和弟兄们欢呼着冲出屋子，院子里一时沸腾起来，握手拥抱，热泪盈眶，马车拉来了一批新军装，弟兄们争着抢着换上了新装。吴县长高声说道，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今天起，青城县大队的八十二个弟兄正式编为青城县政府警卫连啦！接着，是一阵欢呼……
不久，青城县警卫连随同县政府迁至刘家大院。警卫连下设三个排，连长王金川（第一排长聂克明、第二排长赵全生、第三排张石磊）。李春仕任职县政府参谋长，协助扩军与剿匪。此时，李春仕更名为李英华。
李英华的起义之举仿佛平地一声雷，震动了岫岩山城，也动摇了清剿队的军心。李英华的拜把子二哥大队副张日轩愤恨之余，与凤城县红旗乡清剿队孙吉光部、庄河县清剿队张成良部、汤沟区清剿队卜文萃部、黄花甸清剿队郑克轩部等联署给李英华写了一封檄文，派人送到李英华的手里——
春仕结盟三弟：当初我们十人结成金兰弟兄，二哥把第三中队交给你。弟家有百亩良田，国高毕业，又当国兵，正在年轻有为之时，万没想到，你却带我八十二兄弟携枪归顺共匪吴老四（吴波岩）。现在，我若带兵前去攻打县政府，双方一交火，人有眼睛，枪子无珠，一旦伤害自家兄弟，岂不是亲者痛而仇者快。我让你三天时间，你若能携八十二兄弟八十二杆枪归来，二哥重赏二十万金元卷，我们仍然是好兄弟……我们联合起来携二百余人投奔沈阳秦靖宇部（秦曾为49军少将参谋长，系李英华亲戚），根据我们的人数和枪支，可编制一个营，弟即任营长，二哥甘愿副职。望三弟不忘结盟，情义为重，否则，三日后将你老父和小弟同为人质，勿谓言之不预也。（《我的回忆》）
（十一）
李英华阅过张日轩的来信，觉得啼笑皆非，国军已经望风而逃了，这些残兵败将还在虚张声势呢。随即，他把信送给了吴县长，县长看后对张秘书说，快去套大车把春仕的家属接过来，以防土匪下手。李英华说吴县长，我想咱套车去把张日轩的亲属接来，然后，我上他那里走一趟，咱们来个“将计就计”。未待县长开口，张秘书急了，说春仕，不能去啊！这股土匪恨你恨的牙根痒痒，即便不杀你，恐怕要把你劫持去沈阳。但是，吴县长同意李英华的大胆想法，土匪的亲属请到县府等于“人质”，想必匪首不敢轻举妄动，而李英华此举可为剿匪获取内情。
李英华坐马车来到了沟门子，先请的是张日轩的母亲，让女儿（张英）陪同一起上车，又请来张的舅舅以及大队副齐经文的母亲。此外，还特邀了“说客”——张日轩的好友王作图。这些人听说“县政府有请”，心中有些恐慌，因为，依照当时的说法，他们都属于“匪属”，是受歧视的。但吴县长的“宽大为怀”远近皆知，正因如此，“宽甸县和庄河县土匪不敢在当地政府投降，携枪到青城县找吴县长投降。”（《我的回忆》）马车进入乡府大院，吴县长把客人让进屋子。吴县长说，惊扰诸位了，今天我请大家来喝羊汤。原来前两日，在张家堡子围剿土匪（蔡福礼部），打了胜仗，老百姓感谢消除匪患，送来了三只羊。不多时，热气腾腾的大碗羊汤端上了桌子，吴县长和客人边喝边唠，做起了策反工作。吴县长说，只要携枪下山，政府一律既往不咎。饭后，李英华和吴县长交换了一下眼神，便执行任务去了。虽然，县长摆下了“鸿门宴”，使匪首有“后顾之忧”，但能不能挟持李英华去沈阳呢……
（十二）
李英华带着张的舅和王作图赶着马车来到大营乡尖山子，这里是张日轩的驻地，哨兵将李英华带进屋内，张日轩、齐经文已在等候。李英华背靠墙角而立，敞开衣襟，腰间露出两颗手榴弹，引绳套在左手的两个指头上，右手稳端五音连发手枪（英国蓝盾牌）。李英华说，你在信中说“情义为重”，那咱哥们就坐下来唠唠，否则，你不仁我不义。这时，副官关玉范来到门口，李英华说你可以进来，但不能带枪。副官便解下枪放在一旁，走进屋子。李英华又说，从现在开始，这屋再不许别人近来。张日轩没言语，王作图说大家都是兄弟，别整的剑拔弩张的。二位大队副挂念的是老人，我就禀报一下在县政府的情况。于是王作图说起吴县长宰羊款待的事。张的舅说，日轩，你娘还在政府那边，一颗心还吊着呢，你们哥们一场，好说好商量。张日轩颔首低眉的，有些神色凄然。这时，李英华将套在指头的引绳又装回手榴弹盖里，枪也收回了。关副官说，春仕兄弟，那信是我写的（张日轩不识字），若有冒犯，我负荆请罪。但是，我有些纳闷了，你家有百亩良田，为何要跟着穷八路闹呢？今天来了就好，你带领我们一起去沈阳投奔秦（靖宇）将军，给我们编入国军，现在国难当头，正是需要兵力之时。张日轩接着说，这正是我要说的，三弟事不宜迟啊！李英华说，既然兄弟信得着我，那我也不负众望。不过，秦靖宇那边容我联系一下，不可操之过急。话已到此，张日轩也无可奈何。最后，要设宴和李英华叙旧，李说我早一点回去吧，那边的老人心还在悬着呢。
后来，在吴县长指挥的一次剿匪战斗中，张日轩负伤被擒，老婆被击毙。由此，朝阳乡清剿队灰飞烟灭。
（十三）
1948年5月，青城县肃清了境内的土匪，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支援前线，保家保田”的口号。青城县组织了120副担架，一副担架是八个人，十台运粮草的马车，合计民工一千一百余人。由李英华担任支前担架大队长，配有一名通讯员、一名会计，一个班的十二名武装战士，在乡亲们的夹道欢送下，李英华带着这支人马跟随着江北部队奔波在海城、鞍山和辽阳的城外，迎风冒雨，风餐露宿。十月，大部队与辽阳守军开战。辽阳是沈阳之南的门户，有“铁打的辽阳”之称，在历史上一直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两军交火，血流成渠。担架队穿梭于枪林弹雨之间，抬着血肉模糊、呻吟不止的伤员，昼夜不息。激战了两天三夜，辽阳城摇摇欲坠了。这时，吴县长带着前线救护队的三十名妇女，赶着五台马车，送来了高粱米面，猪、牛肉馅的大饺子。当晚，火线上的将士们和担架队的民工都吃到了香喷喷的饺子。吴县长发现李英华衣着单薄，听说他把外衣给了一个十几岁的小伤员。北方的秋夜，寒气如冰。吴县长和李英华合盖着一件大衣，两个人遥望着灿烂的星河，耳边响着枪炮声……
10月29日傍晚，城头上打出了白旗，辽阳解放了。为了感谢青城子父老乡亲对前线的支持，部队首长叫吴县长把马车赶进辽阳街里，安排到军用仓库拉战利品。于是，“吴县长从担架队拉粮草的大车抽出八台，六天拉回43大马车的国民党军用物资到后方。”（《我的回忆》）
（十四）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年底，青城、岫岩两县合并为岫岩县，吴波岩荣任县长。
1948年12月，吴波岩已经34岁了，上级“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批准了吴波岩结婚。他的革命伴侣是王美江，时在岫岩县政府做秘书。结婚那天，“两个人都穿着公家发的青色的大棉衣棉裤，吴波岩脚上穿的也是公家的大棉皮鞋，已经穿了三冬，修补数次，布满了补丁。每年冬季换发棉装时，艾管理员要给他换件新棉衣，吴县长总是说，现在仍然处于困难时期，先凑付着穿吧！”（《我的回忆》，下同）艾管理员向吴县长提出要买两个新褥单，同时，买一点糖和水果，也被吴县长拒绝了。婚礼是在县府食堂举行的，主婚人是县法院満士毅院长，前来祝贺的有县委副书记孔祥麟和夫人张桂兰等，整个机关来了七十余人。因为没有糖果，李英华下厨炒了一碗小米煮了一锅开水，请大家喝“糊米水”。结婚典礼宣布开始后，在主婚人的指挥下，大家兴致勃勃地唱起了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其中有一句：跟着毛泽东，我们走，走，走！
令李英华难忘的是，就在忙得不亦乐乎之时，吴县长把他拉到一个角落说，明天一早你过来有重要情况研究。
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遵照上级指示开展了追捕外逃匪首的工作。县公安局根据外逃线索派员前往沈阳、鞍山等地侦查缉拿。同时，号召群众检举密告。吴县长在翻阅检举信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即“曹玉朴（匪首）的一个亲属常去沈阳”，分析曹匪可能藏身沈阳。这个“常去沈阳的”人姓关，与李英华同乡，彼此相识。于是，吴县长决定派李英华假扮商人跟踪关某——这就是吴县长在结婚那天心里想着的“重要情况”。
1949年初，李英华跟踪关某从安东坐火车直到沈阳。在沈阳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脖子上围着一只狐狸皮，胳膊上还挎着几只的高个子男人，出现在关某的身旁，显出惊喜的样子说，你是关老弟吧！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关某也认出了李英华，接着，李英华拉他走进一家小酒馆，坐下后便谈起了狐狸皮生意，从红狐、西黄狐、草狐、蓝狐、白狐、银狐，说到东北的狐狸。最后，问关某做什么生意。关说就是摆个小地摊，这时，酒菜端上来了，二人推杯换盏。李英华发现关某吞吞吐吐的，便说乡里乡亲的，有话你就直说，别藏着掖着的。关某说，听人家讲你是吴县长的人。李英华笑了，说我和他沾亲不假，可人家是八路，咱家是地主，猪往前拱鸡往后刨，老老实实做生意吧！当晚，两个同在一家小旅店住下。此后，关某独自外出时，李英华暗地跟踪，发现了曹匪在沈阳以卖布为掩护，遂报告吴县长，于是曹匪落网了，经审讯得知另一匪首盖某（盖景祯）潜藏在康平县农村。李英华前去侦查，终使盖匪落网。之后，李英华又奔赴法库、北京等地，两年后完成了追捕任务。在缉拿外逃匪首的庆功会上，吴县长宣布给李英华记大功一次，并为李英华颁发奖金一百万元（旧币）、一件印有“人民功臣”字样的白布衫。李英华的人生出现了辉煌，不料却如夕阳般的短暂，悠忽间陷入了黑暗。
寻访李春仕率众起义的地方，鸿路于2019年7月。
（十五）
从发动起义到追逃匪首，李英华一时名声鹊起，岫岩城传说起“李大胆”的故事。建政初期这种人才往往都安插在有关侦查部门，但李英华却另起炉灶了。
1952年10月，李英华被安排在岫岩缫丝厂当技术员，后又调入安东市柞蚕技术研究所。不久，派往上海等地缫丝厂学习。1955年5月，学习归来，由技术员晋级为研究员。李英华以为革命年代结束了，可以过太平日子了。但是，一场风暴打破了他的梦想。“一九五五年城乡和混在我们内部的暗藏反革命分子抬头，我发动第二次镇反运动和内部肃反运动。”（罗瑞卿《关于九年斗争总结的几个问题》1958年7月31日）
九月一天，柞蚕技术研究所召开肃反大会，中共党支部书记刘至全上台做报告，片刻，脸色阴沉下来，他说我们要遵照党中央的“七一指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7月1日），大张旗鼓地开展肃反斗争，绝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暗藏在我们身边。下面——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李英华带上来！这句话，仿佛在人群里响起一个炸雷，引起了一阵骚动。两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把李英华的架到了台上，李英华满脸惊讶的样子，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归于刘书记的策划。会前刘书记把一封检举李英华“反革命”的信，将内容分段给几个运动骨干，其中有党、团员，老工人，妇女代表，然后，进行了模拟“批斗”的排练。刘书记看着李英华一脸的懵懂，厉声吼道，李英华，现在彻底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李英华说，我不明白交代什么。刘书记说，什么？你不明白，那好，下面就叫你明白。说着，刘书记挥了一下手，于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对李英华展开了一场揭发批判——
李英华，你出身大地主，交代是怎么压迫、剥削穷人的？
那要去问我爹，我15岁便离开了家……
交代你当伪满国兵的事。
我从小生在岫岩，后来，东北变成了满洲国，我被抓了壮丁。
你还参加了国民党的清剿队。
那是撤退时，吴县长让我在敌后开展工作。
你带领清剿队抓捕我军战士。
不是“抓捕”，而是抢救和转移（张志），其中有个小战士（苗德全），他现在鞍山医院，你们可以去调查。
李英华，你曾经搜集我军情况，去安东和凤城等地向匪（国军）告密。
我去安东和凤城是为护送两个共产党区长（于海、张献斋）。再说，“国民党进犯辽南已近两个月，各地已经没有我（中共）军政机关存在”（《我的历史》），上哪里去“搜集我军情况”？我护送的人都健在（张献斋系哈尔滨南岗区变压器厂），我要求组织调查清楚。
……
（十六）
李英华在挨斗时的“辩白”，被认为是“顽固不化”。于是，又采取了小会“车轮战”，几名运动骨干把李英华关在小屋子里逼供、诱供，拳打脚踢。9月16日，安东市检察院以“历史反革命罪”逮捕了李英华。1956年10月4日，检察院认为“被告在解放不久，即将匪徒十余人枪支收缴向人民政府投降，一九五一年镇反时，又协助政府追捕外逃匪首，得到岫岩公安局奖励。”因此，对李英华做出免于起诉之决定。由此，羁押了13个月的李英华走出了牢房。但是，李英华仍然感到愤懑不平，“起义”怎么变成了“投降”？“82个人82支枪”变为“十余人枪支”，他堕入了五里雾中。虽然免诉了，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仍然戴在头上，而且丢了“饭碗”（开除）。他开始了频频上访，在中共安东市委副书记王鹤的过问下，方回到了研究所，由研究员降为修理工。
1958年6月，李英华听说岫岩公安局长田承华来安东了，在市局任副局长，李英华仿佛沙漠中见到了绿洲，因为彼此是老乡，而且曾在一起追捕外逃匪首（田曾系岫岩县公安局长）。李英华从岫岩到安东之后感觉亲朋甚少，尤其成了“反革命分子”，李英华有了一种孤独感。所以，听说田局长来了，有心想去拜访又虑于自己“带帽”（反革命）恐怕人家厌弃。可是，万没想到田承华竟然捎信约会，地点在广济花园慰灵塔下。李英华有些心花怒放，但田局长这种约会方式，他觉得有点奇怪，好像是“地下接头”。
李英华如约而至，广济花园小而幽静，一个小亭子、一个养鱼池，几个石凳。从前此地是个戏园子，叫满洲舞台。1937年正月初三的晚间，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火，一下子吞噬了看戏的800余人的生命。为告慰罹难者的亡灵，政府在戏院的原址修建了一座慰灵塔。那时，李英华是个16岁的少年，只是听说过这场悲剧。正在他若有所思之时，田承华已经来到他的身旁，两个人寒暄一番之后，便在塔下坐了下来。田局长用眼睛扫视了一圈后，开始切入了话题：
安东离南韩太近，所以，美国鬼子经常向安东地区空投特务。你们柞蚕公司是一个特务大本营，工程技术人员多，大都是南方人，多数人有海外关系，背景复杂。我约你来就是为了这个问题，今后一定要注意这些人的言行，包括亲友往来，还有书信。发现问题，马上到局里直接和我联系。（李英华《申诉状》）
李英华心潮澎湃，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吴县长交代“潜伏”敌后的情景。
（十七）
李英华被田局长约谈之后，心里又升腾起跃跃欲试的火焰，他觉
得这是田局长“布置我监控安东地区敌特的任务”。然而，五十余天后，李英华又遭到了第二次批斗。原来，赴约花园的行动被所领导的心腹（葛灿辉）跟踪和窃听，所领导获悉后——
认为我（李）肃反被整向田局长控告领导，研究所组织三批人员，对我车轮式的批斗，关押江沿茧站里七个多月。在大会上葛灿辉、张千逼问我如何给田局长当坐探。最后，由杨（永庆）、尹、王、刘四名壮汉用打、吊的酷刑，逼我照抄杨（永庆）拟好的所谓检查材料。
（李英华《申诉状》）
由此，李英华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其根据是：“对肃反不满，到处喊冤叫屈，在生产中有意制造技术破坏”——
1、扶摇机自动浸水装置的铁柄和车箱发生摩擦，工人叫李英华检修，修了两次未修好，李便将铁柄削去一块；
2、一次给机器浇油，不按操作规程浇，浇得机器上都是油，沾污了绸子；
3、1958年8月水缫机螺丝松，轴下沉，应该把螺丝顶上，将螺丝扭紧，而李用锤子往上打，结果将牙轮打掉二个牙，造成二台机停产；
4、1957年10月的一天，将车间水缫机气门打开，结果造成十盒左右大茧烂了；
5、1954年4月间在安装索绪锅中，借工人不懂技术，将索绪锅
打碎了四个；
6、李在工人中散布说，“党是先来甜的，后来硬的，什么坦白从
宽，抗拒从严，先说宽大叫说，然后你说出来，再一批一批的抓”。对于粮食供应说，“谁敢说粮食不够吃，谁说就斗争谁”。还说，“朝鲜战争咱们搞人海战术，用人填。”
对于上述“技术破坏”问题，实际上是十分荒唐的——
扶摇机自动浸水装置铁柄和车箱发生摩擦，修理时，将铁柄削去一块，是修理工人责任范围内允许的；浇油弄得机器上都是油，沾污绸子，现在浇油也有类似情况；水缫机螺丝松，轴下沉，修理时打坏牙轮二个牙，是因为把他本人不懂修理技术（以前未做过修理工）；索绪锅是铜的，根本打不碎只能打扁，打扁了正一下还可使用，根本不能算事故；烂了十盒左右大茧，责任者不是李，应有管茧工人把茧收回，放药在凉水里稀释。（关于李英华“技术破坏”的座谈鉴定——丹东市（安东）中级法院1984年12月24日，）
（十八）
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里，可以制造出千奇百怪的案件来。
安东市中级法院认定李英华“破坏生产”，因而“判处管制三年，送交劳动教养。”按照官方的解释，管制是刑事处罚的一种，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限制其人身自由，交由执行机关（公安）管束和群众监督改造。简言之，就是“不收监”，然而，却“送交劳动教养”，如此风马牛不相及，这就是刘少奇说的“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于一夫《“以党治国”面面观》—《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
李英华在被押送之前，来到刘书记办公室索要被扣留的材料。在挨斗时两个看押人（王仍霖、王长顺）拿走了李英华的有关材料，说是刘书记要看一看。这些材料有当年吴县长的交通员传送的三封密信，岫岩公安局对其剿匪立功的一封嘉奖信，还有检察院的免于起诉书以及本人的观点研究员证件等。已经被拿去了300多天，理应物归原主。但刘书记说，“这些材料都装到档案袋里了，再不能拿这些东西做骗人本钱，到处喊冤叫屈。等你思想改造好了，再还。”（李英华《我的简历》）
1959年6月，李英华从安东押至凌源后黑沟监狱接受“管制”。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饥荒年代，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后黑沟监狱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李英华虽然幸存下来，却落下了一身的病痛。1962年6月，狱方告诉他三年期满了，但对他的“管制”并没有解除，只是照顾他“有病”回家“保外就医”。这就是说，他随时可都能再回后黑沟。
李英华归心似箭，从凌源一路上披星戴月，在安东下火车时，红日西沉，风也有了些凉意，他走在江边，望着碧绿的江水，心情似乎不那么沉闷了。走着走着，忽然，闻到一股浓烈的蚕茧的味道，茧站就在附近，他曾在那里被关押了七个多月。旧景重现，心情不免又沉重起来。
他背着行李走进了屋子，妻子喜极而泣，女儿解下父亲背上的行李，儿子在一旁怯生生的看着这个陌生人，父亲离家之时，孩子还太小。妻子挽起袖子开始和面，东北人的习俗“出门饺子回家面”。出门前吃饺子，希望浓郁的味道让远行人加深家的眷恋。回家了，一大碗面条的缠绵萦绕，意在长长久久，不再离别。那个年代，市民的粮食供应是粗、细粮搭配的，所谓细粮主要指大米、白面，余下的是粗粮如玉米面、高粱米等。粮店每月都要公布每个市民所享受的细粮标准，譬如大米一斤、白面一斤，总之，粗粮为主。即便如此，李英华的妻子也常把供应的细粮份去换取人家的粗粮，因为买不起。这月她把白面留了下来，等着丈夫回来。恐怕丈夫走饿了，心里着急擀面，脑门渗出了汗珠，女儿拿手巾给妈妈擦汗，儿子在一旁翻看着一本揉皱了的小人书。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到丈夫的面前，然后再盛给孩子，自己是最后。面汤里小心翼翼地滴了几滴香油，那是过年的，没有舍得吃，在儿子吃柞树叶淀粉蹲在厕所拉不出屎叫唤时，才给孩子灌一匙。李英华和妻子儿女围坐在炕上吃着面条，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夜里妻子蒙着被在啜泣……
唉！……让妻子跟着遭了多少罪啊！在乡下是担惊受怕，甚至在月子里也不得安宁。进城了，未曾想祸不单行、雪上加霜，妻子儿女都成了被人欺压的“反属”（反革命家属）。
（十九）
从后黑沟回来，李英华被单位开除了，他要去找工作，挑起家庭的担子，他都亏欠家庭的太多了。妻子在丝绸厂原本是个技术员，因为受牵连，被贬为搬运工，工薪也减少了。每月微薄的薪水（20几元钱）除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要省出几块钱和几斤粮票寄给狱中的丈夫。如果不是这样，李英华恐怕早已抛尸异乡了。为了找工作，李英华就像一条流浪狗在大街小巷东跑西窜的。可是，国家正在大张旗鼓地精简职工下放农村。李英华上访法院，接待他的一个法官说，现在国家遭遇了严重困难，都在精简下放，你还要工作，我看应该把你送下乡。
李英华回到家门口，两条腿沉重的仿佛灌了铅，他无颜面对妻子，国家有困难，老百姓来扛着，可是，老百姓遭难谁管呢？李英华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夜里，他喝光了了瓶里的一点冷酒，辗转反侧，焦灼不安。忽然，他从被窝爬起来，悄悄来到西屋，这里堆放着杂物，还有一台闲置的收音机，多年前在旧物市场买的日本货。后来，大街小巷的墙上贴出了宣传画：严禁收听敌台，画上的一个人被铐在一副“巨型”的手铐里。下面有一行字：“向敌特通讯地址写信是寄不出去的，我有关部门要依法扣押追查处理！”在那个年代，收音机是个惹祸的东西。所以，早想把它卖出去，可是好像是枚定时炸弹没人敢买。李英华关上屋门，扭开短波频道，立时响起一阵巨大的噪音轰炸，他赶紧把音量调弱，耳朵紧贴着喇叭，心突突地跳起来，一个颇有气势的男中音：
亲爱的大陆同胞们，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
自由之声在中华民国复兴基地台湾开始对大陆同胞广播……
下面播放台湾同胞寻找失散在大陆的亲人节目……
李英华的一颗心在剧烈的跳动，他关掉了收音机，侧耳听了听屋外，没有动静。他的心里想起了在台湾的一个将军——
我（李）的第二个老婆秦氏，其家叔秦靖宇，1945年光复时，是热辽边区剿共总司令，中将銜。当时，秦靖宇责成家里必由秦氏亲属中选拔一个军人出身的青年，有文化，又干练。经秦家众人议定，这个彩标落到我的身上。秦靖宇给我父亲来过四封信，要我去沈阳见面。我已投身共产党这条道路，但众人不知。当时，秦家本族和亲友都将自己适龄公子送去待选，我受父之命到沈阳与秦靖宇会面。因我毕竟是一个军人出身，谈话间双方都很惬意。秦的目的是从家乡选一个可靠而能干的亲属给他当随身卫士长。他看中了我，让我马上把军衣换上，由副官给办手续。在沈阳玩几天之后，到南京陆军学校学习一年，回来正式任职。因我来时家父有令，不超过五天必回来。因而推说家父年老多病，不能离家。我以此理由拒绝了秦靖宇，他非常失望。（《我的历史》）
后来，秦靖宇跟着蒋先生败退台湾了。
往事并不如烟——老兵刘景祥，摄于2019年夏。
（二十）
夜深人静，墙角的蛐蛐时断时续的叫着。
李英华屏声静气地在收听台湾广播，一个女人温柔的声音：安东华字74号，请你注意，安东华字74号，你的来信已经收到，总部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为了配合反攻大陆，希望你继续努力，我们正在考虑用一种安全的方式为你提供工作经费。
台湾对“安东华字74号”的呼唤，使李英华想起田局长布置的监控安东地区敌特的任务，他又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同时，在脑海里又浮现出秦靖宇的身影——
1945年秋，我（李）在秦公馆住了两天，与秦靖宇谈话三次。在谈话中，秦靖宇对当时政府非常不满，主要原因是他父亲秦华，原任日寇华北宪兵总司令，被南京中央军事法庭判了十三年徒刑。秦靖宇几经周折给父亲办保外就医，花了很多金条未成。后又经有关人士办理假释，13年必130个金条方可有望。我到沈阳时，秦公馆正忙于此事。秦靖宇本人和全家人都对南京不满。（《我的历史》）
李英华在秦公馆短暂的一幕，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而是深深地沉淀在心底。“自由之声”在大陆天空的缭绕，在他的心里涌起一种难以言传的复杂情感。
当年秦家对南京的“不满”情绪，虽然时隔多年，但李英华突发灵感，要“伪编一个诱敌方案”，借以“挂钩”台湾秦靖宇，以此“策反”——
当时我认为，安东确实有暗藏特务，可以想出任意手段靠近敌部，探摸敌情，这是与特务机关打一场艺术性工作。我想到在台湾我有一个高职位亲属秦靖宇。因我们以前接触过，关系比较可以，必要在此人身上做一次特殊策略性工作。（《我的历史》，下同）
台湾电台对于“安东华字74号”的呼唤引起了李英华的浮想联翩，他准备双管齐下，一是“将安东华字74号特务侦捕归案，再立大功”，二是通过台湾电台挂钩秦靖宇，“在此人身上做一次策略性工作”，说白了“策反”而已。为了侦破“华字74号”，李英华每天去和“以前熟悉而又有政治问题的人接触”，想从中发现“马脚”，但事与愿违。
（二十一）
对于破获“安东华字74号”一时无计可施，只好飞越大海实施“诱敌方案”了。
8月15日深夜，李英华趁妻儿熟睡之后，一个人来到西屋，动笔给台湾写挂钩信。按照广播里讲的“密写”方法，先以“明文”形式写了第一自然段，接着，又用加密的方法写出全文——
二姐：光阴太无情了，分别十余年，我们全家都在想念，现在爸爸不知大烟还抽吗，是否每天还逗留赌场，嫖宿娼妓呢。
密文实则是：
富英姐姐，今春三月听你广播后，我太高兴和愉快，同时由我爱人成立了反共抗暴同心会，现有会员十二名，大部是公安干部、工人、生产队长等，尽量是能干的党、团员。每人入会前必先做一个反共事迹而后吸收，允许父子相收，外甥舅舅相收，分布黑龙江、鸡西、吉林市、沈阳、大连、安东，都是有知识文化的才干，以我家为收听点，工作进度良好，都很不顾生命，勇敢工作。在本年四月末五一的前夕，用我研究的定时自动打火机，由安东造纸厂工人，在吃午饭借停车浇油之机，将火机放到易燃之地，在午后一时三十分许，烈焰起，新义州、本溪等各地尽来抢救，火着二十四小时之多，损失二百余万，影响辽宁日报、安东日报等刊物，停产一个多月。八月四日，由岫岩某生产队长将自动打火机放到（早饭领物品的好机会）一个主要仓库油桶侧，烈火四起，海城消防队又加天下雨火熄，损失三十万（元）之多。自动打火机制法介绍：德制小闹表一个去响铃加一弹簧，安上一个好的打火机，利用汽油沾棉花上，放到有油蜡的地方保证成功。我准备在国庆节再做两台转去吉林造纸厂、鸡西煤矿进行火攻。
我在三月四月已去三信见否，希见此信速在九月十五、十六、十七日这三天早6—7时广播呼号“安东鷟山”。
再见，祝健康。（引自“卷宗”）
“鷟山”，一个挺奇怪的名字。“鷟”，这是个生僻字，望文生义，会去猜想这是一只什么鸟。是的，但不是一只平常的的鸟，是和凤凰相媲美的神鸟，名曰：鸑鷟（yue zhuo）。古书上说，它是一种水鸟，雌雄不离，比翼双飞。如果有一只死去了，另一只就会悲鸣三个日夜。最后，热血冷了，血液干了，它也就相从于九泉了。这种至死不渝的爱情，令文人感慨，以至诗文中多用来多象征明臣贤士。据说，陕西的凤县就是“鸑鷟山”。犹如一个作家的笔名，寄托着某种含义。而“鷟山”这名字，给“挂钩人”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李英华在收听广播时，记下了两个信箱的地址，分别是：香港15144和澳门323。李英华按照地址将第一封信寄出后，又写了第二封信，其内容与第一封相同，只是增加了：
“我们准备在匪国庆节炸毁鸭绿江大桥，现已派人去鞍山、张岭、抚顺收集炸药。”
在信的末端写到，请将靖宇信转给他为好，即1946年在热辽的秦靖宇将军。
根据“卷宗”记载，1962年8月中旬，李英华“先后三次给蒋特机关写挂钩信”。用他的话来说，“以便逐渐能同秦靖宇正式通信。”
（二十二）
“挂钩信”投出去之后，李英华心情不但没有轻松，反倒坐卧不安，一是担心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二是害怕警察破门而入将他带走，身后是妻子儿女的一片哭声。夜里，李英华的一颗心仿佛火燎油煎，窗外稍有点动静，他的心便蹦到了嗓子眼。9月16日，盼望中的呼唤终于出现了，一个温柔的女中音：
安东鷟山——安东鷟山，给你的编号是9199号，商店的编号是安东第四组。你做的大生意很好，我已报告蒋总统，他很高兴，指示给你记功，因时未到暂不发表。注意做生意不要亏本，亏本的生意一定不要做。来信仍用老方法为好。（引自“卷宗”）
李英华有些喜出望外，没想到竟然“惊动”了蒋总统。而且，台湾依照李英华在信中的要求，从16日至20日做了连续播放。因此，也“惊动”了安东市公安局。其实，李英华的“挂钩信”早已被公安截获，由于“挂钩信”中有给在台军界秦靖宇的信，这就为了破案提供了线索——写信人与秦靖宇有亲戚关系。而秦原本岫岩人，调出敌伪档案，秦靖宇和李英华的关系昭然若揭。侦查人员经过查看李英华的笔迹，明显看出“挂钩信”非他莫属。最终，通过文检人员的技术鉴定，毫无疑问。于是，侦查员向局长报告“李英华与敌台谋取反革命联系案”已破。田承华当听到“李英华”这个名字时，怦然心动，他感到惊讶，这个“李大胆”有点胆大包天了。
于是，李英华被捕了。田承华亲自出马审讯，当问到李英华的作案动机和目的之时，李英华讲述了田承华约会小花园布置监控任务，因而收听敌台后设计“诱敌方案”，试图挂钩秦靖宇以达策反之目的。田承华耐着性子听完后，拍案而起，“大发雷霆”：“你是在做台湾梦啊！你这样大胆、胡闹，竟然把大反动头子蒋介石都给骗了，你还以为这是在抓外逃土匪啊，我看你真是一个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我的历史》）
“我（李英华）顶撞田说，我绝不反革命，我对共产党有功无过，我是蒋介石的叛徒，我对蒋介石犯有欺君之罪，政府查不到我有一点真正的反革命行为。”（《申诉状》）
（二十三）
凡是制造文字狱的国家机器都信奉口供乃“证据之王”，所以往往动用酷刑来迫使嫌疑人来“自证其罪”。李英华对于写“挂钩”信的口供，不知在何种情境之下，又有了别的说法——
我（李）的一切都完了，现在我是共产党的一个敌人，过去给共产党做过一些事情，协助政府追捕过外逃匪首，曾受过鼓励，假如国民党来了，我岂不又是国民党的一个敌人了吗？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所以，（写信）第一步先联系上，等他们来时再说。这样，国民党来了，我已经登记上了。（引自“卷宗”）
1963年1月3日，安东市中级法院对于李英华反革命一案做出了判决：“蒋邦叫嚣反攻大陆时，该犯认为时机已到，经常收听敌台广播，并于同年八月中旬，先后三次给蒋特机关写挂钩信，取得联系，传递情报和报功请赏，受到敌特机关的赞扬，曾将其编入特务组织，接受敌特机关待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据此，以反革命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安东市中级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1963刑一字第3号）
由此，李英华在凌源蹲了19年监狱。1982年10月，监狱给李英华开出了一份遣返证明：兹有李英华 现年61岁 因反革命一案现已刑满释放，同意该员回家，现予遣返，请准予登记户口。李英华用了19年的牢狱之灾换来了一张轻如鸿毛的纸片，在两鬓苍苍之时一个可以落脚某地的凭证。
李英华坐上了火车，把背包放在行李架上，靠着车窗边坐下来，望着茫茫的大地，心如潮涌。漫长的牢狱生活结束了，留在心里的是无尽的悲伤。人虽活着家却零落了，妻子和母亲一起被遣送了原籍（岫岩黄花甸乡），女儿独自一人去了北大荒。在狱中时，他曾写信叫妻子去拜访吴县长，请他写个“证明”李英华是组织安排的“潜伏”。妻子回信说吴县长（文革时在鞍钢任职）也被打倒了，大字报揭发他“招降纳叛”，在岫岩重用坏人，还点了“李英华”的名字。后来，李英华在牢里喊话要求提审，狱警前来呵斥他，李英华请求狱方转告安东公安局的田承华：如果台湾播放了秦靖宇的回信，一定告诉他，“诱敌方案”还要做下去。狱警耻笑李英华白日做梦，脑子进水了。可悲的是，李英华似乎还在“挂钩”秦将军的梦中。
夜幕已经拉下了，李英华望着远方的灯火，一生的遭遇如梦似幻，剪不断，理还乱。轰隆隆一阵巨响，火车钻进了山洞里，漆黑的就像突然被一头巨兽吞没了……
青城县府在黄花甸乡的遗址，墙上有文革年代的痕迹：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泽东（作者摄于2019年春）
附记
本文写作的主要素材一是与李英华的数次交谈，二是查阅其刑事卷宗，三是以下资料——
《我的历史》，此文李英华写于2000年，中共岫岩县委党史办曾与其约稿以编篡地方志。
《我的回忆》，此文没有注明写作时间，内容以叙述吴波岩的事迹为主，约2万余字，题目为作者所加，包括上文。由于，此二文均系草稿，且有些字迹模糊，为阅读通顺而文字略有改动。
此外，文中所述有关历史年代均系当事人的记载，与官方记载难免有误。
《岫岩解放风云录》（中共岫岩县委党史办1995年编），此书系李英华之子李健于2000年提供与作者。
后记
2000年冬雪后的一天，我看过李英华老人（80岁）数千字的诉状后，感觉恐有冤情，便向检察长做了汇报。此案几年前本院（丹东市检察院）已经驳回，而且岫岩已划归鞍山（1992），依照法律程序不属于受理范围。当时，1949年以来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也结束了。但检察长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作为特殊情况立案复查。于是，我和同事便开始查阅卷宗，然后，来到岫岩县朝阳、黄花甸两乡，寻访李英华的故人。长话短说，最后，检委会通过了《关于李英华历史反革命案复查终结报告》，纠正了这起错案，即撤销了1956年所做出的免于起诉决定。但李英华虽然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的头上还有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因为写“挂钩信”被中级法院判为“无期徒刑”。所以，李英华没有停止申诉的脚步。从市、省以至北京。一次他在京城小旅店认识了一个河南的上访人，其父因是黄埔军校的学生（16期）文革中被批斗，而他那时才十几岁，也被迫和父亲一起游街。后来听台湾广播说可为失业者谋职，便写了“挂钩”信，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5年。这位上访人告诉李英华有人可以搞到江泽民、李鹏等人的车号，还可以提供其出行时间，这样就可以“拦轿”喊冤了。不过，这些“秘密”要花钱买的。
自从摘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后，在李英华的申诉材料中，多了一篇复印《丹东日报》的一篇文章：《漫漫申诉路，终有尽头时——记丹东市检察院纠正一起45年的历史积案》（多家报刊转载，作者赖国际）此文标题所谓“终有尽头时”，不过是申诉人倒在路上的那天。李英华老人早已倒下了，但是，不屈的灵魂恐怕还在路上，仿佛是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永无休止。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