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文革”中栁州“422”派负责人纪事
晓明
前言
栁州位于广西的中北部，是广西的最重要工业城市和铁路、公路的交通枢纽。栁江河自西向东蜿蜒地穿流市区而过，把市区分成南北两部。魚峰山、马鹿山、雀山、箭盘山、鹅山、蟠龙山——等等石灰岩山峰星罗棋布地镶嵌在南北市区，使栁州成了一座山青水秀的美丽城市。
“文革”前和“文革”期间，这里的行政区划分为柳州市、栁州地区，那时铁道部桞州铁路管理局也设在栁州，更増添了柳州这座城市的影响力。当时的栁州地区管辖有栁江、栁城、鹿寨、金秀、象州、武宣、融水、融安、三江、來宾、忻城等十一个县，是一个汉、壮、苗、侗、瑶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的历史文化攸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杰地灵，民风朴实，民众勤奋之地，各民族向来和睦相处，耕耘着自己的美好家园。
然而就是这么一块有着攸久历史的宝地，在“文革”运动中的1968年，却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镇压与伴随其间的大屠杀惨案，至今仍使人悲痛欲绝和无比愤恨。
筆者在退休之前是从事野外地质勘探工作的，从1970年以来曾到过广西的许多地方，也多次到过栁州市和栁州地区的三江、融水、融安、来宾、象州等地从事过野外地质工作，所到之处都听说过不少“文革”中1968年发生大屠杀惨案之事，这些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难平息的愤恨。90年代中期退休后，我就决心把广西“文革”中的杀人惨案铸成文字，在拜访了许多“文革”的亲历者、大屠杀的幸存者和查阅了各地的许多“文革”史料后，终于写成了《广西文革痛史钩沉》一书（2006年11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但，对于许多地方、特别是栁州市和栁州地区各县的“文革”史料是收集得很不夠的，自然使本书的内容不夠完整。
近来筆者有幸结识了桞州的韦文德先生，他在“文革”运动开始时是柳江县一中初三的一名学生，经历了“文革”运动的全过程，因参加了“422”派，1968年时也曾被抓、被关押、被批斗，现正在写栁江县的“文革”史。在韦文德先生的引见下，2019年11月下旬的一天，筆者终于有幸在栁州市与当年风云一时、其后又深受迫害的柳州“422”派部分负责人见面了，是一件颇令我高兴的事。
筆者“文革”初期在桂林就久闻柳州“422”派负责人白鉴平、王反修等人的大名，怎奈无缘相识。而此次在桞州的聚会，白鉴平先生虽因故未能前来，但当年“422”派的风云人物王反修、李定余、戴立仁、陈德昭、高寿仪、梁志強和韦文徳等人都能前来与筆者会面，并热情地款待。聚会中朋友们都细述了他们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自身的经历，和各自饱受的磨难，令我深受感动，使我获得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文革”史料，是特别令我高兴和发人深省的。
现将此次聚会中朋友们各自的所述，其后筆者又多次通过电话与他们交谈，并参阅了该地区不少“文革”史料，综合整理如下，透过这些，就能清楚“文革”中广西土皇帝、迫害狂韦国清对栁州“422”派大镇压与大屠杀之惨状，“422”派负责人更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血泪辛酸的往事，是多么令世人同情、痛心，值得回顾与深思啊！
关于桞州“文革”历史以及其间发生的野蛮暴行，已有很多文章，我也写过比较详细的调查报告。可以参看：
晓明:红色暴政下的血泪与冤魂—–广西大屠杀四十周年祭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zdsky/wg/guangxi)
栁州“422”派部分负责人血泪辛酸的往事
1，白鉴平
虽然此次与栁州朋友们相聚白先生因故未能前来，但朋友们在谈话中都谈到了他，并送了有关他的资料给我参阅，使我大概知道了有关他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一些情况。
他本是山东高清县人，汉族，生于1944年8月，高中文化。其父白会海因家贫曾逃难到黑龙江谋生，1947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1950年随军南下到广西，从军队转业后到栁州铁路局工作，白鉴平就是随父到广西的，“文革”前他在栁州北极冰室任会计工作。
“文革”运动开始后，作为一个22岁的共青团员，白先生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积极地投入到“文革”运动中，被造反派群众选为负责人，最后成了栁州”422“派的主要负责人,成了那个年代风云一时的人物。随着运动的发展，军队和领导干部支一派、压一派，使两派之间从派性之争进而扩大到真刀真枪的武斗。为着解决广西问题，中央组织两派负责人、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到北京学习和谈判，从1967年5月至11月，周总理和“文革”领导人先后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军队干部与党政干部代表，周总理在接见中曾对”422“派有所称赞，而对”联指“一派和广西军区则有所批评。在京期间，白先生作为“422’派代表，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得到了周总理的赏识。随后两派代表在京达成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协议，韦国清和广西军区都交出了检讨，同时成立了”广西区革筹小组。然而后来的一切事实说明，韦国清的检讨和“联指派”的所谓“协议”都是假的，“消灭‘422’派建立革委会”，实现“联指”派的一统天下，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为着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玩弄阴谋诡计，挑动武斗，进攻“422”派，却向中央谎报军情，调动军队和农民进城围歼“422”派，最终消灭了“422”派，在全广西发生了一场反人类的大屠杀。白鉴平先生在这场大屠杀中之所以幸免于难，那是因为他是“422”派的主要头目，中央都知道的，韦国清们要“保护”起来不让“联指”派把他打死，也是为了日后寻找“422”派罪证的需要。
在大屠杀中白先生虽幸免于死，但其后所遭受的磨难则是连续不断、难以想象的。从1968年8月19日在北京被抓，9月初押回桞州后，不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监狱，都受到过连续不断的生活上折磨乃至毒打，过着非人的生活。在不问不审的情况下，1977年12月20日被栁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白先生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广西高院维持原判，1978年3月13日送广西英山监狱劳动改造。
白先生一直坚信自己是无罪的，曾冒着风险于1980年6月20日和1982年3月26日两次给中央写申诉信。在中央工作组的过问下，广西高院才被迫于1983年6月28日作出对白先生免于刑事处分的决定，7月1日释放回家，才结束了长达15年的牢狱之灾。
2，王反修
1936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55年毕业于济南铁路运输学校，分配到铁道部工作，60年代初被调到栁州铁路局工作,是政治部办公室柲书。“文革”初期曾到北京参观，受到启发和鼓舞，回栁州后即参加造反派，成了群众组织栁铁机关“工机联”(属“422”派)负责人，经历过1967年和1968年的栁州文革的全过程。作为“422”派代表，曾两次上北京学习和参加与“联指”派的谈判。受韦国清及“联指”派的陷害，1968年8月19日在北京被抓，10月21日被押送回南宁，12月初押送回桞州，先后在铁路看守所、监狱关押过。在1969年3月，连续在栁州及柳铁管辖的各大站被轮番批斗、遊斗，吃尽了人世间的各种痛苦，辛好未被饿死、打死，保住了性命，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1978年初，在被关押10年后，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八年，送到四塘劳改农场劳动服刑。1978年底刑满释放回到柳州，铁路局未给他恢复工作，为了生存只好在外打临工。直到1983年广西开始“文革处遗”时，在中央工作组的过问关心下，广西区党委才给予平反，取消”反革命的罪名”，改为犯了“严重错误”，开除党藉，恢复工作、工龄、级别，回铁路局工作，但非法关押期间的工资分文未补发。这样的处理虽然比过去有了进步，但仍给他留有犯了“严重错误”的尾巴。被无辜的关了十年，吃尽了各种苦头，所扣发的工资分文不补，是绝对不公平，令他不能满意的。
3，李定余
广西荔甫县人，生于1940年，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11岁加入少先队成了大队长，小学时就爱好文艺，登台演出过苏联大型话剧《团的儿子》。读初中时加入了共青团，初中毕业后参军，在部队被评上五好战士。从部队转业后到栁州机电厂工人。由于爱好文艺、爱好写作，“文革”中成了“422”派宣传队队长，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曾不辞劳苦的带队到桂林、湖南等许多地方演出过。“文革”中除了热衷于宣传和演出外，并未干过任何坏事，未参加过武斗。但随着韦国清镇压和屠杀“422”派，1968年9月10日被抓，先关押在收容所，后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受尽了折磨，一年后放回单位管制劳动，1971年清查所谓“5·16”时又无端地被清查，1975年底才给他做出“文革中犯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恢复工作。直到1984年“文革处遗”后，才撤销了强加给他的所有结论，予以平反。
恢复工作后，他又重新拿起筆从事写作，经过不断的努力，他的文章常在报刊上发表，成了广西《生财有道》杂志的总编辑，其后调到市文联工作10年，是文联副主席和秘书长，圆了他的作家梦，直到2000年退休，安度晩年。
4，戴立仁
上海人，1945年出生。父母亲都是上海的工人，1960年因支援边疆建设来到广西栁州，他也跟随父母到栁州生活的。“文革”运动开始时，他仅是个21岁的責年人，在栁州冶炼厂子弟学校当教师，怀着一颗纯真而幼稚的信念和青春的激情参加“文革”运动。成了“422”派的骨干成员，被选为栁州“422”派的常委。
在“文革”运动中，他虽参与过某些派性活动，可能会有缺点锘误，但他从未整人害人，没有打砸抢和武斗，更没有贪污腐化。但在韦国清镇压和屠杀“422”派时，也深受其害。那是1968年9月10日栁州市革委会的公告发布后，大刮“十二级台风”，他被“联指”派组成的所谓“工纠队”非法抓捕，关押在厂革委会私设公堂的“牛棚专政队”里，被严刑拷打，被踢断肋骨，打得头破血流，险些丧命。強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解放军”、“打倒韦国清”、是“土匪大军的第三号坏头头、黑高参”——等等，而被多次批斗、掛牌游斗，批斗和游斗中都惨遭折磨和毒打。1970年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到了1971年3月清查“5·16”运动开始时，被祕密绑架回桞州，关押在一间有铁门铁窗的小黒房里，进行所谓的审查，在这里度过了两年零九个月的漫漫长夜，生活差，经常受饥挨饿，常受到刑讯逼供，強逼他承认是“5·16”分子，与“北京的‘5·16’有联系”等等，把各种吓人的罪名往他的头上套。戴先生当时心里就想：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监狱么？经过近两年的内查外调，根本找不出他的任何所谓“罪状”，但仍以犯了“5·16”严重锘误的结论，于1973年底才把他放回厂里劳动。并警告他不准上告，不准泄露在狱中的情况，不准与外人接触，要定期写思想汇报。然而到了1977年3月，“四人帮”倒台半年之后，厂里又以他犯了“5·16”严重错误、不服从调动为由，宣布決定他作“自动离职”处理，把他踢出厂门，从此过上流浪生活，成了一名社会闲散人员，靠打零工度日。
面对此种不公的待遇，他不断的上诉，但均无结果。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又多次上诉，区党委和市委仍不解决他的问题，过去给他扣上“反林彪、反黄永胜”的帽子，现在又变成“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是不能改的，这是区党委定下的调子，并说广西“文革”中没有冤假错案，真是岂有此理。
直到1983年中央工作组到广西进行“文革处遗”时，1984年7月，才给他完全平反，恢复工作。此时他思绪万千，一切从新开始，内心里是高兴的，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但，他同时更想到，自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革”运动，为什么会受到廹害，以至饱受多年的磨难，虛度了十多年宝贵的青春岁月，这个社会怎么啦？不值得深思么？！
5，陈德昭
广西栁州人，生于1948年，1966年柳州农校毕业，尚未分配工作，即开始了“文革”运动，顺着这股潮流也被捲入到运动之中，与一班同学也开始了大串连，曾到过贵阳、重庆、湖南、湖北、北京等地的高等院校，参观那里的大字报，见闻颇多，深受启发。回到栁州后，即组织战斗队起来造反。1967年4月以后，南宁出现打倒韦国清的“422”派和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消息传到柳州，栁州也相应的出现这样的两派，陈先生参加了“422”派，并成了“422”派第二方面军的负责人。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两派从派性之争演变成武斗。“联指”派有韦国清和军区与武装部的支持，屡屡寻衅滋事，挑动武斗，“422”派也被迫自卫而与之武斗。可以说1967年和1968年栁州的武斗都是这样发生的。陈先生作为“422”派的负责人，都参加过1967年和1968年的武斗，1967年时为了搞到武器，他曾带领部分“422”派人员到河南三门峡市武装部抢枪（抢得4支卡宾，一支汤姆，子弹1000余发）。“文革”中他仅是出于自卫而被迫参加武斗，并未干过任何坏事。但1968年在韦国清对“422”派的大镇压、大屠杀中也深受其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非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送到广西英山监狱劳改，受尽欺凌与磨难，是令他终身难忘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他多次申诉，都毫无结果。直到1982年初中央工作组到广西调查后，到了秋季的一天，栁州市法院的两名法官来到英山监狱，向我宣读了判决书，指出“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属错判，应予以无罪释放”，他终于被释放回家了。
宣判后，法官问他还有什么意见，他无言以答。在监狱度过了十年的铁窗生活，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终于熬过来了，不死已是万幸，直到今日才还他清白，真使他感慨万千。面对法官，他只是苦笑了之，他思绪万千，要说的一言难尽，他脑子里想的是这个社会应该总结和反思的问题是太多、太多了——
6，高寿仪
广西宜山人，生于1935年，中专毕业，1951年即参加工作，1954年入党，先在税务郚门工作，后调到党政机关任职。“文革”开始时是栁州地委办公室秘书，作为党员干部，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文革”运动。在毛泽东思想和”两报一刊”的指引下，在北京学生南下串连队和桂林“老多”的影响下，也参加了栁州地委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并成了造反派的负责人。
当1967年南宁出现“联指”和“422”两派激烈斗争乃至发展成武斗之时，受其影响，栁州也同样出现“联指”与“422”两派的武斗。高先生作为“422”派负责人之一，被推举为代表赴京学习、与“联指”派谈判，曾八次参加过周总理的接见。1968年广西再次出现大规模武斗时，他又再次作为“422”派代表赴京学习、谈判。在1967和1968年“文革”运动中，他并未做过任何违法之事，相反并保护了不少老干部，使他们免受“联指”派的批斗和遊街之苦。然而当他在1968年8月下旬从北京回到柳州时，即被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矛头三指向”的“反革命”菲名非法抓捕，先关柙在收容所，后转到看守所和监狱关押。一关就是数年，找不出任何犯罪事实。到了1971年广西开展清查“5·16”运动时，又把他作为“5·16”分子继续迫害，并被开除党藉、清除干部队伍。直到1983年在中央的关注下，广西才开始了“文革处遗”，1984年才给他平反，恢复党藉、恢复工作。遭受十多年的冤屈和苦难，是他终生难忘的。
在柳州市和栁铁、柳州地区，受到抓捕、关押、折磨、判刑的“422”派负责人还有很多，如廖伟然、李振岭、梁志强、马兴礼、黄加尤、张清林、黄川江、韦明芳、黄再稀、张昌祺、劳连珠、纪金和、刘运麒、吕若驹——等等一大批人，他们都是怀着一颗赤诚火热的心投入到’文革”运动之中的，而后都遭受到非人的磨难。而他们中的廖伟然（柳州铁路”422“派主要负责人）和马兴礼两位先生已经离世了，他们在“文革”之初的所作所为是令人难忘的，其后他们的遭遇则是令人万分同情和痛心的。
几点应有的总结和反思
透过上列所述，人们会有何等样的总结与反思呢？依筆者之见，
至少有下列几点是世人必须看到和深思的。
1，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文革“是中华民族艮古少见的一场大灾难，在广西更是一场反人类的大屠杀，这是任何人也无可否汄的铁的事实；
2，“文革”的罪责当然是应由毛泽东来负的。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他的“阶级斗争”、“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等等一系列的歪理邪说，是制造种种大灾难的根源所在。至于在广西发生的反人类大屠杀，除了毛泽东应负有不可推缷的领导责任以外，最直接的罪责应该是由广西的土皇帝韦国清来负的。由于他的独裁和倒行逆施，制造“反共救国团”的天大冤案，对中央谎报军情，公然调动部队和农民进成围剿“422”派，在1968年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尤其是7、8、9三个月），全广西大刮“十二级台风”，乱打乱杀，使十多万人惨遭杀害，且杀人手段残忍至极，甚至有生割活人、挖肝割肉煮食的，一切罪孽该因韦国清而起，他是大屠杀的真正元凶。
3，愚昧凶残暴民的出现是中国人“劣根性”的典型表现，是误国害民的，国人必须深刻地认识和反思。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攸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从古至今产生过许多优秀的人才。中华民族向以勤劳朴实和勇敢、富于创造而著称于世。但，我们必须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存在不足之处一样，中华民族在其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同样会有不足之处的。太久远的事我们姑且不论，就以上世纪初的拳匪暴乱一事来说，那些愚昧无知、凶恨残忍的暴民，在某种邪说的鼓动下，他们倒电线杆、撬铁轨、毁教堂、杀洋人、也杀自己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杀无赦，真乃无法无天，毁灭文明，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国家的耻辱。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时，在苏俄共产暴力革命的影响下，一些地方搞共产暴力革命，抢夺地主的财产，掠夺他们的田地，乃至杀地主，有全家杀绝的；等到地主们组织的还乡团打回来时，还乡团们也大肆屠杀搞暴力革命的农民。这种相互的残杀，使这些地方哀鸿遍野，满目荒凉，这是反人类的罪孽。
再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时，在共产党执政的地区开展所谓的土改运动，那是谋财又害命，一些人在斗地主、杀地主时是那么的凶恨、残暴。
至于“文革”期间的红卫兵运动，破四旧，毁灭文物古迹，乃至打人、杀人，特别是广西1968年的乱杀人。
上述的种种为非作歹、残忍至极的迫害和杀人手段，这不但是中国人劣根性的典型表现，更是反人类的滔天大罪。
所有这些，反映出的就是我们民族中一些人的劣根性问题，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一些人的愚昧无知，自私、盲从、魯莽、粗暴、残忍，一旦有某种邪魔思想的鼓动，就会产生无比的狂热而干出种种伤天害理之事，这是义和团，暴力土改、“文革”等无数事实说明了的事，都是值得国人深入认识和总结反思的。
4，袪除党专制的独裁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中华民族治国、生存与发展进步的根本。中国人惟有向着这一目标不懈的努力，像“文革”之类的灾难和各种人为的灾难才不会重演，才会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作于2019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