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发表在美国杂志《外交官》（The Diplomat）的文章的中译稿，该文介绍了一段中国人极少知晓的历史—发生在1910-1911年间的满洲瘟疫。对于那场防疫，清皇溥仪没有亲自部署也没有亲自指挥，“抗疫领导小组”组长是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的海归、公共卫生专家伍连德。作者对伍连德当年的作为大加赞赏，并暗示伍连德之所以能做的如此好其中一个原因是清政权“层峰虚弱”，引发读者思考：当今一尊的强势到底是抗疫的优势还是劣势？作者还强调，抗疫最重要的不是与国际社会分享科学信息，而是让民众对真相知情。满洲瘟疫发生的年代不能不令人遐想，满洲瘟疫起于1910年底，殁于1911年4、5月份，那年后半年的历史可就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的，是年10月10日发生了武昌起义，满清王朝覆灭了。历史像一条大河，河中的人有时会被水流漩搅的晕头转向，然而河流的方向河岸上的人大致都能看得清楚。敏感的政治观察家，此刻不会不把眼睛投放在中国。–杨建利】
应对紧急的冠状病毒，历史教过我们什么？
–1910-11年满洲瘟疫在应对过程中的透明度和跨国合作，仍然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相关
作者：Wayne Soon和Ja Ian Chong
2020年2月12日
译者：Calvin Yu
起初关于这种疾病的报道很少出现。 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人们患病的比例异常地升高了， 然后新闻媒体开始报道，大量的人不断在交通干道上感染重病，死亡的消息接踵而至。在该疾病得到控制之前的几个月内，约有60,000人死亡。 这不是2019年12月和2020年1月的武汉; 它是1910年末至1911年初的中国东北地区。众所周知，满洲瘟疫是现代技术在中国公共卫生危机中的首次应用。 在一个多世纪前的事件中展现出的透明度和跨国合作，仍然可供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参考。
在1910年和1911年，满洲名义上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但是多年的外国入侵，使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争相在该地区扩张势力。 这些外国势力指责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没有为阻止鼠疫的蔓延做任何努力。 据称该病是从土拨鼠传播给人类的，后来演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快速传播。 作为回应，清廷任命伍连德来抵抗瘟疫，伍连德是一位在英国殖民地的槟城出生并长大，在剑桥接受过培训的华裔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
伍连德与他的中国和国外同事一起实施了一些我们现在很熟悉的措施。 他们很早就形成共识，认为检疫隔离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从而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一些专制措施，来阻止瘟疫。 他们坚持要求医务人员戴口罩，要求对被感染病逝者进行火化，根据相应情况来施加旅行限制，建立检疫设施，并实行严格的家庭隔离。 官员们用马车将当地人围起来，直到他们的病症消失，消毒有疑似病例的居所（即便违背其主人的意愿），并将患者强行隔离在医院。
伍连德和他的同事们当时所采取的措施，仿佛预期了今天的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特别是中国在10天内建造了一所特殊护理医院，并使用了无人机来确保居民们不会不必要地外出且不戴口罩。 这种控制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正式称为COVID-19）爆发的措施显示，侵犯人身权利，已经到了某种令人不愉快的程度，这一点连伍连德和他的同事或许都会同意。
然而，严密的检疫隔离并不是伍连德成功控制满州鼠疫的唯一因素。 伍连德和他的同事们在健康危机的应对方法上表现出相当大的开放、透明和国际化，在当时清社会层峰虚弱而压力广泛巨大的情况下，甚至某种程度上僭越了清政府的主权。
伍连德公开了有关满洲鼠疫的流行病学和其他医学信息，并于1911年4月召集了一次国际预防鼠疫会议。伍连德邀请了国际社会的科学家，就病因、流行病学、治疗、预防策略，以及与瘟疫相关的公共卫生后果，公开地展开讨论。 伍连德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也邀请了当时正在崛起的大国-美国，和清朝的竞争对手-日本。 尽管存在着与帝国主义的潜在紧张关系，但伍连德领导下的抗疫当局对国际社会采取的开放姿态，促进了更深入的国际合作，并建立了国际信任。 这些举措为1920年代后期中国的流行病控制奠定了国际合作的基础。 在那段时间，外国政府慷慨援助，帮助伍连德控制住了这些疾病。
伍连德在应对重大卫生危机方面的信心和开放性，是当今中国当局可以并且应该效仿的。 疾病这类的跨国挑战需要跨国的解决方案，病毒、细菌和宿主没有国家或其他任何政治界限。 中国卫生部门做了正确的行为，共享了武汉COVID-19的遗传信息，这使得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医生可以同时进行检测、治疗和疫苗研究。但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仅涉及科学，也需要人和组织的有效响应。在这里，北京可以从伍连德的经验中摘取一片叶子。
公众已经了解，最初对冠状病毒爆发的信息压制，造成官方回应延迟和公众防范意识滞后，这些原本都可以有效遏制该疾病的流性。 中国的李文亮博士被誉为吹哨人，因最早传出和冠状病毒爆发有关的信息而受到地方当局的调查训诫。 中国人对感染病毒去世的李文亮博士的举国哀悼，表明政府在解决潜在的长期公共卫生问题方面本应该做得更好。 同样重要的，是要了解人类与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到疾病的传播；国家、社会和个人对危机和复杂信息的反应，是如何影响到疾病的发展。这些都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不仅如此，有关公共卫生危机是如何影响公众信任、政府治理和国家经济，这方面的专门知识也很缺乏。 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关于公共卫生的信息公开（不仅仅是医学和科学）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中国梦”有很多雄心勃勃的讨论，而北京当局可能会发现，要达到更高程度的透明性和包容性，却是难以做到的。 中国政府目前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WHO）之外，据称已向WHO施加压力，要求限制对冠状病毒的负面报道–这些都发生在尚在延续的紧急状态中。这种举动，在国家和社会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中，产生了风险隐患。由于天气变化和人类与动物的频繁接触，这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也可能会越来越大。 在COVID-19之前，中国在2002-03年经历了一次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的爆发，在全世界造成约800人死亡，数千人患病。 自2018年以来，中国卫生当局一直在与全国范围内的非洲猪瘟作斗争，而湖南省又爆发了一次新的禽流感疫情。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卫生部门之间更多的接触和合作，将有益于全球整体的公共利益。 国内和国际对医疗用品的捐赠以及科学数据的共享，都不能取代公共卫生举措的信息透明、健全的社会体系，还有与国际专家合作开展的实地调查。 允许无党派的中国卫生专家自由地参与中国境内外的有关病毒的讨论，可以向更广泛的受众有机地展示中国政府对抗流行病的举措。这种积累知识和增进共同理解的努力，有可能会减轻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其他歧视的程度，不幸的是，目前世界正在目睹这些问题的发生。应对处理这些更宏大的问题，是对仅仅征收和分配口罩、防护服以及其他物质性资源的必要性超越。
再回顾伍连德多年前的成功实践，北京应该考虑接纳外部专家和援助，并分享其广泛的公共卫生数据和社会数据。 他们可以向治理SARS和埃博拉等流行病的地区及全球专家寻求帮助– 毕竟，只有当中国当局允许具有SARS经验的医生就COVID-19发言时，公众的担忧才会有所缓和。 像中国曾经那样，允许台湾成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可以公开表明中国抛开政治分歧来应对全球威胁的开放态度。 让更多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学家访问中国，可以展现在遏制该病毒扩散方面急需的全球合作。 当眼前的健康危机有所缓解时，中国政府可以推动对这种疾病发生及其传播的研究，包括像满洲瘟疫时期一样召开国际会议。 这些举措，都会增强人们对中国医疗体系的信任，并提高未来面对严峻挑战的应对能力。
作者：Wayne Soon是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的历史学助理教授，著作有《Global Medicine in China: A Diasporic Histor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Ja Ian Chong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2019-2020），著有《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 China, Indonesia, Thailand—1893-1952》 (剑桥出版社,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