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江西）
当一个人或集团（包括政府），运用暴力强迫拆掉你的房屋时，你受到强盗式的压迫。如果他（他们）给了一些补偿，而你认为这些补偿不合理，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你的房屋仍被强拆，那你便受到掠夺式的剥削。压迫剥削实际上是侵害人权，强拆房屋侵害的是私有财产权。包括财产拥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我们说要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实际上是建立一个人权不被侵害的社会。如果有了劳工权利保护，周剥皮用半夜鸡叫来驱使雇农上工便是犯法（假定《半夜鸡叫》说的是事实，实际上有人考证是虚构），雇农可以告他，周剥皮还能压迫雇农吗？如果人不能被买卖（人的基本权利），黄世仁便不能抢喜儿抵债（假定《白毛女》说的是事实，实际上有人考证是虚构），杨白劳便没有受到压迫，而只与黄世仁有经济纠纷（需用经济规则来解决）。所以，压迫剥削的表现是侵害人权，有人权则无压迫剥削。
消灭压迫剥削的过程是一个争取人权的过程。奴隶受到奴隶主的压迫剥削，缘于没有人身权，奴隶获得解放的根本体现，是他获得自由。而不是奴隶主给予他更多收入。农奴比奴隶要好一点，有一定人身自由，但是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迁徙、定居择业等自由，当他们被允许做生意或打工时，他们就摆脱了农奴身份。同样，种族歧视使有色人种受到不平等对待，反种族歧视便是争取有色人种平等权利，而不一定是获得更多收入，因为平等权利能使他的收入与他的付出更相一致。资本家有没有对工人进行剥削？如果工人认为工钱很低，受到剥削，可以选择另外的雇主，且社会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工人便没有受到剥削。工人自由选择权利的增进过程，便是工人摆脱剥削的过程。朝廷通过税负形式的横征暴敛，无疑是对人民的压迫掠夺，由人民来确定税收幅度和税收用途，则可消除专制者对人民的压迫掠夺，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便是反对国家暴政对人民的压迫掠夺。
中国制造崛起，与中国的低劳力成本密切相关。而低劳力成本由两种原因导致。一是中国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收入。二是中国的低人权（即秦晖老师所谓“低人权优势”）。低经济发展水平是一种客观因素，低人权则暗含压迫剥削。二战后，日本、台湾、南朝鲜等，都是由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收入起步，并取得高速发展，被学界称为“东亚模式”。但它们却是高人权国家或地区，由此带来人民收入提高与经济发展同步。所以虽是以低收入的低成本起步，却只用二三十年时间，人均收入便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改革开放后，同样采用“东亚模式”，利用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收入取得高速发展，但中国是一个低人权国家，人民收入远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所以中国虽然也经过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人民收入却仍然很低，并没有进入先进发达国家行列。为什么？因为中国低人权，存在普遍的压迫剥削。
中国富士康出现多起工人跳楼自杀事件后，美国舆论曾出现一个指责中国劳工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的高潮，是否美国报人站在中国工人一边？当然有人权价值观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两国劳工权利不同，导致两国劳力竞争和产品竞争不公平，中国工人的低收入抢了美国人的饭碗。美国报人并未指责中国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劳力成本，却指责中国的低人权，说明美国人主张人权，反对压迫剥削。美国不愿与一个存在严重压迫剥削的国家竞争。中国产品在美欧屡屡受到反倾销起诉，源于中国很多产品是监狱产品，或低人权工厂生产的产品。所以有“血汗产品”、“血汗工厂”之谓。“血汗”意味着压迫剥削。一个高人权的国家比之一个低人权的国家，是一个压迫剥削更少的国家。如果中国的崛起依靠低人权，依靠血腥暴力，姑且不论能否崛起，即便崛起，何来光彩？低人权即便是一种“优势”，我们需要这种“优势”吗？
压迫的极致是法西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侵害的是人的生命权，是人最原始、最基本的权利，是反人类的邪恶犯罪。斯大林反德国法西斯，自己却杀政敌，杀元师、杀将军、杀富农，杀一切对他有不满的人，被人称为“杀人魔王”，何偿不比法西斯更残暴？说犹太人是劣等民族，要杀掉当然是法西斯，但说反对自己的人是“阶级敌人”要杀掉，同样是法西斯。斯大林与希特勒有何两样？法西斯的本质特征是把人命当草芥。当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政权把人不当人看待，并使用暴力压迫人时，它便是法西斯的附体。反对法西斯不是反对德国，反对日本，而是反对不把人当人看待的法西斯思想，法西斯行为，法西斯体制，法西斯政权。
消灭旧社会，不一定能建立一个新社会。刘文彩有地牢或叫黑监狱（假定是事实，实际有人考证是虚构），他便是恶霸。如果真有，可以想象，他一定收罗了一批流氓打手，可以随便抓人、打人、折磨人，杀人，却无制度法办他。这样的社会当然是“万恶的旧社会”。可我们现在的“新社会”，不是有“安元鼎”，有“久敬庄”吗，不也是黑监狱吗？不同样是可以随便抓人、打人，折磨人，甚至杀人吗？现在的劳教所，监狱，包括公安局，不是有刑讯逼供，有老虎凳，有折磨人的种种手段吗？如此，与教科书里描述的旧社会有何区别？
我们曾说中国历史“波澜壮阔”，也有“风云际会”画卷。多少“逐鹿中原”的好汉，“傲视天下”的英雄，带来一场场惊心动魄、血流成河的斗争。成功与失败并存，辉煌与悲壮同在。但所有这些斗争都是权力斗争。它以“吊民伐罪”为口号，也对权力罪恶进行摧毁，而革命结果，却没有个体权利崛起。所以只带来改朝换代，即掌握权力个人和集团的变更，却从未带来人民的真正解放，更没有历史的实质进步。消灭一个旧社会，如果不能伴随个人权利崛起，换朝代、换统治集团、换国号，并不表明新社会的建立。
满清时代的租界，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的耻辱。但西方租界的法院审案，被告原告都不用下跪，不会打屁股，人有尊严。比之满清的衙门，打官司需给审案的老爷下跪。老爷一旦震怒，无论原告、被告都有可能被褫衣当堂打屁股，人如何有尊严？另外，租界还可以自由办报，自由抨击“小丑载湉”和他的奴仆。如当年的《申报》。而在中国其它地方，攻击皇上是“大不敬”死罪，诽谤朝廷则可能灭门。比较一下，租界与中国其它地方的老百姓，那里更有人权？哪里更没有受到压迫？对统治者来说，本来是我管的地方，是我的王土，被你拿去了，变成租界，由你来管，当然是耻辱。但对老百姓来说，谁管理得更好，制度更先进，人权更能得到保障，谁就更好。显然，租界好不好，要看租界的老百姓是不是更自由，更有人权。威海的老百姓偷偷把应租借的界桩扩大，以便把自己囊入到租界里，这就是老百姓对人权的天然向往。所以租界是不是耻辱，要看你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还是老百姓的立场。
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统治者确实利用香港这块殖民地获得不少利益，但殖民地的法律建立起来后，香港人民的权利与自由也得到保障，并且还在逐步增进，这是不争的事实。香港人民并不是在回归中国后“站起来”的，而是在被殖民后才“站起来”的，并且在自身权利与自由增进的过程中逐步站得直起腰来。香港的官员是英国任命的总督还是中国任命的行政长官，在香港回归时，对香港人民来说并不是第一位的因素，法律制度才是决定香港人尊严的关键。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法律制度不变，既未使香港人的权利自由增加，也未减少。所以香港回归并不具有把“受苦受难”的香港人解放出来的实质意义，而只是一种比较空洞的“国家尊严”的体现。如果按照基本法规定，香港的民主制度达到由民众直选官员的程度，香港由英国回归中国才具有对香港人的实质意义。我们的“爱国”是爱这种空洞的“国家尊严”呢，还是实质性的民众有尊严的生活？从近几个月来香港民众的抗争，不难看出答案。
人是最高正义。人权进步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体现。人权与朝廷、与主义、与经济发展、与国家相比较，人权是第一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