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生涯回忆
作者：周义澄
毕业十年作为研究生重返母校，校园依旧，人面一新。恢复高考和研究生制度以后的第一、第二届本科生和第一届研究生在1978年涌入校园。第二年初夏，一本由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办出版的铅印杂志《大学生》问世。在当时全国的正规出版物中，这本稀有的民间刊物前后出版了两期。第一期以苏步青校长“复旦花开似锦城”诗句开始，第二期以夏征农书记“书生意气不趋时”诗句结束，历时半年仿佛昙花一现。不过我始终记得新闻系老主任王中教授——这位当年因提出报纸的“商品性”和“读者需要论”而名扬全国的党员大右派所说，以后新闻系研究生在编写当代中国新闻出版史的时候，一定要为《大学生》杂志带上一笔。
从结社自由到出版自由
多年饱尝文化饥饿之苦的莘莘学子进入大学的宽广天地，被“解放”、“破除”的口号所激励，尝试宪法规定的结社，选举和出版自由。中文系一批未来作家首当其冲，入学不久就成立了“春笋文学社”。随后历史系成立了“史翼社”、“世界史研谈会”，哲学系有“求索社”，政治系是“耕耘社”，新闻系出现了“四五新闻学会”，理科的计算机系打出了“知言社”的牌子，比较晚的还有跨系的“复旦诗社”。最初只是在宿舍走廊里办墙报黑板报，后来有的搬到“南京路”尚未拆除的大字报栏中。“春笋社”办有“百花”，“四五学会”出版“前哨”。中文系77级学生卢新华那篇轰动大江南北的小说“伤痕”，原先就是墙报稿。投寄《人民文学》被退回，辗转几个月后在《文汇报》副刊发表，卢新华便成了中国“伤痕文学”的开路先锋。
新闻系一批不甘寂寞的“无冕之王”干预时政更为直接，取名“四五学会”就是为了弘扬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精神。该学会在中央饭厅门口张贴每天更新的《前哨》专刊，报道敏感新闻，抨击时事政治。这些消息灵通文笔犀利又不失幽默的文章，是大家饭前餐后之必读。许多学生捧着饭盆踮着脚趾看大字报。给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右派作家王若望和《解放日报》军宣队栾保俊（笔名亦木）的笔墨官司。还有对数学系新生刘某某连偷同学四十几只书包而被开除学籍团籍，送农场劳教的跟踪报道。自称“老运动员”的王若望，反对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圣经”；原军报记者栾保俊指责王若望犯了“弥天大罪”。王若望担任《上海文学》副主编，感叹中国作家好比刚过门的新娘，要侍候好婆婆而且不止一个：作协党委、文化局电影局、市委宣传部。有时候审查小说电影，“部长点了头，书记又摇手”，再送中宣部、书记处、政治局，直至皇上拍板。各系学生搞文化沙龙，王若望有请必到，每每放炮，《前哨》有闻必录。
再说选举自由。那年正好选举人民代表，新闻系学生，四五学会头头徐邦泰一本正经组织竞选班子，发表竞选演说，成功当选为宝山县（复旦大学所在县）人民代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事，其象征意义远远大过一个县人民代表的实际意义。
1979年3月，哲学系首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在“南京路” 展出爱因斯坦生平数十幅照片，“纪念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爱因斯坦诞生100周年”，高度评价了这位人类历史上的巨星。文革期间复旦大学是批判爱因斯坦的主力，此时中国学术界也尚未完成对爱因斯坦的“平反”，复旦的隆重纪念在校内外激起了浪花，远在北京的《爱因斯坦文集》编译者许良英对此大为赞扬。此时《爱因斯坦文集》第一第二卷已经出版，第三卷也即将出版。复旦学子思考着爱因斯坦关于学术自由，“发表的自由”——出版自由的种种论述。手工作坊的墙报、大字报无法容纳同学们喷泉似的思想产品，把这些成果印成铅字出版发行何其鼓舞人心，自己办杂志的想法油然而生，串联活动默默进行。复旦有着设备齐全的印刷厂，我记得在新闻系读本科的最后阶段，遵照“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班级里一批同学参与编辑出版名为《大破大立》的教改杂志，也是学校印刷厂承印。既然复旦学生自办刊物有先例可循，朋友们便以学生会名义提出方案，把希望寄托在党委书记夏征农身上。
创刊号一鸣惊人
夏征农可谓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开明学人，官拜市委常委，出任《辞海》主编。他在《复旦学报》上连续发表论述社会主义民主的长文，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鼓吹“学生自治”，甚至赞同“取消政治指导员”。在学生会代表向他汇报了创办《大学生》杂志的设想后，夏老深表支持，指示拨款3000元作为创办经费，由财务科交学生会支配，校印刷厂承担印刷事务。我们知道学校领导层有人对学生自办杂志持有异议，但是一把手点了头，就无人公开反对了。
校学生会在“南京路”公布了由各系民主推举出来的《大学生》杂志编委会名单。四五英雄、哲学系学生、校学生会副主席景晓东任主编，中文系学生、“春笋社”社长张胜友和历史系研究生顾晓鸣任副主编，编委会有哲学系研究生周义澄，新闻系学生、“四五新闻学会”会长徐邦泰，历史系学生刘征泰，还有从哲学系转到新闻系的许锦根。名单公布以后，党委某成员才发现编委会的党员力量太弱，七人仅一人为中共党员。
按照编委会分工，景晓东照看全局，与领导打交道；张胜友主管文艺栏目；顾晓鸣、周义澄负责研究生稿件和学术论文；徐邦泰、许锦根、刘征泰联系杂文言论及历史稿件。考虑到我是新闻系科班出身，伙伴们让我兼管编辑事务。此后，忙于自身学业的编委门各司其职，四处组稿催稿。我在编排稿件的时候，还到印刷厂排字房与师傅一起捉铅字，改样稿，发现植字错误马上纠正。当年办《大破大立》时在印刷厂结识了一些工人，想不到时隔十年，竟然还遇到几位面熟师傅。印务繁忙时候他们乐意帮忙加班，条件是到时候送每人一本杂志。当一本本散发着油墨余香的《大学生》杂志在中央饭厅门口出售的时候，大家争相购阅。十六开本一百二十八页内页，定价三角五分，那可是一顿丰盛午餐的菜金。担任校外发行的一批同学脚踏黄鱼车到市区出售，有几个在外滩被公安人员拦下，因为出售“非法杂志”。我们在编排的时侯考虑到这一点，杂志尚未申请到官方出版登记号，就在封二加了一行“复旦大学出版”字样。这种小计谋瞒不过公安局，最后校方出面将被扣的杂志要了回来，告诫同学不要到校外去卖。
我给老家新闻系原班主任董荣华老师送去一本，老师说拿在手里很有分量。我带着杂志去《上海文学》编辑部拜访过王若望先生。《大学生》创刊号显示了复旦作为名牌综合性大学的实力，内容包罗万象，学术水平文字功夫堪称一流。此期封二是校长苏步青为《大学生》创刊号的题诗“若无新出小人物，哪有创刊《大学生》”。封三是书法篆刻作品，封底“大学生圆舞曲”是当年上海市大学生文艺汇演创作一等奖演出一等奖的双奖作品。词作者张胜友，曲作者乃复旦大学文工团团长，新闻系学生陈小鹰。杂志目录包括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及评论，杂文与短论三大部分。有政治学、科学哲学、新闻学论文，学科学派介绍，电影文学剧本、小说、诗歌、散文、寓言、幽默一应俱全，还有群言堂、回忆与思考、黑板报选等栏目，全方位显示了各门学科学生的创造力。需要提及的是，有人统计过那两年全国高校涌现出民办刊物超過两百种，不过基本上是文学类的，而且大多为刻写打字油印品，一般仅几十页。在当时中国，铅印出版物有特别的价值。复旦大学《大学生》如此规模印刷精良的民办综合性杂志，可说就此一家。
打开杂志，一股新风扑面而来。纯学术的有甲骨文卜辞考证之类，更多的是别开生面闯禁区之作。张胜友、卢新华合作的报告文学“血”，小说“房子与爱情”广受欢迎，即便是伤痕文学一般也不会引起争议。理论文章隐含的才是严肃课题。开首一篇是哲学系学生李光程的长文“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文章是景晓东拿来的，那时我不认识这位才子作者，心想如此冗长的题目可能掩盖着离经叛道，拟将标题改为“社会主义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晓东不同意。虽然“A是B”与“B是A”看来一样，但在有些人眼里完全不同：一个是专政在前，一个是民主优先。我佩服四五英雄的政治判断力。若是生非的文章还有徐邦泰等人的“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鼓吹制定新闻法，从法律上保障报刊民主，保证人民在报刊上发表不同意见，保障记者权利。还主张报刊恢复编委制，党报负责人由同级党委任免，非党报刊负责人由同级人大任免。“群言堂”栏目的短文针砭时弊，有的直接取自大字报和宿舍里的黑板报，颇有鼓动力量。鉴于时势，大多数出格言论都比较含蓄，不仔细阅读看不出其中深意，这也是心照不宣的生存之道。创刊号上各个编委近水楼台发表了自己的作品，我作为掌管编务的研究生编委，把可贵的版面留给了他人，显示先人后己的君子风度。出刊以后，稿费及时分送到喜笑颜开的作者手里。
《大学生》创刊乘着真理标准讨论，三中全会召开的东风而来，全国的风云变幻也就直接支配着复旦明月的阴晴圆缺。这一年的理论务虚会开了近三个月，以胡耀邦秘书长雄心勃勃的引言开始，以邓小平副主席“四项基本原则”讲话结束。神州大地，春暖夏热秋冷冬寒；大江南北，暗潮汹涌黑云压城。
民意测验种下祸根
说来有点不可思议，《大学生》第一期竟然没有送党委审查。校方亡羊补牢，规定编委会将每期目录及重要文章提前交党委宣传部审查。宣传部长余子道一介书生，历史系教师，他耐心地提醒在“理论无禁区”之后还有一句话是“宣传有纪律”。我说余老师，我们这个杂志不是宣传。“哪怎么让我这个宣传部长来联系呢？”没用“管”字，儒者风范。余老师夫人盛善珠老师文革期间下放到杨浦区教育学院，正巧我在该区中学担任教师，业务上有了联系。我到老师家去过多次，与老师全家稔熟。盛老师恢复工作，回复旦任党委办公室主任。我在考取研究生之后便与两位各具官职的老师拉开距离，想不到因为《大学生》又有了新的交往。
这年十月在国庆三十周年的旗号下，校学生会组织了大型的科学无禁区学术报告会，一个星期内宣读了二十多篇论文。市高教局，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出席开幕式讲了话，其他高校师生代表前来旁听。报告会上引人注目的有景晓东针对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歌颂论”批判，研究生周义澄的“试论学习苏联建设经验”（那时“苏联”问题还不可触碰），还有四五学会关于民意测验的报告。这三篇受到听众热烈鼓掌的论文报告，原计划在《大学生》第二期上发表，结果在送审时被拦下。余部长在办公室与我们谈话，说内部发表可以，刊登在《大学生》上不合适。我说《大学生》也是复旦的“内部刊物”，狡辩无效。结果是“歌颂轮批判”修改后过关，“学习苏联建设经验”及民意测验报告被“枪毙”。
真正闯下大祸的是民意测验报告。四五新闻学会徐邦泰等人受《大学生》委托，在图书馆阅览室和自修教室随机对全校五百多名学生进行了首次民意测验，采取匿名方式回答选择题。测题内容广泛，从评价三中全会到对食堂饭菜满意不满意，是否赞成取消政治指导员制度等等。民意测验从形式到内容一片新意，某些领导对西方社会学的调查方式上也可容忍，要命的是某些测验结果使他们大惊失色。比如在信仰部分，信仰宗教的固然是少数，信仰马列主义的也只有26%（我跟徐邦泰说这个百分比可能偏高）；在什么是当今最大的社会问题上有三个选择：“住房紧张”、“干部特权”和“环境污染”。51%选择“干部特权”。更有刺激性的是，在测验卷末端留有一栏空白供答卷者自由评论，竟然出现了“共产党的腐败将导致灭亡”这类“反动标语”。编委会信守诺言，对受测同学绝对保密，原始答卷在结果统计完毕后立即销毁；民意测验结果在本校学术报告会上宣读，在《大学生》杂志上公开发表。编辑部认为民意测验真实地反映了学生的政治倾向、关注所在及社会心理状态，将测验的详细统计结果及综合报告立即上报党委。市教委办、团中央和各家报社闻讯前来，党委告知民意测验统计资料和报告一律不得外传。
复旦大学民意测验事件通过各种渠道直达高层，中国大学生信仰马列主义的只有26%的结果引发地震。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亲自向复旦党委查问民意测验主持者的背景。据说香港美国媒体报道了相关消息。次年团中央派员来复旦，明言对民意测验表示肯定，索要了报告并在内部刊物《青年研究》上刊登。
《大学生》第二期在1979年年底挣扎着面世，我们继续拉着夏老这面大旗，刊登了他的七律：“七十方知六十非，书生意气不趋时。铸成僻性终难改，月下花明忆子规。”景晓东是《天安门诗抄》人物，后来“复旦诗社”的中坚，对夏老的诗作了解读：如杜鹃一般哀声坚持，保持书生本性不迎合潮流。
此时已近寒冬，尽管我们对《大学生》的未来心存疑虑，但是提供给读者的这一期依然厚重，内页增加到一百四十四页，定价提高到四角一本。理论文章有《资本论》扎记，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研究，制定新闻法创办“同人报”的呼吁，台湾文学介绍。电影文学剧本、小说诗歌散文依然百花齐放，杂文政论照例指点江山。
有三篇文章值得一提。一篇是我新闻系本科的同班老同学，此时的中文系研究生王锦园的杂文“对李剑能否不用老谱”，涉及那时文艺界一桩公案。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文艺界对几十年歌功颂德现象（“歌德”）提出批评，冲击个人迷信。青年作家李剑挺身反潮流，在《河北文艺》发文指责批判“歌德”论者是“缺德”，公然为四人帮文化专政张目，引起公愤。包括王若望在内的大批极左路线受害者群起攻之，对李剑展开文化围剿，惊动胡耀邦亲自参加李剑出席的座谈会。王锦园指出对李剑运动式的口诛笔伐沿用的还是大批判之“老谱”。他不赞成李剑，但主张不同意见辩论，把文艺批评的规范推进到保卫言论自由的境界。
另一篇是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俞吾金的短文“牡丹夜话”。说窗台上有两盆牡丹，一盆是来自山东菏泽的真花，一盆是塑料厂出品的假花。夜深人静牡丹姐妹发生争执。真花嘲笑假花没有香味，没有灵魂，没有性格；塑料花辩解说自己不要水分、不要肥料、不要空气，更加受人欢迎。争论不休之时，突然狂风大作，花盆刮倒在地，屋主闻声而出。一看真花满地落英，奄奄一息，塑料花毫发无伤，昂然挺立，情不自禁地说道“还是假的好”。
再一个是极短篇“生活中的沉思”：
钢笔——喝进去的，又吐出来。
电灯——那样明亮，可惜不是它的光。
眼镜——使人看清，又给你一个框框。
录音机——会场会说会跳，可惜缺个大脑。
照相机——忠实地奉献给胶卷的是颠倒的图像。
玉——永远跟王在一起。
法——水去掉了，剩下的是干枯。
公鶏——并不是啼得特别嘹亮，而是选择了万物沉默的时光。
作者是国际政治系研究生王沪宁。
我们在“告读者”中提请大家关注《文汇报》将公布的新一期出版日期，还刊登了“《大学生》第三期要目预告”，包括“王中新闻理论探讨”。我以为王中新闻理论在中国新闻史和高校文科理论史上都是一个旗帜性的贡献，是复旦大学屹立于中国大学之林的重要学术资产。
为了《大学生》获得出版登记号我们四处奔波，争取通过新华书店或者邮局渠道发行，都没有成功。杂志终于停刊，原因是“纸张紧张”。
1988年北京日报集团主管的一份杂志创刊，李鹏题词，名稱叫《大学生》。
202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