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维洛
【摘要】
建设三峡大坝工程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目的是防洪，防1860年、1870年和1935年这样的大洪水。在三峡大坝工程决策前后，政治家、行政官员和专家们大肆鼓吹防洪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如李鹏、邹家华、钱正英、陆佑楣和郑守仁等等。没有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的防洪组顾问陆佑楣指出，长江洪水有三种类型：上游、中下游和全流域洪水。对于上游洪水，三峡工程是雪上加霜；对于中下游洪水是无能为力；对于全流域洪水是作用有限。现在陆佑楣的意见却成为官方辩解的理由。实践证明，在2020年长江洪水过程中三峡大坝工程的防洪效益令人失望。如果建设一个工程都需要用建成投产后的实践来证明工程的可行性，那么人们将一次又一次为同样的错误支付学费而不会前进。
在2020年长江洪水过程中百姓提出的最多问题就是：有了三峡工程，为什么今年长江洪水灾害还这么严重？
一、毛泽东：在三峡卡住长江洪水，毕其功于一役
一说到三峡大坝工程，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孙中山1919年的《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然后就是1944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的计划，再接着就是毛泽东关于三峡大坝和南水北调工程的设想。虽然孙中山、萨凡奇和毛泽东都谈论在长江三峡建坝，但是三个人梦中这项工程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三个人做着三个完全不同的三峡梦。孙中山设想在三峡建低坝，改善航道，顺便发点电；萨凡奇建高坝用以发电，然后用电力生产化肥，解决粮食生产问题；毛泽东建高坝是想在三峡把长江洪水卡住，一劳永逸。
建三峡大坝水库工程，在在三峡卡住长江洪水，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的主意。顾迈男撰写的《毛泽东和林一山谈三峡水库》一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这个主意的产生过程，其中的一些信息对于许多不了解三峡工程决策过程的、或者是对于长江洪水不太了解的读者来说有所帮助，所以摘录几段在下。1953年2月19日长江流域办公室（现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在武汉登上“长江舰”，陪同毛泽东视察长江，一共三天三夜。
第一次对话是关于长江洪水的，摘录如下：
首先，毛主席向林一山了解长江洪水的成因，他问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是什么？暴雨区怎样分布？林一山打开随身带来的长江流域图，着重介绍了长江流域的两个暴雨区。一个是从南岭向北流水的地区，如赣江、湘江、资水、沅水，时间大概是4、5、6三个月。暴雨的发展，是从江西到湖南，由南到北，由东到西逐步发展；另一个暴雨区是四川盆地西部、北部、东部和三峡区间，也包括秦岭以南的汉水流域，时间是在7、8、9三个月。这两个暴雨区一般情况下，在降雨时间上是相互错开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长江不会发生大的洪水灾害。毛主席听了，频频点头。林一山又讲了引起长江洪水灾害的降雨情况。他说，如果这两个大暴雨区同时降雨，这些暴雨区的洪水汇合在一起，长江的河道不能安全下泄，就会发生水灾。这种全流域性降雨的天气，一般5—10年可能发生一次。另一种暴雨在较大的地区发生，即区域性暴雨，因暴雨强度太大，也会形成罕见的特大洪水。这种情况在长江有历史记载的1000多年间，就有3次（分别是1860年、1870年、1935年）。“长江流域暴雨最大的强度是多少？”毛主席又问。“根据历史记录，1935年7月间的一次暴雨的降雨中心在湖北五峰县，这次降雨总量达到1500毫米，比两湖地区通常年份一年的雨量还多。这次暴雨造成的灾害使汉江中下游一夜之间就淹死了8万余人，澧水下游死亡4万余人。川西的峨嵋山青衣江流域，因地形的关系，每年的降雨总量都可达到2000毫米以上，所以叫做‘川西天漏’。摘录完。
笔者以为以下信息比较重要：
第一：降雨在时间上的分布，由东到西逐步发展，先是长江中下游，时间大概是4、5、6三个月，然后是长江上游，时间大概是7、8、9三个月。由于降雨时间上是相互错开的。所以长江一般不会发生大的洪水灾害，这一点很重要。如果降雨偏离了上述一般的规律，如全流域同时降雨，或者降雨由西向东推进，和长江水流一致，会发生大的洪水灾害。这就是毛泽东和林一山对话后发生的1954年洪水。
第二：长江流域的几个暴雨中心，对话中提到有鄂西、湘西暴雨中心，川西暴雨中心，长江流域暴雨中心的范围大，暴雨强度也大。如1935年7月间的一次暴雨中心在湖北五峰县，降雨总量达到1500毫米，比两湖地区通常年份一年的雨量还多。又如川西的暴雨中心，每年的降雨总量都可达到2000毫米以上，称‘川西天漏’。今年长江4号和5号洪水都与川西的暴雨中心有关，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林一山所陈述的暴雨强度。
第三：林一山强调指出，长江有历史记载的1000多年间，有3次特大洪水，分别是1860年、1870年和1935年。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信息林一山没有说的，就是为什么长江有历史记载的2000多年间（不是1000多年间），而3次特大洪水都发生在最近的不到100年时间段内（距离1953年）？
下面一段谈话是关于防洪规划和三峡工程的，摘录如下：
林一山向毛主席简要地汇报了他们已经做的关于长江平原防洪工程的规划工作。当汇报到治理长江的第三阶段是修建山谷水库时，林一山展开了一张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图上的干支流上标着许多兴建中和规划中的大大小小的水库群。林一山说，我们计划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来拦蓄洪水，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同时开发水电，改善航道，发展灌溉，最大限度地进行综合利用。毛主席边听边凝视着中国的万里江山图，从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头，莽莽昆仑、金沙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直到上海长江口。然后在图上比划了一个大圆圈，说：“太好了，太好了！”接着，他将目光移向群峰竞立的三峡河谷，低头沉思片刻后，突然指着三峡以上地区，对林一山说：“修这样许多支流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大水库呢？”“从长江致灾洪水的来源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的防洪效益。”毛主席听了，指着三峡东口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摘录完。
从此，建设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目标就成为防洪，而且是防1860年、1870年和1935年那样的大洪水，工程措施就是在长江三峡这个总口子上卡住洪水，毕其功于一役。而且，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很大，修许多支流水库，全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的防洪效益。可见林一山认为三峡工程可以替代许多支流水库的许多支流水库，毛泽东也接受了这个观点。
林一山提到的三次大洪水中的1935年洪水灾害，暴雨造成了长江支流汉江溃堤，淹死8万余人；暴雨造成了另一条长江支流澧水溃堤，淹死6万余人。一共淹死14万余人。这都是发生在长江支流上洪水灾害。即使那时有了三峡大坝，卡住了长江洪水，它也无法阻止汉江和澧水洪水以及溃堤。但是毛主席听了林一山的汇报后，相信在三峡可以卡住长江洪水，毕其功于一役，这可是与大禹比肩的功劳。
二、毛泽东的诗句成为建设三峡工程的“科学”依据
1956年夏毛泽东在武汉长江中游泳后，诗兴大发，写下如下《水调歌头 游泳》一词。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几句诗词成为建设三峡大坝工程的“科学依据”，因而也铸成工程决策错误的根源。
1958年3月长江流域办公室上报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经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审查通过，4月5日经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成为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
《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这样写道：
（2）为什么必须以三峡为主体进行流域规划呢？
我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对未来三峡水利枢纽的歌颂：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是因为三峡枢纽在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等主意综合利用方面是指标优越和对全江有显著影响的工程。
摘录完。
《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用很大的篇幅论述“第一、三峡水利枢纽对长江洪水有特殊的控制作用”。《报告》重复了林一山与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只是更加详细一些。增加了三峡工程对长江洪水的特殊控制作用：
三峡水库的控制作用，不仅仅因为它有巨大的防洪库容，而且因为它对全江一切较大水库，可以发挥有效的调蓄和补偿作用。三峡水库仅以正常高水位200米单独运用的方案论，即可全部调蓄上游各支流洪水，使110000立方米每秒的特大洪峰削减到下泄流量不超过45000立方米每秒，即荆江河槽可以安全宣泄的水量；对下游汉、沅二水，可以充分发挥它的补偿调节作用，例如三峡枢纽可以根据汉江、沅水是否发生同川江洪峰相遇的洪水，决定增加和减少它的下泄量。
摘录完。
这里补充一点数据：
1870年宜昌站的最大洪峰流量是110000立方米每秒；
1860年宜昌站的最大洪峰流量是95000立方米每秒。
三、邹家华《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
1992年3月21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受国务院的委托，就《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作说明。台下是几千位在十多天后要对三峡工程做出决策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于三峡工程缺乏基本知识。所以邹家华的报告是全国人大代表的最重要信息来源。
邹家华在说明“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首先指出“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采取综合治理措施”，邹家华说：“……长江流域的水旱灾害分布很广，尤以中下游平原地区洪涝灾害最为严重。从清代以来，水灾更趋频繁。1860年、1870年两次特大洪水，中下游平原损失惨重。本世纪1931年、1935年两次大洪水，分别淹地5090万亩和2246万亩，直接淹死人口分别为145500人和142000人。1954年大洪水，虽然经过广大军民大力防守、抢救，采取分洪措施，仍淹地4755万亩，死亡33000人，京广铁路100天不能正常运行。历史上每次灾害，都给流域内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如何解决长江中下游特别是荆江河段的防洪问题，解除长江中下游两岸人民乃至国家、民族的心腹之患，一直受到中央的重视。”
邹家华再次强调“兴建三峡工程，是诸多综合治理措施中的一项关键性工程措施”，邹家华说：“建国40多年来，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在长江流域进行了大规模的防洪工程建设，加高加固干支流堤防3万公里，完成土石方40.5亿立方米，修建支流水库4万8千座，并安排了一批平原临时分蓄洪区，对保障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目前长江上游巨大的洪水来量与中下游河道过洪能力小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在荆江河段尤为严重。据历史记载和调查，自1153年以来，长江宜昌的洪水大于8万立方米每秒的有8次，其中1860年、1870年在荆江上段的枝城洪峰流量达11万立方米每秒。而现在荆江河段的过洪能力，包括南岸向洞庭湖分流，也只能安全通过约6万立方米每秒的洪水流量，相当于1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超过这个标准，就需要采取分洪措施。现在，分蓄洪区内人口稠密，每分蓄洪一次，损失巨大。而且，分洪后荆江河段也只能通过约8万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一旦出现类似1860年、1870年这样的大水，即使运用分洪区后，仍有约3万立方米每秒的超额洪水无法安全通过，将造成南北岸堤防漫溃的严重局面。荆江河段，北为江汉平原，南为洞庭湖区，汛期洪水位高于两岸地面6米以上，多的10余米。一旦南岸堤防溃决，洪水将直趋洞庭湖，沿线民垸荡然无存；北溃洪水将直泻而下，淹没整个江汉平原，并危及武汉市和京广铁路的安全。荆江两岸有人口1500万人，耕地2300万亩，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棉基地，还有一批重要的大中城市和工矿企业、交通设施、油田等。无论南溃、北溃或两岸俱溃，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均将遭受到巨大损失，严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大局。作为长江中游起分洪调蓄作用的洞庭湖，每年长江水带入泥沙近1亿吨，因此，泥沙淤积日趋严重，不断萎缩。建国前有湖面4350平方公里，而到1983年只剩下2691平方公里，面积减少38％，大大降低了洞庭湖对荆江河段的分洪能力，进一步加剧了河道过洪能力小与上游洪水来量大的矛盾，使荆江河段原已十分紧张的防洪形势更趋严峻。如不采取措施，洞庭湖将会逐渐消亡，长江中游洪水失去调蓄场所，对荆江防洪也是十分不利。三峡工程地理位置优越，能控制荆江河段洪水来量的95％以上，控制武汉以上洪水来量2／3左右，特别是能够有效地控制上游各支流水库以下至坝址约30万平方公里暴雨区所产生的洪水。这是其他防洪措施所难以替代的。三峡工程是提高荆江河段防洪标准，保障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关键性工程措施。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显著，可以将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由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配合分蓄洪工程，可以防止荆江河段发生毁灭性灾害；可以减少流入洞庭湖的水、沙，减轻洞庭湖的淤积和防洪负担，延长洞庭湖的寿命；可以较大幅度地减少中游的分蓄洪损失；可以减轻洪水对武汉地区的威胁，对下游地区也有一定防洪作用。为了保障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荆江河段南北两岸1500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使社会长治久安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及早兴建三峡工程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兴建三峡工程的主要出发点。”
邹家华的说明没有偏离1958年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同样重复1953年毛泽东与林一山谈话的内容，在三峡卡住长江洪水，毕其功于一役。
四、三峡工程决策前党媒所宣传的防洪效益
《人民日报》在三峡工程决策前、在1991年12月和1992年1月以头版通栏的位置连续发表政府官员和泰斗级专家的重磅文章，吹捧三峡工程，如：
1991年12月14日沈鸿：《对论证报告的意见》（沈鸿，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科学院院士）
1991年12月16日黄毅诚：《从发电效益看三峡工程》（黄毅诚，留苏归国，能源部部长）
1991年12月21日张光斗：《宜早日兴建》（张光斗，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1991年12月23日陶子良：《专家组构成分析》（陶子良）
1991年12月29日陶述曾：《解除心腹之患》（陶述曾，土木工程师，湖北省人大副主任）
1992年1月4日陈邦柱：《湖南人盼三峡工程》（陈邦柱，湖南省省长）
1992年1月11日郭树言：《兴建三峡工程是湖北人民的愿望》（郭树言，湖北省省长）
1992年1月15日严恺：《从生态与环境角度看三峡工程》（严恺，两院院士，水利工程专家）
1992年1月26日沈根才：《从“煤、电、运”看三峡工程》（沈根才，水利电力部办公厅主任，副总工程师）
1992年2月16日莫文祥等：《早开工》（莫文祥，航天工业部部长）
1992年2月20日刘国光：《兴建三峡工程是我国国力能够承受的》（刘国光，留苏归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其中湖南省省长陈邦柱的《湖南人盼三峡工程》和湖北省省长郭树言的《兴建三峡工程是湖北人民的愿望》都认为，三峡工程上马可以解决湖南、湖北的洪水心腹之患。
著名记者戴晴指出，《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花费如此大的气力来做舆论导向，在反右、大跃进中都很少见。
李鹏在《三峡日记》中记载：1992年2月20日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2月21日继续开会，先由杨振怀、李伯宁、钱正英分别就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提出的主要问题做了具体说明。钱正英讲洞庭湖逐年淤积，已不能起蓄水作用，只能用三峡水库来替代。
钱正英1992年2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用三峡水库来替代洞庭湖的报告至今没有公开发表。
2020年7月18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称，受“长江2020年第2号洪水”影响，三峡水库加大出库流量，对洞庭湖产生顶托作用，洞庭湖出湖控制站——城陵矶站水位出现复涨。很多民众对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提出质疑。长江水利委员会（原长江流域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陈桂亚回应说，三峡工程是长江防汛体系中的骨干工程，地位重要、效益巨大，但并不能“包打天下”。而1953年林一山对毛泽东不是这么说的，1992年钱正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不是这么说的。
五、三峡工程决策后政治家和专家所吹嘘的防洪效益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李鹏也写了一首“词”，是步毛泽东的《沁园春 雪》，后来改名为《大江曲》。《大江曲》后半段为：
却惜无情风雨，滔滔洪水，万姓悲愁。众志绘宏图，截断波涛，高峡平湖，驯服龙虬。巨轮飞转，威力无穷，功在当代利千秋。展宏图，恰逢新时代，万丈潮头。
李鹏认为老天爷的无情风雨，长江的滔滔洪水，让万姓悲愁无比。现在建设三峡大坝，截断洪水波涛，高峡出平湖，这个制造洪水灾害的龙魔终于被驯服了。水轮机飞转，黄金万两，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千秋。诗人正好赶上新时代，可以大展宏图。只是最后一句“万丈潮头”难以理解。都高峡平湖了，哪里来的万丈潮头？是滑坡、岩崩造成的涌浪？莫不是指三峡大坝泄洪所产生的巨浪？
1998年长江洪水刚过，9月24日至25日全国政协长江中上游生态环境调查组考察三峡坝区。陆佑楣对全国政协委员说：“今年的洪水在长江中下游肆虐两个月之久，给长江中下游人民带来巨大损失。如果三峡工程建成了，象今年这样大的洪水，以三峡水库220亿立方米的巨大库容存蓄洪水，长江中下游就毫无问题，最险要的荆江大堤抵御洪水的能力也可提升到百年一遇。”
前不久去世的、被称为‘三峡工程’之父的工程院院士郑守仁1998年9月22日《三峡工程日报》上写诗表示，《若得石壁立西江，岂容洪魔逞猖狂》。“若得石壁立西江”是来自毛泽东的“更立西江石壁”，1998年三峡大坝还在建造之中，所以是如果三峡大坝建成了，洪魔也就无法施展猖狂了。
在中共官媒宣传的引导下，中国老百姓对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寄予厚望。
六、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有限
在2020年度长江洪水过程中，老百姓问的最多问题莫过于“有了三峡工程，为什么今年长江洪水灾害还这么严重？”
答案很简单，三峡工程的所谓防洪效益是中共官方和官媒吹出来的，三峡工程的真正防洪效益有限。这是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担任防洪组顾问、最后没有签字的陆钦侃先生在三十多年前得出的结论，而且他把这个问题也论述得非常清楚。
陆钦侃1913年8月22日出生于苏州。陆家是苏州豪门，祖上有中国古代的名相、名将、名家和名商。“文死谏，将死战”的传统在陆钦侃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陆钦侃193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1944年美国垦务局萨凡奇工程师来华考察三峡地区，为三峡大坝工程做准备，资源委员会出面邀请接待，陆钦侃陪同萨凡奇考察。1945年美国垦务局邀请中国方面的技术人员到美国进修学习，并参加三峡大坝工程的规划，陆钦侃是其中之一。在美期间，陆钦侃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水利硕士，后回国。1949年后，陆钦侃一直从事水利水电规划工作，曾任水利电力部长远规划处处长，副总工程师。五十年代，国家制定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和规划建设三峡大坝工程，陆钦侃任水利部驻长江水利委员会特派员，专门负责长江洪水计算和防洪规划。1958年周恩来视察三峡大坝坝址和湖北、四川，陆钦侃陪同视察。陆钦侃是中国最熟悉长江的人，最熟悉长江洪水的人，是最忠诚的长江卫士。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展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陆钦侃出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防洪组顾问，当时他是全国政协委员。
怎样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早在1956年陆钦侃就系统地分析了洪水问题之所在，提出解决洪水问题的措施。他指出：长江的洪水问题，主要是洪水历时长及水量庞大。加高加固堤防，增加下泄流量往往比用水库蓄洪来得经济，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长江宜昌站自1890年至1955年共有66年水文资料，最大流量每秒70600立方米，最小流量每秒2770立方米，相差25倍，与黄河的100余倍比较起来是变化较小的。汉口1954年实测最大洪水流量每秒76100立方米，理想最大流量（系假定不溃堤可能达到的最大流量）每秒93500立方米。推算的千年一遇洪峰流量为每秒96600立方米。汉口河道的泄洪能力如下：水位29.73米（1954年最高水位），流量每秒73500立方米；水位29.00米，流量每秒67600立方米；水位28.28米（1931年最高水位），流量每秒61800立方米。
1954年洪水后，汉口附近的堤防已加高至高出1954年最高水位以上1米，1956年的防汛保证水位即为29.73米。由此可见汉口的过水能力约差每秒20000立方米。相应于理想最大的流量每秒93500立方米的最高水位31.88米，就是说堤防高度尚差2米余。这个情况也不如黄河那样严重，黄河陕县的千年一遇的最大流量达到每秒30000立方米，经过河槽储蓄流到下游也有每秒20000余立方米，而堤防最狭处只能通过每秒6000到8000立方米，相差悬殊，难以解决。
长江的洪水问题，主要是洪水历时长及水量庞大。以最大的1954年为例，宜昌在120天中共有洪水流量3960亿立方米；加上洞庭湖水系的湘、资、沅、澧四水后，至城陵矶5590亿立方米；加上汉水至汉口达6000亿立方米，非常可观。根据汉口的水位流量关系，在高水位时想差1米，下泄流量相差每秒8000立方米，一个月合计210亿立方米。两个月合计420亿立方米。由于长江洪水的历时较长，增加下泄流量往往比用水库蓄洪来得经济。”（陆钦侃：长江规划――怎样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水力发电，长江规划专号，1956年9月）。
陆钦侃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确指出，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有限。1989年初，记者陈可雄采访了陆钦侃，下面是采访中的一段：
问：在去年第8次三峡工程论证会上，您为什么拒绝在论证报告书上签名?毕竟400名专家绝大多数都签了名啊！
答：当时分14个专题论证，我参加的是防洪专题组。我没有签字，因为据我研究三峡工程建起来后防洪效益有限。
问：不会吧，就一般人的想法，防洪效益正是三峡工程上马的关键和价值所在。答：是的，从五、六十年代起，主张三峡工程上马的理由，始终是“防洪第一”。但最近已从这一提法上退下来了，改誓“防洪、发电、航运并重，综合利用”，防洪“第一”不起来了，因为三峡工程实际上解决不了多大问题。问：但报告书上明明写着，“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能有效控制中下游洪水的主要来源”，“只有兴建三峡工程才能有效地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啊!
答：我们可以就建国后实际发生的长江洪水的三种类型作些分析：第一种是1954年全流域性的大洪水；第二种是1981年上游很大而中下游不大的洪水；第三种是上游不大而中下游较大的洪水。
1954年的洪水，是近百年实测水文记录中最大的，主讯期七、八两个月长江干支流洪水总量为4587亿立方米，超过堤防泄量的超额洪水量为1032亿立方米，当时实际受灾人口1888万人，受灾农田4755万亩，损失是很严重的。但经过30多年来长江堤防多次的加固加高和按1980年确定的长江中下游平原防洪规划方案实现后，长江泄量扩大，再遇1954年那样的洪水时，超额洪水量可减至一半。兴建三峡工程，仅能控制上游川江的洪水，对中下游的湘资沅澧和汉江赣江等众多支流不能控制。按“防洪”报告上所说的，它对1954年大洪水500亿立米所需分蓄洪量，仅能替代城陵矶以上的一部分，长江中下游仍需分蓄洪300～400亿立方米；仅能减少分蓄洪区淹没的农田177～327万亩，中下游还要受淹670～820万亩。而且对“头上顶着一盆水”的武汉市，既不能降低洪水位，也不能减少其附近的蓄洪量，对下游江西、安徽更是无能为力了。
再说第二种1981年长江上游发生的严重水灾，在重庆寸滩实测洪峰流量达85700立方米／秒，至宜昌因江槽储蓄而降为70800立方米／秒，中下游没有洪灾，因此对这种类型洪水没有必要兴建三峡工程拦洪。相反，工程建起后蓄洪拦沙，回水曲线将壅高重庆本已很高的洪水位，会加剧四川的洪灾。
第三种仅中下游发生的洪水我看不言自明，无须细说了。
所以，从总体上说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是有限的。
问：但“长办”，和论证报告中说，如果历史上的“1870年洪水重现，荆江南北两岸堤防都将溃口”。并假设“以荆江北岸(中段)盐卡溃口为例分析”，“将死亡50万人”，作为三峡工程非建不可的理由。对此，您以为如何呢?
答：据许多洪痕石刻调查到的最高洪水位，1870年是长江上游发生的比1981年更大的洪水，但又据当时汉口已有的海关水尺实测记录，该年最高洪水位为27．36～27．55米，比1954年低2米多，在120年间也仅排第6位，可见该年中下游的洪水并不大。另据调查当时情况，洪水首先向南冲开松滋口，大量泄入洞庭湖，当时很薄弱的荆口大堤在监利以上并未溃决。现在松滋口已有现成分洪道，荆江大堤已大大加固加高，一百多年前的1870年洪水尚未冲垮它，在条件已大大改善的今天怎么会突然溃堤，造成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死亡呢?而且，根据频率曲线，1870年洪水为2500年一遇。
以此来确证三峡工程应上马，我看理由太不充足。”
陈可雄对陆钦侃的采访刊登在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一书中。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长江长江》一书被认定是为“为反革命暴乱制造舆论准备”，书籍被下架、被焚烧，陆钦侃先生也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他对三峡工程的意见。
七、朱镕基接受陆钦侃的意见，加高加固长江干流堤防
1998年长江洪水之后，朱镕基接纳了陆钦侃先生的建议，从国债中拿出大量资金，投入加高加固长江堤防，部分堤防段采用了黄万里先生的意见，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椿，背水面宜砌石。
2016年3月24日《长江商报》记者刘亚丹发表《荆州堤防加固土方可绕地球4圈 防洪能力升至百年一遇》的报道，内容是关于1998年长江大水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加大了对荆州堤防加固工程的投入。记者采访了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宣传科长蒋彩虹。记者了解到，至2008年，长江抗击1998年洪水胜利十周年纪念之时，荆州前后已对荆江大堤、荆南长江大堤、洪湖监利长江大堤、南线大堤、松滋江堤和荆南四河堤防等六大堤防展开了大规模的建设。国家对荆州堤防加固工程累计投资达51.81亿元，累计完成土方1.8亿立方米，新建和改建涵闸58座，堤身护坡180公里，修筑堤顶混凝土路面601公里，堤防普遍加高了1.5至2米，加宽了3至5米。蒋彩虹骄傲地说：“仅仅是土方一项，就相当于前50年的3倍，若筑成1米见方的土墙，可绕地球4圈。”“荆江防洪能力由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
2016年5月23日中国气象报刊登记者刘庆忠的报道《重访98抗洪一线：未曾忘却的45.22米》，其中有相同的内容。刘庆忠采访了湖北省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防汛科科长张根喜，张根喜说：“98年洪水之后，国家加大力度对长江干堤及姊妹堤进行加固，加固的土方工程量，如果折算成一米宽一米高的土墙，可围绕地球赤道四圈半。截至目前，荆州堤防建设投入资金近百亿元，长江干流堤防普遍加高1-2米，普遍加宽3-5米，荆江大堤筑防渗墙57公里，荆南四河防渗墙136公里，总之，凡沙基堤段都构筑了防渗墙，其堤防能力由过去的20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
1998年洪水后，长江干流堤防普遍加高1-2米，普遍加宽3-5米，现在荆江堤防的防洪能力为百年一遇。
同样武汉长江干流堤防加高2米，并增加了可移动的金属防洪墙。
2020年长江洪水过程中，7月12日23时武汉最高水位达到28.77米，而长江干流武汉处堤防已经高达32.00米。
八、在2020年长江洪水过程中三峡大坝工程的防洪效益令人失望
到2020年8月下旬，长江一共经历了五次洪水过程。
按照《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如果长江上游的流量达到50000立方米每秒，就达到洪水编号标准。500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相当于常年的洪水流量，或称一年一遇的洪水流量。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现将宜昌站洪水流量摘录在下：
五年一遇洪水流量为60300立方米每秒；
十年一遇洪水流量为66600立方米每秒；
二十年一遇洪水流量为72300立方米每秒；
五十年一遇洪水流量为79000立方米每秒；
一百年一遇洪水流量为83700立方米每秒；
五百年一遇洪水流量为94600立方米每秒；
一千年一遇洪水流量为98800立方米每秒。
1954年实测的最大洪峰流量为66800立方米每秒；
1998年实测的最大洪峰流量为64600立方米每秒。
2020年长江1号洪水的三峡水库最大入库流量为53000立方米每秒；
2020年长江2号洪水的三峡水库最大入库流量为61000立方米每秒；
2020年长江3号洪水的三峡水库最大入库流量为60000立方米每秒；
2020年长江4号洪水的三峡水库最大入库流量为62000立方米每秒；
2020年长江5号洪水的三峡水库最大入库量为75000立方米每秒。
除了长江5号洪水的三峡水库最大入库量为75000立方米每秒，接近宜昌站五十年一遇洪水流量79000立方米每秒的标准，1号至4号洪水的三峡水库最大入库量均没有达到宜昌站十年一遇洪水流量66600立方米每秒的标准。
1号至3号洪水，经过三峡水库和其他100多座水库的联合调度，未能阻止长江水倒灌鄱阳湖，导致鄱阳湖区多站水位出现超历史最高值，使得鄱阳湖区受灾特别严重。起先是为了防洪利用沙袋抵挡不断上升的洪水；接着又改为扒开湖堤，降低洪水水位。许多居民清晨醒来才发现自己的房屋被淹。与鄱阳湖区命运一样的是安徽巢湖地区，名义上是舍小家为大家，实质上是草菅人命。今年南京的水位也突破超历史最高值，象南京这样位于长江边的特大城市遭受如此严重的洪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多年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必须指出的是，与1998年长江洪水相比，关于2020年洪水、具体到长江洪水，没有完整、准确、透明的信息，而且没有足够的救灾措施和救灾款项。
据说造成2020年长江5号洪水的原因是长江上游来水的增长，8月20日凌晨4时重庆寸滩出现最大洪峰流量74600立方米每秒，20日上午8时15分寸滩水位达到191.62米，超保证水位8.12米（寸滩警戒水位为180.5米，保证水位为183.50米），是1939年建站以来最高洪水位，也超过1981年的最高水位0.21米。而之前几天重庆并没有降雨。5号洪水淹没了重庆部分城区，经济损失严重，而这部分城区都是在三峡工程决策之后新建的。按照李鹏的理论三峡水库蓄水位180米，重庆水位也是180米（参加李鹏三峡日记第49页），洪水淹没重庆部分城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
1981年7月9日至14日重庆发生严重洪灾，寸滩站洪峰流量高达85700立方米每秒，最高水位191.41米，当时重庆连续6天降大雨。
1981年寸滩站洪峰流量高达85700立方米每秒，比2020年长江5号洪水的74600立方米每秒高出11100立方米每秒，而洪水位却低0.21米，这是为什么？
1981年寸滩站洪峰流量85700立方米每秒，到达宜昌时洪峰流量减至70800立方米每秒，这是因为三峡河段有超过100亿立方米的自然蓄洪能力，也就是陆钦侃先生说的“江槽储蓄”。三峡工程建成之后，这100多亿立方米的自然蓄洪能力成为了三峡水库的库容，大部分成为死库容。
正如陆钦侃先生所指出的，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有限；而中国的政治家、行政官员和专家们在决策前后大肆吹嘘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让人们对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给予无限的希望。而三峡工程在2020年长江洪水过程中的表现让人十分失望。痛定思痛，人们必须认真地反思这七十多年来治水政策，认真地反思“有了三峡工程，为什么今年长江洪水灾害还这么严重”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