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独坐在书桌前，零星的鞭炮声还在耳边炸响，空气里裹着浓浓的年味儿，我却被一股莫名的冲动攫住，像被谁点了一把火，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我要开个微信公众号，把那些在心底翻腾的所思所想一股脑儿倒出来，写下我的观察、困惑，甚至愤怒，试着在这喧嚣的世界里争得一点话语权。我满怀期待地注册了账号，起了个名字，埋头码字。我尽量回避乞丐式的打赏功能设置而选择付费阅读，因为此刻觉得自己像个路边摆摊的小贩，摊子上摆满了精心打磨的货品，等着有人来瞧上一眼。可现实却像一记重拳，砸得我晕头转向。我自以为有点深度的文章，点击量可怜得像个笑话，评论区空得让人心寒；那些稍带批判性的稿子，甚至连审核的关卡都过不了，也有偶然通过的时候，但很快被毙掉，平台言之凿凿地称是被读者举报和要求。
直到近日，一个朋友发来消息：“你那公众号收费观看，效益咋样？”我苦笑，回他：“哈，没人看。收费只是想筛出真正的读者。”他回了句让我心里一酸的话：“现在的东西不煽风点火的，真没人看。信息时代，东西太多，都奔着功利去了。”这话像刀子，扎得我生疼。我想起《愤怒的葡萄》里牧师凯西那句模糊的感慨，大意是“人们不再需要上帝了”。原话记不清了，但那种失落感却像潮水涌来。如今短视频席卷一切，人们似乎也不需要作家了。那些需要耐心咀嚼的文字，那些试图挖掘真相的表达，像是被时代抛弃的古董。更让我心寒的是，我花几年心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讲的是都市里的地下势力和官商勾结，上传到小说网站后，毫无悬念地被审核刷下来，屏幕上“未通过”三个字刺眼得像在嘲笑我的痴心。
可还有一件事，比审核的红线更让我心冷。不是平台，是读者，那些我以为会与我共鸣的观众。他们不仅对我的文字视而不见，甚至在面对稍有批判性的内容时，像是被触碰了逆鳞，要么自觉回避，要么跳出来攻击。我曾在公众号写过一篇关于教育资源不公的文章，措辞小心，数据扎实，以为能引发讨论。结果呢？有读者留言骂我“贩卖焦虑”，还有人说“别老盯着阴暗面，多写点正能量”。
我试着在小说里刻画一个被权力腐蚀的官员，上传片段到论坛，想听反馈，结果被喷得体无完肤，有人说“这种故事太假”，有人劝我“别写这些，容易被封”。我愣住了。这些读者，平时也会抱怨社会不公，可一旦我把这些问题赤裸裸地撕开，他们却像被踩了尾巴，急着撇清关系，甚至站在平台的立场上指责我。这让我想起福柯那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人死了。”他说的不是肉体的消亡，而是主体性的丧失——当人们被规训到与权力保持一致，自觉维护那个压迫自己的系统，人的自由意志、批判精神，就真的死了。
福柯的“人死了”指向一种深刻的现代性危机。他在《词与物》中提出，近代以来，人的主体性并非天然存在，而是被知识、权力和话语体系建构出来的。到了现代社会，权力不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通过学校、媒体、法律等机构，渗透进人的思想，把规训内化成一种自觉的行为。人们不再需要外界的鞭子，自己就会调整姿态，迎合主流，回避异端。我的读者就是这样，他们不是故意与审查机关站在一起，而是被教育、媒体、环境潜移默化地驯化，习惯了“安全”的内容，习惯了回避尖锐。福柯的洞见在于，这种规训不是单向的压迫，而是双向的共谋——权力塑造了主体，主体也主动维护权力。
当读者面对批判性文字时，他们的不安、回避甚至攻击，正是这种共谋的体现。他们害怕任何批评性的文字触碰了那条无形的红线，害怕自己的舒适区被打破。这种自我审查的心理，远比平台的审核更可怕，因为它意味着批判精神的彻底萎缩，意味着人的主体性被规训成了空壳。福柯说“人死了”，不是说人不存在了，而是说，那个能思考、能反抗、能创造的“人”，已经被规训的机器碾碎，变成了顺从的螺丝钉。这让我不禁反思，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努力，究竟有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从五四运动到白话文革命，知识分子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试图唤醒国民的理性与自由意识。白话文革命尤其被视为一场思想的解放，它打破了文言文的桎梏，让普通人也能通过文字表达自我、参与公共讨论。胡适、鲁迅、陈独秀们相信，语言的通俗化会让思想的火种传遍每个角落，点燃一个觉醒的民族。可百年后回看，白话文革去了什么？它革去了文言文的门槛，却没能革去思想的枷锁。
白话文让表达更普及，但也让内容更碎片、更浅薄。在短视频和算法的裹挟下，白话文的“通俗”被异化为娱乐的狂欢，严肃的思考被淹没在流量与热点的洪流里。更讽刺的是，启蒙的理想并未真正深入人心。鲁迅笔下的“看客”依然存在，只不过从街头巷尾搬到了网络论坛。面对批判性的内容，读者不是反思，而是攻击；不是对话，而是沉默。这种被规训的顺从，不正是启蒙失败的证明吗？知识分子想唤醒的“人”，似乎从未真正站立起来，反而在现代社会的规训机器中，渐渐“死了”。我开始明白，言论自由的困境，不只是算法和审核的牢笼，还有这群被规训的读者。他们被教育、媒体、环境塑造成这样，习惯了自我审查，习惯了为权力辩护。算法是冷酷的商人，只推能抓眼球、赚流量的内容。如果文章太安静，太需要耐心，自然被埋没在短视频和热搜的洪流里。
朋友说得对，信息时代，注意力是稀缺品，读者被训练得只追逐即时快感，谁还有心思读一篇需要咀嚼的文字？而审核的红线，则是权力的铁腕。平台要生存，就得听话，得在政策的边界里小心翼翼。当小说作品触及了官商勾结的暗面，试图揭开都市光鲜下的污垢，就会连上架的机会都没有。资本和权力一拍即合，算法推流量，审核保稳定，构筑了一个看似开放、实则窒息的数字牢笼。而读者，那些我以为会与我并肩的读者，却在无意中成了帮凶，帮着权力一起，把我的声音摁进沉默的深渊。
这种无力感让我想起凯西在《愤怒的葡萄》里的挣扎。他看着人们在苦难中奔波，信仰崩塌，却依然选择行动，试图点燃希望。我呢？我还能做什么？有时候我会想，干脆放弃吧，写点爽文，拍几条抖音，蹭蹭热点，赚点流量钱。可一想到这个，我又有种被阉割的痛楚。我写作，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是因为那些想法在我心里烧得我睡不着。我想写普通人的挣扎，写底层的呐喊，写被光鲜掩盖的真相，哪怕只有一个人看到，哪怕只是我自己的自言自语。
回头看这大半年的折腾，我不后悔。那些乏人问津的文章，那些被平台删除的稿子，都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叩问。言论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它是一场博弈，是无数人用笔、用心、用坚持换来的希望。我的公众号还是那个冷清的摊位，但只要我在写，就还有可能。就像姜子牙垂钓渭水，愿者上钩也好，无人上钩也罢，我守着我的笔，守着我的信念。或许有一天，有人会停下脚步，翻开我的文字，看到那个隐匿在字里行间的真实世界。忽然想起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话语，“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不为今人赏识，但求后人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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