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本主义系列之文化决定论
作者：余东海（广西）
现中国有三大敌，政治大敌是马帮，制度大敌是马制，文化大敌是马学。马学又是最根本的敌人，是政治变革、儒家复兴、中华重建最大的拦路虎。—-题记
一、文明的背后是文化
文明这个概念有二义。其一，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并具有较高文化道德的状态，与野蛮相对；其二，是指一种政治、社会模式和体系。
亨廷顿将之划分为七种或八种模式，分别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这个文明体的划类法很混乱。日本文明是儒家文明的外围。西方文明，现代是自由主义文明，古代是耶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是基督教文明的分支。西方历史上的基督教文明体，已被人本文明所取代。
东海将现代主要文明共同体分为四个：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北狄文明（马列文明）、伊教文明。也可以称为仁本文明、人本文明、物本文明、神本文明。论品质，仁本文明最高，人本文明次之，其它又次之。神本文明有良性恶性之别，耶教良性，伊教恶性。恶性神本文明与物本文明都很野蛮。谁更野蛮，倒不易分。
亨廷顿关于儒家文明会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对抗西方文明的预测，是完全昧于儒家文明的谬论。他是错认马家为儒家了。马克思和伊斯兰有可能联合，不过它们的联合也只能是暂时性的苟合。马家物本主义与儒家仁本主义背道而驰，与伊教神本主义同样格格不入。
文明模式的背后都有相应的文化体系，即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即文明的根基是文化。这是仁本主义历史观的一大要义。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和文明模式。故文明共同体的核心是文化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要旨，是三观大致相同或相通，有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即“行同伦”。
没有相同的文化体系，没有相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就没有文明共同体可言，纵靠诈力强行合体，必持而不坚、坚而不久。如果文化不良，三观不正，所建立的共同体，文明程度就不高。纵然勉强延续，也是问题多多黑暗重重，轻黑暗如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一片灰暗；重黑暗如伊斯兰“文明”，极端野蛮。
文化的支柱是三观。作为文化共同体，还必须具有相当正确性、正义性和普适性的三观。这是一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长治久安、长命永续的基本保障。
不同的文化政治立场有不同的文明标准。中华的标准是仁本主义标准，与人本主义标准同中有异，与神本主义、物本主义标准格格不入。
二、文明和文化常脱节
虽然文明模式的背后都有相应的文化体系，但是，文明竞争落败是否因为文化不行，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任何文化理论与文明实践都很难一致，儒家也不例外。儒家王朝，自尧舜禹之后，理论和实践的差距逐渐拉大，政治品质逐渐降低，汉唐宋低于夏商周，元明清又低于汉唐宋，清朝是历代儒家王朝中品质最低者。
清朝虽然以儒立国，但满族主义、君本主义倾向非常严重，偏离儒家政治原则非常严重。同时，儒家王朝的晚期，理论和实践的差距都很大，清朝末期也一样，
慈禧牝鸡司晨和杀害改良六君子，更是彻底自绝于儒。清朝的衰败和灭亡，恰恰是背离儒家所致。对此，我有《儒家不需要为清朝背黑锅》一文详论。
历史上的今日，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被杀害。这是清朝彻底自绝于儒家、自绝于道统的一天，也就是自绝天命的一天。此后，清朝彻底丧失了代表中国的资格，彻底沦为以儒为敌、以民为敌、以天下为敌的满族小朝廷，人人得而唾弃之，天下可以共诛之！
可见，清朝败亡只能说明其统治者不行，不能用来证明儒家文化不行。百年来国人普遍将清朝败亡的原因归结于儒家文化，就是一大误会。
不同的文化，还会会培养不同的圣贤英雄，会从根本上影响民德民智和社会共业，从而决定着历史的发展。故仁本主义之文化决定论，包括文化决定思想和道德，文化决定政治和制度，文化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
三、文化决定历史方向
日前在“东海客厅”发了一个思考题：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决定着历史发展方向？
答案有以下几种：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即社会生产方式；二、人民群众；三、上帝；四、英雄；五、圣贤；六、政治制度；七、社会共业；八、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你赞同哪一种答案，或者你的答案是什么？
除了第三，其它答案各得一端，都不全面。第七社会共业，全面但没有着立点，让人无所措手足。佛教称一切行为、言语、思想为业，包括善恶两面。社会共业，指全社会、整体性的德智，相当于天下官德民智、官心民意的统一。这确实可以决定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停留于此没有意义。
唯有文化才能对社会共业产生决定性影响，唯有弘扬中道，建设王道，才能从根本上改良社会共业，提升社会善业。故最为正确、中肯的答案是第八个。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即主体文化，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和方向，意味着不同的文明模式和形态，文明形态植根于并取决于文化形态。
我在《中华历史精神》一书中提出圣经创史、圣雄造史、儒家写史等观点，都可以顺理成章地归结为文化决定论。崇儒弘道的特别重要，意义特别重大，原因在此。人要弘道，必须借助儒家文化。
唯有儒家文化，才是立足人道而上达天道的中道，才能造就中道圣贤，培养多多的正人君子和豪杰，才能建设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才能全方位地提升民德民智，多层次地改善社会共业，将人类历史推上仁本主义的道路和天下大同的方向。
个体要成德成圣，抵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境；政治要建设王道，并追求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都必须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抓住儒家中道不放松。如此，才能让文明的发展、历史的发展不至于背离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崇儒辟邪，相辅相成。儒学在上，一切好说，民德坏了，可以教化；官德坏了，可以教导；制度坏了，可以改良；君主坏了，可以撤换或革命。邪说在上，一切不可收拾，纵有圣贤君子，只能徒叹奈何。
韩愈称赞孟子辟杨墨，“功不在禹下”，孟子也以大禹治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和孔子作春秋比喻自己，就是因为深深地认识到辟邪的重要性。对于邪说，略成气候就要及时批判破斥。一旦等它成为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就难免延续一定时间，付出沉重代价，马学之鉴就在眼前。
四、驱除马列救中国
中国为什么落后？这是一个流行已久的命题，就我的阅读范围，还无缘见到全面而中肯的回答。我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错误主要有四：一是马列主义，即马学，二是民族主义，三是反儒主义，四是民粹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都可以纳入民粹主义范畴。
民国和共和国的道德、政治、制度、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于意识形态问题。
民族主义问题可以上溯到清朝，清朝就有严重的满族主义倾向，也就是说，现中国落后的根子，清朝就已扎下。所谓的革命党以汉族主义对治满族主义，以错纠错，错上加错，同时三民主义又具有严重的民粹主义色彩。（广义而言，民族主义、反儒主义也可以纳入民粹主义范畴。）所以民国从另一个方向继续落后。
马学集极权主义民粹主义之大成，导致中国全方位、加速度地落后。
现中国有三大敌。政治大敌是恶性既得利益集团，上上下下盘根错节的贪官恶吏。制度大敌是党主制和公有制。文化大敌是马学毛思，现流行的拜权主义、拜金主义，反孔反儒反自由的价值观无不根源于此。三大敌中最大敌是马学，这是政治变革、儒家复兴、中华重建最大的拦路虎。
马学之毒不一而足，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剧毒。某些人戒了阶级斗争计划经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毒，就自以为戒毒了，殊不知还有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核毒在。认为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正确，就是深度中毒者。
或谓贪官恶吏为“害群之马”，认为整个马群是好的；或谓马经是好经正经，只是被歪嘴和尚念坏念歪了，列斯毛波们无非歪嘴和尚。这意味着说它们都是“害马之群”。东海认为，应该是“马害之群”。所有马党马国马家官民都是受害者，都被马经所害，马经不愧为古今中西第一邪经也。
王阳明说：“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东海曰，天下之大乱，由邪说胜而真理衰也。马学堪称有史以来邪说之最。只要马学在宪，执政党永远是马帮，共和国永远是马邦，政治无道，社会缺德，人民没有人权自由。这种野蛮之帮和奴隶之邦，无论怎么折腾，官德民智永远提升不起来，经济科技军事也永远发达不起来。别说赶英超美了，追随美国、亦步亦趋也不可能。
马学在上，无论左中右都是马路，人民必然苦难深重，国家必然内忧外患。马路上建设起来的只能是、必然是噩运共同体。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统治大陆期间，只要未能将马学批倒批臭，无论有多少、多大的功勋，都是功不抵过。何况纵容马学泛滥，放纵马党猖獗，政治罪过太大了。正如吾诗所说：当年恨蒋今尤恨，剿匪无能纵匪多！
真正读通了儒家经典，必会尊儒，绝不会反儒；真正读通了马列著作，必会反马，绝不会信马。里根总统说过：“谁是共产主义者，你如何判断？那是研读马克思和列宁作品的人。谁是反共产主义者，你如何判断？那是读懂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人。”读懂了马列依旧尊马，必是真诚的马列派，四端泯灭、善根断绝者。
根据文化决定论，马学不去，人民无救，文明无望，国难未已。只有将马学批倒批臭，驱离宪位，才能从根本改革马政马制马法马官群体，才能在新的历史平台上重建中华文明的辉煌。
2020-10-13
定稿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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