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本主义系列之文化决定论

作者:余东海(广西)

现中国有三大敌,政治大敌是马帮,制度大敌是马制,文化大敌是马学。马学又是最根本的敌人,是政治变革、儒家复兴、中华重建最大的拦路虎。—-题记

一、文明的背后是文化

文明这个概念有二义。其一,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并具有较高文化道德的状态,与野蛮相对;其二,是指一种政治、社会模式和体系。

亨廷顿将之划分为七种或八种模式,分别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这个文明体的划类法很混乱。日本文明是儒家文明的外围。西方文明,现代是自由主义文明,古代是耶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是基督教文明的分支。西方历史上的基督教文明体,已被人本文明所取代。

东海将现代主要文明共同体分为四个: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北狄文明(马列文明)、伊教文明。也可以称为仁本文明、人本文明、物本文明、神本文明。论品质,仁本文明最高,人本文明次之,其它又次之。神本文明有良性恶性之别,耶教良性,伊教恶性。恶性神本文明与物本文明都很野蛮。谁更野蛮,倒不易分。

亨廷顿关于儒家文明会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对抗西方文明的预测,是完全昧于儒家文明的谬论。他是错认马家为儒家了。马克思和伊斯兰有可能联合,不过它们的联合也只能是暂时性的苟合。马家物本主义与儒家仁本主义背道而驰,与伊教神本主义同样格格不入。

文明模式的背后都有相应的文化体系,即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即文明的根基是文化。这是仁本主义历史观的一大要义。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和文明模式。故文明共同体的核心是文化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要旨,是三观大致相同或相通,有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即“行同伦”。

没有相同的文化体系,没有相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就没有文明共同体可言,纵靠诈力强行合体,必持而不坚、坚而不久。如果文化不良,三观不正,所建立的共同体,文明程度就不高。纵然勉强延续,也是问题多多黑暗重重,轻黑暗如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一片灰暗;重黑暗如伊斯兰“文明”,极端野蛮。

文化的支柱是三观。作为文化共同体,还必须具有相当正确性、正义性和普适性的三观。这是一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长治久安、长命永续的基本保障。

不同的文化政治立场有不同的文明标准。中华的标准是仁本主义标准,与人本主义标准同中有异,与神本主义、物本主义标准格格不入。

二、文明和文化常脱节

虽然文明模式的背后都有相应的文化体系,但是,文明竞争落败是否因为文化不行,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任何文化理论与文明实践都很难一致,儒家也不例外。儒家王朝,自尧舜禹之后,理论和实践的差距逐渐拉大,政治品质逐渐降低,汉唐宋低于夏商周,元明清又低于汉唐宋,清朝是历代儒家王朝中品质最低者。

清朝虽然以儒立国,但满族主义、君本主义倾向非常严重,偏离儒家政治原则非常严重。同时,儒家王朝的晚期,理论和实践的差距都很大,清朝末期也一样,

慈禧牝鸡司晨和杀害改良六君子,更是彻底自绝于儒。清朝的衰败和灭亡,恰恰是背离儒家所致。对此,我有《儒家不需要为清朝背黑锅》一文详论。

历史上的今日,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被杀害。这是清朝彻底自绝于儒家、自绝于道统的一天,也就是自绝天命的一天。此后,清朝彻底丧失了代表中国的资格,彻底沦为以儒为敌、以民为敌、以天下为敌的满族小朝廷,人人得而唾弃之,天下可以共诛之!

可见,清朝败亡只能说明其统治者不行,不能用来证明儒家文化不行。百年来国人普遍将清朝败亡的原因归结于儒家文化,就是一大误会。

不同的文化,还会会培养不同的圣贤英雄,会从根本上影响民德民智和社会共业,从而决定着历史的发展。故仁本主义之文化决定论,包括文化决定思想和道德,文化决定政治和制度,文化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

三、文化决定历史方向

日前在“东海客厅”发了一个思考题: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决定着历史发展方向?

答案有以下几种: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即社会生产方式;二、人民群众;三、上帝;四、英雄;五、圣贤;六、政治制度;七、社会共业;八、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你赞同哪一种答案,或者你的答案是什么?

除了第三,其它答案各得一端,都不全面。第七社会共业,全面但没有着立点,让人无所措手足。佛教称一切行为、言语、思想为业,包括善恶两面。社会共业,指全社会、整体性的德智,相当于天下官德民智、官心民意的统一。这确实可以决定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停留于此没有意义。

唯有文化才能对社会共业产生决定性影响,唯有弘扬中道,建设王道,才能从根本上改良社会共业,提升社会善业。故最为正确、中肯的答案是第八个。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即主体文化,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和方向,意味着不同的文明模式和形态,文明形态植根于并取决于文化形态。

我在《中华历史精神》一书中提出圣经创史、圣雄造史、儒家写史等观点,都可以顺理成章地归结为文化决定论。崇儒弘道的特别重要,意义特别重大,原因在此。人要弘道,必须借助儒家文化。

唯有儒家文化,才是立足人道而上达天道的中道,才能造就中道圣贤,培养多多的正人君子和豪杰,才能建设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才能全方位地提升民德民智,多层次地改善社会共业,将人类历史推上仁本主义的道路和天下大同的方向。

个体要成德成圣,抵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境;政治要建设王道,并追求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都必须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抓住儒家中道不放松。如此,才能让文明的发展、历史的发展不至于背离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崇儒辟邪,相辅相成。儒学在上,一切好说,民德坏了,可以教化;官德坏了,可以教导;制度坏了,可以改良;君主坏了,可以撤换或革命。邪说在上,一切不可收拾,纵有圣贤君子,只能徒叹奈何。

韩愈称赞孟子辟杨墨,“功不在禹下”,孟子也以大禹治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和孔子作春秋比喻自己,就是因为深深地认识到辟邪的重要性。对于邪说,略成气候就要及时批判破斥。一旦等它成为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就难免延续一定时间,付出沉重代价,马学之鉴就在眼前。

四、驱除马列救中国

中国为什么落后?这是一个流行已久的命题,就我的阅读范围,还无缘见到全面而中肯的回答。我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错误主要有四:一是马列主义,即马学,二是民族主义,三是反儒主义,四是民粹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都可以纳入民粹主义范畴。

民国和共和国的道德、政治、制度、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于意识形态问题。

民族主义问题可以上溯到清朝,清朝就有严重的满族主义倾向,也就是说,现中国落后的根子,清朝就已扎下。所谓的革命党以汉族主义对治满族主义,以错纠错,错上加错,同时三民主义又具有严重的民粹主义色彩。(广义而言,民族主义、反儒主义也可以纳入民粹主义范畴。)所以民国从另一个方向继续落后。

马学集极权主义民粹主义之大成,导致中国全方位、加速度地落后。

现中国有三大敌。政治大敌是恶性既得利益集团,上上下下盘根错节的贪官恶吏。制度大敌是党主制和公有制。文化大敌是马学毛思,现流行的拜权主义、拜金主义,反孔反儒反自由的价值观无不根源于此。三大敌中最大敌是马学,这是政治变革、儒家复兴、中华重建最大的拦路虎。

马学之毒不一而足,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剧毒。某些人戒了阶级斗争计划经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毒,就自以为戒毒了,殊不知还有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核毒在。认为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正确,就是深度中毒者。

或谓贪官恶吏为“害群之马”,认为整个马群是好的;或谓马经是好经正经,只是被歪嘴和尚念坏念歪了,列斯毛波们无非歪嘴和尚。这意味着说它们都是“害马之群”。东海认为,应该是“马害之群”。所有马党马国马家官民都是受害者,都被马经所害,马经不愧为古今中西第一邪经也。

王阳明说:“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东海曰,天下之大乱,由邪说胜而真理衰也。马学堪称有史以来邪说之最。只要马学在宪,执政党永远是马帮,共和国永远是马邦,政治无道,社会缺德,人民没有人权自由。这种野蛮之帮和奴隶之邦,无论怎么折腾,官德民智永远提升不起来,经济科技军事也永远发达不起来。别说赶英超美了,追随美国、亦步亦趋也不可能。

马学在上,无论左中右都是马路,人民必然苦难深重,国家必然内忧外患。马路上建设起来的只能是、必然是噩运共同体。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统治大陆期间,只要未能将马学批倒批臭,无论有多少、多大的功勋,都是功不抵过。何况纵容马学泛滥,放纵马党猖獗,政治罪过太大了。正如吾诗所说:当年恨蒋今尤恨,剿匪无能纵匪多!

真正读通了儒家经典,必会尊儒,绝不会反儒;真正读通了马列著作,必会反马,绝不会信马。里根总统说过:“谁是共产主义者,你如何判断?那是研读马克思和列宁作品的人。谁是反共产主义者,你如何判断?那是读懂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人。”读懂了马列依旧尊马,必是真诚的马列派,四端泯灭、善根断绝者。

根据文化决定论,马学不去,人民无救,文明无望,国难未已。只有将马学批倒批臭,驱离宪位,才能从根本改革马政马制马法马官群体,才能在新的历史平台上重建中华文明的辉煌。

2020-10-13

定稿于南宁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转载请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38927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