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即将于一月份出版的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披露了她的政治觉醒心路历程。在文章中，蔡霞谈到了一个重要事件对她的触动，那就是雷洋事件。
蔡霞说，雷洋事件让她整夜坐在书桌前，充满悲伤和愤怒。她问自己：如果中共官员有能力采取这种卑鄙的行动，这个党你还能信吗？最重要的是，她还能继续与这个政权为伍吗？雷洋事件为什么会对蔡霞教授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现在让我们拂去历史的浮尘，回到2016年的北京昌平。
2016年5月7日晚上8时，北京昌平五名警务人员到龙锦三街的某足疗店扫黄，搞点罚款补充办公经费。于是，他们在足疗店附近守株待兔。
当天晚上21时许，29岁的雷洋离家前往北京首都机场接岳母。这一天恰好是他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雷洋路过足疗店时，守候多时的昌平警方决定对他下手。因为雷洋的穿着和气质使他们认为可以从他身上榨出油水来。雷洋当时就职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中国循环经济协会，职务是协会生态文明中心主任。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专业，硕士学位。
但令警方意想不到的事，由于他们身着便衣使雷洋误以为他们是黑社会绑匪，于是他拼命反抗并一度逃脱。警察从未遇到这样的，本以为讹诈点钱了事，谁知这哥们完全不把警察当干部，于是动用电警棍击打他的下身。警察一动真格，雷洋自然受不了，当即人事不省。警察一看雷洋不动弹也感觉事闹大了，于是赶紧送医院。但雷洋已经气绝身亡了。
雷洋妻子是在医院太平间看到丈夫的，满身伤痕。于是在互联网发帖喊冤。雷洋之死引发了人民大学校友的愤怒，他们发出了《关于人民大学雷洋同学意外身亡的情况说明》，他们要为雷洋讨回公道。这事在网络上迅速传播，越闹越大。中共政法委倒没把这事放在眼里，他们按照惯常思维，将雷洋定性为嫖娼拒捕，警方使用暴力致人死亡事件。于是他们要求中央电视台配合。
5月11日，党的喉舌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出了对警方的采访视频。采访中，证人卖淫女出示了雷洋支付的200元嫖资。参与抓捕雷洋的昌平分局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永瑞对事件进行了回应。根据警方披露，雷洋在足疗店前后只呆了10分钟。但整个抓捕过程中对警方有利的东西全部没有——执法记录仪没戴、拍摄手机“被摔”、周边摄像头全坏。猪队友央视的帮忙反倒成了火上浇油。
5月17日，雷洋妻子吴文萃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了《关于要求北京市检察院立案侦查雷洋被害案的刑事报案书》。
雷洋的同学也真有本事，居然将雷洋事件的报告送到了习近平办公室。习也没放在心上，批示“依法处理”。
5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责成昌平分局及时通报检察机关，并积极配合开展调查工作，相关人员接受调查。6月1日，北京市检察院决定对东小口派出所民警邢永瑞等五人进行立案侦查。
事情到此，依法处理，本可以缓解民怨，但令人想象不到的事发生了。邢永瑞等五人被拘捕后，北京4千名警察集体提出辞职。他们感觉自己被卖了，扫黄打非罚款补充经费是政府逼他们干的，现在一个小小的雷洋死了，居然要让五名警务人员背锅，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在北京近6万的警察中，4千警察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走了4000人不影响干活，但却会影响到整个数百万军警队伍的稳定。
这时，习近平和政法委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雷洋事件让政府必须做出选择，是保护人民利益还是警察这个“刀把子”。死一个老百姓事小，但“刀把子”反了，这事可就大了。因为政府要靠他们来维护，赵家人的天下要靠他们保护。于是，习近平作出了保护警察和用钱摆平雷洋家属的决定。
2016年12月23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犯罪情节轻微，能够认罪悔罪”为由，对邢永瑞等五名涉案警务人员玩忽职守案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雷洋的校友们，以及希望澄清雷洋案真相，追求公义的众人不肯放过。他们发表声明，继续坚持“要起诉，要公审，要真相”。他们要求当局还民众“免于恐惧的自由”。人大校友们的呼声得到众多共鸣，因为许多人感到，发生在雷洋身上的不幸，可能发生在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身上。雷洋案将官民冲突推到历史的节点上。
北京检方作出“不予起诉”短短几天，人民大学雷洋的校友们率先发起签名行动，之后，清华、兰大、北大，川大等百多座大学，其他行业的人纷纷挺身而出。如此多的人出面为社会公义抗争，在近年的中国实为罕见。
根据不完全统计，有2500个来自166所高等院校、来自各行各业的民众联署声明。声明重申：“不同意，不认可，不接受；要起诉，要公审，要真相；无真相，无公平，无法治；真相白，民怨止，法治兴”。北大部分校友也发出题为“正义不言晚，公道必有时”的声明，他们对检方“不予起诉”的决定强烈不满，对人大校友的声明及敢于担当的勇气表示欣赏和坚决支持。“我们呼吁政府严格规范警察执法行为，切实保护公民生命安全，还民众免于恐惧的自由…”。
有人给北京检方的处理过程进行了总结：膝盖压颈+摁压四肢+掌掴面部+电警棍击打下身+手铐约束+强行拖拽上车+未及时急救送医+人被弄死+编造故事+电视嫖娼污名+合伙妨碍侦查=情节轻微不予起诉。网上流传着“高远东教授”的评述：“一个警察的错变成了警局的错，市局的错，市府的错，央视的错，检方的错…一错再错，一个可纠正的偶然错误变成一种须坚持的必然错误，变成一种制度的错误，一个政权的错误。”
面对失控的局势，中共的维稳机制开始运转。雷洋家乡的地方政府出面，将雷洋的父母妻儿近乎于“软禁”，向他们提供了约100万美元的巨额赔偿，要求他们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当雷洋的家人拒绝时，赔偿增加到了300万美元，甚至后来又加进一栋价值300万美元的房子。即使如此，雷洋的妻子仍坚持要还已故丈夫的清白。政府然后向雷洋的父母施压，其父母在儿媳面前跪下，恳求她放弃此案。
许多人对雷洋家属迫于压力放弃追责表示同情和完全理解，网上有人写到：“我不能怪当事人软弱，在如此强大的公权力面前，再强大的个体都是软弱的，潘恩说过，民众害怕政府，就是暴政，政府害怕民众，民众才会有自由”。
为平息民怨，当局对直接造成雷洋猝死的相关警员进行了行政处理：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刑永瑞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该所民警孔磊被撤职，调离执法岗位，一名辅警和两名保安被解除劳动合同。中国人民大学部分校友针对雷洋家属达成和解发表声明：“本案中法律上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丰台检察院‘不予起诉决定书’是正确的，我们仍坚持对该决定书不接受、不认可、不同意的观点”，“如果，你觉得雷洋事件随着家属被放弃所有诉讼就结束了，那下一个雷洋就是你!而且，你将是5月7日晚出事，5月8日凌晨就嘎然而止的雷洋!
雷洋事件在中国政府的维稳控制下，最终以家属接受政府补偿而不了了之，但它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致使众多中国民众开始觉醒。蔡霞教授就是其中一个。尽管雷洋事件已经过去了6年多，但它所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
类似雷洋事件也曾发生在埃及，同样掀起了惊涛骇浪。2010年6月6日，青年赛义德在一个网吧上网时，突然间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袭。安全警察将他带出网吧时，赛义德拼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令人发指的是，在他死后，警察往他的嘴里塞了一些毒品，试图伪造他因为服食毒品身亡的假象。结果，这个青年不仅死去，还背上了携带武器、偷窃、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于人已经死了，连伸冤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案子令人震惊，就在于埃及的警察权力已经失控。他们可以无故抓人，可以随便把人打死。他们随身携带毒品，随时用来栽赃。
赛义德之死使人们感受到，如果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有安全感。埃及人不同于中国人，他们走上街头，于是埃及革命终于发生，独裁者穆巴拉克走向了穷途末路。
我们比较雷洋和赛义德事件可以发现，赛义德事件导致了埃及政权的颠覆，但在中国并没有动摇中共政权的根基。
中国能够依靠维稳而实现长治久安，避免崩溃的命运呢？答案是不可能。中国在很长时间内能够保持稳定，因为政府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里塞毒品”，或者“虚构嫖娼”的方式，将事情掩盖过去。但是，中国最终还是会出问题，原因不在于软弱的社会和犬儒的人民，而在于维稳机构本身。
维稳机构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会蚕食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力，在最初表现得还不明显，日积月累，即便经济再强大，也总有在维稳的幌子下被吸干的那一天。一旦经济被吸干，政府将无法再获得丰裕的财政；一旦财政无法养活庞大的警察群体，而政府又离不开警察的维稳，就必须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
于是，各种抓嫖抓赌，各种许可证，各种以维稳名义收取的费用，必然呈现几何级数攀升，警察们扰民的程度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
在他们扰民增加的同时，执行能力却在逐渐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稳定。这就是革命爆发之时。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崩溃为结束。
实际上，中国早已走在崩溃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