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午先生交往散记
作者：王德邦
孙先生再度入狱所引发的社会性焦虑从多日来网络热搜得到印证。然而，从孙先生的夫人与儿媳相继被逮捕，可见舆情未能使事态恶化稍息，相反，随着舆情热度日减，案情正剧渐次登场，险情在日益加重，以致断绝了不少友人拟效法2003年救助大午的幻想。显见中国2020年与2003年时势已变。
大午先生究竟因何一再入狱，从中共官方公布的所谓寻衅滋事、妨害生产经营罪中求解，显然难得要领，因为这些外设的罪名，常常成为掩盖事件本质的伪装。从目前社会普遍的认识，大家更相信大午遭难缘起政治清洗——中共当局要剿灭胆敢企业不姓党的民营企业家。对此，我从与大午先生17年的交往中亦有感触。
（一）
第一次见到大午先生是2004年的春天。当时大午先生出狱还不久，原泰山协会的华怡芳老先生欲前往考察大午中学，了解些民办教育情况，因我当时在北京一民办中学混饭，故得华老点兵相随。
其实，我知道大午先生是2003年。 当年5月29日，孙大午被指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达一亿八千多万元，被官方诱捕，并被以非法集资罪名拘押，且曾遭指控非法持有弹药，其两位弟弟大午集团副董事长孙志华与总经理孙德华和集团的财务处长也都被扣留。最终他被徐水区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同时也被判处罚金30万元。同年11月1日大午的父亲生日当天出狱回家。
由于我的同学与朋友参与了这次大午的法律代理及营救，我应约写点文字为大午叫屈时搜集了网络有关大午先生及企业的信息，了解到2003年4月31日，徐水县公安局就对大午集团企业网站作出过处罚：以该网站发表的《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三篇文章，认定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像，处以整顿网站，停止营业6个月，罚款15000元。
虽然当时我不能断定一月后抓捕孙大午与网站刊登的文章相关，但由此我了解到在中国有这么个忧小康，悼慎之，评时局的民营企业家。
见到孙先生时，他办公室中柜子与桌上满满的书籍让我一度生出这是个企业家还是个学者的疑惑，多年后我方明白，大午先生并非志在企业，而在思考探求为中一条共享共富之路。
记得当天孙先生陪我们参观大午中学，看到那一流的设施与低廉的收费（记得当年学生一天最低伙食只需3元）。华老曾不无担忧地问，学校每年赔钱不少吧？结果孙先生笑答，学校并不赔钱，能够自给自足，只是不赚钱而已。 我当时心想可能是孙先生宽慰华老之词，看全国那么多学校收费昂贵还喊赔钱，大午中学怎会自给？后来听到大午先生说学校与医院如赚钱，那就是耻辱。在这种意识下，自然不会有学校赔钱的概念。
（二）
2004年4月25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了由茅于轼先生召集，由张祖桦先生主持的针对内蒙教师关澜女士编撰的一本《公民教育》的研讨会。会后我在自己就职的学校准备开展公民教育实验遇挫后，就想到大午中学，于是联系大午先生，他慨然应允，让我约关澜前往面议。
当年暑假，我们前往大午中学商谈开展公民教育之事。孙先生热情很高，对可能面临的风险不屑一顾，惟嘱我们不要考虑其他，尽管放手实践，并准备任我为大午中学副校长，主持公民教育实验，请关澜主讲公民教育，再邀约几名有志公民教育者参与教学研究。
我回到北京后与几位关注公民教育者商谈，但他们多认为风险大，还不是能展开公民教育的时候。后来接连发生一系列变故，我被有司反复约谈，致使不得不离开学校，让我深感若到大午中学，不仅公民教育无法开展，而且必定给大午先生引去麻烦，于是只好搁置。而大午先生却不介意风险，只对没有开展公民教育实验有些遗憾。这让我汗颜。
（三）
从网络上众多有关大午先生的文章中，看似大午先生是个不近人情的人，但从我亲身接触多年，感觉大午先生其实有着朴实厚重的人情，也请客送礼。只是不是当下世俗层面的那种请送，尤其对于官僚，他更本能的保持着一份距离，却对那些被官方圈定的异议、维权人士及体制内“两头真”的改革老人有着天然的亲近。
我在北京期间，曾多次陪同一些师友前往徐水拜访大午先生，每次他除亲自接待请吃，临别还给大家送上自己企业如烤鸡、烤鸭、驴肉等等产品。那份浓情厚谊，让我感动至今。
期间，大午先生还几次到北京办事，请我与几位师友聚餐。有一年春节前，他还给我送了一大箱他企业新产的小米、玉米等等。我想很多朋友应该也得到过大午先生这份礼遇。
记得大午先生还于2013年底出狱十年之际，邀请过众多当年声援帮助过他的友人到大午庄园聚谈。由于我远在桂林而无法前往。同时，这么多年来，大午先生也多次邀请一些专家学者研讨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
孙先生这些请送的花费，从商业角度完全没有任何经济回报，且潜藏着深重的政治危险，但孙先生义无反顾，从不避讳。
（四）
最近一次我跟大午先生的联系是今年5月28日，因看到湖南诗人、教师李田田在微信上发出“我希望能去一所真正在做教育的学校任教，当一个领导不关心学生教育，毫无人文情怀，没思想没眼界，天天只算计钱，那这样的学校不过是一潭死水。农村这群孩子，未来多数仍是社会底层人。对领导而言当然无所谓，可对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对我们的下一代影响是很大的。我不担心被开除或丢饭碗，大不了辞职一对一家教辅导。只要我做的事有意义，有价值，没随波逐流变成工具。在记者媒体面前一套，背后一套，我算是看透了……”于是我转给了大午先生，想看他那里是否方便接纳李老师。后得大午先生回复“我早就不过问学校的事了，抱歉了！”
中国民办学校近年来被中共当局加强管理，在学校强制推行爱国教育下的爱党教育，让学校姓党，如此，曾经民办学校丁点的自主性早已荡然无存。在此情况下，孙先生自然也无法过问学校的事了。
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多年来大午企业被当地一国营农场土地侵权，为了维护自身权利，大午企业展开了从司法到抵制强拆的斗争，但在中共当局推行民企姓党，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自己人，强制民营企业参与国有改造的国进民退运动下，大午企业正面临存亡抉择。尤其，近年来一些不屈服于党管的民营企业主，如重庆的李怀庆、北京的耿潇男以及任志强，纷纷被当局以各种罪名清除，大午先生的危机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大午先生的“抱歉”就真意味深长。
后来事实证明，我虽了解大午先生身处的困境，但对他的危情仍缺乏足够认识，以致看到11月11日大午先生与企业高管二十余人深夜被拘押消息，大为吃惊。种种迹象显明，情系民瘼心怀国忧的孙大午先生，应早已被列入当局整治清除的名册。
（五）
我与孙先生相识17年，感触最深是很少听到他谈论商业话题，却多次听他畅想让当地民众富裕的共富共享“大同社会”，其中也包括他向村民借钱而以相对高的回报来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路径探讨。由此可见大午先生是个在商不言商不守本分的人。
在中国当下，商人不择手段渔利，权力肆无忌惮横行，权钱勾兑，谋财猎位，早成时尚，变成本分，而大午先生身在商海却耻于学校、医院赚钱，思考公民教育，关注小康社会，忧心中国时局，竟与官方定性的异议、维权等“新黑五类”及一批改革派遗老往来，公然违逆党管一切，一切听党，民企姓党原则，是真正的不合时宜，自然难避再度入狱命运。
面对此景，独叹奈何！惟望大午先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再度平安归来！
2020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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