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作家 昝爱宗(杭州)

2月6日,农历大年二十五,下午三点许,我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旁边的杭州三坝地铁站准备上车,入口安检处站着一排五名警察和检查健康码的地铁工作人员,对行人一一查验身份证和健康码。疫情以来检查健康码是例行的规定动作,检查身份证却不同寻常,一年来我仅仅坐过几次地铁,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核查,因为健康码本身就具有身份证信息和联系方式,何必多此一举?

轮到检查我,我出示健康码,如实告知身份证号码,该地铁警察就用他自己的手机查验我的身份证信息,之后却没有让我像别人那样顺利通过,我想看他手机上到底是什么内容不让我通过,他举着手机不让我看到他手机屏幕,反而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坐地铁回家,他不让我走,要让我到警务室核查,那情景好像他接到一个大案件似的,我就问为什么,那旁边的几个警察也不再一一检查其他乘客的身份证了,停下手中的例行工作,都围着我了。

该警务室就在检查身份证的地铁入口处几十米远,大约有五六个平方米,两名警察跟着我,后来又增援了两名,共五名,估计其中有警察队长也有辅警,说是全程录音录像。他们让我坐下来配合,旁边有把椅子,我坐下,为首的警察打开电脑,可能我的信息需要到电脑公安内网上查验,因为他手机查验我身份证后似乎还不能进一步确定我到底犯了什么事情。我坐下一会,这警察就从电脑上找到一个电话,就用手机拨打那个号码,说“你是詹某某吗?电脑网上留着你的电话,说让我与你电话联系”,我听见这话,原来该电话联系人是杭州一个国保大队的队长,我大声说话,说让我接电话,那警察赶紧拿走电话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不让我听到。不一会,打电话的警察回来了,我问他,我被当众当作犯罪嫌疑人对待,三名警察围着我,到底为什么?他不说,我不明白,难道我从杭州市区跨区出行,并没有离开杭州,都要享受这个“待遇”吗?如果我是犯罪嫌疑人或取保候审或保外就医人员或其他涉嫌违法被监管人员,如果出行离开居住地,你们可以直接依法扣人,如果不是,却如此消耗警力和时间,又有何益?我从杭州西湖区到拱墅区和下城区,乘坐一次杭州市区地铁,却遭遇如此,如临大敌,到底是为了什么?若是犯罪嫌疑人,或是信用诚信失信人,或是被限制高消费的欠债“老赖”,如此“待遇”还可以理解,但核查我身份,并没有给任何理由,也没有给任何结果,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反而妨碍我乘地铁出行,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实际上,我的身份信息上并没有任何刑事犯罪记录,为什么在杭州市区内出行都要如此过度核查。

当天,大约三点三十多分钟时,我与国保联系,讨个说法,要求撤销对我的特别“待遇”,他说他不知道谁干的,最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我就把这个过程记录一下,互联网时代是有互联网记忆的,就在网上留下一个记忆吧。

在杭州,不光我遭遇这样的非常待遇,浙江大学的离职教师庄道鹤先生也因为乘坐高铁和地铁被公安警察被拦截核查多次,苦不堪言,为此他还到法院状告铁路警察侵犯人权,讨个说法,最后,警察从身份证查验网上撤销了对他的“特别待遇”,使他将来出行不再遇到类似麻烦。

昨天,我还碰巧看到环球时报胡锡进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社会主义中国是如何耗死一拨拨盼着它垮的人的,说他们这拨人对中国的了解太肤浅了,说他们好逗,又说“颜色革命”等词几乎成了“政治傻冒”的代名词,我不禁笑了,说几句真话,为方方的日记点个赞,就成了卖国贼,就成了盼着它垮都快盼疯了的那一拨人?这也太言过其实了吧,结合前面的遭遇说,比如检查身份证或者刷脸认证,可以依法例行公事,但是不能没有边界,不能无限放大,比如要区分必要的检查和不必要的检查,随意的检查和不随意的检查,高效的检查和低效的检查,公安治安追逃犯一般检查和被扩大化的过度检查,简单说,检查必须是有针对性的检查,针对网上逃犯追查,吸毒者终身跟踪核查(也有争议),信用失信人限制高消费核查,而不是有过某次被行政拘留过,被行政处罚过,被收容劳教过,被交通闯红灯处罚过的,都一一反复核查,这样消耗警力,并不能耗死某些说真话的方方们,反而有可能耗光这个庞大体制所有的合法资源,那就得不偿失了。

2月6日写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