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人权律师团把2月6日设为全民真话日的倡议

作者:杨子立 议报评论员

2月6日是新冠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中国人权律师团在这天发表声明,建议将这一天设立为“全民真话日”。声明说,“李文亮医生因为讲真话而被训诫,同时也因为他们的真话遭到压制而成为悲剧的一个承担者,这使他的殉职具有了一种高度的象征意义。有人说全网哀悼等同于给他举行了一次最隆重的国葬。”并且,人权律师团建议每年这天默哀三分钟,“以纪念李文亮医生和省思这场严重的社会悲剧。”

在万马齐喑的返赤中国,人权律师团的这一倡议能有多大效果尚未可知,但是,作为有良知的不甘堕落的中国人,却完全能够以此为契机,重新集结公民社会和公平正义的力量。要让至今不肯承认训诫李文亮等8名医生是错误的中共当局设立“真话日”是不可能的,因为“真实”是极权社会最害怕的解毒剂。但是民间为什么不能自发的纪念李文亮呢?我们点蜡烛、发朋友圈,传播李文亮医生的图片,仅仅举手之劳,就能让更多的人们对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有更清醒的认识。

李文亮医生没有像林昭一样冒着杀头危险讲真话,而仅仅是凭着做人的直觉和良知把潜在的危险告诉身边的人。可以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英雄,而仅仅是个没有对当局俯首帖耳到任何真话都不敢说的小人物。正是因为他是个小人物,每个普通中国人都能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才有网络上排山倒海的纪念热潮。也正因为他是个平时规规矩矩,偶尔说点真话的体制内螺丝钉,不值得当局动用封网、禁言等强力手段打击舆论,或者忌惮打击所有言论平台的代价太大,所以才有了全民纪念李文亮的空间。

李文亮等八名医生被训诫的理由是“传播谣言”,但是强权者口里的“谣言”往往被证明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在极权体制之下,强权者爱听的话就是真理,不爱听的话就是“谣言”。这已经不是对是否属实的认知问题,而是权力专属的公开的傲慢。如同赵高的指鹿为马,赵高需要的只是服从,而真话则是测试是否服从的牺牲品。今天也许没有某一个明显位高权重的赵高,但是极权体制却培养了从中央到地方无数个大小赵高。古代赵高依赖的是秦二世,今天的赵高们依赖的则是“毛二世”。“毛一世”统治的时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人敢说他一个不字,除非不想活了,但“毛二世”想求这样的神坛地位而不可得。他要腰包有钱就要发展经济,就不能学毛一世进行全面朝鲜化。当局可以建立东厂、西厂,可以建立全民监控,但是毕竟还做不到完全不让人们说真话。

江棋生先生有本书,就叫《一生说真话》,第一篇就是感悟讲真话在中国是多么艰难。他个人的感悟其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象,江先生因此成为政治犯也就不再偶然。另一位正在等待当局严刑峻法的政治犯许志永博士则经常提到,“我们反对专制的唯一武器只有真实”。是的,民众没有武器进行反抗,甚至被洗脑后不但没有物质的武器,连思想的武器也没有。但他们还能作为一个个的人而不是机器活着,存在的证据就是他们还是希望尽量讲真话。哪怕是专制机器上最坚固的螺丝钉,残存的人性也会对使他们对真实保持敬畏。

在专制体制下,讲真话主要是勇气问题。将来一旦中国民主了,讲真话还将考验人们的智慧。民主的体制必然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必然容许人们说错话。在自由的环境中,谣言往往比真话传播的更快,已经有科学家考证出这个结论。这不能说明真实没有力量,只有时间才能证明真实的耐久性。如同美国的大选作弊指控,真相和谣言对人们的考验超过了简单的信不信的问题,而更多的取决于人们对宪政民主体制的信心。民主大厦不是仅靠讲真话的勇气就能建成的,但反抗专制却只能从讲真话做起。

李文亮使我们看到,哪怕是卑微的小人物,都可以用真实迫使强大的专制机器退缩。 鲁迅曾这样写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 鲁迅所说的人,在今天就是那些被判刑、被囚禁、被失踪、被酷刑、被失业、被骚扰、被连坐的民主和人权的斗士们,包括病死狱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失踪的人权卫士高智晟、郭飞雄,坐牢超过曼德拉的秦永敏,终生监禁永不减刑的王炳章等等。他们因为被摧残、被抹杀,所以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也正因为做中国的脊梁代价太大,这样的人虽然人数众多,但是相比于庞大的人口,毕竟是英雄的少数。而李文亮则算不上舍生取义,而正因为他没有“中国的脊梁”这样的光辉,才有了普通民众效法的余地。

今天我们纪念李文亮,就是表明我们每个卑微地活着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完全屈服,我们绝不愿意成为金三胖治下的“顺民”,我们还有“讲真话”的权利,我们残存的最后一丝做人的尊严不容被剥夺殆尽。让我们记住并传播:二月六,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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