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过于反常，就不配享有人权，有了也保不住；一个国家过于反常，就不能进入文明，进了也留不住；一个社会过于反常，就无法建设良制良法，建了也立不住。反常者，反人性、人伦、人权、人道之常也。
—–东海律
一
多次有人说起古今中外有一种现象：特权阶级无恶不作，却荣华富贵；弱势群体，老实做人却贫弱苦难。又有一种现象：邪恶势力中，帮凶帮闲先死，主谋主凶后亡。他们认为这两种现象说明因果报应靠不住，因果律不存在。
这是个极其严肃、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关于因果，东海以前常谈，旧著《儒家大智慧》就有专章谈论，以后还会详谈。这里仅简答上面的问题。
因生果，果生因，因果错综复杂，报应形式繁杂，既有即时报、现世报和显性报，又有滞后报、后世报和潜隐报。佛教讲前身后世的生命延续，儒家重父祖儿孙的血缘延续，因果循环无穷无尽，这就是因果的持久性和延续性。
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大德福荫子孙；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恶祸及子孙。《古文观止》中的《叔向贺贫》对此就有说明。因此很多因果短期内无法了解，读史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荣华富贵和贫弱苦难，既各有其前因后果，又各有其个体业因。在文化道德反常、是非善恶颠倒的时代，老不老实，殊不易言，很多人背天逆理，恶业深重，还自以为老实呢。这些前因后果和个体业因，外人难知，自己也未必能知，更难深知，这就是因果的潜隐性。
有一句俗话是否定因果律的，说什么杀人放火儿孙多，修桥铺路断烟火。殊不知，
这只是短暂性、表面性现象，无碍于善恶报应的铁律。杀人放火儿孙多，最多也长不了，大恶不过三代。古来不少暴君盗贼，子孙众多，但都很快断绝，无法延续。修桥铺路断烟火，或非真善，或有隐恶，恶因成熟，非小善小德所能挽救也。
这是一条东海律：作恶有作恶的代价，助恶有助恶的代价。长君之恶和逢君之恶，长民之恶和逢民之恶，都是助恶。两极主义是人世间恶之大者，坚持和支持者，罪恶都很大，倡导和逢迎两极暴政，罪恶特大。
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颂桀纣者同罪。赞美暴秦、支持暴政、拥护暴君、逢迎暴徒者，最容易受到奴役和暴虐。这是应得的报应，天公地道，天经地义，自作自受，无怨无枉。邪恶势力中，帮凶帮闲先死，根本原因在此。
天下最可悲可恶可耻之事，莫过于身为奴隶而反对自由。反对、批判自由的奴隶，奴性恶性最为深重。反对、批判自由的奴隶，是极权主义最乖巧的奴才，比特权阶级罪恶更大，恶报更重。逢君之恶其罪大，此之谓也。
报效极权主义而被极权主义报销，就是百年浩劫最惨痛的教训之一，也为自作自受、自作孽不可活这两个词语作了最好的注解。对极权主义各种形式的支持、拥护、赞美、宣传都是对它的帮助报效，都有相应的恶业恶果和恶报。动机如何是次要的，动机正义或可减轻罪业，但不足以消除之。
二
个体有个体的因果，集体也有集体的因果，集体性因果即共业。家庭、国家、种族、民族都属于集体的范畴。
君不见，孔子的瓜瓞绵绵，嬴政的举族尽灭，是家庭的善恶报应；美国的持久强大，苏联的衰败灭亡，是国家的善恶报应；白人的富裕兴旺，黑族的苦难深重，是种族的善恶报应；东德和西德、北韩和南韩、大陆和台湾苦乐不同，是同一民族的善恶报应。可见个体和集体，同样有善恶报应。
这又是一条东海律：一个群体过于反常，就不配享有人权，享有了也保不住；一个民族过于反常，就不能进入文明，进入了也留不住；一个社会过于反常，就无法建设良制良法，建起来也立不住。姑不论王道政治，即使民主制度，也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官德民智下降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也会败坏乃至崩溃。
一个特权阶级无恶不作的社会，必有相应的共业。一个社会普遍反孔反儒崇拜盗贼，共业就非常邪恶和深重，浩劫就是难免的，没有天灾必有人祸，没有外患必有内忧，甚至天灾人祸外患内忧纷至沓来。
所以，百年来人道灾难频繁，不仅无碍于天道的公正，恰是天道公正的彰明体现，是社会极端反常导致的恶果和恶报。反孔反儒、信邪拜贼必然非人化，必然受到非人的待遇。百年浩劫因果历然，现在依然余殃不断。
邪恶社会必然逆淘汰，必有邪恶成长成功。邪恶势力是共业所召，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承运应劫而来，为社会消业。古典小说中常讲，盗贼暴君是上天所派，并非毫无道理。我说过，对于天道来说，极权暴君就是一个巨大的邪恶工具，是利用来惩罚人间邪恶、警醒天下后世的。以恶去恶是一种特殊的正义，体现了因果报应无可无不可的多样性复杂性。当然，盗贼暴君自有它们应得的报应。
野蛮和邪恶并非毫无意义。首先，与野蛮邪恶的斗争，有助于人类个体成德成圣。
没有经历过贫困、苦难和失败者，不容易成为君子人，更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贫困、苦难和失败，不仅可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而且可以检验人心的厚薄真伪善恶忠奸，有利于结交到真正的正人君子豪杰之士。从贫困、苦难和失败中成长起来，一旦得势得位，就可以避免出现大的失误和危险。而野蛮邪恶正是贫困、苦难的最大制造商。
其次，与野蛮邪恶的斗争，有助于社会的文明发展。
文明即良知光明，野蛮邪恶意味着良知不明，无明黑暗。据乱世是人类的黑暗时代，升平世摆脱黑暗进入光明，但在漫长的升平世，人类良知光明度很有限，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展开持久的拉锯战，时而光明占上风，时而黑暗占上风，甚至可能短暂性地倒退回据乱世。然人类社会整体上是光明越来越盛，大势趋向太平世、即天下归仁的未来大同，人类最光明时代。上古的古典大同，只是光明时代的初级试验。这是仁本主义历史观，简称唯仁史观。
理解了上述因果之理和唯仁史观，就不难明白，开头的两种现象完全符合因果律。因果律体现的就是天理的公道，天道的公平。换言之，各种因果报应都是天道维护公平的方式。所谓恶报，就是一种清算，天道和人道对邪恶的清算。
人道本乎天道，在不公平的时候，人类天然具有恢复公平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本乎天性，勃勃不容已，永不消失。社会无论怎样不公平，人类无论怎样堕落，总有些人会为了恢复公平而作出各种正常和非正常的努力。义刑义战属于正义力量的正常努力，个体义杀和复仇则属于人类的非正常努力。在非正常时期，非正常努力意义重大，故《春秋》大之。
三
深察因果是儒眼的一大专长，以后有机会写一本专谈儒式因果律的书，书名就用明江厅友提供的：老天有眼。
注意，儒家承认人有宿命，但反对宿命论，反对一味听天由命，而是强调尽心尽性，倡导道德造命、命由己造和替天行道。追求王道就是追求现实、现世的公道，将天理的公道落实到现实世界中去，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好地落实到政治、制度和法律中去。
从因果的角度看，德福本来一致。但在现实层面，德福往往不能一致，政治无道、社会不公是根本因。唯有王道政治可以在现实层面让德福最大程度地一致化。
共业恶化会导致邪恶势力得势，邪恶得势又进一步恶化社会；共业善化则会让正义力量得势，正义得势又进一步善化社会。善化到一定程度，王道政治水到渠成。
邪恶得势不可能太久，社会恶化终究有底，不会一直恶下去。因为邪恶悖逆天理良知，有违人道之常，故社会恶到一定程度，就会触底反弹，即易经所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反孔反儒，罪及四世，四世之后，罪业消除，儒家又会在新的历史平台上重新兴起。我辈来了，将会加速这一社会进程，加速儒家的复兴。
短期或许悲观，长期依然乐观。所谓长期也不长。以十年为期，三十年来，儒家是十年一大步，上一个大台阶。而今儒家虽然力量薄弱，但复兴趋势已成，其势已不可挡。此后速度必然加速，再过十年，必将势力大增，面貌全新。届时反儒可耻、归儒光荣、尊崇圣贤、鄙弃盗贼当有望成为全民共识。
我的乐观是有依据的。人类习性虽然易恶，国人习性普遍恶化，但无碍于人之本性、天性的至善。只要有好文化好制度，国人完全可以从小变大或改恶从善，社会完全可以重新回归文明正道。儒家作为最好的文化已经开始来复，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局势和过程的艰难，正是考验和成就圣贤君子的历史机会。如果中国已经一片光明，人类已经一帆风顺，天生德于吾辈又有何意义呢。
值得说明的是，即使黑暗占上风的社会，圣贤君子自有其相应的福报。自尧舜至今，历代中道群体都是当时命运最好的群体，即使暴秦焚书坑儒，只能坑伪儒贱儒，坑不了真儒大儒。百年浩劫，新儒家群体所受之罪，是所有文化政治群体中最少最浅的，黑暗虽深，不碍五福光临儒门。东海有联曰：
九州重筑中华梦，
五福常临君子门。
儒家与中华同命。儒家一阳来复，意味着中华重建即将开始。君子则是复兴儒家、重建中华的核心力量。下联既是美好的祝愿，也是因果的必然。君子代表未来，最为吉祥。随着逆淘汰时代的终结和新一轮文明的启动，君子之家将会成为五福最欢喜的栖居。
2021-2-18
余东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