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过于反常,就不配享有人权,有了也保不住;一个国家过于反常,就不能进入文明,进了也留不住;一个社会过于反常,就无法建设良制良法,建了也立不住。反常者,反人性、人伦、人权、人道之常也。

—–东海律

多次有人说起古今中外有一种现象:特权阶级无恶不作,却荣华富贵;弱势群体,老实做人却贫弱苦难。又有一种现象:邪恶势力中,帮凶帮闲先死,主谋主凶后亡。他们认为这两种现象说明因果报应靠不住,因果律不存在。

这是个极其严肃、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关于因果,东海以前常谈,旧著《儒家大智慧》就有专章谈论,以后还会详谈。这里仅简答上面的问题。

因生果,果生因,因果错综复杂,报应形式繁杂,既有即时报、现世报和显性报,又有滞后报、后世报和潜隐报。佛教讲前身后世的生命延续,儒家重父祖儿孙的血缘延续,因果循环无穷无尽,这就是因果的持久性和延续性。

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大德福荫子孙;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恶祸及子孙。《古文观止》中的《叔向贺贫》对此就有说明。因此很多因果短期内无法了解,读史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荣华富贵和贫弱苦难,既各有其前因后果,又各有其个体业因。在文化道德反常、是非善恶颠倒的时代,老不老实,殊不易言,很多人背天逆理,恶业深重,还自以为老实呢。这些前因后果和个体业因,外人难知,自己也未必能知,更难深知,这就是因果的潜隐性。

有一句俗话是否定因果律的,说什么杀人放火儿孙多,修桥铺路断烟火。殊不知,

这只是短暂性、表面性现象,无碍于善恶报应的铁律。杀人放火儿孙多,最多也长不了,大恶不过三代。古来不少暴君盗贼,子孙众多,但都很快断绝,无法延续。修桥铺路断烟火,或非真善,或有隐恶,恶因成熟,非小善小德所能挽救也。

这是一条东海律:作恶有作恶的代价,助恶有助恶的代价。长君之恶和逢君之恶,长民之恶和逢民之恶,都是助恶。两极主义是人世间恶之大者,坚持和支持者,罪恶都很大,倡导和逢迎两极暴政,罪恶特大。

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颂桀纣者同罪。赞美暴秦、支持暴政、拥护暴君、逢迎暴徒者,最容易受到奴役和暴虐。这是应得的报应,天公地道,天经地义,自作自受,无怨无枉。邪恶势力中,帮凶帮闲先死,根本原因在此。

天下最可悲可恶可耻之事,莫过于身为奴隶而反对自由。反对、批判自由的奴隶,奴性恶性最为深重。反对、批判自由的奴隶,是极权主义最乖巧的奴才,比特权阶级罪恶更大,恶报更重。逢君之恶其罪大,此之谓也。

报效极权主义而被极权主义报销,就是百年浩劫最惨痛的教训之一,也为自作自受、自作孽不可活这两个词语作了最好的注解。对极权主义各种形式的支持、拥护、赞美、宣传都是对它的帮助报效,都有相应的恶业恶果和恶报。动机如何是次要的,动机正义或可减轻罪业,但不足以消除之。

个体有个体的因果,集体也有集体的因果,集体性因果即共业。家庭、国家、种族、民族都属于集体的范畴。

君不见,孔子的瓜瓞绵绵,嬴政的举族尽灭,是家庭的善恶报应;美国的持久强大,苏联的衰败灭亡,是国家的善恶报应;白人的富裕兴旺,黑族的苦难深重,是种族的善恶报应;东德和西德、北韩和南韩、大陆和台湾苦乐不同,是同一民族的善恶报应。可见个体和集体,同样有善恶报应。

这又是一条东海律:一个群体过于反常,就不配享有人权,享有了也保不住;一个民族过于反常,就不能进入文明,进入了也留不住;一个社会过于反常,就无法建设良制良法,建起来也立不住。姑不论王道政治,即使民主制度,也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官德民智下降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也会败坏乃至崩溃。

一个特权阶级无恶不作的社会,必有相应的共业。一个社会普遍反孔反儒崇拜盗贼,共业就非常邪恶和深重,浩劫就是难免的,没有天灾必有人祸,没有外患必有内忧,甚至天灾人祸外患内忧纷至沓来。

所以,百年来人道灾难频繁,不仅无碍于天道的公正,恰是天道公正的彰明体现,是社会极端反常导致的恶果和恶报。反孔反儒、信邪拜贼必然非人化,必然受到非人的待遇。百年浩劫因果历然,现在依然余殃不断。

邪恶社会必然逆淘汰,必有邪恶成长成功。邪恶势力是共业所召,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承运应劫而来,为社会消业。古典小说中常讲,盗贼暴君是上天所派,并非毫无道理。我说过,对于天道来说,极权暴君就是一个巨大的邪恶工具,是利用来惩罚人间邪恶、警醒天下后世的。以恶去恶是一种特殊的正义,体现了因果报应无可无不可的多样性复杂性。当然,盗贼暴君自有它们应得的报应。

野蛮和邪恶并非毫无意义。首先,与野蛮邪恶的斗争,有助于人类个体成德成圣。

没有经历过贫困、苦难和失败者,不容易成为君子人,更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贫困、苦难和失败,不仅可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而且可以检验人心的厚薄真伪善恶忠奸,有利于结交到真正的正人君子豪杰之士。从贫困、苦难和失败中成长起来,一旦得势得位,就可以避免出现大的失误和危险。而野蛮邪恶正是贫困、苦难的最大制造商。

其次,与野蛮邪恶的斗争,有助于社会的文明发展。

文明即良知光明,野蛮邪恶意味着良知不明,无明黑暗。据乱世是人类的黑暗时代,升平世摆脱黑暗进入光明,但在漫长的升平世,人类良知光明度很有限,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展开持久的拉锯战,时而光明占上风,时而黑暗占上风,甚至可能短暂性地倒退回据乱世。然人类社会整体上是光明越来越盛,大势趋向太平世、即天下归仁的未来大同,人类最光明时代。上古的古典大同,只是光明时代的初级试验。这是仁本主义历史观,简称唯仁史观。

理解了上述因果之理和唯仁史观,就不难明白,开头的两种现象完全符合因果律。因果律体现的就是天理的公道,天道的公平。换言之,各种因果报应都是天道维护公平的方式。所谓恶报,就是一种清算,天道和人道对邪恶的清算。

人道本乎天道,在不公平的时候,人类天然具有恢复公平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本乎天性,勃勃不容已,永不消失。社会无论怎样不公平,人类无论怎样堕落,总有些人会为了恢复公平而作出各种正常和非正常的努力。义刑义战属于正义力量的正常努力,个体义杀和复仇则属于人类的非正常努力。在非正常时期,非正常努力意义重大,故《春秋》大之。

深察因果是儒眼的一大专长,以后有机会写一本专谈儒式因果律的书,书名就用明江厅友提供的:老天有眼。

注意,儒家承认人有宿命,但反对宿命论,反对一味听天由命,而是强调尽心尽性,倡导道德造命、命由己造和替天行道。追求王道就是追求现实、现世的公道,将天理的公道落实到现实世界中去,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好地落实到政治、制度和法律中去。

从因果的角度看,德福本来一致。但在现实层面,德福往往不能一致,政治无道、社会不公是根本因。唯有王道政治可以在现实层面让德福最大程度地一致化。

共业恶化会导致邪恶势力得势,邪恶得势又进一步恶化社会;共业善化则会让正义力量得势,正义得势又进一步善化社会。善化到一定程度,王道政治水到渠成。

邪恶得势不可能太久,社会恶化终究有底,不会一直恶下去。因为邪恶悖逆天理良知,有违人道之常,故社会恶到一定程度,就会触底反弹,即易经所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反孔反儒,罪及四世,四世之后,罪业消除,儒家又会在新的历史平台上重新兴起。我辈来了,将会加速这一社会进程,加速儒家的复兴。

短期或许悲观,长期依然乐观。所谓长期也不长。以十年为期,三十年来,儒家是十年一大步,上一个大台阶。而今儒家虽然力量薄弱,但复兴趋势已成,其势已不可挡。此后速度必然加速,再过十年,必将势力大增,面貌全新。届时反儒可耻、归儒光荣、尊崇圣贤、鄙弃盗贼当有望成为全民共识。

我的乐观是有依据的。人类习性虽然易恶,国人习性普遍恶化,但无碍于人之本性、天性的至善。只要有好文化好制度,国人完全可以从小变大或改恶从善,社会完全可以重新回归文明正道。儒家作为最好的文化已经开始来复,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局势和过程的艰难,正是考验和成就圣贤君子的历史机会。如果中国已经一片光明,人类已经一帆风顺,天生德于吾辈又有何意义呢。

值得说明的是,即使黑暗占上风的社会,圣贤君子自有其相应的福报。自尧舜至今,历代中道群体都是当时命运最好的群体,即使暴秦焚书坑儒,只能坑伪儒贱儒,坑不了真儒大儒。百年浩劫,新儒家群体所受之罪,是所有文化政治群体中最少最浅的,黑暗虽深,不碍五福光临儒门。东海有联曰:

九州重筑中华梦,

五福常临君子门。

儒家与中华同命。儒家一阳来复,意味着中华重建即将开始。君子则是复兴儒家、重建中华的核心力量。下联既是美好的祝愿,也是因果的必然。君子代表未来,最为吉祥。随着逆淘汰时代的终结和新一轮文明的启动,君子之家将会成为五福最欢喜的栖居。

2021-2-18

余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