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结语：资本社会主义，农村复兴的光明正道
这个连载系列即将结束，我怀着复杂心情写下这篇结语。一方面，我把孙大午办企业的思路大概梳理了一遍，算为他二次入狱讲点公道话，心情稍感放松。当然，也希望我的“畅所欲言”有助于还他清白；但同时又不无担心，我单方面“敞开”心扉，是否会给他的案情“雪上加霜”？上次为好友李达昌鸣不平，是2006年四月的事情。他曾任四川副省长，卸任之后，因莫须有的“渎职罪”被判刑七年，真正原因是“水清不养鱼”。当时，我先把文稿发给他家人过目，是否发表，请他们酌情决定，不想因“外人多嘴”而给他增添“罪状”。最终，在北京即将宣判，案情无可挽回的时候，他的家人才让我刊发。令人悲催的是，这次大午家人及高管全部被抓，只剩未成年的孙子，托付给外婆照料。我连一个征求意见的人也找不到，只好冒险“单独行动”，并为此承担任何可能的后果。
上文提到，我跟大午的探讨，限定在中国农村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民企范围内，没有以偏概全的意图。但我们坚信，“私有、公管、共享”六字方针，有普遍意义，可以供其它企业学习参考。大午对此表示，“搞企业管理是一种实践，说不上向谁学习，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从实践中摸索，适合你企业发展的，就是最好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你就是成功的企业家。”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伟认为，企业制度，特别是私企制度，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制定，不应有统一模式。“私企君主立宪制是一种比较新的企业模式，有它的独到之处。”通过与华西村、南街村这类“社会主义样板”的对比，让我们更坚定相信，大午新城发展模式，不失为复兴中国农村的一条光明正道，因为它代表中国农民“求公平，要富裕”的强烈追求，任凭什么压力，也无法让它熄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稍有气候变化，顷刻满眼葱绿。希望地方当局不要罗织罪名，借故扼杀华北平原上这个欣欣向荣的祥和社区。
一，总结回顾主要观点
按照本系列顺序，我主要分析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章，就孙大午“何罪之有”发了一通感慨。然后进入第二章，展开“资本社会主义”讨论。先从人的两面性“半是天使，半是野兽”说起，分析矛盾统一的“两重性”，也正是我们主张的“资本社会主义”主题，即通过私有制和市场竞争，最终实现“水涨船高”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最后，再以“大午有机食品”如何“胎死腹中”为例，说明如果离开“有规范的市场经济”大环境，就连“有机食品”这么个小事，也无法办成。
接着分析市场经济两大前提。第三章“人尽其才”，说的是“人”作为生产要素最重要部分，如何才能自由流动，包括不同地域、行业和社会等级之间的流动。我从“社会流动”这个社会学概念，说到企业家的“自由决策权”，最后分析我体会最深的“户口隔离”制度。承认它在计划经济年代曾经有过一点正面作用，尽管付出了几千万农民的生命代价。但如今，户口制已经堕落成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病之一。最后一小节，顺便谈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即劳工生存状况，它无疑跟“人尽其才”关系密切。第四章“物尽其用”，说的是其它生产要素流动。先胡诌了一通什么叫“最佳配置”，谈到林毅夫强调的“后发优势论”和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论”，也算是对“弯道超车论”的一种反思吧。接下来是对土地问题的讨论，包括对十八亿亩红线的五点质疑。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杨小凯和文贯中两位教授的土地私有化主张。再往下，谈了“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问题，试图追根朔源，理解为什么国人屡遭洋人病诟，一是产权观念缺失，二是司法体系落后。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不光彩的“拿来主义”还会继续大行其道，外国公司反感是一方面，国人自己的研发热情会继续遭受打压。本章最后，举了大午集团两个产权纠纷案例，一个是“大午粮液”的商标专利，一个是“大午金凤”的种禽研发专利。
第五章试图扩大资本定义范围，重新定义资本如下：“所谓资本，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通过货币量化和自由交换，能补偿自身损耗，并可实现增值目的的所有财富、能力、品德及信誉。”接着，回顾了时代发展与资本的多元化趋势。当然，这也跟商品多元化趋势密切相关，以前不认为是商品的东西，现在也纷纷商品化了。最后，我再次强调，无论商品和资本的内涵外延如何扩大，等价交换的原则不变。权钱交易、裙带风与寻租行为，是破坏等价交换的主要祸首。第六章主要批判“物质极大丰富”，指出人的需求分两类，心理需求永无满足可能。因为资源有限，而人的欲壑难填，因此，相对于心理需求的“供应短缺”是永久性的，围绕短缺的“竞争博弈”不可避免。不过，对恶性竞争加以防范的同时，我也充分肯定 “竞争博弈”的正面价值，没有博弈激励，社会就失去发展动力。第七章批判所谓“思想觉悟极大提高”，先从“思想觉悟”的定义和量化分析入手，结论是没法定义，更难量化。接着为正当光明的“追求名利”正名，认为只要手段正当，能客观评估理想跟现实，追求名利乃是人的天职和成长动力。最后，回到“觉悟”的宗教含义，我主张启发人性善念，坚守平等博爱思想，远离成王败寇的丛林哲学。
经过前面七章的铺垫之后，进入第八章,对“资本社会主义”定义。我尝试定义如下：所谓“资本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与社会管理模式：它主张保护私有财产，法制化的市场竞争，分权制衡的管理分工，多元平等的社会文化，在财富增长过程中，水涨船高，劳资共赢，最终实现“有差别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接着，分别说明定义的范围界定，为何是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和社会管理模式？外部参与法制化的市场竞争，内部实行分权制衡的分工管理，及多元平等的社会文化，最后，随财富增长，劳资共赢，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我们对比了大寨、华西、南街等“社会主义样板”跟大午新城的根本区别，前者属“外援型”，靠外来资源支撑，终难持久；后者靠“内生型”积累，有可持续性。第九章，回顾马克思理论的对错。这个问题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如今还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也由于它在西方有死灰复燃之势。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分析方法，是我们认识“资本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但《宣言》对资本主义危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大胆预言，却是主观拟断，不符合《资本论》的逻辑推理。“资本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往前推导的必然结论。最后，介绍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把它的主要论点罗列为七条，基本对应“资本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第十章算是本系列的总结，展示大午模式的艰难曲折。先从粮食银行说起，联系到我们计划开办的养老事业，实质是农民互换劳动的原始手段，但却面临诸多刁难与打压。接下来解释孙大午为什么要尝试“私企立宪”？因为他被逼无奈，并非别出心裁，或有政治野心，他只想通过改制谋求企业的安全长久，避免其它家族企业人亡政息的共同命运。最后，我如实罗列并大概分析了跟孙大午在若干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如果有机会继续探讨，我们还会争论下去。究竟谁是谁非，请读者自行鉴别。
二，突出几点“可能的”新意
回顾了本系列的主要论点之后，我尝试提炼出几条“可能有新意”的观点。之所以“或许（或可能）”是因为我阅历有限，对浩如烟海的学说流派涉猎不深。也许我们认为的“新意”，已是他人牙慧，早被咀嚼得失去味道，或者另有更精彩的表达了，只是我们自己孤陋寡闻，坐井观天而已。以下五条，是我觉得“可能有新意”的地方：
1，分清真假剥削。只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所谓“剥削”，并非真正的剥削。只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以国家名义，违背等价交换原则的巧取豪夺，才是真正的剥削。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认为，等价交换本身，已经包含了剥削因素，因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向资本家提供无偿的剩余劳动。奇怪的是，在美国左派教授的讲坛上，也相信这个说教。我们则认为，劳动者并非无偿贡献全部剩余价值，他们自己也会分到一部分，否则，那部分剩余价值就没法实现，也不符合马克思说的“劳动力价值的道德标准”。
2，等价交换的永恒性。资本主义市场的等价交换，不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方式。其他配置方式，将损害等价交换原则，增加交易成本，导致压迫、剥削和贫困，也就是哈耶克说的“通往奴役之路”。这个观点，否定马列原来的信条，认为物质极大丰富和觉悟空前提高之后，就不再需要市场交换。原因在于人的心理需求，永无满足可能，除非人类毁灭，发展停止。前文已有分析，此处不赘。
3，资本广义化。随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时代来临，商品中包含的简单劳动明显下降，复杂劳动迅速上升，因此我们主张，对资本定义应该宽泛化，尽可能把所有用于市场交换，可用货币量化，并能提升自身价值的生产要素，都能包括进去。因此我们建议，把人力资本细化为体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并增加信用资本、天才资本、劳务资本、风险资本和专利资本，等等。
4，市场广义化。我们所说的市场广义化，是把一般商品劳务的自由选购范围，扩大到其它需求领域，例如文化市场，媒体市场，宗教市场，理论市场，选举（民意）市场等等，允许各家各派遵循同一个宪法指引，自由竞争，任凭“消费者”评头品足，褒贬是非，自由选择，并甘心“为此支付”情愿的“价格”。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也刚刚涉及，所以在正文中不能充分展开，待有机会再议再写，此处点到为止。
5，资本的“私有”与“社会主义”目标如何兼容？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就是“私有、公治、共享”六字方针中的后面四个字：“公治”和“共享”。具体实现手段靠两种机制：用普选机制保证职工参与管理，用协商机制（包括罢工抗议）保证工人在瓜分剩余价值时，有能力讨价还价，最终获得合理份额。我们已经分析过，价值规律本身，已经包含在剩余价值的瓜分过程中，有工人的份额；另外，还有工会集体谈判的功能保证。应该说，没有阶级力量的对比、平衡和制约，光靠资本本身，不会自动保证职工获得合理份额。马克思讲的“道德标准”，还需要依靠工人阶级的主动争取。缺乏后者的功能，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
三，欢迎网友批评质疑
本专题系列的写作到此为止。全文发表之后，希望对此议题有兴趣的朋友，多提批评意见，长篇大论也好，三言两语也行，无论褒贬，我们都衷心感谢，热烈欢迎。如果《议报周刊》认为必要和可能，把它出个小册子，并围绕中国民企未来前途展开研讨，那正是我们蒙昧以求的好事。
从国内民企面临的严峻局势看，以私有制为特征的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究竟在中国还有没有生存余地和发展前途？中国经济的国进民退趋势，何时伊于胡底？中国民营经济遭遇的首次共产，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再到全部公有，最终导致三面红旗和三年饥荒，创痛犹在，殷鉴不远。假如今天的民营企业，再遭二次共产，前途又会如何？如今已现端倪。看看随处可见的弃耕良田，日渐萧条的世界工厂，快速增加的失业人口，难免悲从中来。假如再来个一刀切，废弃土地承包，变相恢复公社大队，就算中国农民无力表达不满和抗议，我也敢断言，他们的生产热情，定会一落千丈。“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历史将重演，包括粮食在内的消费品短缺，会再次降临。当年有毛的威望和高压，政风大体清廉，如果不算极少数人的特供，起码粮油布票，可保平均。如今特权横行泛滥，只怕连定量供应的表面公平，再也做不到了。因此，现在讨论民企和个体经济的未来命运，应该不是杞人忧天。
说到悲凉处，不由想起老友杨小凯对宗教的评价。我跟他一样，都在无神论熏陶下长大，对宗教天生怀疑抵制，直到归化外籍，又罹患癌症，百般无奈下，才接触圣经，逐渐改变信仰，最终成为信徒。他去世之前，有篇宗教感言，谈他为何转变信仰，并对经济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提到，经济“制度的来源不是科学，而是宗教”我感觉有一定道理。说到底，制度并非来自科学规律的启发，而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感悟，需要灵性启发，也就是神的召唤。例如：当年英国货船，从非洲往美洲运黑奴，运费以上船人数计算。船主不管黑奴死活，任意打骂虐待，克扣伙食，缺医少药，死亡严重，有时高达五分之一。人贩子被迫亲自监督，教育船员要“讲人道”，但收效甚微。后来接受经济学家建议，改变交易条件（即制度），运费由“上船人数”，改为“下船人数”计算，把“人道与否”跟运费多少挂钩，一举解决了虐待问题。
再比如，当年国际贸易遭遇难题：先交货怕收不到款，先付款又怕收不到货。于是出现“信用证贸易”，买卖双方各找自己的代理银行，由买方出具不可撤销的信用证。银行收到信用证之后，才通知卖方装船；买方收到货物并检验合格之后，再通知银行兑现货款。这类巧妙的制度安排，都非科学推理的产物，而是实践中摸索的“神来之笔”，说它是上帝的安排，也不为过。以此类推，让我想到经常发生的民工讨薪问题，据说政府工程也不例外。我在澳门期间，也见过建筑物上贴满“有汗出，无粮出”（粤语）的讨薪标语，不由纳闷：明明不难解决，为什么政府不管？建立“工薪险” 制度，并非难事：所有工程勒令购买“工薪险”（比放说保费占薪水总额1%），否则不许开工。建筑商出保费一半（50%），承包商出少一半（49%），工人象征性出百分之1%。万一发生欠薪，保险公司全额赔付。如此一来，不但化解了欠薪，还能推动保险业发展。
在宗教问题上，孙大午跟我不同。他的父母亲都信教，一个佛教，一个道教，但他自己从入伍到入党，一直坚信无神论。因此，本系列涉及宗教议题的部分，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跟大午无关。杨小凯说，市场经济决非什么人的顶层设计，也非科学理论的推导，而是人类社会依照神的旨意，逐渐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最优配置”方式。马列信徒心血来潮，凭空想象出消灭私有的国家指令型计划划经济，并冠以“科学社会主义”美称。可惜，经过多半个世纪的痛苦教训，终于不得不放弃，再改回市场经济老路。然而，继续顽固坚持错误理论的人还不少，试图二次消灭私有制的人还在。大午集团和其它民企面临的严峻局面，说明我们再度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因此，我不得不把以前说过的车轱辘话，再搬出来反复说，虽然知道，“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白说还得说”。
最后，祈求上帝保佑大午家人和他的员工，能在困境中坚守良知，静候法律的公正判决，早日恢复自由，重回大午新城这个好人相聚的地方，继续互换劳动，积累财富，最终实现他们的“大午桃源梦”——“资本社会主义”美梦。
2021年3月21号完稿于
旧金山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