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结语:资本社会主义,农村复兴的光明正道

 这个连载系列即将结束,我怀着复杂心情写下这篇结语。一方面,我把孙大午办企业的思路大概梳理了一遍,算为他二次入狱讲点公道话,心情稍感放松。当然,也希望我的“畅所欲言”有助于还他清白;但同时又不无担心,我单方面“敞开”心扉,是否会给他的案情“雪上加霜”?上次为好友李达昌鸣不平,是2006年四月的事情。他曾任四川副省长,卸任之后,因莫须有的“渎职罪”被判刑七年,真正原因是“水清不养鱼”。当时,我先把文稿发给他家人过目,是否发表,请他们酌情决定,不想因“外人多嘴”而给他增添“罪状”。最终,在北京即将宣判,案情无可挽回的时候,他的家人才让我刊发。令人悲催的是,这次大午家人及高管全部被抓,只剩未成年的孙子,托付给外婆照料。我连一个征求意见的人也找不到,只好冒险“单独行动”,并为此承担任何可能的后果。

上文提到,我跟大午的探讨,限定在中国农村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民企范围内,没有以偏概全的意图。但我们坚信,“私有、公管、共享”六字方针,有普遍意义,可以供其它企业学习参考。大午对此表示,“搞企业管理是一种实践,说不上向谁学习,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从实践中摸索,适合你企业发展的,就是最好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你就是成功的企业家。”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伟认为,企业制度,特别是私企制度,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制定,不应有统一模式。“私企君主立宪制是一种比较新的企业模式,有它的独到之处。”通过与华西村、南街村这类“社会主义样板”的对比,让我们更坚定相信,大午新城发展模式,不失为复兴中国农村的一条光明正道,因为它代表中国农民“求公平,要富裕”的强烈追求,任凭什么压力,也无法让它熄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稍有气候变化,顷刻满眼葱绿。希望地方当局不要罗织罪名,借故扼杀华北平原上这个欣欣向荣的祥和社区。

,总结回顾主要观点

按照本系列顺序,我主要分析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章,就孙大午“何罪之有”发了一通感慨。然后进入第二章,展开“资本社会主义”讨论。先从人的两面性“半是天使,半是野兽”说起,分析矛盾统一的“两重性”,也正是我们主张的“资本社会主义”主题,即通过私有制和市场竞争,最终实现“水涨船高”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最后,再以“大午有机食品”如何“胎死腹中”为例,说明如果离开“有规范的市场经济”大环境,就连“有机食品”这么个小事,也无法办成。

接着分析市场经济两大前提。第三章“人尽其才”,说的是“人”作为生产要素最重要部分,如何才能自由流动,包括不同地域、行业和社会等级之间的流动。我从“社会流动”这个社会学概念,说到企业家的“自由决策权”,最后分析我体会最深的“户口隔离”制度。承认它在计划经济年代曾经有过一点正面作用,尽管付出了几千万农民的生命代价。但如今,户口制已经堕落成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病之一。最后一小节,顺便谈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即劳工生存状况,它无疑跟“人尽其才”关系密切。第四章“物尽其用”,说的是其它生产要素流动。先胡诌了一通什么叫“最佳配置”,谈到林毅夫强调的“后发优势论”和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论”,也算是对“弯道超车论”的一种反思吧。接下来是对土地问题的讨论,包括对十八亿亩红线的五点质疑。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杨小凯和文贯中两位教授的土地私有化主张。再往下,谈了“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问题,试图追根朔源,理解为什么国人屡遭洋人病诟,一是产权观念缺失,二是司法体系落后。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不光彩的“拿来主义”还会继续大行其道,外国公司反感是一方面,国人自己的研发热情会继续遭受打压。本章最后,举了大午集团两个产权纠纷案例,一个是“大午粮液”的商标专利,一个是“大午金凤”的种禽研发专利。

第五章试图扩大资本定义范围,重新定义资本如下:“所谓资本,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通过货币量化和自由交换,能补偿自身损耗,并可实现增值目的的所有财富、能力、品德及信誉。”接着,回顾了时代发展与资本的多元化趋势。当然,这也跟商品多元化趋势密切相关,以前不认为是商品的东西,现在也纷纷商品化了。最后,我再次强调,无论商品和资本的内涵外延如何扩大,等价交换的原则不变。权钱交易、裙带风与寻租行为,是破坏等价交换的主要祸首。第六章主要批判“物质极大丰富”,指出人的需求分两类,心理需求永无满足可能。因为资源有限,而人的欲壑难填,因此,相对于心理需求的“供应短缺”是永久性的,围绕短缺的“竞争博弈”不可避免。不过,对恶性竞争加以防范的同时,我也充分肯定 “竞争博弈”的正面价值,没有博弈激励,社会就失去发展动力。第七章批判所谓“思想觉悟极大提高”,先从“思想觉悟”的定义和量化分析入手,结论是没法定义,更难量化。接着为正当光明的“追求名利”正名,认为只要手段正当,能客观评估理想跟现实,追求名利乃是人的天职和成长动力。最后,回到“觉悟”的宗教含义,我主张启发人性善念,坚守平等博爱思想,远离成王败寇的丛林哲学。

经过前面七章的铺垫之后,进入第八章,对“资本社会主义”定义。我尝试定义如下:所谓“资本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与社会管理模式:它主张保护私有财产,法制化的市场竞争,分权制衡的管理分工,多元平等的社会文化在财富增长过程中,水涨船高,劳资共赢,最终实现“有差别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接着,分别说明定义的范围界定,为何是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和社会管理模式?外部参与法制化的市场竞争,内部实行分权制衡的分工管理,及多元平等的社会文化,最后,随财富增长,劳资共赢,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我们对比了大寨、华西、南街等“社会主义样板”跟大午新城的根本区别,前者属“外援型”,靠外来资源支撑,终难持久;后者靠“内生型”积累,有可持续性。第九章,回顾马克思理论的对错。这个问题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如今还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也由于它在西方有死灰复燃之势。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分析方法,是我们认识“资本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但《宣言》对资本主义危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大胆预言,却是主观拟断,不符合《资本论》的逻辑推理。“资本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往前推导的必然结论。最后,介绍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把它的主要论点罗列为七条,基本对应“资本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第十章算是本系列的总结,展示大午模式的艰难曲折。先从粮食银行说起,联系到我们计划开办的养老事业,实质是农民互换劳动的原始手段,但却面临诸多刁难与打压。接下来解释孙大午为什么要尝试“私企立宪”?因为他被逼无奈,并非别出心裁,或有政治野心,他只想通过改制谋求企业的安全长久,避免其它家族企业人亡政息的共同命运。最后,我如实罗列并大概分析了跟孙大午在若干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如果有机会继续探讨,我们还会争论下去。究竟谁是谁非,请读者自行鉴别。

,突出几点“可能的”新意

回顾了本系列的主要论点之后,我尝试提炼出几条“可能有新意”的观点。之所以“或许(或可能)”是因为我阅历有限,对浩如烟海的学说流派涉猎不深。也许我们认为的“新意”,已是他人牙慧,早被咀嚼得失去味道,或者另有更精彩的表达了,只是我们自己孤陋寡闻,坐井观天而已。以下五条,是我觉得“可能有新意”的地方:

1,分清真假剥削。只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所谓“剥削”,并非真正的剥削。只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以国家名义,违背等价交换原则的巧取豪夺,才是真正的剥削。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认为,等价交换本身,已经包含了剥削因素,因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向资本家提供无偿的剩余劳动。奇怪的是,在美国左派教授的讲坛上,也相信这个说教。我们则认为,劳动者并非无偿贡献全部剩余价值,他们自己也会分到一部分,否则,那部分剩余价值就没法实现,也不符合马克思说的“劳动力价值的道德标准”。

2,等价交换的永恒性。资本主义市场的等价交换,不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方式。其他配置方式,将损害等价交换原则,增加交易成本,导致压迫、剥削和贫困,也就是哈耶克说的“通往奴役之路”。这个观点,否定马列原来的信条,认为物质极大丰富和觉悟空前提高之后,就不再需要市场交换。原因在于人的心理需求,永无满足可能,除非人类毁灭,发展停止。前文已有分析,此处不赘。

3,资本广义化。随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时代来临,商品中包含的简单劳动明显下降,复杂劳动迅速上升,因此我们主张,对资本定义应该宽泛化,尽可能把所有用于市场交换,可用货币量化,并能提升自身价值的生产要素,都能包括进去。因此我们建议,把人力资本细化为体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并增加信用资本、天才资本、劳务资本、风险资本和专利资本,等等。

4,市场广义化。我们所说的市场广义化,是把一般商品劳务的自由选购范围,扩大到其它需求领域,例如文化市场,媒体市场,宗教市场,理论市场,选举(民意)市场等等,允许各家各派遵循同一个宪法指引,自由竞争,任凭“消费者”评头品足,褒贬是非,自由选择,并甘心“为此支付”情愿的“价格”。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也刚刚涉及,所以在正文中不能充分展开,待有机会再议再写,此处点到为止。

5,资本的“私有”与“社会主义”目标如何兼容?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就是“私有、公治、共享”六字方针中的后面四个字:“公治”和“共享”。具体实现手段靠两种机制:用普选机制保证职工参与管理,用协商机制(包括罢工抗议)保证工人在瓜分剩余价值时,有能力讨价还价,最终获得合理份额。我们已经分析过,价值规律本身,已经包含在剩余价值的瓜分过程中,有工人的份额;另外,还有工会集体谈判的功能保证。应该说,没有阶级力量的对比、平衡和制约,光靠资本本身,不会自动保证职工获得合理份额。马克思讲的“道德标准”,还需要依靠工人阶级的主动争取。缺乏后者的功能,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

,欢迎网友批评质疑

本专题系列的写作到此为止。全文发表之后,希望对此议题有兴趣的朋友,多提批评意见,长篇大论也好,三言两语也行,无论褒贬,我们都衷心感谢,热烈欢迎。如果《议报周刊》认为必要和可能,把它出个小册子,并围绕中国民企未来前途展开研讨,那正是我们蒙昧以求的好事。

从国内民企面临的严峻局势看,以私有制为特征的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究竟在中国还有没有生存余地和发展前途?中国经济的国进民退趋势,何时伊于胡底?中国民营经济遭遇的首次共产,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再到全部公有,最终导致三面红旗和三年饥荒,创痛犹在,殷鉴不远。假如今天的民营企业,再遭二次共产,前途又会如何?如今已现端倪。看看随处可见的弃耕良田,日渐萧条的世界工厂,快速增加的失业人口,难免悲从中来。假如再来个一刀切,废弃土地承包,变相恢复公社大队,就算中国农民无力表达不满和抗议,我也敢断言,他们的生产热情,定会一落千丈。“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历史将重演,包括粮食在内的消费品短缺,会再次降临。当年有毛的威望和高压,政风大体清廉,如果不算极少数人的特供,起码粮油布票,可保平均。如今特权横行泛滥,只怕连定量供应的表面公平,再也做不到了。因此,现在讨论民企和个体经济的未来命运,应该不是杞人忧天。

说到悲凉处,不由想起老友杨小凯对宗教的评价。我跟他一样,都在无神论熏陶下长大,对宗教天生怀疑抵制,直到归化外籍,又罹患癌症,百般无奈下,才接触圣经,逐渐改变信仰,最终成为信徒。他去世之前,有篇宗教感言,谈他为何转变信仰,并对经济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提到,经济“制度的来源不是科学,而是宗教”我感觉有一定道理。说到底,制度并非来自科学规律的启发,而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感悟,需要灵性启发,也就是神的召唤。例如:当年英国货船,从非洲往美洲运黑奴,运费以上船人数计算。船主不管黑奴死活,任意打骂虐待,克扣伙食,缺医少药,死亡严重,有时高达五分之一。人贩子被迫亲自监督,教育船员要“讲人道”,但收效甚微。后来接受经济学家建议,改变交易条件(即制度),运费由“上船人数”,改为“下船人数”计算,把“人道与否”跟运费多少挂钩,一举解决了虐待问题。

再比如,当年国际贸易遭遇难题:先交货怕收不到款,先付款又怕收不到货。于是出现“信用证贸易”,买卖双方各找自己的代理银行,由买方出具不可撤销的信用证。银行收到信用证之后,才通知卖方装船;买方收到货物并检验合格之后,再通知银行兑现货款。这类巧妙的制度安排,都非科学推理的产物,而是实践中摸索的“神来之笔”,说它是上帝的安排,也不为过。以此类推,让我想到经常发生的民工讨薪问题,据说政府工程也不例外。我在澳门期间,也见过建筑物上贴满“有汗出,无粮出”(粤语)的讨薪标语,不由纳闷:明明不难解决,为什么政府不管?建立“工薪险” 制度,并非难事:所有工程勒令购买“工薪险”(比放说保费占薪水总额1%),否则不许开工。建筑商出保费一半(50%),承包商出少一半(49%),工人象征性出百分之1%。万一发生欠薪,保险公司全额赔付。如此一来,不但化解了欠薪,还能推动保险业发展。

在宗教问题上,孙大午跟我不同。他的父母亲都信教,一个佛教,一个道教,但他自己从入伍到入党,一直坚信无神论。因此,本系列涉及宗教议题的部分,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跟大午无关。杨小凯说,市场经济决非什么人的顶层设计,也非科学理论的推导,而是人类社会依照神的旨意,逐渐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最优配置”方式。马列信徒心血来潮,凭空想象出消灭私有的国家指令型计划划经济,并冠以“科学社会主义”美称。可惜,经过多半个世纪的痛苦教训,终于不得不放弃,再改回市场经济老路。然而,继续顽固坚持错误理论的人还不少,试图二次消灭私有制的人还在。大午集团和其它民企面临的严峻局面,说明我们再度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因此,我不得不把以前说过的车轱辘话,再搬出来反复说,虽然知道,“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白说还得说”。

最后,祈求上帝保佑大午家人和他的员工,能在困境中坚守良知,静候法律的公正判决,早日恢复自由,重回大午新城这个好人相聚的地方,继续互换劳动,积累财富,最终实现他们的“大午桃源梦”——“资本社会主义”美梦。

2021年3月21号完稿于

旧金山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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