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阿富汗似乎是典型的失败国家,由于宗教极端主义根深蒂固,导致塔利班无法被消灭,甚至阿富汗政府和美国都要被迫跟塔利班和谈以求得阿富汗的和平,有了和平才能谈得上发展。这篇文章介绍了阿富汗现况的来龙去脉,并认为大国博弈和宗教极端主义是两大祸根。作者的观点当然值得商榷,今日阿富汗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了基本的和平与民主秩序,美国及国际社会今天的干预已经不能说是阿富汗乱局的根源而是一个自由与和平的保障因素。但是从历史角度看,阿富汗作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本篇梳理的历史脉络比较清晰,这是其价值所在。

911事件之后,位于亚欧大陆内部的小国阿富汗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不了解阿富汗的人,好奇于一个贫瘠的内陆国,竟然滋生出“基地”组织这样庞大的恐怖主义势力,以及本拉登这样的超级恐怖分子。但对阿富汗历史有所认知的人,都会明白这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回溯阿富汗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充斥着本国制造和外来强加的暴力,以及极端主义思潮的浸淫。积日既久,孕育出足以震撼世界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其实是情理之中的事。阿富汗近现代的历史轨迹,也是今日许多“失败国家”所共同走过的历程。

 “帝国边缘”与英俄“大博弈”的焦点地带

阿富汗,是一片自古以来都不安宁的土地。它曾经作为古代诸多帝国的边缘,经历了成百上千次的战争。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双重险恶,造就了当地剽悍尚武的民风。到了18世纪,阿富汗成为了独立的国家,包括普什图人、哈扎拉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等多个民族生活在这片贫瘠而狭小的国土上。

但阿富汗的独立并未使它摆脱“帝国边缘”的处境。19世纪,英国的鹰爪从英属印度伸向了它,而俄国几乎在同时从北面的中亚探出了熊掌。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约一百五十年时间,英俄(包括其后继者苏联)两国在西亚和东南欧展开了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而阿富汗始终是这场“大博弈”的焦点。

“大博弈”的影响是两面性的。一方面,英俄博弈损害了阿富汗的主权与独立,阿富汗的国家利益被当成大国冲突和利益交换的棋子,英国的多次入侵更让阿富汗遭受战火的荼毒;但另一方面,阿富汗也得以利用两国的矛盾从中得到一些利益,起码不至于被一方彻底吞并。

更重要的影响是,现代化的工业文明通过帝国的扩张,渗入了阿富汗这样一个还处于半游牧半农耕的部落社会。作为头号工业国、引领“欧风美雨”的英国自不必说,即便被视为野蛮落后的俄国,相较于阿富汗也是令人惊羡的文明开化程度了。于是,阿富汗就和19-20世纪亚非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样,被动的卷入了世界市场和全球的工业化浪潮之中。

戛然而止的现代化改革

20世纪初,阿富汗出现了两位有作为的君王,分别是哈比布拉·汗和阿马努拉·汗。哈比布拉开启了阿富汗的现代化改革,而阿马努拉则一度将改革推向高潮。阿马努拉开明而有魄力,他十分欣赏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对后者大刀阔斧推动土耳其现代化的作为赞佩不已,决定效仿。

阿马努拉的改革措施包括,制定宪法,将政体由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制,至少在名义上给予公民政治权利和各种自由;引进工业技术和设备,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废除奴隶制,取消封建领主的租税;将部分清真寺等宗教机构改造为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建立现代教育体制,开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赴欧美;推动男女平等、允许女孩接受教育、改革女性着装;改革军队,效仿西方建立现代化军事力量等。

这些措施有利于富国强兵、助推阿富汗走向现代化,但却触怒了国内保守势力。宗教人士、封建领主和部落贵族、旧式军人等均敌视改革。而阿马努拉偕王后前往欧洲访问期间,王后抛头露面及与男性握手等行为,引发了保守势力的极大不满。恰在此时,阿富汗爆发了民众暴动,保守势力就利用了这次暴动,策动军队消极抵抗,致使暴动军占领首都。而阿马努拉被迫流亡在外。当暴动被镇压后,保守势力拥戴了另一位王室成员纳第尔·沙继任国王,丧失国内支持且没有军权的阿马努拉,则在海外流亡至死,改革进程也随之中断。

阿马努拉改革是阿富汗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如果成功,阿富汗将成为亚洲为数不多很早就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未来也完全可能是两个样子。但可惜的是功败垂成。究其原因,既是由于保守势力的强大,也是因为阿马努拉操之过急。有评论者认为,如果他等到牢牢掌握军队控制权之后再推动改革,成就不亚于凯末尔。枪杆子里出政权,各国皆然。另外,这种改革完全靠自上而下的王令,没有中间阶层的配合和民众的呼应,就很不牢固,没有可经风雨的韧性。一旦推动者有什么不测,改革就会归零。

这次改革的失败,已经显示出植根阿富汗上千年的宗教势力与部族势力的强大。伊斯兰教传入阿富汗时,也是通过血雨腥风才换得了当地人的皈依。但当宗教扎下了根,曾经的反抗者们又死心塌地的捍卫它,无论它是否已经过时、已经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宗教势力把各种清规戒律和教派传统看的无比重要,竭力阻扰走向现代化的社会改造。部族势力则是阿富汗这样一个落后的山地国家又一股重要力量。在这里,部落长老的威望很多时候超越了国王。相对于王权的“山高皇帝远”,有血缘纽带和紧密利益联系的部落权威更具号召力和威慑性。这也是许多部族主义兴盛国家的共同特征(例如利比亚、尼日利亚)。这样两股势力(有时会拧成一股)就像两座大山,死死的挡住了阿富汗走向现代化的去路。

查希尔时代改革的成败与危机

阿马努拉改革失败之后,阿富汗的内政一度陷入死寂。但大国在阿富汗的博弈却从未停止。当英国因势力萎缩逐渐退出在西亚的争夺后,美国势力迅速填补进来。后起的帝国强权德国也试图在阿富汗拓展势力,将之作为南窥印度、北探俄苏的跳板。继承俄国衣钵的苏联当然更不会忽视近在眼前的阿富汗。1949年后,新建立的红色中国出于各种需要,也将触角伸向这个邻居。德国在二战战败后即彻底丧失在西亚的影响力,中国则只是在有特殊需要时才发力,所以英国退出后,在阿富汗的博弈主要在美苏之间展开。

1933年,查希尔·沙继任国王,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君主生涯。实际上,在其中的前30年,是由叔辈的王室贵族临朝听政,他自己并不掌握实权。这段时间保守派垄断了政治权力,阿富汗的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但在这些年月,阿富汗实现了久违的和平,社会得以休养生息。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于大国中成功的左右逢源,得到了不少宝贵的外部援助。

1963年,查希尔才终于亲政。他正式掌权之后,阿富汗的政治经济改革得以大大加速。人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了阿马努拉的影子,他也的确在继承阿马努拉的衣钵,完成他未竟的理想。

查希尔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倾向自由民主的君主。他亲政后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推动阿富汗的民主政治。亲政的次年,阿富汗修改宪法,实行普遍的自由选举,实行代议制,保障公民权利、妇女权利。与政治相配合,查希尔政权提倡西化的生活方式,从着装到礼仪,都效仿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

在经济上,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兴建公共工程。美国和苏联为拉拢阿富汗,都派遣了大批技术人员赴阿援助。查希尔政权利用这些技术援助及资金支持,在赫尔曼德河上修建了供灌溉和发电的大坝。

在对外关系上,继续发展与美苏等国的友好关系,为阿富汗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时,自信心膨胀的查希尔和他的普什图族官员们,还试图将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聚居区从巴国分离出来,与阿富汗合并建立“普什图尼斯坦”。虽然此计划最终搁浅,但产生的影响遗留至今,是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与阿富汗特殊关系的滥觞。

但看似高歌猛进的发展进程,却有着巨大的缺陷与隐忧。首先,查希尔政权的民主改革及移风易俗政策,影响往往只限于首都喀布尔等大城市,广大乡村地区、边缘地带仍是宗教势力和部族势力的天下。何况,即便在中央政府,反对西化改革的也大有人在。这就意味着改革的影响是有限的、根基是不牢固的。

而经济建设活动虽然使得阿富汗国力提升,可也滋生了腐败、扩大了贫富差距。平民百姓生活艰难,上流社会却骄奢淫逸。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民主与公民参与的缺失,导致改革成果被权贵阶层窃取,丧失了大众对改革的支持。这与其邻国伊朗巴列维政权推动“白色革命”造成的后果如出一辙。这就给了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可乘之机。各地的清真寺毛拉(阿訇)和部族长老利用这些不满,煽动人民抵制改革。而反对外部干涉、强调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者,同样痛恨查希尔政权亲西方、推行西化政策、接受外国援助的行为。

与此同时,另一股重要的势力的实力也在蹿升,那就是阿富汗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左翼势力。在西方渗入阿富汗的这些年间,苏联也没有闲着。除了通过外交压力影响查希尔政权外,苏联也在王室内部和民间培植信仰共产主义、亲近苏联的力量。查希尔的民主改革也给了这些左翼势力生长的空间。1965年,亲苏的、信奉列宁主义的左翼势力建立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不同于保守势力痛恨现代化改革,左翼势力认为改革的远远不够,需要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推倒旧制度,摧毁宗教、部落等一切旧势力,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建成共产主义天堂。

在保守势力和激进势力的双重夹击下,查希尔政权的危机日益加重。事实上,从后来阿富汗的命运回看,查希尔政权渐进式的现代化改革,是最有利于阿富汗和平稳定发展的。按照当时的路径和变革速度,阿富汗实现有限的宪政民主和可观的富强不成问题,更不会陷入后来大国入侵和残酷内战的悲剧。可历史没有假如。

连番政变下堕向深渊的国家

1973年,亲苏的“红色亲王”、查希尔的堂兄达乌德·汗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改国名为阿富汗共和国,自任国家元首(后改称总统),查希尔被迫在国外流亡。这场政变的背后显然是有苏联参与和支持的。

但达乌德上台后,出人意料的并未选择过于亲苏的路线。相反,他继续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还加强与埃及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以制衡苏联的影响力。苏联对此十分不满,加紧培植更为亲苏的极左力量。这使得达乌德更加不信任苏联,在国际上进一步向西方靠拢。双方猜忌日益加深,只差一根导火线。

苏联深知军队对于政权的重要性,阿富汗军队尤其军官阶层成为苏联的重点渗透对象。哈菲佐拉·阿明就是被苏联策反的典型。达乌德也知道他的军队正在被苏联渗透,但似乎无能为力。由于他的左倾,保守势力不支持他。当亲苏的极左势力试图推翻他的统治,他已经来不及也无力进行反击了。

1978年,阿明等人发动了政变,杀死了达乌德在内的大部分王室成员。随后,政变军人推举与苏联关系密切的文人革命家穆罕默德·塔拉基为最高领导人,改国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一党专制(即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政权。

塔拉基当政后,立即开始了激进的改革。例如将大部分清真寺都改造成学校和党支部驻地,没收教士和地主财产并重新分配土地、废止宗教及传统习惯对妇女的一切束缚(例如废除强迫婚姻、赋予妇女与男性同等的继承权),废除宗教学校实行世俗教育等。

这些措施遭遇了保守势力的激烈抵抗,各地的宗教势力与部族势力纷纷发动叛乱,以武力抵抗红色中央政权的政策。一时间阿富汗烽烟四起,除首都喀布尔外到处是暴乱。而政府军疲于奔命,无法扑灭擅长游击战的反叛力量。

更糟的是,执政的人民民主党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休。党内主要分为“人民派”和“旗帜派”这两大派系,均以本派系的代表刊物为名。而同属“人民派”的塔拉基和阿明二人,也是貌合神离。塔拉基虽然德高望重,但是没有军权,难孚众望。阿明则觊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试图取塔拉基而代之。

塔拉基一度想先下手为强除掉阿明,但阿明成功逃脱,迅速组织反击,逮捕并处死了塔拉基。这时距上次政变、达乌德被杀,仅仅过去了一年多。

相对于亲苏的塔拉基,阿明更希望平衡苏联和西方在阿富汗的影响力,而不致于沦为苏联的傀儡。阿明上台后,开始扭转“一边倒”的亲苏政策,转而寻求美国的支持。苏联本就对阿明处死塔拉基不满,阿明亲近西方的举动更是火上浇油。苏联决定扶植曾经失势的人民党“旗帜派”取代阿明。

阿明也感到了苏联要铲除他的强烈意图。他不想重蹈达乌德、塔拉基的覆辙,急忙访问苏联、安抚当政的勃列日涅夫。可是为时已晚。1979年12月,仅仅在塔拉基被阿明推翻的四个月后,阿明政权也被推翻,阿明本人被苏联特种部队击毙。苏联扶植的“旗帜派”领导人卡尔迈勒成为阿富汗新一任领导人。

苏联入侵阿富汗和美国发起代理人战争

当苏联以为大功告成、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之时,由伊斯兰主义者和各部族势力掀起的叛乱已经蔓延到阿富汗全境。强制的土地改革不得人心,世俗化政策让宗教力量视政权为死敌,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遭遇各部族势力的抵制,粗放的工业化的低效浪费造成经济困境,阿富汗各地区各领域全都陷入了危机。

起初苏联和卡尔迈勒政权认为,凭借全苏式装备的阿富汗政府军及精锐的苏联特种部队,足以在短时间内平息叛乱,让国家重回和平建设的轨道。但他们低估了剽悍尚武的阿富汗人抵抗的勇气与技能。依靠复杂而崎岖的地形,叛乱武装在大山、沙漠、村庄间游击,政府军和苏联人疲于奔命却鲜有收获。

此时正值美苏争霸进入新的阶段。美国在1970年代的节节败退后,酝酿着反击。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在阿富汗的困境,让美国看到了机会。美国方面很快与阿富汗的宗教势力和部落势力建立联系,向后者提供了海量的武器弹药。为提升反苏武装的战力,美军及中情局还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巴方一侧建立了许多武装训练营,培训他们使用武器装备及各种战略战术。美方还默许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开办宗教学校,向反苏叛乱武装分子灌输包括“圣战”在内的极端宗教思想。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圣战”,一些穆斯林国家当政者也提供了大量支持,包括推动瓦哈比主义等极端思潮的传播。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还在白宫会见了阿富汗“圣战士”。美国的当政者那时完全不会想到,仅仅不到20年之后,这些“圣战士”会对美国本土发起骇人听闻的攻击。

美国的援助让原本就难缠的叛乱武装如虎添翼。阿富汗政府军根本无力抵抗武器精良、意志坚定、不怕死亡的叛乱武装。苏联只好不断向阿富汗增兵,并动用空军和导弹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但叛乱武装抵抗十分顽强,还往往隐匿于平民之中。虔信宗教、往往属于各种部落的民众普遍同情叛乱者,为叛乱者提供掩护。于是苏联和政府军对隐匿叛军的村庄实行屠村政策,用飞机发射火箭弹等方式夷为平地。这更激起了民众对苏联人和作为苏联傀儡的卡尔迈勒政权的痛恨,纷纷加入叛乱武装。

阿富汗就这样陷入了长达十年的血腥战乱之中。此前近百年时间累积起来的现代化基础,如有限而珍贵的工业和公共服务设施,被战火摧毁殆尽。精英和知识分子外流,外资逃走,没有了建设国家的人,只剩下破坏国家的人。还有数百万计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妇女沦为妓女,儿童无家可归。他们都是莫斯科、华盛顿巨头们眼中的棋子、炮灰。一个曾经也算是繁荣和美丽的国家,就这样被大国博弈、国内各派利益争斗、意识形态对抗摧毁。

1989年,内外交困的苏联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两年后,苏联解体。许多人认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陷入阿富汗的战争泥潭。或许阿富汗人的抵抗的确促使苏联解体,但这不值得阿富汗人骄傲。因为这场战争中受害最深重的、付出代价最惨烈的,还是阿富汗和阿富汗人民。

军阀混战与塔利班的崛起

苏联撤退后的阿富汗,是一片废墟。原本百废待兴下急需战后重建,但很快烽烟再起。

在抗苏战争中,各抵抗力量虽然能做到一致抗苏,但在共同的敌人消失后,各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就迅速爆发了。1992年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彻底垮台后,各派抗苏力量一度组建了联合政府。但在权力分配上的分歧很快显现,总统拉巴尼和总理希克马蒂亚尔之间就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而乌兹别克族军阀杜斯塔姆、塔吉克族军阀马苏德也不满于普什图人在政府独大的局面,割据自立。

正当他们争权夺利时,一支新兴的武装力量悄然登上历史舞台。它就是“塔利班”,也被意译为“神学士”。塔利班主要由就读于宗教学校的青年学生组成,长期接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洗脑教育,信仰坚定、作战勇敢。他们起初盘踞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两侧,后来分化为巴基斯坦塔利班和阿富汗塔利班。阿富汗塔利班在军阀混战中迅速壮大。受够了亲苏傀儡政权和军阀腐败无能的民众,将希望寄托在了这支当时军纪严明、富有伊斯兰理想主义色彩的军队之上,希望塔利班能够带给阿富汗以和平、统一、富强。这种心态,有点像1949年中国大陆都多数民众,厌恶国民党的腐败好肮脏,将希望寄托在军纪同样严明、同样富有理想色彩的中国共产党。

后来的事实证明,一个在当政前纪律严明、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集团,一旦得势并失去制约,一定比此前腐败无能的政府更可怕。它是腐败而“有能”的,是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一样的难以阻挡。

1996年,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90%的国土。此时的它很快露出了宗教极端主义的青面獠牙。女子学校被关闭、不戴面纱会被鞭打、禁止吸烟饮酒和借贷、同性恋和通奸处以石刑……塔利班以沙里亚法取代世俗法律,将阿富汗变成宗教国家。

塔利班以普什图人为主,对其他民族实行种族压迫甚至种族清洗。在付出沉重代价攻克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后,屠杀了城内近万名哈扎拉人。当然,此前也有2000名塔利班士兵被抵抗他们的“北方联盟”屠杀。

塔利班一心一意推动伊斯兰教法治国,对于经济发展一窍不通,也无心进行经济建设。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经济破败,民生凋零。塔利班没有税收就无法养兵,只好违背教义,允许农民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料,供塔利班垄断出售,赚取巨额利润。

对国际社会而言,并没有多少人真的关心阿富汗的人权状况。只有一些大国和一些邻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关注着阿富汗的局势变动,做出一些反应。曾经让阿富汗陷入血雨腥风的美俄两国,在制造了一片废墟、遍地杀戮和遍及阿国人心的仇恨后,都甩手不理了,丝毫不认为自己需要承担什么道义上的责任。

直到911事件的爆发。

美国入侵阿富汗和漫漫的战后重建路

2001年,远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遥控制造了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美国用很短的时间即摸清了袭击的源头,并出兵阿富汗。此后的过程,已经有许多媒体、学术机构做了报道和研究,就不再重复了。总之,美军的介入彻底改变了阿富汗的局势,原本将占领阿富汗全境的塔利班被推翻,处于覆灭边缘的“北方联盟”得以存活并入主喀布尔。

正面战争告一段落后,阿富汗的战后重建被提上日程。这个“战后”的“战”并不是只是指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还包括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至今的整个战乱史。要把这样一个被战火荼毒20多年的、贫穷落后的国家重建起来,谈何容易。

其实,重建阿富汗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战争的创伤,而是宗教极端主义与部落主义造成的长期患害。如前所述,宗教势力和部族势力原本就在阿富汗根深蒂固。而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由于抵抗运动在战时的需要和外部势力的刻意引导,宗教与部族中最为保守、落后、顽固的一面被刺激出来并急剧放大,极端保守成为主流,并且带有强烈的暴力色彩。苏联撤军后,宗教极端主义保留了下来并四处传播,让阿富汗由曾经的温和包容的伊斯兰国家(例如在17-19世纪,阿富汗对于印度教徒、佛教徒都是很包容的),变成了极端主义的沃土。

宗教极端主义的存在,严重阻碍了阿富汗的重建进程。因为想要建设一个文明发达的现代阿富汗,就需要科学、人道、和平、宽容,宗教极端主义则背道而驰。例如妇女接受教育、工作、参政,都是宗教极端主义所不容的。而诸如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外来人才和资金的引入、需要借贷等交易的商贸往来,也都是他们反对的。

部族问题同样困扰着尝试重建的阿富汗。部族主义代表着封闭、守旧、狭隘,而现代化建设需要不同地域的联通,需要对外开放,需要中央集权的统一筹划。阿富汗的各部族首领、长老们,往往排斥现代化,担心权力丧失而不愿意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尤其位于阿富汗南部、紧邻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部落,向来对外部势力的渗入高度警惕和排斥,且与宗教极端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宗教极端主义与部族主义合流(虽然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就更是难啃的硬骨头。中央政府的政策,在这些部落地区就是一纸空文。“政令不出喀布尔”,就是阿富汗重建和现代化面临的现实。这些部落就像一个个独立王国,既保护又束缚着它的族人们。

结语:难逃大国棋子和极端主义遗害的阿富汗

今天的阿富汗,仍旧是大国博弈的前沿。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都在向阿富汗施加影响。它虽然可以从各大国的博弈中占些便宜,可终究还是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不能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有人会说它自己没有自主的能力,就像塔利班掌权时那样。可摧毁其自主能力的,难道不是曾经的殖民和干涉,以及制造的破坏吗?阿富汗被称为“帝国坟场”,可其实大国只是栽个跟头,阿富汗自己却要付出国运毁灭的下场。

虽然当今的世界更加重视人道、人权,国际关系也距平等更近了些。可哪个国家首先考虑的都是自身的利益,其次才会轮到国际道义什么的。而且,有些国家是不怎么讲道义的,是不考虑当事国人民利益的。所以,无论如何,被大国当成棋子被摆布,都不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不过,如果仅看美国为首的联军驱逐塔利班、提供援助促进战后重建这件事,那外国干预的确利大于弊。相对于野蛮残暴愚昧的塔利班,欧美的干预还是为阿富汗迈向富强文明提供了条件。哪怕,这种干预也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亡,让阿富汗再度遭受战火荼毒,国家丧失完全自主权。

宗教极端主义对阿富汗的荼毒,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难以消除。1979年后传入阿富汗的极端主义思想,与阿富汗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宗教保守主义混合,前者让后者变得极端,后者让前者扎根更深。这样一来,要想解决极端主义,就不得不涉及伊斯兰教本身,牵涉面更广,触及的禁忌和利益也越多。阿富汗的宗教极端主义还沾满了鲜血,意识形态和现实血仇结合,让去极端化和社会和解难上加难。

消除极端主义需要长期的文化教育、对极端分子的军事弹压,以及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如今阿富汗约30%的国土还在塔利班的控制中,许多部族势力也不接受外来影响,去极端化难以深入。至于外部环境,近年来中东局势很不稳定,“伊斯兰国”一度崛起就是极端主义泛滥的明证。沙特等国的瓦哈比主义继续散播,与阿富汗关系十分紧密的巴基斯坦极端主义同样泛滥。这样的内外环境下,又有什么信心让阿富汗走出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的泥潭呢?

阿富汗不仅是阿富汗,看看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因大国博弈和宗教极端主义影响,而无法建立现代民主制度、暴力肆虐、社会动荡、经济疲敝的国家。从南亚次大陆之南的斯里兰卡,到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再到非洲大陆的乌干达,都受这两个因素之困而无法兴旺发达。

我们只有哀之鉴之,让自己的国家不要变成大国角斗场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温床。虽然在特定的时期,外国干预利大于弊甚至非常必要,但本国本民族的自由与幸福,终究还是要本国和本民族独立自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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