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7年,在“一月革命” 大气候的影响下,丹东也刮起了一股“接管风”,后称“夺权”。当时,造反派八三一接管了丹东日报、市公安局,对此,中共丹东市委在报上发出“紧急通知”,公开表态“坚决支持”。并且,在“通知”下端是本报评论员文章《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好得很!》。显然,这是在为造反派的夺权而擂鼓助威,或者说鸣锣开道了。由此,八三一如日中天,而保守派八一八日薄西山,很多人贴出大字报声明退出,转而参加了八三一。但令人惊诧的是,运动形势很快就发生了转折,原因在于驻军的支左。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 “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从此,军队正式拉开了支左的帷幕。

在介入地方之后,多数军区在划定左派标准时,沿袭了多年来政治运动的模式:成分纯、出身好、党团员及复员军人,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而这些人恰是文革初期党委和工作组“整人” 的“棍子”,在学校则表现为揪斗老师的“急先锋”。随着运动的急遽变化,党委和工作组成为众矢之的,而这些人一时难以转弯,于是乎便成了“保守派”,其中多为干部子女,包括驻军首长的子女,本市二中八一八便是如此,所以,市民称其为 “保爹保妈派”。由于,政治可靠和血缘纽带的原因,各地驻军大多选择了支持“保守派”。

然而,丹东驻军既没有支持保守派,也未能与市委站在一起支持造反派,却是别树一帜,支持了被称为“中间道路”的 “七七路线兵”(丝绸工业学校一一七、四中八一七、二中毛泽东路线兵)。

当年受到郑军长接见并参与丹报、公安局夺权的“一一七”红卫兵徐吉生(1949年生),退休于宝山监狱警官,2021年3月20日访谈。

(二)

丹东城小没有大学,高中就算高等学府了。而二中是省重点学校,每年升学率名列前茅。其实,这与“分槽饲养”的政策有关,每年考上高中的新生首先要由二中来筛选,用一个老师的话来说,就好像扒白菜,菜心留下来,菜帮甩给“非重点”了。因而,二中高考的“状元”要多,这引起了“非重点”的愤懑——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搞“分槽饲养”,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而二中一跃成为本市文革运动的领头羊。开头出了个八一八,接着,便是八三一,这两个红卫兵组织如同星火燎原,促成了本市的两大对立派组织(简称八一八、八三一)。

在一月风暴中,八三一接管了报社、公安局,在中共市委的支持下,八三一蒸蒸日上,而八一八江河日下。不料,二中八三一的核心人物闫本胜另立山头,名曰“毛泽东路线兵”,与外校八一七、一一七等形成“第三种力量”,统称“七七路线兵”(简称路线兵)。其观点简单而言,认为八三一是“打倒一切”的极左派,而八一八是奉行“血统论” 保守派,两派都偏离了正确路线,所以,历史赋予了“路线兵”的崛起。可以说,“路线兵”的“公允”面孔还是易于接受的。因为,在市民的心目中,“造反”与“乱党”没什么两样,而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无非是愚弄老百姓当牛做马。但街上的大字报,却认为 “路线兵”——“折中”、“骑墙”,并搬出了一个典故加以嘲弄——
“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国民党,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路线兵”这一“后起之秀”,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稳健派,可谓生不逢时,在一个“乱世英雄”的年代,打着旗子造反,却要四平八稳的,谈何容易。因而只是摇旗呐喊,却很难形成气候。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却得到了驻军的青睐。

(三)

当时,负责丹东地区支左的是五十军(3197)。

丹东市民早有耳闻,这支部队有一段传奇的经历,其前身是辽沈战役中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六十军。1948年5月,解放军围困长春,以至粮荒,市民只能靠吃树叶、草根度日,饿殍遍野。在“突围无望,固守待歼”之际,“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曾泽生),军长曾泽生选择了起义。后被“改造”为解放军第五十军,在入朝作战中,战功显赫——

曾泽生军长在志愿军总部见到彭总时,彭总紧紧握着他的手笑着说:“五十军在汉江两岸作战打的好啊,我要给你们补兵,优先给你们换装。”曾泽生动情地对彭总说:“我们尽力了,我们能在兄弟部队面前抬起头来了。”(梁瑞林《我军第五十军抗美援朝征战纪实》)

曾泽生(1902—1973),原国民党政府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60军军长,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军长。(网络)

曾军长对彭总说“我们能在兄弟部队面前抬起头来了”,这似乎有一种难言的苦衷。是的,且不说,对起义的军队要“彻底摧毁、改造旧军队反共反人民的立场观点和思想作风以及旧军队的各种制度”的整肃,只要看看文革中起义者被斥为“双手沾满解放军鲜血”而惨遭迫害就足以理解曾军长的“潜台词”了。这些人高举义旗之时,何曾想到会因“原罪”的烙印而祸不单行呢。当年曾军长日记有一句话:“往往老以反革命的皮给我披上”。(《名人传记》1998年第11期)

如今,统帅挥手了——军队要“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副统帅说了——“文革是个不停火的战争”(林彪)。于是,驻防丹东的五十军开始了运筹帷幄。

1967年1月下旬,一天,“七七路线兵”的几个头头应邀来到军分区,面见了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介绍说是郑军长,东北人平翘舌音不分,以为就是那位传奇英雄(曾泽生)。其时,“那老头住北京,从来不管部队的事,偶尔会到部队来看看,与我们打乒乓球。”(《外公文革万幸:五十军入川支左》)原来,接见红卫兵小将的是第一副军长郑志士。

郑军长热情而坦诚,表示军队要支持“七七路线兵”。他还讲了一番话,大意是,你们红卫兵小将闹革命就像在河里游泳,呛了两口水不要紧,但一定要看准方向,千万别划偏了。然后,请小将共餐,就在他的办公室,一个士兵端来一盆蛋炒饭,什么菜记不清了,但有肉。可是,小将们不知何故,却没有动筷子……

从这以后,五十军政治部王主任(王振乾)经常开车去学校,和“一一七”头头交谈。

郑志士(1919—1999),1963年任五十军副军长,次年任第一副军长,代行军长职务。(网络)

(四)

1月27日,雪天。“七七路线兵”打头阵,在其他群众组织的参与下,一举夺下了八三一接管的公安局,具体一点说,就是将八三一派的“军管会”赶出了公安局大楼。随之,五十军郑重宣布对公安局进行军事管制。紧接着,数辆军车开上了大街,每辆车上挂着16个大喇叭,车的两侧站着持枪的战士,刺刀寒光闪闪,高音喇叭哇哇作响,时而是支持左派夺权的通告,时而是铿锵有力的语录歌,令人一种气势夺人,天旋地转的感觉。

据被采访者律师邹来全的回忆(2020年6月21日)——当时,紧跟在军车后面,打着旗帜游行的是八一八的队伍,一个个兴高采烈,振臂高呼:

“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道风景给市民造成一个印象:五十军支持了“保爹保妈派”。所以,押车的军官为“避嫌”叫司机“甩开”尾随的队伍。但是,街上行人络绎不绝,只能缓行,这场戏也只好演下去了。

八三一派的公安局“军管会”只存在了八天,便化为历史的尘埃了。显然,这场反夺权或者说二次夺权是五十军一手导演的。而中共市委在这场戏中黯然失色了,其所支持的造反派遭到了“驱逐”,巨大的落差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当天(27日),八三一派六十多个群众组织在青年广场召集了五万余人的集会游行。次日,赫然见于《丹东日报》——

愤怒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罪行
坚决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
全市五万革命造反者隆重集会游行
丹东红色革命造反总会司令部宣告正式成立

同时,发表了社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万岁——祝丹东红色革命造反总会司令部宣告成立》以及本报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无敌于天下》。且报道中刊登了集会的照片:人群中飘扬起一面大旗,十分醒目的大字:八三一。
驻军支左带来的形势骤变,数日之内权力的颠覆,令人困惑不解。中共历来宣称“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因而地方党的一把手兼任驻军政委,所以,市委书记宋克难便是丹东军分区第一政委。然而,却眼睁睁地被一脚踢开了,“枪指挥党” 了。这,大概正如一位旅美学者所言(丁凯文《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

在这一时期中,党就是军,军就是党。

1967年1月28日《丹东日报》第二版关于本市八三一派大联合的报道和评论。

2021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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