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J文革”,是我采访的一位古稀老人,1966年高中毕业生,简称老高三,文化大革命亲历者,红卫兵小报的写手,他告诉我是“总编”、“主编”。 那年代叫“文革”名字的几乎遍地都是。但我要用字母“W”代替,因为,他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况且,人老了心理脆弱,很怕受刺激。

在我没和W见面之前,W当年的红卫兵组织头头告诉我,你不要采访老W了,文革时受刺激,他“彪”了。“彪”,是东北土话,也就是“傻”的意思。但说“彪了”,那就严重了,等于“疯了”或者“精神病”。这些话有些刺耳,所以,就说——“彪了”。但我听后没有太认真,因为,本土也常拿此话调侃,并不意味着就到了“疯子”的地步。但是,随着我对W的采访的,我有些困惑了,搞不清这位“文革老人”到底“彪”还是“彪了”。俗话说“旁观者清”,还是让读者来评说吧。

第一次见面,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接过来一看:中国艺术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评论家。他补充说,我还是中国国家书画院特聘副院长、宋庄国际书画院荣誉院长。同时,有八家企业聘我当顾问,几乎每天不得闲,习惯了,乐得做点实际事。做实事,真有其乐无穷的感觉!

大概想起了我曾是本地检察官,可能知道他有前科,于是,又补充了一句,我的案子已经平反了。话音刚落,似乎不经意间轻吁了一口气:我的一生是失败的。

他的案子我听说过,但不很清楚,大概是九十年代初,W在一家豆腐社当头,因为拿公款炒股而蹲几年监狱,是否“平反”了,不得而知。后来(2020年8月14日),大概是出于证明“平反”的“真实性”,提供了如下内容——

2002年,党的十六大《中国共产党人》杂字社等四单位表奖了W,颁发了奖状,称其为“新时期有重大贡献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业绩被载入大型向党的十六大献礼丛书《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

一个蹲过监狱的人,竟然成为“新时期有重大贡献的中国共产党人”,这简直是“咸鱼翻身”啊!

(二)

W给我的印象俨然是一位文化名流,但对于他的那些“头衔”,采访中却另有说法,因无人核实,也就任其自流了。也许,他感觉到我有些“将信将疑”,便给我发了一篇“札记”(2020年9月),推出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现摘录如下——

周孝正和W之间的关系。周孝正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1980年,在他还是大学助教的时候,看到本院《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W的论文《试论推理在推理小说中的艺术作用》“感到万分惊讶”,他研究推理小说两年了,推理小说读了不少也没写出一篇论文,他以为W是70多岁的老教授了,就亲自到沈阳找正在开表奖会受奖的W。W和东北第一个党员教授70多岁的张震泽住在一个房间,他问张震泽:“您就是W教授吗?”W正在读报,抬头一看是一个比他(W生于1946年,周生于1947年)大不几岁的青年在宾馆房间门口找他。张震泽教授指着W说:“W年轻着呢。”周孝正三步并作两步进屋握住W的手说:“对不起,我以为没有70岁写不出那样高水平的论文,失礼失礼!”W说:“水平不高,请多批评指正。”

W和他走出宾馆来到一个饭店边吃边聊。原来周孝正也研究推理小说,他有很多同学在国外给他买了不少推理小说,他研究两年多了,对W论文中提出的学术观点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他非常赞同W的见解,说完拿出一篇论文给W看,W看了之后说:“和我的观点一样。”他脸红了,说:“我是拜读了您的论文之后写的随笔。”W还跟W借过《世界美术史》一书。

周孝正博学多才,博闻强记。后来当了教授,再后来升为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胡锦涛秘书。那次见面他提议把北京通州区文化馆办的刊物专门用来发表推理小说,让W和他任主编和副主编;也提议他俩共同批判广州暨南大学上个月(1981年10月)发表的《推理小说辨析》,那篇文章既不是学术类文章也不是科普类文章,连文学体裁和具体作品两个概念都分不清,竟说推理小说是教唆青少年犯罪的有害文学样式,呼吁作家不要写推理小说。周孝正充满了激情,可惜W认识不上去,自己也不会写小说,对广州暨南大学发表的文章又不屑一顾,没答应周孝正的提议。后来周孝正又举荐W到人民大学任教,W也谢绝。但俩人关系一直很好,虽然不经常联系,周孝正一直高看W。……

(三)

我想,读者耐着性子看到这里,恐怕已经对W有了大概的印象。对于“文化名流”这一面不仅有些炫耀,也露出了“虚构”的破绽。但似乎仍有悬念,譬如,我难以搞清周教授是否对W“感到万分惊讶”,以至举荐其到人民大学任教而吃了闭门羹。但是,故事还没有完——2018年本地副市长刘胜军涉黑落马,竟然是W带着举报人“到北京找周孝正帮忙”,“欲为圣明除弊事”,“一封朝奏九重天”,“周孝正二话没说就把刘兴德的举报信交给了习近平,彻底解决了问题!”

可惜的是,人们在闲谈这一具有轰动效应的案例时,不知道幕后的这一记“重拳”。但是,一出戏过分的夸张就会让人感到荒诞不经。而且,面具总有拿下来的时候。


王先国, 1966年高中毕业生,对于文革的反思,他走上了一条与大多数老高三迥异之路。此照系本人提供于2021年春访谈。

采访中,W的同窗也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G对我说了一件事——

2013年8月,原高三同学搞了一个班史资料,当然少不了“同学名录”,而名录的内容自然是个人提供了。于是,名录中W的政治面貌赫然写着:中共党员。因为知情者的戳穿,“假党员”便成了同学之间的笑谈。由于1968年之后,同学们飞鸟各投林,特别有的身在异乡,阔别多年,彼此不甚了解。在今春(5月4日)的一次聚会上(W缺席),有位曾在长春服役的军官L问道: W告诉我他在部队是正师级转业的,谁知道W在何地从军?听众哑然失笑。

G颇有感触地说,一个老高三,眼瞅着80岁了,为什么要活在谎言里呢,撒的谎不过是一张窗户纸,用一个指头轻轻一戳就破了。本来文质彬彬的,怎么到老还堕落了。我感觉W病了,而且,病的不轻,或者说病入膏肓了。

我看到反思文革的一篇文章《“老高三”群体的悲剧人生》(吴敏《华夏文摘增刊》第1131期),其中说到“1966年对于‘老高三’、‘老三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这场大劫难中,W乃是千万受害者之一,峥嵘岁月不仅埋葬了青春,尤其是武斗中的伤害,铭刻了难以磨灭的“伤痕”。而也有的造反当官,享受着权力的盛宴;有的当年默默无闻,日后却飞黄腾达,官至将军,衣锦还乡。人生的反差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

“文革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毅)在文革巨轮的碾压之下,一个“老高三”是如何扭曲变形的,值得深思。岁月无情,活着的“文革老人”已渐成“珍稀”。幸好尚有文革史专家,在此,就算提供一份进行研究和参照的“活化石”了。

注释:

清理“三种人”:按照中共有关文件所谓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1982年,陈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对三种人要警惕,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要撤下来。此后,中共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1982年12月30日),开始了清查文革余孽为名的运动。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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