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s
中共政权的民意基础与文化发明家的使命 1
一．极权体制的几个特点 3
二．中国人价值观中的权力 4
三．中国人与民主政体的距离 12
四．怒气的起因和效果 19
五．普通人的可为之事 23
六．文化发明家的角色 34
参考文献 43
在海外中文世界里，对中共政权各种行为的谴责和怒骂到处可见，反映出许多华人对它的仇恨和恶意。持这种态度的包括以推翻中共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也包括相当一部分普通大众。同样的态度在国内虽然没有公开表达的空间，但在民间普遍存在。
本文首先试图论证中共政权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异数、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孤立现象，而是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与中国人的价值观水乳交融。中共不过是这个历史无比悠久、体量无比庞大的传统在当代的发言人。中共式的极权政体前有古人，后也还会有来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何对待中共政权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怒气、仇恨和恶意都不会起到改变传统的作用，而徒然招致传统的继承人们的怒气、仇恨和恶意。
另一方面，每一个在华夏大地上长大的人都是这个传统的继承人，所以敌人或政治对手身上的毛病也是自己身上的毛病。一部分华人对中共政权的怒气、仇恨和恶意正是中国的极权文化传统在他们身上的体现。这是在国内和海外都极为常见的“用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反对共产党”的现象的一部分。以极权的方式起意、做事，最后也只能达到极权的目的。
本文然后讨论另一种可能的心态：把注目之处从远处的敌人那里转回到近处的自己这里，在自己的每日生活中努力摆脱传统的塑造、开始对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不同的人使用善意。这样的改变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由此注意到现实的表面之下的许多丰富的层次、发现越来越多的可为之事。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来看，更有实效的反抗传统的方式不是仇视和咒骂传统及其发言人，而是体行颠覆它的生活方式。从大尺度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向文明方向的代价较小而效果持久的演进更多时候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行进的。
一．极权体制的几个特点
中共政权所有遭到诟病和谴责的行为或许都可溯源到同一个原始动机：权力。在民主社会中，所有的权力，包括总统的权力、军队的权力、媒体的权力、法庭的权力，都是受到制约的权力。而中共政权的权力是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
权力的这种绝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全方位性。中共政权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的权力，包括行政、财政、军队、司法、新闻媒体、文学艺术、教育，不是互相制约、各自为政，而是互为支撑、遥相呼应、铁板一块。最高权力在一个主题上弹出新的旋律，所有领域的权力都跟着奏起新的和弦，宛如一个庞大而精美的交响乐团。
其次表现在权力的管辖范围。率土之滨，所有成员都必须服从，没有例外。服从于其权力者可讨得一碗饭吃。不服从者则只有苦头可吃。在建政初期，给不服从者吃苦头的方式是公开羞辱、劳改、杀头。在当代，进化为电子监控、下狱、酷刑、恐吓其父母亲友、切断其生活来源。
权力的绝对性最后还表现在，在中共政权的价值观中，权力的稳固重于所有其它的考虑。是非、善恶、诚实、社会成员的所有权利以至于生命都没有自己手中权力的稳固来得重要。政府制定所有的政策、处理所有的案件和社会矛盾时所依据的最高准则都是看这些手段能否维护政权权力的稳固。在1960年代初，整个权势阶层眼睁睁看着三千多万大众饿死而心无所动，因为一个领袖要满足他当世界老大的权力欲、各级官员要保住他们各自的乌纱帽。
为了使大众乖乖服从，政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展开系统性的工作：（1）夺去大众的认知自由，让他们只知道一个完美自洽的官方版本的新闻、历史、世界局势，因而使大众没有动力去思考、也没有其它版本的事实和解读去比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愚民政策。（2）以对不服从者羞辱、迫害、下狱、酷刑等来在大众的心中制造恐惧感，让他们自己首先便为自己的异端之想害怕得发抖。（3）授予权力阶层以物质和精神上的特权，以此给大众以抱紧体制向上攀缘的视觉激励。
中共政权的这些特点和工作方式并非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之中所仅见，而是与其之前的各个王朝一脉相承。它们之间的不同是权力绝对化的量的不同，而不是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唯一有一些民主气息的政权是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民国政府，可惜它只存在了十几年就被蒋介石的党国体制所吞没。【1】
二．中国人价值观中的权力
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与权力相关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三个情结：
1. 服从情结
中国人对下一代的服从情结的培养从他们降生就开始了。培养工作在两个方面展开：
（1）摧毁他们的独立判断力。父母和老师只感兴趣孩子在学业上的成功，而压制孩子对问题的独立判断、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各种权威论断的怀疑。于是他们在成年之后便只能将自己的世界观依托于某个领袖、强人、大师、主义、法师、祖宗法度。如果他们依赖的那个领袖对他们拉下脸来，或自己离世、爆丑，他们便惶惶不可终日，直到找到下一个精神靠山才安稳下来。
（2）让他们因恐惧而服从。父母和老师牢牢控制了孩子的命运；他们有一点不悦，孩子就被恐惧感笼罩。日久天长，孩子长大之后，他们的恐惧感慢慢变成生活的正常的一部分，他们就习惯了无条件服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以此来换得安全感。
虽然政权的稳定大大得益于大众的服从情结，这样的服从不是经过他们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比较之后作出的有意识的选择，所以只是权宜的屈服，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忠诚。一旦现有的强权摇摇欲坠、另一个强权带着美妙的许诺崛起，他们转眼之间就会倒向新的精神靠山。这使得中国成为形形色色的大师、造反者和革命家们大显身手装神弄鬼的沃土。
2. 竞争情结
中国人的竞争情结来自于两个驱动力：
首先是权力和地位带来的物质资源和心理优势的激励。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中国，孩子们眼前的说一不二的父母、老师和各种成年人都在给他们传达着同一个信息：权力是人世间最珍贵的财富。成年之后，权力是他们人生成功的首要标志、是自信心的主要来源、是夸口的本钱。
另一个驱动力是对在有限资源的争夺战中居于人后的恐惧感，如“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所示。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着周围那些“混得差”的人对孩子说“如果你现在不用功，将来就是他们的下场”时，一种恐惧感就牢牢确立在孩子的心中：社会是虎狼之地；自己若不能努力当猛兽，就只能沦为猎物。对许多人来说，吃亏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它带来的居于人后的挫败感更是精神上的打击、对自己无能的宣判，所以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也务必要胜出别人一分，在重大利益的关头就更要打破头皮。
中国人的竞争情结意味着他们把人分三六九等的状态视为社会的正常状态。比自己地位低、收入低、出身低、长得丑的人，以及与自己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口音不同的人都不配拥有与自己同样的权利、都是嘲笑和鄙视的对象。中国人并不满足于与他人平等的生活状态。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跳出现在所属的阶层、跳入在自己之上的那个阶层。与弱者平等是自己的无能。孩子之间比父母的身份；大学生之间比各自所在院校的名气；成年男人之间比官衔级别和车的豪华程度；女人之间比衣着饰品的名贵程度。比拼成功带来的优越感给中国人的每日生活赋予了意义，而比拼过程带来的不安全感是他们的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
竞争情结意味着中国人更多使用外在的价值标准，即在与他人的比拼、在他人的欣羡和妒嫉眼光中实现自己生活的意义；更少使用内在价值标准，即以自己独立的是非善恶观来指引自己的生活。他们在国家社会的大尺度层面上也主要使用外在价值标准：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这个国家应该为其公民解决什么样的实际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能不能在经济军事实力上超过某个标竿大国。他们眼中的国家跟他们眼中的个人一样也分三六九等。他们对强权的心态是嫉恨，对小国的心态是蔑视。毛泽东的“超英赶美”、当代人的“弯道超车”都是被外在价值标准驱动的结果。
中国人著称于世的勤奋和善于学习也不是出于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而是被竞争情结驱使，在个人层面是实现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国家层面是实现四海蛮夷来朝颂圣的优越感。
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中国人对自己小圈子之外的人的信任度和同情心几乎是零，对陌生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同情心是人在安全感得以满足之后的“奢侈品”，而竞争情结所致的时时的不安全感使得中国人很难拥有这份“奢侈”。
3. 统一情结
在中国，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的“皇帝”；在这个势力范围之内，“皇帝”是所有问题上的唯一内行，他的见解是唯一合法的见解，他要想尽办法用自己版本的见解来统一自己的势力范围。一个科长的势力范围是他的科，科里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科长的见解。一个母亲的势力范围是她的家和孩子们，家里的孩子们都必须服从母亲的见解；她喜欢吃的东西，孩子们也必须喜欢吃。任何疑议都被“皇帝”视为对自己的人身攻击和对自己地位的挑战，必遭致强力镇压。如果把“皇帝”的势力范围比作一盘棋，只有“皇帝”的规则才是棋盘上的唯一合法的规则，其他人要么遵守，要么走人。多数的夫妻纠纷都是由于一方想要以自己的意愿来统一对方的意愿而引起。
在社会上，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机构之内的开会和讨论通常都预设了这个机构的“皇帝”指定的结论，不预设结论的开放探索式的争论或对话几乎不存在。《新闻联播》拒绝讨论任何不同见解，“春节联欢晚会”拒绝显示任何不同感情色彩，而这些不只是政权习以为常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其渊源都是统一情结。
“皇帝”对其目力所及之处的所有的事都有百分之百肯定的结论，并会尽一切努力捍卫这个结论。他们对事情的真相并不感兴趣。在“皇帝”的见解与真相发生矛盾时，“皇帝”的地位赋予了他扭曲和掩盖真相的合法性。“皇帝”可以随意删除或修改真实世界里他不喜欢的地方，而他的手下人也并不觉得这有何不妥。从文革结束时到新冠肺炎期间的四十多年之间有许多人提倡过各种版本的“讲真话运动”，而每次都无疾而终，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政府的打压，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多数人对挖掘事实真相没有兴趣。
“皇帝”接受一个不同意见的情形经常不是因为他忽然开始尊重事实，而是因为那个意见的持有者比他的权力更高。驱使他改变的动力是他对那个更高权力的恐惧。
“皇帝”的统一情结需要手下人的忠实支持。中国历史上，不诚实的“奸臣”永远都是远多于诚实的“忠臣”；奸臣的能力就在于他们知道如何永远维护皇帝对世界的见解，不管它是何等的荒唐。少数诚实的所谓“忠臣”们是迂腐和不识时务的悲情角色。同样的“奸臣”和“忠臣”的悬殊比例存在于中国社会中所有大大小小的机构和组织中。
大众对于 “忠臣”的定义实际上一开始就注定了其悲剧色彩：他们既要服从于皇帝，又要诚实，而服从和诚实经常是矛盾的。大大小小的“皇帝”要求下属具备的首要素质都是服从，而不是诚实。
面子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概念。顾名思义，面子就是遮盖真相的那层表面修饰，是将真相施行整容手术之后的“皇帝”版本的世界。如同《皇帝的新装》里的那样，皇帝和手下人都知道面子不符合事实，但他们都必须坚持。这是对他人的不诚实，也是对自己的不诚实。不诚实的人在社会上左右逢源，且以不诚实为自豪。指出“皇帝”的问题的人是不识相的人；指出国家和民族的问题的人是汉奸和卖国贼。
中国人在国家、社会的层面上也有浓重的统一情结。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虎视台湾、镇压香港抗议活动和强迫边疆少数民族纳入汉文化的做法不仅是政府的行为，而且得到了多数中国人的倾力支持。不管在社会的哪个角落，只要提及“独立”二字，必会遭致全民共讨之的激愤场面。
政权的统一情结也延伸到了国境之外：它要投巨资购买其它国家对自己的赞歌；它对别人领土之上的反对自己的声音如芒刺在背，要虽远必诛，尽管发出那些反对声音的人并没有任何想要侵占自己领土的企图。这些作法是因为虽然“皇帝”的物理领土有疆界，其心理领土一直延伸到宇宙的最远处。
由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到如下的关联：
（1）中共的极权统治方式的来源是中国人的统一情结。
（2）保证了这种统治方式不会遇到大规模挑战的是中国人的服从情结、恐惧感和淡漠的是非观。
（3）中国人的竞争情结让他们抱紧体制，心无旁骛地向上攀缘，而体制也由此获得大批愿意效忠的人才，两个因素都进一步巩固了极权体制的稳定。竞争情结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疑心保证了被统治者无法团结一心对抗政权，也保证了政权在迫害一部分不服从者的时候其他人会袖手旁观、甚至喝彩庆贺。
（4）中共政权做事的遮遮掩掩的方式来源于中国人在各种强权的虎视眈眈之下为了生存而从小练就的不诚实。
政权的统治方式与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契合得这样天衣无缝，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尽管每个王朝都不断受到挑战，但每次硝烟散尽之后总是无悬念地回到极权体制。
所以中共政权并不是建筑于沙滩之上的城堡。恰恰相反，其地基无比深厚而坚实。虽然中共政权不是中国人选举产生的权力结构，却是适合于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的权力结构。中共政权做了那么多的不公之事而仍然能招摇过市，是由于多数中国人价值观之中的不公在纵容着这些事的发生。在反对中共政权的人之中，多数并不是出于对自由和平等的价值的真正热爱（下一节对此将有更多的讨论），而是出于想用自己的极权来取代中共极权的权力欲。一个尊重民主原则的人如果有勇气面对现实，他们会承认中共或中共式的极权组织是中国人应得的统治者。
近来美国政府试图把中共和中国大众进行切割、分别对待。看起来，中共是统治者，中国大众是被统治者，两者是一对矛盾，美国政府这样的切割是有利于他们外交运作的一个聪明的技巧，但实际情况是，两者之间的渊源要比表面看起来的深厚得多。
中国人的三种情结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它们其实都是人类的原始天性的一部分。在民主社会中，儿童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花在鼓励孩子从这些原始天性中成长出来：独立思考、提出问题；对他人使用同情心和爱心；尊重他人的独特见解和行动自由。这些教育不可能完全消除孩子们的服从情结、竞争情结和统一情结，但把另外一些价值播种在他们的心中。这些价值随着孩子的心智成熟而不断成长，并且被成人社会的主流价值鼓励，对原始天性起到了有效的制衡作用。在中国，三种情结则在儿童阶段被父母和学校的教育体制、在成人阶段被社会现实一再加固。
三．中国人与民主政体的距离
与中共政权的深厚民意基础相关的另一个现实是：由于权力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的中心地位，中国向民主社会的转型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无痛。这里讨论这个转型之路上的三块拦路巨石。
1. 权力欲与自由和自律的冲突
权力欲与个人自由是互相矛盾的价值。权力欲是要求别人服从于自己、仰望自己；自由是拒绝服从于别人、仰望别人。一个被权力欲充满的人不认为他人有自由，而他自己的自由就等于呼喝别人的权力。在一个看重个人自由的社会中，权力必然受到各种限制；在一个看重权力的社会中，个人自由必然受到各种限制。
极权体制维持社会稳定靠的是恐惧感和他律：其社会成员做或不做某事不是因为他认为该做或不该做，而是因为他敢做或不敢做。在民主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自由度要大得多，他们驾驭这样的自由靠的是善恶是非观和自律。
美国2020年大选后，总统川普拒绝认输，并亲自打电话给数个州的共和党选举官员，责令他们“找出选票”来翻盘，被这些官员拒绝。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家吴修铭对此的观察是：“这个令人松了一口气的结果该归功于宪法的设计吗？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宪法框定的权力结构，而是州级选举官员的个人品质。是他们对选举公正原则的忠诚将这个共和国从一场生存劫难的边缘挽救了下来。……过去的四年告诉我们：结构性权力制衡并没有通常想象的那样大的能力。我们这个共和国的生存至少在同样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政府中的工作人员 – 尤其是文官、检察官和军官 – 的个人素质。……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告诉我们，没有任何来自外部的约束可以完全取代个人的是非感。”【2】
在习惯了靠恐惧感和他律来行走于社会之中的中国人看来，是非善恶并不重要。中国政府高官龙永图曾撰文回忆：“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国出生，在美国受教育，他和国内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别人会嘲笑他是 ‘傻老美’ ——不会见风使舵，不会说假话，傻。我们的孩子精得很，看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是谁培养的？家长培养的，教师培养的，学校大环境培养的。” 孩子要想在家长、教师、学校大环境等权力的虎虎环伺之下生存，就必须忘掉事情的真伪和问题的是非，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这样的情形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被残酷的社会现实一再加固。对多数中国成年人而言，对是非感的追求远没有对安全感和权力的追求来得重要，这意味着如果他们的恐惧感一旦解除，他们得到的自由就是胡作非为。
这不等于说民主社会中的人完全靠是非感和自律来生活。法律之所以在民主社会中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圣人。但民主社会只能承受有限数量的精明人的存在；精明人多到一定程度时，民主制度就垮掉了。初尝民主滋味的民国政府就是这样垮掉的。驱使精明人上下其手的动机就是他们的权力欲和统一情结。即使某一天中国奇迹般地实现了民主制度，这个脆弱的小屋能经得住多大的风浪也值得怀疑。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未来的民主制度 – 假如它真的到来的话 – 不会重复民国政府的下场，最终灰头土脸地收场，被一个比上个政体更极权的政体取代。所以靠“变天”来救中国的想法是幻想。
2. 竞争情结与平等精神的冲突
在民主社会中，所有人的权力都受到制约，所以，在根本的意义上，民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不管是总统、演艺界明星还是亿万富翁，都是普通人。公司总裁会为司机与自己的平等感到骄傲，认为这是文明社会的标志。这里的平等不是收入相等、名气相等，而是个人权利平等。
当一个习惯于以权力来构筑优越感的人来到民主社会中，他会发现自己看不起的弱者能在经济上得到救助、在个人权利上得到保护，而跟自己平起平坐、跟自己有同等的发言权、或许比自己的音量更大，其代言人还可能靠选举取得立法权、行政权，将自己恨之入骨的政策定为法律。他会发现少数民族可以堂而皇之地宣扬自己的“落后”文化、抵制“先进”的强势文化的同化。他还会发现，不管他的事业如何成功，他很难体验到在中国常见的成功者的前呼后拥的威风，也没有对弱者呼来喝去的权力。他还必须尊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对弱者彬彬有礼；他的言辞稍有出格就可能给自己惹出麻烦。这些都会让适应了极权社会的运作方式的人极不适应。他们习惯了被强者统治的恐惧感，却不能忍受弱者与自己平等带来的失落感。他们处心积虑要与他人不平等，所以即使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奇迹般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要想办法将其踢翻。
3. 统一情结无处安放的挫折感
统一情结的实现靠的是自己与他人的不平等，这与民主社会的平等精神格格不入。在民主社会中，一个人的官职或财产数量并不保证有话语权、不保证别人会接受自己版本的见解。甚至父母也无法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愿。所以一个人要想推行自己的意愿，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去搜集事实、厘清逻辑。他必须花最大的力气准备好他的观点、对听众的欣赏口味和独立判断力拿出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善意。他要做好讲完以后泥牛入海的准备、要做好被听者驳得体无完肤的准备。他需要有对知识的好奇心、有创造性的想法、有大量证据的支持。在做了所有这一切工作之后，他仍然不一定能使多少人信服。不管是政界领袖、商界巨贾、知名科学家，还是演艺界明星，只要停止对社会的贡献，他们很快就会被大众遗忘。对于习惯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过足了“皇帝”瘾的人来说，要想在民主社会中争取到说话有人听的地位，其投资将浩大无比而其产出将远不及他的期望。
中国人的这些价值观与民主社会的要求的矛盾表明，即使是中国哪天魔术般地建立了民主政体，它将会像地面上直立的一根细长的棍子，一股轻风就可将它吹倒。
即使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对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兴趣寥寥。历史学家宋永毅的观察是：“总体来说，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于狭隘民族主义，和所谓的富国强兵的追求。这是他们的一个老传统。” 【3】受这样的传统的影响，清朝末年的开明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热衷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之下，在同时期的日本，福泽谕吉等思想家们大声疾呼的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4】、“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5】、“农民也是人，天皇也是人，不必顾忌”【6】的道理，而这些道理也得到了日本大众的广泛接受。1949年江山易帜之际，除了胡适、梅贻琦、傅斯年等少数几个，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怀着对共产党政权的无限憧憬留在大陆，另有不少留欧美的知识分子热情洋溢地赶回来参与在中共体制之中，这也是竞争情结和统一情结所致。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国人就更是如此。多数鼓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喊出这些口号的原因只是因为实践这些观念的欧美日都比中国富强；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价值与自己的绝对权力欲无法相容。如果极权手段能将中国重新送上天朝帝国的高位 – 这在当代正在变成现实 – 他们就会随手将民主和自由的口号丢入垃圾筐。
中国要想过渡到一个较为稳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需要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的根本改变。这不是换掉一所房子的室内装饰的难度，而是换掉其地基的难度。
2021年2月是“阿拉伯之春”十周年。纽约时报记者Ben Hubbard 和 David Kirkpatrick回顾了十年间的事态发展，这或许可以作为中国民主转型之路的一面镜子：
“点燃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是突尼斯的一个贫穷小镇上的一个水果小贩。警察扇他的耳光，没收了他的电子秤，他忍无可忍，自焚而死。他的死点燃了整个阿拉伯地区的大众对他们的独裁者的怒气。独裁者们以暴力统治、中饱私囊，让大众在贫穷、腐败和无能的政府之下挣扎。
“在突尼斯的抗议者逼得其长期执政的独裁者本阿里被迫逃亡之后，大规模的抗议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爆发。到了2012年初，另有三个国家的首脑被赶下台。”
然后两位作者话锋一转，“但是大众把权力夺回自己手中时获得的那种快感未能持续。”
“十年之后，‘阿拉伯之春’的大众抗议运动与旧有权力秩序的冲突把这些地方的大片土地变成了硝烟弥漫的废墟。利比亚和也门的内战把这两个国家变成了各种武装势力割据的马赛克。在埃及、叙利亚和巴林，权力仍然掌握在独裁者手中，各种反对势力被一一消灭。突尼斯，据称是阿拉伯之春的唯一成功，在经济困境中艰难地领受着民主制度的好处。曾经让这个地区的大众兴奋不已的对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新时代的希望基本上被粉碎了。……
“从许多角度来看，叙利亚是这些国家中最糟的一个：一场起义最后变成了一场内战，毁灭了整座整座的城市，促成了伊斯兰国和其它极端势力的崛起，数百万的难民被迫逃亡国外。”
文章最后引述了一位利比亚的抗议运动参加者的反思：“我们那时不成熟，不知道什么是冲突、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政治。我们以为我们只需要推翻那个暴君就万事大吉，但没有想到暴君已经将他的魔法施给了我们所有的人。”【7】
一种文化传统的体量越大，适合于这个传统的权力结构模式也就越稳定。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极权政体模式的稳定性已经够惊人，而中国文化传统比它们的体量还要大得多，所以适合于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模式还要稳定得多。一个证据是，数千年来，虽然历经许多次的改朝换代，中国的极权政体的格式除了昙花一现的民国政府之外从未有所改变。同样可以预期，在未来，只要中国人的服从情结、竞争情结和统一情结不发生显著的变化，即使中共政权在某一天不走运倒台了，它的“魔法”会保证接替它的是另一个极权体制。
四．怒气的起因和效果
由于中国人的极权式思维，中共式的极权政体在中国社会中的民意基础无比深厚。它的权力无边无际，无人可以挑战；它对成千上万人的不公得不到应有的追究，这激起许多人的屈辱感。许多人盼着中共政权赶快倒台、中国一夜之间变成民主国家，但中共政权与中国文化传统如此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它的倒台和中国的民主转型遥遥无期，这激起他们的挫折感。屈辱感和挫折感都导致同一种情绪反应：怒气。
怒气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应对冲突的情绪：强者为弱者不俯首帖耳而发怒、弱者为自己被强者肆意踩踏而发怒、地位平等者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互相对对方发怒。竞争情结和统一情结的每一次受挫都导致怒气的郁结或发作。许多人都是在父母、老师、伙伴的怒气的潜移默化中长大。历史上被称颂的英雄，如荆轲、岳飞，都是怒气满腔。
发泄怒气的效果是让对方感到威胁，让他们恐惧、屈服，从而解决冲突，所以可以说发泄怒气是极权式的处理冲突的方式。另一些时候，比如冲突的对手比自己权力更强大时，人只能压抑自己的怒气，即俗话说的“敢怒而不敢言”。这并不是冲突的和平解决，而是在他的屈辱感和潜在暴力倾向中再记上一笔帐。如果日后得到机会，他会要对方加倍偿还。在这两种情形中，冲突双方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
在双方关系较为平等的冲突中，由于如下的几个因素，怒气通常无助于解决冲突：
首先，冲突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双方在现有的视野中看不到非暴力解决的方案，所以冲突的解决需要当事者的创造力来帮他们跳出现有的视野。但人的怒气恰恰阻滞了他的创造力：怒气中的人只看到对方的缺陷，而意识不到自己认知的局限；把别人对自己的不公无限放大，而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则视而不见。
其次，怒气和指责把责任完全推给对方，而事实上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改变对方，这会增加自己的挫折感，而更多的挫折感反过来会导致更多的怒气。长年累月活在怒气和指责之中的人徒然毁掉了自己的心情，也阻滞了自己智慧的成长。
最后，一个人的怒气的背后是他对对方的恶意，其效果是激起对方对他的恶意。同时，他的恶意和偏执也让他在旁观者的印象中大大失分，使他失去了本来可能得到的道义支持。不管是在历史书和回忆录中，还是在新闻报道和法庭陈述中，平静而准确的对事实的叙述比怒气冲冲而无法聚焦于事实的控诉有力得多，因为听者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本不需要当事者或转述者来替他们作出是非善恶的裁决。
由于这些原因，多数人会尽力避免对他人动怒；即使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而发泄出来，过后他们经常会为之感到懊悔。现代社会中常见的“怒气管控” (anger management) 技巧就是寻找对对方伤害较小的冲突解决方式的训练。在美国，怒气管控是孩子从小就会被父母和老师经常培训的处事技巧。以平和的心态解决冲突的方式保护了双方之间的平等关系。
大尺度的国家社会层面的矛盾互动与小尺度的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互动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大尺度的矛盾互动通常纠结的仇恨更深、郁积的历史更悠久，也更容易使当事者把冲突以正邪划线，认定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而敌人则只配早日下地狱。这让他们更没有动力、也没有耐心使用智慧。
其次，多数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作用距离是有限的，所以，冲突双方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越远，就越容易起恶意、越难起善意。
最后，一个人的怒气经常是出于他无法完全掌控冲突走向的焦虑感。如果一个人对冲突的前因后果有完全的理解、对他该采取的心态和行动有完全的掌控，他没有必要发怒，而中国的极权体制树大根深，它的反对者们完全束手无策，只能不断郁积怒气和恶意。
把所有的注意力和情感都聚焦于中共政权、盼着各种恶事发生在它身上、盼着它倒霉和倒台的想法是一种统一情结。敌人无比强大时，持有这些想法的人除了空有一腔怒气之外一筹莫展。当世易时移，敌人一朝变得软弱可欺时，他们便忽然得势，郁积多年的恶气得以发泄，社会便成为血雨腥风之地。这就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躲不开的轮回。
在双方地位极度不平等的冲突中，弱势一方的怒气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帮助自己摆脱恐惧感、鼓起与强势一方对抗的勇气；其消极作用是这样鼓起来的勇气不能持久。民众怒气大规模发泄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八九天安门运动。在运动的初期和中期，胡耀邦逝世、新华门事件、四二六社论和绝食行动激起大众对政府的怒气，这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甩掉恐惧感，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之中，全国的游行示威参加者达到上千万人的规模。随着运动向纵深的发展，运动的驱动力从最开始的单纯美好的愿望演变成充满仇恨和毫无理智的空洞口号，而运动的组织则从充满民主和善意的活力演变成赤裸裸的权力倾轧。而在政权将运动残酷镇压下去之后，大众的恐惧感比运动开始之前尤甚。其后的数十年间，绝大多数当年的参加者对那场镇压的态度是在屈辱中缄默，然后在无奈中遗忘。这是以怒气为驱动力的反抗运动的典型运行规律。
极权组织的反抗者们的怒气和恶意也正说明他们和他们反抗的对象是同一个师门的弟子。许多反共的活动家、媒体、政治组织和宗教或准宗教组织并不比中共更有民主和宽容的精神。他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中共那样凶恶的原因只是他们还没得到充分的作恶的机会。
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农民起义和近代的辛亥革命也都是源于怒气。极权的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铁腕控制使得绝望和暴怒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唯一想得到的应对社会矛盾的方式。
五．普通人的可为之事
极权政体数千年来在中国稳如泰山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的服从情结。即使在一个王朝已经与大众离心离德的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也只是知道眼巴巴等着另一个强权崛起，然后欢欣雀跃、依附、服从。同样，对于当代痛恨中共政权的人来说，敌人无限强大，而自己无限弱小，他们的绝望之情无处安放，只能指望着外国的制裁、贸易战和军事对抗将中共压垮。这样的思路脱不出权力斗争的死结：自己的权力对付敌人差得太远，就在想象中加入一个站在自己一边的强权，好像是武侠小说中绝望的群众苦等着武功盖世的大侠从天而降解救自己。姑且不论国际冲突将会对每一方带来什么样的人道和经济的代价、是否真的会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有所推进，他们的问题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了强权们会做什么，而忘了自己虽然是个普通人，但仍然有随时听命于自己大脑指挥的一双做事的手。找不到可为之事的挫折感反过来更增加了他们的怒气。
如果一个人希望跳出在对一个强权的绝望和对另一个强权的盼望之间的永远轮回，他有另一种心态可供选择：放下望远镜，拿出显微镜；把注意力从远处的强权斗法转回到自己身边；从等着将来的世界发生什么大事转回到在当下寻找自己双手可为的小事；把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从未来的幻景变为每日生活的实践。这里讨论几个可能性：
1. 检视传统在自己身上刻下的烙印
人通常的思维方式是：别人的问题一箩筐，自己则完美无缺。实际上，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无比、体量巨大无比，其中的每个人都是这个传统的产品，这其中也包括自己。所以，一个有益的出发点是检视传统在如何驾驭着自己，比如看看自己是否经常高坐道德法庭的法官宝座，给不喜欢的人和事定罪；是否经常以敌意看待价值观和行事方式不同的人；是否经常用蔑视和幸灾乐祸的眼光对待地位不如自己、教育程度不如自己的社会群体和种族等。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以平等、尊重和善意来对待周围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人、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这就是极权心态。如果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那么他应得的统治者就是极权政体。多数中国人都可以归为这一类，所以中共式的极权政体就是他们应得的统治者。
如果一个人愿意认同民主、平等和自由的价值，那么他就应该从自己开始，放下统一情结，在与周围的人的交往中实践这些价值，视他们为与自己平等的人、给他们以相信自己价值观和继续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有如昆虫的壳，一个人继承的传统保护了他在社会中的生存，但也限制了他的进一步成长。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人身上培养出来的壳尤其厚重。多数人终生都意识不到保护了他们、但也裹紧了他们手脚的这层壳的存在。如果能意识到它在自己身上如何强大地存在、如何遏制了自己的成长，人就有可能开始蜕去这层壳。而蜕壳过程的艰难也会让他对周围那些被传统的厚壳紧裹着无法脱身的人们产生真正的同情心。
2. 修改对成功的定义
近代以来，从清末的革命党人、其后的共产党人、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们，直到当代的以“反共”、“灭共”为己任的革命家们，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都视野极为宏大，习惯于将注目处直指最高政权，非在最高权力那里作出改变算不得成功。他们的理想是：第一步，夺得政权或迫使政权作出改变；第二步，用政权的权力把社会中的个人改造为天使。
他们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是，从古到今，第一个努力每次都让华夏大地血流成河，而第二个努力每次都把大众改造得更加虚伪、恐惧、冷漠、残暴。
理想高远者们的想法出于两种心理：一种是“彼可取而代也”的统一情结，一种是被强权长期压迫的受害者情结以及由此产生的报复心理。
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注目点高、视野宏大就意味着自己与假想敌之间的力量差距过于悬殊，所以必须要依附于某个强权才能获得行动力。另一方面，他们的服从情结也正好决定了他们只能苦等着青天大老爷、武功盖世的大侠、精神领袖、外国的飞机导弹来救自己和自己的民族于水火。最终，他们的社会改造实践就演变为强权之间的血腥厮杀。
更有成效的使用一己之力的方式是将注意力从国家社会的层面转回到个人生活的层面。由此可以把成功的定义从发生在遥远未来的“灭共”等事件转回到每日在自己身上、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一点一滴的改变。前者虽然宏大，但自己只是旁观者、鼓噪者、跟随者；后者虽然渺小，却是自己的行动力所成就。
这样的转变需要他们放弃统一情结，也不再把自己当成是可怜的受害者。这会给他们以自由、帮助他们把生活的重心从盼着敌人倒霉转变为提升自己的生活。人只有在自己获得自由之后才有可能给他人以自由。
3. 尊重自己不喜欢的现实
中国人远没有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已经准备好了接受民主政体。许多在欧美国家生活了几十年的华人、许多每天高喊民主自由口号的职业革命家们自己都无法摆脱专制思维，要求在中共体制中生活了一辈子的人哪天能忽然拥抱民主自由的价值就更是天方夜谭。极权政体在中国的长期存在是如万有引力定律和愚公面前的太行王屋二山那样无可回避的现实，而且不会有天帝派夸娥氏二子下凡来把山背走。
但这些人的统一情结又决定了他们难以接受自己不喜欢的现实。他们更习惯于咒骂现实、以自己的意愿代替现实。这与把身家性命全数押入股市的股民看着指数一天天暴跌时的心理活动如出一辙。
对待自己不喜欢的现实的更积极的心态是接受和尊重。尊重万有引力定律不等于不可以造飞机和火箭上天，与引力对抗。正相反，只有尊重万有引力定律的威力，了解其工作方式，人的创造力才能开始工作，从一个一个的零件造起，最终得以翱翔于高天。同样，人在愿意尊重现实时，他就开始注意到这个现实背后的那些无限久远的历史和无限精密的运作规律。他就可以开始与它和平共存，将自己从受害者情结之中解脱出来，然后在现实的框架中重新定义以自己的渺小能力可以做些什么。应对大的挑战需要大的智慧，大的智慧需要大的平安、耐心和专注。在耐心和专注之中，应对挑战的有效而可持续的路径就会显现。
一个儿时不幸的成年人可以一生都沉浸在对儿时的苦毒回忆中，也可以把他的经历转化为他的人生财富。同样，一个不喜欢他面前的现实的人可以把自己定位为现实的不幸的受害者，也可以把他的时代定位为让自己开了眼界、给了自己有所作为的机会的激动人心的时代。
4. 对具体的人报以善意
不管在哪个社会，在其间传播的所谓“事实”都难免带有这个社会的文化传统的染色，去伪存真是极难的事。这些所谓的“事实”塑造了每个人的价值观。然后，每个人的价值观又充当了他进一步获取“事实”的过滤器，而这些过滤之后的“事实”再进一步加固他已有的价值观。所以没有人能完全卸下传统的包袱。事实上，多数人会终生背着传统的包袱而不自知。每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背后都有深厚的传统的支持，也因此几乎不可能被外力改变。这就是古语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所以，中共政权和它的激烈反对者们本是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传人。他们的理想和行事方式同是出于这个传统之中的统一情结；他们都认为只有自己的意愿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意愿，而别人的意愿都该被自己的意愿统一；他们都只关心如何操纵他人的命运、不关心如何改变自己的认知、提升自己的生活。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敌人的关系，而是同门师兄弟的关系。他们都在不经意之间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份无比丰厚的“遗产”。
愿意对自己这份“遗产”有所作为的人可以尝试在每日的生活中对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家人、同事和朋友使用足够的尊重、善意和民主精神。他们会发现这比对遥远的假想敌喊打喊杀是难得多的事。开始习惯了对近距离的、具体的人使用善意，就有可能开始对更远处的人和更抽象的人群使用善意。
既然中共政权是适合于多数中国人价值观的体制，那就应该承认它有生存权，是与自己平等的对话和理念竞争的伙伴。
自然，中共政权和它的跟随者们不会视任何人为平等的对话伙伴。这是因为他们坚持要活在绝对权力统一全国的旧时代。但是欣赏自由、平等和民主价值的人们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活在不同理念能共同生存、平等交流的新时代。
对冲突的另一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也有实际的益处。在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有现出善意的能力，但只有极少数人有在冲突中被对方施以恶意时以善意回应的能力。所以，如果一个人对对方使用恶意，他几乎在所有的情形中都会被报以恶意，但如果他现出善意，他经常能得到善意的反应。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冲突的解决经常是由于一方首先现出善意而导致双方冰释前嫌。
甘地注意到，“如果恶意是人类社会的主要驱动力，世界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毁灭了，也不会有我写这篇文章，也不会有读者对未来抱什么希望。我们之所以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爱的存在。我们自己就是这件事的证明。”【8】
对对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不等于懦弱、回避冲突、或放弃原则。甘地对此的做法是：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理念的存在、坚持表达自己，一方面不强求对手接受自己的理念；承受对手的暴力，而拒绝对对手还以暴力，包括言语和身体暴力。在甘地看来，冲突双方之间的不同只是意见的不同；他们都有生存的权利，他们也都有表达的权利。在理想的意义上，这样的存在方式符合他信奉的“不伤害原则 (ahimsa)”；在实际的意义上，这样的存在方式在对手那里激起最小的敌意，因此给自己的理念以最大可能的生存机会。
5. 向不诚实的文化传统注入诚实的元素
人对安全感和权力欲的追求胜过对事实的尊重时，不诚实就是自然的行为。服从情结是服从于强者的意愿，即使这意愿与事实相悖；统一情结是迫使弱者服从于自己的意愿，即使这意愿与事实相悖。这些都是对事实的背叛、是对自己的不诚实。
对自己的诚实是接受现实、把现实置于自己的意愿之上、愿意根据现实来改变自己。现实首先包括外部世界的现实；这要求人承认对手的强大和自己的渺小、承认世界的复杂和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意愿并不具备“皇帝”的圣旨的资格，而只是社会中成千上万个意愿之中普普通通的一个。
现实也包括人的内心世界的现实；这要求人承认自己的恐惧感、挫折感、权力欲，也承认自己与对手一样，都被传统的厚壳裹紧，即使经过卓绝的努力也不可能蜕去多少。面对两种现实的诚实都需要勇气。对自己开始诚实时，对别人的诚实才有可能。
怒气是由于无法面对自己的意愿被现实压垮的事实，所以怒气也是对自己的不诚实。如果能够诚实地接受眼前的冲突超出了自己的驾驭能力的事实，怒气就会平息，人就开始获得平安。
诚实是平等的前提。在意见之争中，自己永远高对方一等；在事实面前，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平等才有可能。所以对于不诚实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无从谈起。
诚实也是民主的前提。生活在民主制度中就意味着经常会有自己不喜欢的政治人物赢得选举、有自己不喜欢的意见被通过为法律，如果多数社会成员不能诚实面对这样的现实，无法克制自己上下其手、做小动作、动辄要以暴力来推行自己意愿的冲动，这个政体就活不了多久。
如同诚实的商人使得商业交往变得容易，对自己诚实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容易：在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能达成共识的地方就是事实。在足够多的事实面前，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会找到共同点，社会的裂痕会慢慢开始弥补。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中，价值观不同的人不是处心积虑要置对方于死地，也不只是设法避免彼此碰面，而是设法彼此交流，通过交流发现冲突的表面之下的共同价值，一起创造新的文化。这个过程需要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人的诚实。
总之，如果一个人希望给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注入一点新鲜血液，他有许多可为之事，这包括（1）检视传统如何决定着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2）将成功定义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改变；（3）心平气和地尊重现实，不管这现实是自己如何不情愿面对；（4）以善意对待每日生活中的具体的人、尊重他们的独特价值观；（5）以诚实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渺小、无知、恐惧感和挫折感，用事实与他人交流，而不是为意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生出恶意。
这些事也可以归结为放弃权力欲、放弃统一情结、放弃用自己的意愿来驾驭他人、修改现实。借用生物学的术语，这可以说是在自己身上实现对传统的变异。
一方面，这些事看起来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另一方面，一个人要在实际生活中体行这些事谈何容易；这是要做一个不同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真心想让中国变成一个不同的社会，他除了首先让自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之外并无它途。实际上，传统刻在每个人身上的烙印如此深刻，即使一个人用了全力去实践这些事，他也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改变自己。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社会改造者都是只知道去改造别人，而他们的成效也有目共睹。
如果一个人开始去实践这些心态和行动，他会感到自己并不是只有束手无策、怒气和恶意。当他发现自己的双手也能做一点有用的事，不管有多小，他的挫折感就会开始消退，他就会平静下来、开始看到现实和理想之中的丰富的细节。这些认知的突破是对他自己的教育；他会因此发现更多的可为之事。他会开始尊敬自己：人的自尊不是来源于他高弱者一等的感觉，而是来源于他在面对强者时的镇静和行动力。当他的自尊多起来时，他就自己把自己拉出了泥潭，不再需要精神领袖、法师、武功盖世的大侠和外国的飞机导弹的解救。
如果一个人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价值的欣赏只是叶公好龙，他去说服别人接受这些价值就是笑谈。反过来，如果他愿意改变自己、愿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这些价值，他的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的内容会在他自己的改变中丰富起来；这些会传染给周围的人。这就是他力所能及的对社会的改变。如果一种理想在一个社会中有潜在的生命力，那么当一些人提前活在这个理想中时，他们的群体就会如土壤中的一颗种子一样开始长大。
六．文化发明家的角色
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之悠久、体量之庞大，让任何改造它的企图都显得不自量力。但另一方面，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一棵老树，虽然在远处看起来，其树冠的轮廓在几年之内没有什么变化，但仔细观察之下会发现它的细节处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些新枝不断生出，一些老枝枯萎、脱落。
社会中每一点这样的改变都不是自动发生，而是由一些人的有意识的努力促成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社会的文化。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大众对宗教的态度、对妇女投票权的态度、对种族关系的态度、对劳资关系的态度、对同性恋的态度、对环境保护的态度等都在不断演变。每一点演变都是许多人的毕生努力的结果。美国人不仅在发明着电灯、电脑、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也在不断重新发明着他们生存于其间的社会。
将新观念注入现存社会秩序的人可以称为文化发明家。文化发明家的使命并不是完全摧毁现有的文化 – 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他们也不是在发明一种全新的文化 – 也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发明的是一些新观念在现有文化中的成功生存。这并非易事：一个文化和一个生物体一样，都有强大的排异功能，会顽强抵制任何试图侵入他们身体的异物。所以在现存的文化中嵌入有生命力的新观念需要文化发明家的灵感和汗水，如同发明电灯泡需要爱迪生的灵感和汗水。当新观念在文化中扎下了根、获得了生命力之时，与之对立的老观念也就自动失去了生存空间。这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代价较小的方式。
文化发明家面对的挑战比爱迪生面对的要严酷得多：爱迪生发明的是给大众带来便利、受大众欢迎的工具，而文化发明家发明的东西会遭致许多人的排异反应；爱迪生的烦恼只限于实验室的进展不够顺利，而文化发明家可能会搭进去自己的性命。文化发明家的每一个发明在最初都会碰许多钉子，其中的绝大多数夭折，但也有一些成功地扎根、发芽、长大，最终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美国近代最成功的文化发明家或许是马丁路德金博士。1954年，25岁的金博士从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毕业，来到南方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担任牧师。当时美国南方实行种族隔离的政策。“如果一位游客在抵制公交车运动发生之前访问蒙哥马利，他会听到公交车司机管黑人乘客叫‘黑鬼’、‘黑猿’和‘黑母牛’。他会经常注意到黑人乘客从公交车的前门上车，付了车费，然后得下车，走到后门再上车。他有时还会注意到，在那个乘客走到后门之前，公交车已经带着他的车费开走了。这位游客还会注意到黑人乘客在空座位的旁边站着，即使车上没有一位白人乘客，而挤满了黑人乘客。黑人乘客被禁止坐在车最前面的四个座位上，因为那是白人乘客专用。更有甚者，如果白人专座已经坐满，而继续有白人乘客上车，坐在非白人专座上的黑人会被要求把座位让给白人。如果他们拒绝，他们会被逮捕。”【9】
次年12月1日，在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上，坐在非白人专座上的黑人乘客帕克斯女士 (Rosa Parks) 因为拒绝给一位白人男性乘客让座而被捕。金牧师和另外几位同行决定发起抵制公交车的行动，倡议全市黑人以步行或个人拼车等方式上下班，以声援帕克斯女士。蒙哥马利几乎所有的黑人都参加了抵制运动。“抗议的精神如此深刻地成为每个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有时他们本来可以搭车却选择步行。对于许多人来说，步行有了重要的象征意义。一次一位拼车司机在一位步履艰难的老太太身边停下来，说：‘老奶奶，上车吧，你用不着步行。’老人挥手让他开走，说：‘我不是为我自己步行，我是在为我的儿子和孙子步行。’”【10】
白人控制的市政府采取了离间黑人社区组织者、以“反抵制法”的名义逮捕运动领导者、取消黑人拼车的保险单等办法以应对。抵制运动的组织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金牧师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
“我讲了一些考虑欠周的充满仇恨的话。但我随后意识到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能酝酿怒气，’我告诫自己，‘你必须承受对手的怒气而不还击。你不能苦毒。不管你的对手如何情绪激愤，你必须镇静。’”【11】
白人警察们不断找金牧师的麻烦。一天晚上，警察以超速的名义将他抓上警车，拐弯抹角开向荒郊野外。车经过一座废弃的桥下时，金牧师认为他们要杀人抛尸（当时白人对黑人的暴力私刑事件时有发生）。“我全身从里到外在发抖。我请神给我勇气承受我要面对的任何结局。”【12】当警车终于开到监狱门口时，金牧师才松了一口气，不禁自嘲刚才的慌张。
一些白人恐怖主义者好几次在黑人教堂里、在金牧师和其他一些运动领导者的家里投掷炸弹。“当我意识到我的妻子和小孩险些被炸死，我感到我心中的怒气在上升。……我又一次站在仇恨的边缘。然后我又一次拉住了我自己，说：‘你不能允许你自己这样苦毒。’”【13】
1956年11月13日，抵制公交车行动开始近一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裁决阿拉巴马州的公交车种族隔离政策违宪。金牧师回忆：“最高法院裁决公布的第二天晚上，我家的电话几乎是每五分钟就响一次。一个打电话者说：‘如果你让黑鬼们坐在公交车前边的座位上，我们一个晚上就会烧掉五十个黑鬼的房子，包括你家的。’我平静地告诉他，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还没说完，他又说：‘黑鬼，闭嘴！否则我们现在就去把你的房子炸掉。’另一个打电话者大骂最高法院。他说他有证据表明所有的大法官都是共产主义者。他最后说：‘我们等着那个该死的布莱克法官回到阿拉巴马，然后我们就把他和你吊死在同一棵树上。’”【14】
那天晚上，三K党驱车到黑人社区示威。“平时，三K党威胁要来时，黑人们会躲回自己的家中，锁上门，拉下窗帘或关上灯。他们怕死，所以他们装死。但这次他们的反应不一样。三K党徒 – 报纸上说‘大约四十车穿白袍、戴白高帽的党徒’ – 来时，每个房子的灯开着，门也开着。党徒们开过去时，黑人们像观看马戏游行一样看着他们。……驶过几个街区后，三K党徒们感到有些困惑，拐到一条小路上，消失在夜幕中。”【15】
白人种族主义者们在这里使用的手段与中共政权一样，都是让弱势群体恐惧、让他们只能“装死”、乖乖就范。金牧师的对策是首先与自己的本能斗争：克服自己的恐惧、控制自己的怒气；然后帮助黑人兄弟们克服恐惧、控制怒气。在强权面前，于平静中生出的勇气比怒气中生出的勇气更持久，也更聪明。
虽然有了最高法院的裁决，黑人们回到公交车上与习惯了歧视黑人的白人乘客坐邻座同样是个挑战。在组织黑人们回到公交车上之前的那天晚上，金牧师在黑人社区大会上讲话：“这是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自尊和智慧的自律的时候。我们必须阻止情绪变得疯狂。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使用暴力，……我们回到公交车上时，必须用足够的爱来把敌人转化为朋友。”【16】
第二天，蒙哥马利的公交车种族隔离政策正式取消，黑人回到公交车上。“一位（白人）老人站在司机旁边，尽管车厢后部有好几个空座。有人建议他到后面的空座上坐下来，他说：‘我宁愿死了下地狱也不坐在黑鬼的后面。’……一位黑人女士在下车前被一个白人男子扇了一耳光，但她拒绝报复。她后来说：‘我一个人就可以拧断那个小个子的脖子，但我在昨天晚上离开大会的时候就决定了照金牧师说的去做。’”【17】
历时一年的蒙哥马利抵制公交车运动有如下几个特点：（1）抗议的方式简单易行（拒绝乘坐公交车），因此呼召了众多的参加者（拒乘比例几乎达到百分之百，拒乘时间长达一年多）。（2）不谴责、谩骂对手、不喊大的口号，而是聚焦于一个具体的目标（公交车公司取消歧视政策）。正如高墙的倒塌是从一条小小的裂缝开始，从小事做起是应对大挑战的最容易取得突破的方式。（3）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保持自立和自尊。这些特点大大提升了这场运动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由此导致的全美民意的转变是促成最高法院的有利裁决的重要推动力。
金牧师认为，“虽然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这场运动胜利的标志，但运动实际上在裁决宣布之前就已经胜利了。……全世界都看到，一代有勇气的新黑人在蒙哥马利诞生了。他们以清晰的轮廓出现，使白人不得不面对、甚至必须尊敬；使全美国的黑人仰慕、然后开始效仿。”【18】
蒙哥马利的黑人民众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和行动给自己、也给全美的黑人照亮了变革命运的路径。他们的对手们则因为使用暴力和非正义手段而丢失了全社会的广泛的支持。
抵制公交车行动的成功催生了历时十多年的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种族歧视的法律法规被废除，种族之间的平等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今天，美国所有的少数族裔，包括华人，都在享受着这场运动带来的成果。金牧师刚到蒙哥马利时在公交车上见到的那些景象在当今的美国已经很难想象了 – 这不仅是由于法律的约束，更是因为当今美国社会的多数人认为那样的言行有违自己的是非观。
金牧师挑战的不只是某个政策、法律法规、执政团体，而是美国文化、尤其是美国南方文化中的一个痼疾。他的对策不是企图全面摧毁这个文化，而是从一件具体的事入手，在这个文化中嵌入一个新成分，以此来改变这个文化中的一些老成分。他对每个具体的人 – 文化的承载者 – 都抱有善意。在道德法庭上，他只是陈述自己的案情，并不抢坐法官的高椅；他尊重法官们 – 所有的对手和所有的观者 – 的裁决。只要他的陈述有足够的生命力，道德法庭上的法官们的良知就会开始做工作。对于那些早已习惯了用丛林法则来看待种族问题的法官们，金牧师的“用足够的爱来把敌人转化为朋友”的冲突处理方式给他们的视野之中加入了一个新的价值考量：是非感，这促使他们开始质疑自己那些丛林法则的正当性。这就是文化发明家的工作方式。
中国的社会改革者们面对的真正对手也不是中共政权，而是中国文化中的各种痼疾。两者的不同之处是：中国文化比美国文化对挑战者的敌意大得多、手段也狠得多，所以这要求中国的文化发明家们拿出比金牧师更强大的创造力、更强大的克制怒气和对对手展现善意的能力。
文化发明家与革命家的不同之处包括：
首先，革命家是被权力欲驱使、志在砸烂现秩序，自己取而代之。如黄巢诗云：“我花开后百花杀”，革命家要求别人都听自己的，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文化发明家则尊重现秩序，只是诉求自己在其中的小小的一席之地。但他们并不到权力组织那里去讨要生存许可证，因为一来他们不会领到，二来也没有这个必要：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所以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伤害到他人，他们没有必要去寻求任何人的批准。他们只是坚持自己的存在、坚持发声、坚持对对手使用善意、承受对手的暴力而不还手。他们并不强迫对方做什么事，因为每个人做什么事本来是各人自己的权利。他们坚持与敌视和蔑视他们的人对话，但并不寄希望于后者的愿意参与。
其次，革命家的冲天怒气让他们对未来的理解只流于口号，而文化发明家从身边小事开始的心平气和的工作让他们能在当下就生活在未来的理想之中，于是未来的丰富细节不断在他们眼前展开。如果说革命家们的做事方式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雷霆闪电，文化发明家们的做事方式就是不离不弃的润物细雨。
第三，革命家的仇恨发泄对象是对手其人，而文化发明家将人与事分开：他们尊重对手其人，只是促请他们考虑接受一些新的观念。革命家不感兴趣改变自己，也相信自己的权力是改变他人的唯一有效手段。文化发明家相信的是“心的大门只能从里边打开”。
最后，革命家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他们的成功靠的是大众的盲目追随，所以革命家的组织是极权组织，并且会在革命的过程中逆向淘汰，变得越来越极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文化发明家的成功靠的则是启发每个普通人的智慧和行动力，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当自己生活圈内的文化发明家。在文化发明家发起的运动中，每个参与者之间是平等的。蒙哥马利的抵制公交车运动固然得益于金牧师这样年轻有为的组织者，运动的成功最终靠的则是每个参加者改变自己的心态、甩掉恐惧感、感受到用自己的双手双脚创造的自尊。这场运动的每个参加者都是文化发明家。
不首先改变自己而试图去驾驭他人是出于权力欲。历史已经证明，通过权力争夺战来挑战极权政体带给中国的只是血流成河。通过自己的改变而在周围的人那里产生改变则是出于爱。对白人对他和他的黑人同胞的歧视、羞辱、打压，金牧师称之为“我们许多白人兄弟的在打瞌睡的良知 (the dozing conscience of many of our white brothers)”，【19】这是爱的心态。
借用金牧师的说法，虽然许多中国人看起来麻木、冷漠、自私、权欲熏心、有时残忍，但这同样只是良知在“打瞌睡”，也同样能被爱唤醒；它醒来需要的唯一条件是文化发明家们的坚持。爱虽然没有权力争夺战那样吸引大众的眼球、激起他们的亢奋情绪，它改变社会的步伐虽然是婴儿步，但走对了方向的婴儿步同样可以走得很远。每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最初都是从一个不及拇指肚大的种籽开始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