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新疆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当代的新疆问题主要体现为维吾尔人与汉人主导的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政府是汉人民意的代表，汉人是政府的维吾尔政策的强大民意后盾，所以当代新疆问题的本质依然是民族矛盾。
在世界范围来看，民族矛盾处理不善屡屡引起惨烈的仇杀，其例不胜枚举。本文回顾历史并不太久远的另一场汉族与穆斯林之间的大规模仇杀：同治陕甘回变，即发生在清末同治年间陕西和甘肃（当时的甘肃包括现在的青海和宁夏）的回汉之间的武装冲突。不同年代和背景的史学家们也把它称为同治回乱、东干之乱、陕甘回民起义、同治西北战争等。
陕甘回变始于同治元年（1862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军攻入肃州（今酒泉）结束，前后历时十二年。学者们对这场大战的人口损失情况的统计出入不大，这里仅举一例：“根据曹树基的研究，1861至1880年间陕甘人口损失超过2000万，损失比例高达63%。参见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1】在人口密集处、州城府县所在、兵家必争之地附近，死亡比例更高，可高达八九成，史家对此有大量的记录。从人口损失的数量来看，在清朝末年的各次人祸中，其惨烈程度仅次于太平天国，比清廷与外国的数次战争惨烈得多。从当地人口损失的比例来看，陕甘回变之惨烈犹过于太平天国。回汉双方对对方的行为都构成现代意义上的种族灭绝。
陕甘回变在当代大众所熟悉的晚清历史中并不占据重要的地位，这可能是由于它与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的以“丧权辱国”为主旋律的官方叙事不太合拍。但是史学家对这段历史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其脉络基本清晰，值得后人了解。因笔者研究条件所限，不能亲自查阅一次文献，所以本文中主要引用的是历史学者整理之后的二次文献。值得一提的是，一次文献的准确性也经常值得商榷。本文在最后对此有所讨论。
本文的写作目的不是作出史学的新发现，而是作为通俗读物，让普通读者了解事件的大致来龙去脉，旨在抛砖引玉、以古鉴今，提请更多的人来思考民族矛盾的不妥善处理可能导致的惨烈后果。
事件概述
通常把陕甘回变的起点定于同治元年二月的陕西华州砍竹事件，即一批回族团练因购买（砍伐）汉人的竹林作矛而引起的纠纷和命案。纠纷的过程在许多历史资料和网文中都有提及，而细节互有出入。其中的一个版本是当时陕西巡抚瑛棨的奏折：“此次汉回起衅由于华州境内回民购买竹杆，汉民增价居奇，互相争闹，遂致伤毙回民，当时经人劝散，不意是夜汉民暗赴回村烧毁房屋，于是回民纠众报复，汉民齐团相斗，渭南大荔一带，闻风而起。”【1】本文无力确定事件的真实来龙去脉，而只是指出：冲突在每个社会的每个角落都会发生，而这次冲突却引爆了历时十多年、一千万到两千万人丧生、将整个西北地区几乎摧毁为无人区的惨烈大战，这说明这次冲突的背后有更为深远的矛盾。
在清代，陕西与甘肃是回人与汉人杂居的地方。“大致在清季同治年间回乱前后，陕西居民为汉七回三，甘肃则汉三回七”。【2】后代学者的统计与此估计出入不大。在两省，回汉矛盾已久，而在官府中，官吏中的汉人比例远高于回人，满人对回人的敌意也远胜于对汉人的敌意，因此，整个陕甘回变是以回人为一方，汉人和官府为另一方。
李恩涵记载：“乱事自同治元年二月华州汉回团练互杀开始，由于渭河两岸回民众多，大家处境相同，气声相通，变乱很快蔓延到渭南、大荔、临潼、华阴等县。”【2】
同年五月，回民武装诛杀前来调停冲突的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冲突至此已覆水难收。之后，变乱很快传播到甘肃。
变乱开始后，在回人势力胜于汉人的地区，回人对对汉人和汉官大开杀戒；在汉人和官府势力胜于回人的地区，汉人和官府对回人大开杀戒。“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回汉民族之间的大屠杀，即在同治期间黄河上游区域发生了许多回汉民之间报复性的屠城、屠堡、屠村事件。”【3】
有民谣云：
汉杀回来回杀汉，
秦川闹的不得安，
杀的十村九无烟，
血水成河骨成山。【4】
在冲突的前几年，清廷忙于对付南方和中原地带的太平天国和捻军，在陕甘的势力微弱，不足以抵挡回族起义军的凌厉攻势。1864年，即陕甘回变开始两年之后，太平天国被剿灭。1868年（同治七年），捻军被剿灭。清廷终于腾出手来对付陕甘回军。同年，左宗棠以陕甘总督的身份率军入陕西。左军的武器威力远胜回军，而各地回军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组织，终被左军各个击破。 “左氏有计划地层层推进，逢寨必毁，见人（回民）必杀。”【5】回军只能向甘肃方向步步后退。
次年（同治八年），陕西回军被基本肃清，左军开始向甘肃攻击。四年之后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军围困肃州，用大炮轰击城墙和城内达五个月之久。9月15日，肃州回军终于抵挡不住，开城向左宗棠投降，历时十二年的陕甘回变被彻底镇压下去。9月23日，“在中军号炮三响的指挥下，各军同时行动将所有点验登记投降的甘、陕各回军1573人，悉数予以屠杀。当天夜间，各军并进入肃州城大肆屠杀，所有肃州残余回民五千四百余人，除六十岁以上及十五岁以下的老弱妇女九百多人之外，其余全遭屠杀净尽。即此遗留的九百多老弱妇女及城外降回共计二千数百人亦全部被移往兰州耕垦。”【2】左宗棠随后上奏说：“现在肃州无一回属亲。其甘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2】
回汉互杀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粮食极度短缺，许多平民百姓无法承担高昂的粮价。“同治三年六月，兰州变乱发生后，‘粮价昂数倍，饥民至杀人而食。携持子女投黄河死者，不绝于路’”。【3】
同治四年，“兰州粮价高昂，饥民割死人肉食，后更杀人而食，城中人活存者十分之一二。”【2】
“到了1866年（同治五年），（甘肃官军）火药已经用尽，大米贵得买不起，连本地产小麦的价格都达到正常年份的数十倍。他们没有燃料，战马因没有粮草而饿死，自己只能喝稀面汤。很多平民饿死或自杀。”【6】如果官军都没有燃料，即使有的平民勉强能糊口，他们如何度过大西北的冬天可想而知。
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包括：
首先，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阻断了粮食及其它所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流通，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结构被完全摧毁。这如同一个人全身的经脉被处处斩断，于是其机体只能很快腐坏下去。
其次，农民为避战乱而大量背井离乡，农田无法播种、照料、收割，导致减产。
第三，背井离乡之后，即使市场上出售的粮食为平价，有财力长期负担商品粮的也只能是富裕人家，普通农民只能是坐以待毙，更何况粮价飞涨。
最后，武装人员大肆抢掠平民，进一步加重饥荒，如《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左宗棠不久就发现，他的勇营并非总是忠诚可靠的。他几乎没能保持他们的士气。士气之提高仅仅是由于：左宗棠提供了充足的给养；允许掳掠被攻破的富庶的回民据点。”【7】
而且清军不只是对回民下毒手。“有人在回变结束后走访过陕甘地区，发现是官军，而不是回族武装，抢掠并捣毁了村庄，把广大的乡间变成了不毛之地。”【8】左宗棠的士兵们千里迢迢来到大西北冒死作战，并不是出于什么保卫国家统一之类的高大理想。他们纯粹是为利而来。他们得了利，平民百姓就只有饿毙一途。
另一个降临在陕甘百姓头上的灾星是瘟疫。如“1863年（同治二年）到1872年（同治十一年）十年，甘肃18个州县发生了瘟疫，每次瘟疫都伴随着大量人口死亡。如同治五年五月，永昌‘疫大作，死者无算’；同治六年，合水‘兵乱虏抢殆尽，人有相食者，加之瘟疫甚行，十死三四’。”【3】
瘟疫的大流行可能是被屠杀和饿毙的平民人数太多，不能及时掩埋，因而导致致病微生物大量繁殖和传播所致，如“同治二年二月，羌白镇、王阁村（陕西大荔地名）先后被（清军）攻下。羌白镇‘堡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王阁村被攻下时亦‘杀贼尸山积’、‘流血成川’，以致于尸体腐烂，‘时疫大作’。”【9】
总之，十几年的屠杀、饥荒和瘟疫将广大的中国西北地区几乎荡平为无人区。“这十余年间，战事所及之处城堡屡陷，沃野繁华尽为焦土，田荒粮尽，人烟断绝，熟地变成茂林，‘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而与战争伴随而来的抛荒、灾歉、饥馑，贯穿始终，各地粮绝而人相食者，不绝于书，人口损失惨重。”【1】
冲突爆发和升级的原因
这场惨烈冲突的最初起源是汉回之间的宗教传统与生活习俗的不同，以及由此而起的互相之间的轻视、鄙视、敌视。
但是，“纵观中国穆斯林发展史，自唐代以来，虽因与汉人习俗相异，存在一定隔膜，但基本能做到各自相安无事，相互间虽有摩擦，却不见直接对抗，更未有大规模的族群冲突。”【10】
矛盾为什么在清末开始激化？学者们有大量的分析，这里只列举其中几个原因：
首先，到了晚清，人口急剧增加，资源之争加剧。如“户县地方志载，同治变乱后，前朝遗老慨叹关中被兵之苦，缅怀乾隆盛事：‘人烟辐辏，庐舍鱼鳞，各村充塞，俱不能容，村外环集，殆无隙地……’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口稠密，已无荒地可耕的事实。【11】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当人口急剧增加，就出现粥少僧多的局面，冲突和误解就会增加，也更容易放大。自然资源的满负荷或超负荷运转也意味着社会的容错机制已被用尽。一旦社会运行的基础结构垮塌，其后果不堪设想。
其次，清政府的民族政策不公。“由于绝对多数的地方官都是汉人，在有关汉回两族人民的诉讼案件中，更多畸轻畸重，对于回民常多压抑，回民因此常生反抗之心。”【2】甘肃布政使司张集馨指出：“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民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履霜坚冰，殆非一日。”【12】
清廷的不公平民族政策出于两个主要原因：（1）清朝中期以后，满汉之间进一步融合，大批汉人出任中低层官吏，普通汉人也已经习惯于服从清廷的权力。另外，汉人的宗教也严重世俗化，僧人、道士都受官府的摆布，俗家信徒也都是首先忠于皇帝，其次忠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回人的信仰却独立于官府的统治，这是清廷“以汉制回”、“护汉抑回”的主要原因。（2）以比汉人少得多的人口而处在统治者地位的满人与汉人的关系可谓微妙：一方面要依仗大量汉族地方官来维护其统治地位，一方面也要寻找制衡汉人的杠杆。汉回矛盾便是可资他们利用的机会。通过偏袒汉人，在回人之中激起对汉人的愤怒，他们成功地扩大了汉回之间的嫌隙，从而分散了汉人的注意力，减轻了他们对自己的权力的威胁。
偏心的父母对被宠爱的孩子和被冷落的孩子的心灵同样产生腐蚀：被冷落的孩子会发展出对他人的怀疑和对这个世界的敌意，而被宠爱的孩子会不懂得诚实、不懂得尊重弱者。清廷的民族政策产生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第三，由于官方的冲突调节机制无力调解众多的纠纷，其经常存在的不公平也不能让当事者心服口服，当事人经常转而采用直接诉诸暴力的解决方式。“及至咸丰朝中后期，西（安）、同（州）一带械斗之风更为激烈，不但械斗次数频繁，而且规模庞大，聚众人数往往成百上千，斗杀人命亦屡见不鲜。”【12】由这样的情形来看，华州砍竹事件就并不显得特别突兀，而汉回之间的矛盾就在一次次的械斗和命案中不断蓄积。
第四，陕甘回变开始的同治元年是个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年代。那时，洪秀全已经建都南京自封天王近十年，其大军正在江南与清军鏖战。捻军在华北、中原一带势头正旺。太平军和捻军的一些部队已经攻入陕西。云南回人已经开始大规模反叛，攻占了云南的大片地区（史称云南回变，其惨烈程度几乎堪比陕甘回变）。清政府疲于奔命，左支右绌，在许多人看起来不再是不可挑战的巨无霸。这让长期感到受官府和汉人欺压的陕甘回人开始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出恶气的时候近了。
最后，因为官军无法独立对付太平天国，清廷鼓励地方豪强建立团练以自保。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都是由地方团练发展壮大而成。可惜陕甘地区的团练并未用来抵挡太平军，而是起到了加剧汉回矛盾的作用。由于回人和汉人很少来往，两方分别组织团练。“1860年清廷根据湖广总督官文的建议，在甘肃、陕西推行团练。在团练筹办之初，清廷组织了大批相对武勇的回民加入团练，试图以此编练精锐抵御太平军，却不曾想使得陕西地区的强大的回族武装迅速建立起来。……回汉团练的组建，使得陕西过去的回汉冲突演变为武装斗争。团练之前，陕西回汉屡有争讼和斗争，但双方只是分散疏离的普通民众，造成的破坏和影响都非常有限。回汉团练组成，无论是汉民，还是回民，都变成了有组织的队伍，回汉矛盾极易转化为武装斗争。”【13】
团练兴起的结果是：倾向以善意与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人越来越被边缘化，而倾向以恶意和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人夺得了绝对的话语权。陕西士绅李启讷指出：“团练之设，名曰弭乱，实为乱阶。推原其由，善良者畏事，绝不与闻；刁猾者喜事，争先恐后。迨至充为团练头目，吓诈乡邻，借端索求。又有无赖游子，每日支得口粮，百十为群，抢劫成风，此风一炽，天下多事矣。如今关中回、汉相杀，虽属回民滋事，实由汉人有以激之也”。【12】
李启讷讲述的是他所熟悉的汉人一方的情形，但这样的情形在双方阵营中应该类似。史景迁记载，在陕甘回变之初的同治元年，渭河两岸的回族武装分子“不仅报复汉人，也报复本教中不愿意拿起武器的人。”【6】
还可以看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中两个被采访者的叙述：【14】
叙述者一：“当时天还未亮，我父亲正要去地里种扁豆，看到八里坤那里过来两百多马队，见路人便杀。马队过后，我父亲遇到一个叫银城子的回回骑着马跑来。二人本相熟识，父亲便喊了一声。银城子回头对父亲说：‘不要喊，一喊连我也得死！快往山上跑，要杀人了！”
叙述者二：“我家在寨头村，那之前回汉相处和睦，回回常透露消息给汉人，劝汉人早点逃。汉人很不在意，也是因为不想背井离乡。”
从这些叙述可见，绝不是所有的汉人和回人的心态都是将对方赶尽杀绝而后快。但是，在冲突激化时，在回人阵营中同样是主暴力者夺得话语权，与人为善者被边缘化，甚至有被当成内奸、丢掉性命的危险。当双方阵营中的主暴力者分别向对方大施恶行，每个阵营就更符合被对方阵营中的主暴力者妖魔化了的形象，也就更证实了暴力派的英明，让他们更有能力排挤温和派。这是个正反馈的过程。
以上五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大大激化冲突的能力，而同治初年的大西北则是五个因素同时存在。
下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是，冲突在渭河两岸爆发之后，如何能迅速升级为席卷整个陕甘地区数千万人的大规模战争。可以看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矛盾的脸谱化。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械斗是经常发生的事。实际上，汉族村落之间的械斗一直到当代都时有发生，但这样的冲突不可能升级为数千万人卷入的巨大冲突。这是因为这些冲突的焦点是当事人的土地、财产、脸面等，这些都只对当事双方有意义，不会为其他人所关心，所以冲突没有放大的机制。民族矛盾则不然，它极易脸谱化、简单化，一个小小的冲突就可以被无限放大：我们民族的生存空间和尊严受了侵犯，所以必须将对方民族从地球上抹去。民族这个符号把本来无限复杂的人性光谱简化为边界异常分明的黑白二色，而最简洁明了的图景就是能与最多数的人共鸣的图景。
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不问曲直，只问汉回”，这就是矛盾的脸谱化。矛盾越简单化、脸谱化，矛盾的牵涉面就越大：它迫使所有的人站队。本来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人也不得不被卷入，本来是主暴力者之间的冲突升级为全民战争。当广大土地上的每个村落都成了战场，平民生活赖以依存的支持体系整个崩塌，粮食和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流通渠道被断绝，物价飞涨，食物短缺，平民便开始大量饿死。
第二个因素是谣言和谎言的效力。谣言和谎言的不同是：谣言的创造和传播多是无意为之，谎言则是有意为之。它们起到的作用则非常相似，都会让许多人信以为真，让本来意见有分歧的团体马上达成共识，从而改变群体的决策和行动方向。战乱起时，大众都处在极度的亢奋和恐惧之中，有公信力的消息来源被完全堵截，而谣言和谎言则获得了最大的生命力，如野火般蔓延。这里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华州砍竹冲突发生之后，回方“逃往华州回教徒聚居之秦家村纠众报复，以‘汉民将尽歼回种’相煽动”。汉方则“赴省诬告回民叛乱”。【2】谣言之所以大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它们有一些可信的成分。虽然那时‘尽歼回种’不可能是官府的统一命令或汉人的全面共识，秦家村的回民会相信‘汉民将尽歼回种’的传言，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直觉：那时一部分汉人的心中确实有‘尽歼回种’的意愿；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反过来，虽然回民的全面叛乱绝非当时的事实，陕西省的官僚在听到“回民叛乱”的小报告时也完全可能信以为真，因为他知道一部分回民的心中确有这样的意愿。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心中都会存有各种各样的恶意，但在多数时候它们并不构成行动，这是因为它们受着每个人的内在道德准则和外在的法律规范的制衡。在华州砍竹事件发生之前，虽然汉回之间已经是互相对对方的恶意满溢欲出，但并没有变成实际行动，可以说是个没有引信的炸药包。然后华州砍竹事件产生的谣言正好就起到了引信的作用。
谣言扭曲事实的方向通常都是向恶意更深的方向。而在双方之间的交流和信任已经降为零之后，也没有任何机制可以戳破这些谣言。
第二个例子是路伟东对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的分析：“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载，受害回勇向华州官府鸣冤报屈，知州濮尧曾公开堂谕‘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入清以来，低层诉讼中，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抑压回民，确是事实，但华州为回民聚居之区，其数量庞大，人口众多，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作为华州知州的濮尧不会不知晓其中的利害关系。在处理涉回讼诉时，其中的轻重缓急、利弊得失，至少应该有所拿捏。因此，当堂谕称等此类狂悖不羁之词，似乎过于夸张，其中演义的成分颇多。”【12】所以把“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这个说法说成是华州知州的堂谕有可能是被夸张的谣言，也可能是故意炮制的谎言。
第三个例子是《剑桥中国史》中的记载：“钦命团练大臣张芾被东干（即回族）领袖杀害以后，宣布对所有回民“格杀勿论”的通告就张贴了出来。不管这种告示是否经过官方授权，它都促使回民走上了有组织的叛乱的道路。【7】很难想象“对所有回民‘格杀勿论’的通告”是官府所为，因为在有相当大数量回民居住的地区贴出这样的通告会迫使回民马上组织起来武装反抗，将自己的治区一夜之间变为血腥的战场。任何稍有判断力的官员都不会做这样不理智的事。即使他有这样的计划，他也更可能是直接动手而不是先贴出通告惊动他的敌人。这通告或许是某个汉人欲发泄仇恨所为，或许是某个回人欲激化矛盾所为，但不管是哪种情形，这样的通告贴出来时，在广大回民看来，其效力完全等同于官府的文告。然后它就成为谣言，越传越远。
在动乱年代，含有善意的消息没有生存空间，最有生命力的是激发人的恐惧和仇恨的那些谣言。“汉民将尽歼回种”等谣言激发的恐惧感增加了暴力倾向，自己的暴力行为反过来又增加了害怕日后被报复的恐惧感，于是双方最后都走上杀红了眼的不归路。
冲突迅速升级的第三个因素是，因为司法功能在动乱时期完全停摆，随着互害向纵深的发展，人们行为的常态会不断重新定义。每过一段时间，当下的一些恶行就变成符合道德准则的行为，一些更大的恶行也开始变得可以接受。最终，在和平年代不可想象的恶事在动乱已久的年代可以变得如家常便饭。如马长寿记录的一个被采访者的叙述：“回回起手之初、不杀女人不烧房屋。后来也就男女不分、滥杀滥烧起来了。”【14】从左宗棠屠杀肃州回人之后的奏折“现在肃州无一回属亲，其甘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也可以看到那时的朝廷大臣对恶行的定义何其松泛，对这样的大规模屠杀透着骄傲，要以此在皇帝那里表功。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很多，如纳粹党徒在德国掌权之后对犹太人的暴行的一步步升级，从最开始的砸他们店铺的玻璃窗到后来的把他们整批整批送进毒气室。
几个历史问题的讨论
关于陕甘回变，历史上留下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也有很多近代学者的专业研究和业余爱好者撰写的网文。在阅读这些资料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信息的准确性。不准确或不全面的信息可以是由于作者的科学态度不够严谨，也可以是由于作者有意或无意掺入了自己的主观情绪。这里讨论两个问题。
1. 历史资料的可靠性
关于陕甘回变的各种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屠城、屠村事件，其死亡人数令人乍舌，也令人质疑数字的可靠性。大的事件如：
“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再次攻破平凉府城，‘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数十万’”。【3】
“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晚，宁夏府城被屠。这次屠城，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3】
较小的例子如：“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回军攻陷西安省城附近的村堡后，屠杀汉民万余人”。【2】一个小小的村堡竟容纳了万余人，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路伟东对此的分析是：“整个同治战争期间，甘肃有大量治所城市被攻破，人口损失相当严重。……比如固原州城，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被攻破后，史称“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而狄道这样一个蕞尔小城，攻破后人口损失居然也高达十余万众。随便翻检一下，不难发现，有太多与同治西北战争有关的论著，都不加分析地引用了这些记载，并当作信史，以此说明同治战争之惨酷，以及战时人口损失之惨重。此类个案文献记载虽多夸张不实之处，但战时甘肃治所类城市攻破后人口损失惨重也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
这里可以考虑几个因素：
首先，在陕甘回变中，城外（村堡外）百姓涌入城内（村堡内）躲避战乱，导致当时城内总人口比常住居民多出很多。如“回民曾两次攻掠渭源，但都没有敢攻打县城，老百姓以为县城是安全所在，‘可徙居之。城中骤增居民万千，市巷充阗’。同治三年二月，县城被破，‘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3】这是导致死亡人数较大的因素。
但是，古时候的城池面积有限，很难容得下大量的暂住人口。比如明清时期的北方军事重镇大同府城，其“东西长1.8公里,南北长1.82公里,面积3.28平方公里”。【15】上文提到的平凉和宁夏府城与大同都是府城，应该面积相差不会太大，这意味着如果城内挤入数十万人，每个人的平均生存空间将只有十平方米左右。更重要的是，城内的绝大部分面积都被各种政界和军界衙门、官吏和商人的宅邸、军营、商铺等占据，这些地方都不可能让平头百姓进入，所以城外涌入城内的暂住人口基本上只可能露宿街头。而古城的街巷都很窄，并且要保证各种官府仪仗、军队往来不受影响，容纳暂住人口的能力极为有限。考虑到这些因素，一座府城不太可能容得下数十万人，即使是暂住。
另一方面，要统计大量人口，要么需要政府动用大量人力逐个清点，要么需要现代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和统计学手段。而中国古代学者既没有统计学训练，也没有能力去逐个清点，恐怕也没有精确计量数字的习惯。历史书中的大数字经常都是信口开河。另外，对于屠城这样的事件，被屠杀的一方很难有置身事外的准确清点死亡人数的统计者，而操屠刀的一方也不太可能有动力对此作出精确的统计。
由掌握了统计科学的现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考证出来的大片地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内死亡的总人口应该准确程度更高。根据常理推断，因饥荒和瘟疫导致的死亡是在时间上连续不断、在空间上大片面积内发生的，并且在社会基础架构被全部摧毁的情况下，被饥荒和瘟疫所迫者很难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救助，所以在陕甘回变十多年的一千万到两千万的死亡人口中，死于饥荒和瘟疫的应该是多数。而屠杀只发生在一些有限的日子、并且经常是在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抵抗后发生，所以被屠杀的应该是少数。
2. 主观倾向导致叙述偏离史实
对于陕甘回变这样规模巨大、过程极为惨烈、掺杂着种族、宗教等敏感话题的冲突，许多对历史的重新呈现难免夹杂着作者的主观倾向。这里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这段网文：“回民为了在黄河以西地区建立一个纯粹的回民国家，借着清朝后期的衰弱，对中华民族发祥地上的汉人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一年时间杀了 1100多万汉人。”
从史料来看，在回人之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建国阴谋。史景迁认为，“1862年的西北回民起义不是起源于宗教或反清的动机，而是起源于汉回之间的地方性冲突。”【6】实际上，回人从抗争开始直到被彻底镇压下去的十多年中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也是他们后来被左宗棠各个击破的原因。与其说回人是有计划地“建立一个纯粹的回民国家“，不如说是出于长期被压抑的愤怒的突然发泄。
第二个例子是对灵州攻防战的叙述。历史文献记载：“同治二年十月，马化龙（陕甘回变中回军主要领袖之一）率回军攻打灵州（今宁夏灵武）城，“城回内应，城遂陷，屠戮二万余人”。【3】
一个穆斯林网站上的文章则称：“同治二年，马化龙率军攻占灵州后，派马殿魁为知州，命令马殿魁‘少杀人，重农事，爱百姓’”。
这两段描写的是同一件事，但叙述南辕北辙。汉人的记录突出的是回人的罪恶，而穆斯林网站上的文章把事情写得很友好。另一种可能是，两个叙述或许并没有矛盾：前一个说的是攻占灵州时发生的事，后一个说的是攻下了灵州且任命了知州后发生的事。但不管是哪一种解读，两个叙述在读者那里引起的情绪截然相反。在这个例子中，至少有一方的叙述掺杂了严重的主观倾向。有经验的历史学家可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考证。
这些例子说明，一方面，写作者经常会因其主观倾向而把事实叙述扭曲或片面化，通常是夸大本民族的受害程度，而对本民族对对方的加害语焉不详。另一方面，对于读者而言，不准确而全面地掌握事实时得到的印象经常是不可靠的。
对当代人的启示
这一节讨论当代人从陕甘回变中可以获得的几个启示。
1. 如何对待历史
陕甘回变是一段不容易面对的历史：那里面不仅有对方民族的先人对自己民族的先人的最残酷的屠杀，也有自己民族的先人对对方民族的先人的最残酷的屠杀，还有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背井离乡、饿毙街头、举家投黄河自尽。
不愿意面对事实的人没有必要读历史；他们只需要尽力展开想象力的翅膀、不断为自己民族的伟大而感动、把所有的恶都栽到对方民族的头上。历史只对那些愿意面对事实的人有用。所以，希望从历史中学到智慧的人首先需要的心态是诚实。诚实就是愿意把事实置于自己的意愿之上，愿意接受自己不喜欢看到的那些场面，比如自己的先人做的那些恃强凌弱、冷酷残暴的事。
在表面上看起来，社会在飞速前进，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中就从牛耕手纺变成高楼大厦四处拔地而起。但人性深处的变化微乎其微。网上对陕甘回变的评论是对对方民族的一片喊打喊杀之声，促成陕甘回变爆发的因素在当代依然存在。所以历史不只是过去发生过的事；历史更是现在正在发生和将来还会发生的事。
如果希望历史不重演、希望当下的社会冲突能以非暴力的方式化解，首先需要的心态也是诚实，因为冲突双方在意见上没有共同之处，而事实是双方能取得共识的唯一基础。尊重事实，就有可能开始互相之间的信任。
从前面的讨论可见，各种原始史料、研究文章、网文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谬误，所以即使有了诚实的态度，真实还原历史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个原则或许会有帮助：首先，保持开放的心态，避免先入之见；其次，“兼听则明”，用不同来源的资料互相印证。本文的写作过程试图遵循这两个原则，但对材料的把握一定有个人认知能力的局限，这只能随着笔者日后见识的增长慢慢弥补了。
2. 冲突的心理动机分析
席卷整个中国大西北的陕甘回变与一个家庭中夫妻之间的矛盾有相似的心理起源。当夫妻互相之间早已看不惯时，只要一件小事就可以引发大战，最终导致家庭的拆散、甚至互相之间的伤害。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分析夫妻之间的矛盾时，很难在几十年间发生的成千上万的大小纷争之中完全分清谁对谁错。惨烈的陕甘回变也是如此。汉人恃强凌弱，固然难辞其咎，而回民虽然是弱势一方，但并不是无辜的。
值得注意的是，汉回虽然在这场冲突中是死敌，但双方（至少是在自己阵营中拥有话语权的那一部分人）有许多共同特征：
（1）双方都对对方抱有恶意和敌意，并且这恶意和敌意随着冲突规模的扩大而急剧升级。
（2）双方都将矛盾简单化、脸谱化。“不问曲直，只问汉回”。
（3）双方都信仰暴力。
（4）双方的恶行似乎在当时的每一个当下都合乎情理：因为对方行了恶，所以我的恶是正义的。
（5）双方对局势都有机会主义的判断：汉人在奚落回人的宗教信仰时，回人在攻破汉人躲藏的城堡、把他们杀得血流漫衢时，都认为自己是得势的一方，都没有想到自己某天会成为刀下之鬼。
从这些共同点来看，陕甘回变中的汉人与回人有相似的思维方式；他们之间的不同几乎只剩下身披的符号的不同。没有一方比另一方更文明许多、先进许多、高明许多。那么，如果一方值得在地球上继续存在下去，另一方也是。所以仅仅为了身披的那个符号的不同而互相起那样大的杀机就尤为令人唏嘘。
实际上，他们的这些思维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每个普通人的思维中都存在；不同只是，在和平年代，人对他人的恶意和敌意被内在的道德标准和外在的司法实践制衡，而陕甘回变中的双方的这些倾向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放大，制衡不再起作用，于是惨剧就不可避免。
马丁·路德·金牧师说：“真正的和平不只是不存在冲突，而是存在公正。 (True peace is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tension: it is the presence of justice.)” 公正存在于两个地方，一个在人的心中，一个在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司法实践中。如果这些地方没有公正的存在，那么这个社会的和平只能是偶然的、暂时的。
具体到民族矛盾的问题上，公正意味着将对方以真正的同类对待，不只是考虑己方的需要和感受，也考虑对方的需要和感受。在陕甘回变发生的那个时代，公正在个人的心中以及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司法实践中的存在极其微弱，所以和平是偶然的，血流成河才是必然的。
3. 惨剧是否会重现
地壳中的两个板块互相挤压时，它们会争夺生存空间，它们之间会发生摩擦、扭曲变形、积聚大量的能量。由于板块之间互相挤压的速度很慢，这个积聚能量的过程可能在数百年之内都会只是以静悄悄的方式进行，不为地面上生活的人类所知。如果没有释放这些能量的机制，板块的扭曲变形会越来越厉害，积蓄的能量会越来越多。当扭曲变形达到某个极限时，会突然断裂，将数百年积聚的能量在一瞬间释放出来。这就是地震的原理。
陕甘回变的爆发与地震发生的过程相似。“当时的人们，无论回民还是汉人，无论官绅还是士民，可能谁也不会想到，民间的各种不满、焦躁以及歇斯底里的冲动恰恰就是在这种司空见惯频繁发生的小冲突中，在民众的不经意中，日积月累，逐渐聚集成一股可怕的力量。”【12】
当代的汉维关系与清末的汉回关系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是汉人和汉人主导的政府对穆斯林的不尊重。比如，写于乾隆年间的《平回记略》（作者不详）说：“此等回丑，环处中土，宜令其一体遵奉，毁其礼拜寺，举汉人教其子弟，使知伦常礼义，日积月累，油然感化，庶乎可无虑耳。”这里的对回族的歧视和解决主张与当代新疆的“再教育营”何其相似。这样心态的问题是蔑视对方的文化，而对自己文化的“伦常礼义”背后的贪婪、奸诈、恃强凌弱视而不见。当今政府依然用这样的心态处理民族冲突，不可能做到公正，也不可能消除汉维之间的敌意。让历史重演的因素还完好无损地存在。潘多拉盒子中的妖魔仍然活力无限，耐心地等待着有一天有人把盖子揭开。
对疆藏问题有深入研究的王力雄说：“波黑人口规模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战争持续了近4年，流了那么多血，犯下了那么多灭绝种族、集体强奸妇女的罪行。那场战争足以成为新疆的前车之鉴，也成为强烈警告——不要让新疆在未来成为一个三倍大的新波黑！对那种前景，不仅是我担心，当地民族的有识之士也一样担心。在上海被拒绝住店的那位乌孜别克族教授对我说，中国将来肯定要出事，中国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时，他一想起那种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不能让他们留在新疆。如果新疆真有一天变成波黑，在新疆土地上被夺走的生命可能达到数十万的规模，生活在新疆的每一个民族都会流很多血，留下难以胜数的痛苦。那时将不会有胜利者，只有各民族孤儿寡母的哭声震动苦难的新疆。”【16】
即使未来发生的仇杀规模只是陕甘回变的百分之一，那也意味着二十万人的生命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当代的汉维关系与清末的汉回关系也有不同之处：在清末，朝廷的力量已经极度衰弱，而当今政权比清政府强大不止百倍，拥有各种最尖端的武器，任何反抗中央政府的动作都是以卵击石。
但是，纵向来看，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盛世从来都不能长久，流血成河的战乱从来都紧随其后。横向来看，种族仇杀在世界范围内仍然不断发生，而发生的时机经常是在当地的强权败亡之际。这里只列举近代发生的几个最著名的事件：
1. 1947年，英国殖民政府从印度次大陆撤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发生的仇杀导致印巴分裂，大约五十万人在仇杀中丧生。
2. 1991-2001年，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倒台后，全国陷入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科索沃人等民族之间的内战（王力雄提到的波黑种族灭绝是其中的一部分），大约十四万人丧生。
3. 1994年4月，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被暗杀，卢旺达境内胡图族和图兹族之间的世代积累的冤仇总爆发。一百天内，大约一百万人被屠杀。
4. 1983 – 2005年，以基督徒和土著宗教为主的南苏丹与穆斯林主导的苏丹中央政府之间展开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第二次苏丹内战，大约有二百万人死于屠杀、饥荒和疾病。
每个强权都以为自己能万年永续，每个都终于会土崩瓦解。所以有识之士应该关心的是：在中国的中央政权衰败的那一天到来之时会发生什么，然后普通人可以在这之前做些什么工作。
4. 有没有避免人间惨剧的可能
人类互相之间的自相残杀是人类的一种流行病。一旦爆发，会感染成千上万的人，最后非要到这些人的血都流干才肯退场。其病原体则是肉眼不可见的人心中对他人的恶意。在和平年代，个人的恶意被其内在的道德准则和外在的司法实践约束。风起云涌时，恶意就迅速繁殖，开花结果为恶言、恶行。
强势方总是认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可以无视弱势方的所有需要。然而，在大局动荡之时，强势方很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弱势方。陕甘回变初期的陕西汉人就面临着这样的处境。一个处心积虑要灭亡对方的人很可能自己首先被灭亡。
即使他自己侥幸全身而退，他的民族最后胜出，他将面对的是“田荒粮尽，人烟断绝，血流成渠，尸积如山”。嗜血者或许会认为这是值得的代价，但对于多数的幸存者，这不是值得庆贺的事。惠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之后说：“我那些老友和那些可怜的士兵的可怕的死亡让我的心都碎了。相信我吧：没有什么事，除了打了败仗，可以及得上打了胜仗的一半的悲伤。”陕甘回变的惨烈又何止滑铁卢的几十倍。
并且，胜利一方的民众得到的报酬是：他们的政权将会以更多的谎言、暴力和歧视来统治自己。歧视别族的弱势者的统治者也会歧视本族的弱势者，用谎言来打压异族的政客也会用谎言来打压本族人。镇压犹太人的希特勒也让根正苗红的德国人活在恐惧之中，镇压新疆维吾尔人的王震也镇压北京大学生。
从弱势方来说，虽然现政权的做法可谓残暴，但以怒气和暴力大幅度改变现状的企图同样会导致灾难。揭竿而起的陕甘回人遭到的灭顶之灾就是前车之鉴。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先驱者甘地的认识或许值得借鉴。甘地认为，非暴力运动的全部根基在于运动参与者对对手的态度。如果对对手怀有的是恶意，那么即使他们并不拿起武器，其口号听起来也并不极端，这些仍然只是伎俩，因为他们不出恶言恶行的原因只是时机对他们不利。在机会到来时，他们会对对手出恶言，在更有利的机会到来时，他们会对对手施恶行。这样的博弈与暴力冲突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而最终胜出的一方必定是恶意、狡诈和暴力更胜一筹的一方。真正的非暴力抗争者对对手怀有真正的善意，不管对方对自己的意图为何。也正由于这样的善意，非暴力抗争者向对手完全敞开自己；他们不需要武器，也不需要保守任何秘密。
非暴力抗争者对对手的善意有几个特征：首先，他们尊重对手存在的权利；他们只是争取与对手共存，而不试图在身体上打垮、或在精神上统治对手。其次，他们不试图抓紧自己的资财，而只是坚守自己的原则和自尊。其勇气不是体现在敢于伤害他人，而是体现在愿意为自己的原则和自尊而失去土地、财产、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最后，他们对对手的善意是无条件的。他们自然希望对手心中的善意开始工作，但又不指望着对手心中的善意开始工作。
甘地实践和提倡的善意与日常生活中所见的普通人之间的善意有同样的心理起源，但两者又有所不同。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善意是出于本能，通常仅限于近亲、朋友、熟人之间，在自己的恐惧、权力欲、怒气的面前很容易土崩瓦解。这种善意是一种奢侈品，可以称为好天气善意。好天气善意在对手大举恶意来袭时不堪一击，因此在新疆深刻的民族矛盾面前也全无用武之地。甘地提倡的善意则是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根基，这样的善意在对手的恶意、恶言和恶行面前不会稍减成色，所以可称为全天候善意。
善意抗争的一个例子是甘地在1919年4月召集的全国祈祷日。【17】1919年3月，殖民政府通过“罗拉特法” (The Rowlatt Acts)，宣布他们有权将任何不忠于政府者不经审判即可逮捕、定罪。甘地的对策是举行一个全国祈祷日 (hartal)，号召所有印度人在那天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教师罢教，所有人禁食、祷告，以此来抗议罗拉特法。这个抗争形式不回避冲突，也不屈服于权力，但又对对手展现了最大的善意。
同样重要的是，这个抗争形式深植于印度的文化传统之中，所以容易被最多数的人接受。如果说恶意可以在人群中大规模传染，甘地提倡的善意也是。1919年的全国祈祷日把全印度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凝聚为一个足以与殖民政府抗衡的强大政治力量。
另一方面，全天候的善意比纯粹出于本能的善意难做到得多，它需要参与者在生活实践中经常练习、不断加固，以此来克服自己的恐惧、权力欲和怒气，如甘地自己在全国祈祷日燃起的全民爱国热情退烧之后发现的：“一群未经训练的跟随者很容易退化为一伙暴民。一支非暴力的队伍比一支拿武器的正规军需要更多的纪律，也需要更多的独立判断力的训练。”【18】
可以说，甘地后半生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种抗争运动中训练和加固印度人对彼此、对对手的善意。如果说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善意是矮小的灌木，甘地的善意抗争就是可以不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参天大树。
自然，一部分人永远不会改变他们对对方的恶意。正是这些人夺取了自己阵营中的话语权，对对方行出种种惨绝人寰的恶行，将和解的大门彻底关闭。不管是哪一种善意都不会感化他们的心肠。但是从陕甘回变的历史资料中也可以看到，在回人和汉人内部都有愿意与对方民族和平相处的人，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群在双方阵营中都不在少数。通向和平之门的钥匙掌握在这个人群的手里。
甘地之所以能不发一枪一弹而在南非的印侨民权运动和在印度的独立运动取得进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白人中，对其他种族抱有善意的群体是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清末的陕甘与甘地的南非和印度的不同是：如陕西士绅李启讷的评论，“善良者畏事”。这在回汉双方都是如此。所以双方之中的“善良者”都无法凝成足以与暴力者抗衡的政治力量，只能被嗜血者裹挟。他们“畏事”本来是想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最后的结局是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印度虽然在1947年获得独立，但在那几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开始升温，而甘地的领袖魅力未能完全阻止双方之间的大规模互相仇杀。仇杀的一个原因也是双方之中愿意与对方和平相处的“善良者”未能凝成有影响的政治力量。
在当代的新疆，如果双方阵营中的“善良者” 想把握自己和自己民族的未来，他们需要成就这样一些事：
首先，他们对善意和非暴力的信仰要比主暴力者对暴力的信仰更坚定。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找到甘地那样的勇气，突破“畏事”的恐惧。
然后，他们需要清晰而系统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并在实际生活中实践、加固它们，将“好天气善意”成长为“全天候善意”。这会将他们组织成为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在自己民族中取得足以与主暴力者抗衡的话语权。
最后，双方之中的信仰非暴力者需要开始交流、建立信任。民族冲突能让千百万人为之疯狂的魔力在于它将无限复杂的人性按脸谱简化为疆界异常分明、互无来往、互相仇视的黑白二色，那么化解民族冲突的途径就在于在这分明的黑白二色之间重新建立交流，而这只有在双方的“善良者”都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之后才有可能。
这些事的成就首先需要有甘地那样对善意和非暴力有透彻理解和完全的信心的领袖，其次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一盘散沙的“善良者”要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必须与力图垄断所有权力的主暴力者进行艰苦的博弈。从现状来看，这些是极难成就的事。由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极权传统，多数人早已习惯了置身事外，只关心自己的吃喝拉撒，让政府为所欲为。而靠暴力上台、也靠暴力维持权力的极权政府又如何容得他人来分享自己的话语权。独立于政府的话语权只有在政府势力衰弱之时才有可能开始成长，但在那个时候到来时，可能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流血仇杀的发生。这个难题正在等待着愿意有所作为的有识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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