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要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第三次分配在2019年末中共就开始提及。2019年11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去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但“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的提法应该是第一次。
分析中国的政策，我们必须拂去那些“高大上”的目的和美丽的辞藻透过现象看本质，如土地改革实质就是抢夺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财产；文化大革命实质就是毛泽东垄断国家权力的极权主义；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抢夺民营企业家的第二次公私合营。今天习近平提第三次分配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闻到了异样的味道，在中共会议结束后仅仅一天，8月18日，腾讯宣布再次增加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称将结合自身的数字和科技能力，在诸如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提供持续支持。
第一，什么是第三次分配？
中国官媒的解读文章大都认为，这一概念出自经济学家厉以宁。他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和公平原则，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苏京春撰文解释称，“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个人和企业出于自愿，在习惯、道德以及机制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主要内容是慈善捐赠，形式可以呈现出社会所需的多样化，但最终结果是通过收入阶层中的富裕人群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以此来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补充。”
文章指出，中国初次收入分配导致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再分配虽然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力度还很不够，亟需以企业和个人为参与主体的第三次分配来帮助实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
可见，第三次分配意味着个人和企业因受到道德感召而把一部分可支配收入捐赠出去。根据《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2019年中国捐赠总规模为3374亿元，但根据福布斯发布的数据，2019年美国100多万家慈善机构的捐赠总额为4500亿美元。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慈善捐助报告》，中国现阶段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仍然是民企和国企，2019年企业捐赠总额为931.47亿元，占总捐赠额的61.71%。个人捐赠在2019年达到398.45亿元。而西方国家个人捐赠部分是总捐赠额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比通常能够达到六成以上，且基金会的捐赠也占据较大比例，而企业占比则相对较低。但富人财富捐赠能够解决中国分配不公难题吗？
第二，如何解决中国分配不公问题？
根据中国官媒报道，到2020年底，官方已宣布所有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尽管如此，中国贫富差距的鸿沟却越来越大。根据《美国经济评论》2019年的一项研究，过去十年中，中国前10%的富裕阶层的财富占全民总收入的40%左右。据“胡润富豪榜”今年年初的统计，过去五年中，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000多人。2020年度胡润百富榜显示，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位于2020年度胡润百富榜榜首，财富增长了45%，达到588亿美元。
有网友质疑，中国目前没有直接的财产税，也没有遗产税。不知中国政府将以何种手段“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此外，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提到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但何为“过高收入”也并无相关说明。有网友称，三年前就听说了，巨富者财富上限不超过三百亿。超过此限，都要捐赠出来。
第三次分配能够解决中国分配不公问题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分配不公的确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也确实是社会的呼声。但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当今中国起码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预算民主。人民对于国家财富的分配具有决定权，如杜绝超出国力的对外大撒币炫富；增加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减少军费开支等。二是财产公示。这是制度性反腐败的重要举措。中共官员和红色家族到底占据了中国多少财富应该让人民知道。三是限制国有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目前的国进民退和政府强制干预民营经济严重挫伤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没有经济的发展，一味强调民营企业家的社会义务无异于杀鸡取卵。
第三，第三次分配的实质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中共第三次分配的主张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主要是民众认为，这无非是官样文章忽悠老百姓的；中国的慈善事业经过“郭美美事件”已经名声狼藉，民众认为钱捐给慈善机构，但最终花落谁家永远是个谜。但在新浪微博上，部分中国网民还是对此议论纷纷。有人指出，“谁都知道最富有的是当官的”，“先把官员的财产整透明了再说”。还有人担心，“消灭大富，就轮到了小富，消灭了资产阶级，就轮到中产阶级，你以为你是穷人无所谓，总有比你更穷的人想分你的财产”。
习近平提“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所谓的”共同富裕”意在巩固社会底层民众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支持，而下一步或向大型私企开刀，通过“绑架式”慈善助当局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
“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反垄断等议题是中共应对经济工作的重点。监管之手从互联网企业伸向到其他行业。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食品外卖平台美团，以及教育培训公司新东方等大型民营企业纷纷遭到整肃，引发了巨大的市场波动。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也难逃厄运，旗下社交媒体软件微信罕见地遭到民事公益起诉。”
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一是经济发展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缓解，经济增长乏力。二是强制性封城清零疫情防控模式使经济雪上加霜。三是经济有效需求不足。8月12日，经济学家向松祚在上海2021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青年经济学家峰会发表主题演讲。向松祚认为，如果看这几年的财政赤字，债务的增长，宏观杠杆的增长，M2的增长，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财政政策不够宽松，不够积极，货币政策不够宽松。
有效需求不足，就是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中国现阶段投资需求不足的程度相当严重，可以说制造业投资基本上没有增长，1-5月份只有0.6%，整个上半年增速不到1%，基础设施的投资长远以前都是两位数，现在已经不到3%。中国消费增速也是历史新低，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今天中国经济的投资主体已经不再是政府，不再是国有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今天制造业的投资，民营企业贡献了超过85%。中国投资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民营企业没有信心了。四是地方政府债务巨大。有经济学者指出，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通过无限度的借债来维持城市建设，而不考虑债务偿还；绝大多数市政府的财务状况都远远不足以支撑这样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投资，也无法偿还如此规模的城市建设债务。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21年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60166亿元，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
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困境和危机之中，所以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而不是第三次分配。习近平所强调的第三次财富分配只是中共解决经济困难的打土豪分田地。处于财政饥饿之中的地方政府会采取各种方式让民营企业家和富人“更多回报社会”舍财免灾。中国民营企业家本已是惊弓之鸟，第三次分配无疑对他们是一个噩耗。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指出：理论上讲，把那些富有之家的财产没收充公，并且平均分配至所有公民手中，本应让所有人都更富裕才对。但是，苏联对那些富有的农民的财产没收充公的时候，却闹了饥荒。斯大林治下的1930年代中，死于饥饿的苏联平民数量甚至超过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整个二十世纪不乏有许多国家从尝试让所有公民都同等地富裕起来开始，最终却以让所有人都贫穷结尾。第三次分配是中国的富人劫，它只是中共“打土豪分田地”悲剧的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