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兼论共产党的“建党伟业”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罹难与觉醒
陈独秀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从1915年开始大力宣传倡导“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批判儒教和传统道德、“打倒孔家店”。当时，《新青年》几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总部基地”，而陈独秀几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
虽然到五四时陈独秀还相信“民主”和“科学”，还主张“应该拿英美做榜样”（1919年11月2日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但是，他的个性，他的气质，他的道德，他的学养，他的兴致，他的趣味，他的追求，他的价值取向，他的政治启蒙，他的教育环境，他的学术地位，他的信誉遭遇，使他早在“文学革命论”的时代就已经露出残忍、血腥的一面，鼓吹“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了（1917年2月号《新青年》杂志2卷6号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时代氛围加上个人际遇，让陈独秀更加激进，居然提出“入监狱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自由主义精神已然流失。到了1920年，因“作风问题”被迫离开最高学府，失掉了主流、正宗、“有特殊贡献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身份，成为边缘化人物的陈独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1920年9月1日陈独秀《谈政治》）。这时的陈独秀，已近于走火入魔了。当然，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在这里，他留下了一个活扣、一个暗语，就是“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这个活扣，为后来人留下了无穷可能；这个暗语，为后来事埋下了无限想象。这个活扣和这个暗语，也昭示了陈独秀毕竟比专为一己之私不惜以千万人生命为代价的毛泽东的境界高的太多太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民国以来中国政治的黑暗、混乱和停滞，军阀的骄横、专制和为祸，无不愤怒与焦虑，连胡适这样温和的自由派和君子都忍不住要说出相当难听的话来。因为民主求而不得产生的对民主的失望以及对民主是否符合国情的怀疑，使知识分子逐渐转向和追求急进。如果说，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看到的是西方的光彩夺目和大道之行，那么进入二十世纪，让欧洲社会主义者们弘扬发微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弊端，虽然离我们的世界还那么遥远但却已经纤毫毕现地让一直在吹毛求疵、幸灾乐祸的中国人看在眼里，立刻引起了浅尝辄止的中国学界的强烈共鸣。加上帝国主义不肯放弃对中国的控制、加上一战带来的西方的危机和混乱、加上王八蛋苏联的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假惺惺发表的“废除对华特权、取消庚子赔款、归还中东铁路”的《对华宣言》，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西方主流价值、关注马克思主义、同情苏联革命，并企图寻求第三条道路，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都是情有可原的。连蔡元培都曾经私下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所作为”，更遑论其它人了。
但是，像陈独秀那样热衷、那样急切、那样不求甚解、那样迫不及待地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实践、将苏联革命付诸实施，确实有他很深很强的个人因素，这一点是有证可查的。
张国焘回忆说，陈独秀1920年“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不可；他常向人高谈马克思主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创始人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觉悟”不但不属于最深、最早的那批中国人，而且还是一知半解的。也正是因为这样，陈独秀反复表示了他对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研究”的羡慕和钦佩。但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运用于政治实践，组织共产党，却是以陈独秀为最积极、最先进、最热衷。张国焘说：“他（陈独秀）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这非常清楚的说明，陈独秀创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鼓吹苏联式革命，根本不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和坚定信仰，根本不是基于认定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必然选择，而是“由实际政治”出发、而是因为他个人的挫折和愤懑、而是源于他希望以别辟蹊径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是类似江青在上海滩搅得昏天黑地后远走延安求得新生。
相比好斗的陈独秀，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温和的李大钊，当时真的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门学科来探讨、研析。就在陈独秀急不可耐地大叫：“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时，李大钊却在中肯、学究、认真和善意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却在截然相反地认为“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的情况知道得也还嫌少”，却在细水长流地“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认为“现在应该建立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时不过问政治”。不但如此，李大钊还深刻地看出，很多人——当然没有好意思说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只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他们是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于信仰和研究”。
当时不但李大钊这样老成持重的人，就连张国焘这样少年轻狂者，也只是“抱有从事共产主义的意向和热情……偏于兴趣”，而没有当成一件正经的事业，以至于三心二意、心不在焉。另一位少年轻狂、共产党一大代表李达则“对组党一事也不算起劲……每天都忙于写作，没有经常参加我们和陈先生的谈话，虽然他总是被邀请的”（张国焘《我的回忆》）。
情况还不止如此呢。据张国焘回忆，在1920年7至8月陈独秀走火入魔、信心满满的筹划“建党伟业”这一段紧锣密鼓的时间里，“并未见到陈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组的发起者们在他家有任何集议。而且我和这些人先后会面晤谈时，发现他们都没有陈先生那样专心致力的热诚和集中注意力在组党这件事上”——由此彻底戳穿了《建党伟业》、《开天辟地》里编造的“历史必然”、“民心所归”等等骗人的鬼话。
还不要说上面张国焘提到的等而下之的这群人，就是始作俑者陈独秀，就在他急吼吼要建党时，居然连“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的关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初级课程都搞不明白，以至于想组党，却连一个党纲和政纲都提不出来，以至于他自己都担心，未来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竟是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就在这个时候，王八蛋苏联派出了共产国际伊尔库斯科远东局的特务、间谍威金斯基和汉奸杨明斋逶迤来到中国，试图寻找东方傀儡、建立国外基地组织、搞第五纵队、策划国际恐怖事件。他们辗转找到陈独秀，和陈独秀一拍即合，许诺给于理论、组织、金钱等各方面资助，使陈独秀大喜过望。他们暗中的阴谋与策划，细致入微到核算出一个职业共党每月需要苏联提供多少块大洋的生活费和活动经费的地步！于是，组党的准备就在苏联直接指导、监督和资助下终于完成了。
中国共产党所谓的建党伟业，完全是陈独秀个人的揠苗助长；中国共产党所谓的开天辟地，完全是共产国际的强行输入；中国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是苏联样板照猫画虎的移植。这种揠苗助长、强行输入和照猫画虎，是如此的轻率、毛糙、儿戏、胡闹，远远无法和当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期间的奉献、投入、执着和艰辛相提并论。
就这样，一个以“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为最高宗旨的，完全与当时中国民主、自由、进步、开明的发展主流和时代趋势背道而驰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了。
就这样，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捍卫人权、激浊扬清、书斋苦修之时，在胡适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办《现代评论》周刊、研究《红楼梦》、研究禅宗、研究神会和尚之时，陈独秀风云际会、呼喝天下、纵横捭阖，“唯使君与操”，名势熏天，俨然中国命运之决定者。
就这样，为了追求革命成功、理想实现、事业成就、名声权势、背景靠山、活动经费，陈独秀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丧失独立思想和人格，对苏联和共产国际言听计从、亦步亦趋、唯唯诺诺、奴颜媚骨的猥琐之辈。
乍一想，人们一定会问：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下，在民主和科学的大趋势中，为什么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一批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最终却走上了一条那么可怕、邪恶、残暴、极端、恐怖和阴谋的道路，最终却变成了一帮屠夫和刽子手？
其实，如果你仔细研究、分析，就会发现：最早发起、创立共产党的一批人，远远不是当时最优秀的、而且绝大多数人甚至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除了陈独秀、李大钊算是独立知识分子，还有一批只能算是二把刀的知识分子，比如戴季陶、邵力子、陈望道；其余的都是一些没有受过自由主义训练的激进的学生娃张国焘、张申府、施存统、刘仁静、李达、李汉俊、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等，当然还有根本和知识分子无关的沈定一。当时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钱玄同、蒋梦麟、刘半农、刘师培、辜鸿铭、章太炎、胡适以及最优秀的学生娃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根本不屑于去赶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根本不会去跟现实政治的风。而就是上边提到的那些不优秀的知识分子、二把刀的知识分子、没有受过自由主义训练的激进的学生娃、与知识分子不搭界者，最后也一个个、一步步、批次、先后、殊途同归地认清、识破了共产主义的虚伪和残忍，全伙反正、集体“投诚”：戴季陶、邵力子、沈定一——彻底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成为最积极的反共派，差不多毕生与共产党殊死抗争；陈望道、李达、李汉俊、张申府、施存统——很快脱离中共，独善其身，成为学者、教育家；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迅速退出中共，坚持无政府主义理想；陈独秀、刘仁静、张国焘——逐一被共产党驱逐、迫害、侮辱，最终成为共产主义深刻的觉醒者和批判者。
如果用“古史辨”的方法假设，我相信，以李大钊之前表现出的理性、深沉和学养，假以时日，他的觉醒和批判，会远远比陈独秀、张国焘们更提早、更自觉、更彻底。
也就是说，仅仅六、七年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和知识分子无关，已经和最初一批先行者、创立者的目标、理念背道而驰，更和独立、自由知识分子水火不容，成为农民、暴民、土匪所掌握、为核心的暴力团。
1903年初，梁启超游历美国，拜访了科学家摩尔根，摩尔根向他送赠了一句名言，使他极为感佩：“凡事业之成就，全在未着手为开办之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已决定，不可复变矣”。因此，与其说斯大林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其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慢慢变了质，不如说从一开始共产党建立的理论和组织基础就注定了它的最终方向。
1929年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党籍，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投狱。在关键时候，他的共产主义的同志、晚辈们对他落井下石、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翻脸无情地诬蔑他是“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而反倒是他的自由主义的旧交、后来的不同道者们，为他挺身而去、为他奔走呼吁、为他仗义执言、为他慷慨陈词，这里面有他早已与之分道扬镳的昔日的朋友和现在的敌人章士钊、胡适之、傅斯年，这里面也有他从未谋面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罗素、杜威。他当年的金主、恩公，他为之颠沛、为之流离、为之造次、为之下狱的苏联、共产国际对他恨之入骨，骂他是“托匪”，栽赃他是“日特汉奸”，必欲置他死地而后快，而他的死敌国民党蒋介石却给他公开审判，给他最有名的大律师辩护，给他狱中优待条件，给他大量古今中外书籍阅读，给他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研究，让他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共产党统治区的《红色中华》就他的庭审发表《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讨饶》的不实之文，国民党统治区的《益世报》和其他报纸却全文登载他的自辩词和章士钊的辩护词，一时轰动全国；反动派的亚东书局还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被上海沪东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在如此善恶分明下，在这般冷暖对比中，陈独秀再怙恶不悛，也该觉醒了。因此他在1936年3月《火花》上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的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1941年，陈独秀“以六十二的老头子，表示要‘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他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了，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门面语而已”。这种现象，他认为是很“不幸”的。他说：“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列了一张对照表，在英美民主制栏下：“（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的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等的讨论争辩。（二）无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但在俄德意的法西斯制栏下，却是：“（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他结论说：“每个康民尼斯特（指共产党）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陈独秀的最后结论是：“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李敖说，“在这些‘最后见解’中，我们清楚看到陈独秀又回归他五四时代‘应当拿英美做榜样’的老路。彭述之《悼陈独秀》一文中骂他‘有始无终’，其实陈独秀的可贵，正在他有始有终，他始于英美式民主、终于英美式民主，他在中间一段流水二十年，最后行云深处，却停云文就，为中国指出最后的方向，看山水又是山水了，陈独秀的可贵啊，正在这里！” （李敖《五四以后的陈独秀〉》）
可是，当年国民党中国是个“法治社会”，没有搞新闻封锁和讯息管控，苏联的肃反、大屠杀、灭绝农民、毁灭经济文化、消灭少数民族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恶，陈独秀必定耳濡目染，他怎么能够一直到了1941年、一直到了62岁的老头子、一直到了濒死的前一年，才明白过来呢？虽然“朝闻道，夕死可矣”，但他觉醒的未免太晚了！我们虽然不能就断言他是“利令智昏”，但至少他是“后知后觉”的典型。不过，就是这种典型的“后知后觉”，就是这种在自由世界里连小学生都视为金科玉律的见解，在共产党的天下里，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天下里，却是多么超前、多么突出、多么另类、多么光彩夺目、多么振聋发聩啊！他之后多少代中共领袖、他之后八十年里的芸芸众共们，连他的一个零头也赶不上、连给他提鞋也不配呀！
陈独秀最令人称道的，还有他晚年的硬骨头。1937年共产党提出只要他承认当年的错误，就可以恢复他的党籍。但陈独秀断然拒绝，以至于王明、康生用最阴毒的伎俩来诬陷他。王明失势后，周恩来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也被他拒绝。此后他又拒绝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因为他的彻底独立，他晚年贫病交加，仅靠微薄稿费收入维持生计，最后更被赶出所住医院。在重庆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他，周更资助他100银元，仍然被他拒绝。
陈独秀死于1942年5月27日。幸亏他在这一年死了，如果他不幸再多活上7个年头，大变临至，他将面临着一个极其危险和无法挽回的抉择：何去何从？如果那样，他会怎么选择呢？以陈独秀的身份、经历和骨气，他应该不会去台湾、去香港、去美国，他应该会留在大陆，自愿沦入共产党之手。如果是这样，陈独秀几乎没有任何悬念的将成为刀俎下的鱼肉，任人宰割。王国维遗嘱里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连仅仅经历了对他优礼有加的温和的北洋军阀一朝换代，连仅仅是对激进革命党其势汹汹可能连带的迭变祸难的担心，高傲的王国维都用一死来殉道成仁、都用一死来表示对现实彻底的否定、拒绝与蔑视，宁做孤臣孽子而不与浊世合流，那么，经历了自己同志的背叛、自己朋友的嫁祸、自己战友的陷害、自己亲人的罹难、自己敌人的迫害，经历了几个朝代的起起伏伏和荒唐闹剧，最终注定要在自己徒子徒孙的践踏、蹂躏、欺凌和侮辱下度过残生，倔强的陈独秀又会以一种什么样惨烈的行为来和这个世界诀绝呢？
从陈独秀，联想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和罹难。他们时值乱世，忧患丛生，他们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在革命中，在屠刀下，在欺骗里，在蛊惑间，他们是那么弱小，那么无助，那么被强风所摧残，那么被暴雨所凌戮。“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他们的宿命，或是在离乱时刻“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像王国维；或是在强权之下苟且偷生苟延残喘，终身抑郁呻吟，像陈寅恪；或是在夹缝中不屈不挠地“将以有为也”，最终碰得头破血流，像梁漱溟。王国维以其一死，赢得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哲人奇节”的荣宠——其实，王国维死的冤枉了，因为他不知道被他视为共产暴徒一伙而恐惧的蒋总司令，已经在为了他生存的希望而孤军奋斗、砥柱中流、力挽狂澜、成为举国中唯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 了；他要自杀“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应该再等上二十二年，等到1949年北京的第二次沦陷——，而陈寅恪、梁漱溟没有这种“古今仁圣所同殉”的勇气，于是他们最终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劫难、祸乱和奇变。
1927年，在陈独秀还欲火焚身的时候，先驱梁启超就看透了共产党，他在当年5月11日《与顺儿书》中写到：“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1927年，在共产党还没有本领大面积祸国殃民的时候，先知王国维就不惜用死来背对共产党，容庚在《甲骨学概况》说，王国维谈到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事深表忧郁，他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共产党没杀王国维，王国维却因共产党而死：当共产党自己还面临被追杀的时候，他们的淫威和邪瘴就足以害死一个个千古奇才——。随后，共产党劣迹一点点昭彰，苏联的大清洗、大迫害，苏区的大屠杀、大斗争，连党的创始人、祖师爷陈独秀、张国焘都不能装聋作哑地熟视无睹了，都幡然悔悟了、都起而谴责了，可那么多有知有识的“民主人士”们，却飞蛾扑火、铤而走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个个勇敢无畏的与虎谋皮。究其原因，明处里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以为共产党被国民党压迫过，应该懂得民主的可贵，应该不会再用国民党的手段去压迫别人；以为中共毕竟是受中华文化和传统濡染，有古泱泱君子之风，不会像苏共的图穷匕见——，受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之骗，实质上是这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见利忘义、见风使舵、利欲熏心和墙草投机，以为附逆新朝，能够帮助共产党马下治天下，成为开国郦食其和东方朔。他们哪里知道，共产党“使命不与人共”，虽然是一帮土包子，但自视甚高，哪里用得着别人帮忙治国，哪里有别人插足劈腿的空间。等到共产党狗脸一翻、原形毕露，已经大势已去，悔之晚矣。所以这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后来挨整、被罚、受难和横死，追根溯源，实属咎由自取。放眼当时，举国滔滔尽是糊涂透顶、私心和失心风的知识分子，只有伟大的胡适能铁口直断、能洞悉未来、能火眼金睛、能写出《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段写到：“这一切（指中共建立的准备过程）确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开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怎样。那位充当中共产妇的陈独秀先生当时绝没有想到，后来会被他的莫斯科同志们和他的一些门徒们把他当作共产主义的罪人，甚至斥之为‘托匪’、 ‘汉奸’和‘日本间谍’。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赞成我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蔡元培先生也绝没料到，他自己竟会在1927年转到反共的立场上去，而我这个热衷于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中共发起人之一，又曾披荆斩棘地卖了18年苦力的人，当时也绝没有想到竟会被迫舍弃这个后来变了质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有这些离奇的发展……总括的说，少数人所发动的武装暴动、暴力革命、建立这种那种的革命政权、实行专政的统治，必然会抛弃初期的理想主义、人道精神和道义，代之以权力观念、计谋、恐怖和残忍等等。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骨肉相联，因之，独裁的丑恶现实必然会湮没了共产主义的美丽理想”。
最后这段话，与陈独秀晚年的结论何其相似，虽然相差二十五年；和蔡元培的断言何其一致，虽然晚了四十年；同戴季陶的认识何其雷同，虽然迟来三十五年。
看一看中共理论上、组织上最重要的三个缔造者和奠基者陈独秀、张国焘、戴季陶，看一看中国现代文明的开创者、没有他就没有共产党的蔡元培，他们走过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他们经历了相异的心路历程；他们的起点，相差甚迥，他们的际遇，殊为不同，他们的觉醒，早晚各异；但他们殊途同归，他们的人生终点万宗合流。他们都从阵营内走出，然后最坚决地反戈一击。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或出于各自的原因和目的，但他们否定共产主义，却是惊人的一致：因为他们真正认识了、了解了共产主义，他们真正认识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而一旦了解、真正认识了，他们就彻底放弃了、否定了共产主义和那个邪恶、无耻、下做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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