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礼先生,1966年毕业于锦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职《丹东日报》副主编、《鸭绿江晚报》总编。摄于2020年10月访谈。

(一)

锦江旅社是一座木头房子,上下不过两层,位于丹东六纬路,道两旁是银杏树,一到秋天,满树灿若黄菊的扇形叶子,格外耀眼。旅社坐落于此,既有安静又有热闹——隔壁图书馆,对过评剧院——日本人1941年建立的安东剧场。据说,这旅社也是日本人的“遗作”,至于是商社还是住宅无人知晓。假如曾是中共的地下交通站,也许会搭上什么“红色之旅”。

1966年夏季,锦江旅社来了一帮大学生,仿佛飞来了一群凤凰,吸引了丹东人的眼球。因为,丹东小城没有大学,只有三所高中。而这场运动就是从北大“闹腾”起来的,所以,没有大学生的“学潮”,就没有“轰轰烈烈”。无怪乎,大学生一下火车就说“丹东是一潭死水”。 但不管他们对运动的状态如何指手画脚,当地的领导都是笑脸相迎的。因为,这些革命小将是来“革命串联”的,也叫“煽风点火”,再具体一点叫“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所以,下榻于锦江旅社便是丹东市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李言(市长)的关照,并且,还提供了红卫兵印刷小报的器材,还有活动经费。然而,当权派始料不及的是,这些大学生便成了小城文革的“弄潮儿”,简直是呼风唤雨,推波助澜。

当年的大学生刘洪礼回忆, 1966年末,住在锦江旅社的大学生,除了“首都大专院校驻丹联络站”的二十几人外,人数最多的便是“东北大专院校赴丹野战军”,简称“东野”,大多数人是丹东籍的学生,出于对家乡运动的关心,在大串联的潮流中,结伴返乡,成立了“赴丹野战军”。刘洪礼便是“领军人”,然而,他并非“东野”的创始人,那么,如何做了第一把交椅呢,这还要从“串联”说起。

(二)

刘先生虽已鬓发斑白,古稀之年,依然思维清晰,谈锋甚健。1966年,他是锦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应届生,年方21岁(1945年生),意气风发,心怀未来可期之梦。然而,平地起风雷,来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刘洪礼迅疾卷进运动中去了。

这年夏天,锦州师范学院来了几个“串联”的丹东学生。那时,大专院校几乎每天都有来访者,叫做“取经”——意思是学习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来访的学生说,丹东眼下是满大街游斗“破鞋”(在女人的颈上挂鞋游街);再就是,警察把持着火车站,不让学生出去“串联”,我们是好不容易冲出来的,你们应该回去“煽风点火”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乡的“运动”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于是,刘洪礼约了几个丹东籍的同学(刘云盛、周文贤、小包等)回乡搞起了“串联”。

大概出于师范专业的考虑,他们选择了走访学校,第一站便是元宝区的金汤小学,此时学生已经放假,教师集中起来搞运动。学校是一栋二层红楼,领导在楼上,教师在楼下,楼上人领导运动,当然的左派,楼下人挨整,天生的右派,所以分成了“楼上派”和“楼下派”。采访中,无论是“楼上”,还是“楼下”的教师,都不避讳派别的存在,楼上的指着底下说,他们就是右派。 楼下的指着上边说,左派都在楼上了,不过,这话里含有不平和解嘲的意思。

整个红楼的墙上,除了厕所以外,都贴满了大字报。也别说厕所“躲”在“运动”之外,墙上有用粉笔写的标语“尿死刘少奇”。

从学校大字报的内容来看,主要是揭发批判“黑帮”,也就是几个老师,什么“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白专道路”。还有,平时私下里说了哪些“反动”的话。刘洪礼和同学看完大字报后,又找被批斗的老师谈话。同时,又走访了上层。

当时,元宝区学校的运动是划片进行的,以金汤小学为中心,包括聚宝、六一、永安、通江、清真等学校划为“金汤片”。区里下派工作组到“片”,并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当时,金汤小学的书记(李丽媛)、校长(李英宽)、大队辅导员等都是小组的成员。采访了这些人之后,又与中共元宝区委书记、宣传部长等人进行了交谈。

从大字报到被批斗的老师直至领导,经过一番调查和了解,对“金汤片”小学的运动情况,已是了然于胸。于是,刘洪礼和同学一起将有关访谈记录写成大字报,并对运动的形势作出评论,一并公之于众——张贴于金汤校园。

特别“惊天动地”的是,他们竟然打开了“牛棚”,让被关押的“黑帮”走出了“牛棚”,恢复了自由(赵曙光、李成福、王忠义等)。这在“左派”的眼里岂不是“右派翻天”吗?“煽风点火”的大学生说,这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好得很”。

(三)

一石激起千层浪。该区小学老师闻风而至,纷纷来到金汤观看和抄写大字报。令他们感到振奋的是,大字报指出了金汤小学没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矛头向下——迫害教师,这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必须立即纠正。大字报的振聋发聩,“解放”了被打成“黑帮”的老师,仿佛是一道强烈的冲击波,对运动产生了一种震动和启蒙。由此,金汤小学的“文革”风生水起了。

这时,社会上掀起了“学习十六条”的热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日报》有篇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1966年8月13日),其中提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个大熔炉,每个革命师生,每个革命同志,都要在这个熔炉里,经受考验,得到锻炼,学会革命的本领。

按照“十六条”的精神,金汤小学的运动,只能靠本地的师生的革命,虽说一潭死水搅动起来了,却还没有洪波涌起。但可以说,布满了干柴,只待一把火的点燃。于是,刘洪礼又开始了“点火”——启发和诱导老师成立红卫兵组织。老师忐忑不安地问“这,行吗?”刘洪礼说“这怎么不行啊!?毛主席都戴上了红卫兵袖标……”

由于,许多人仍然心有余悸,用当年的话说,为了“经风雨见世面”,“去掉怕字”,“敢字当头”,刘洪礼领着几个老师(王力茂、宋金泰等)踏上了“革命串联”之路,第一站便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大学,即哈军工。

那时,哈军工在东北乃至全国也是赫赫有名,令人蜂拥而至。虽说不是毛泽东题字的“新北大”,但是,侄子毛远新在该校红色造反团,如此权力巅峰的背景,使得哈军工成为黑龙江省乃至东北文革的晴雨表,所以,前来“取经”的人们络绎不绝 。

一进校园,刘洪礼一行人就陷入了大字报的海洋,一天到晚就是抄大字报,累的头晕眼花,生怕溜掉一个字的是:毛远新《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还有,在北京毛主席与之谈话的内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不要站在保守派的一边,要坚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边,要通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走资派进行斗争……”

离开哈军工,又去了哈工大(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天大(哈尔滨航天大学)等院校。一连数日,手抄的本本和搜集的传单、小报已经塞满了书包,人也有些疲惫了。于是,便漫步松花江边,秋风阵阵,江水滔滔,“东去大江水,高源何处来。”刘洪礼触景生情,背诵起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沁园春 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

(四)

哈尔滨“取经”之后,刘洪礼一行便各自回校了,“就地闹革命”去了,这已是十月中旬。

11月初,刘洪礼在校接待了来自金汤小学的几位老师(宋金泰、马秋兰等),他们的胳膊上都戴上了红卫兵袖标,原来,从哈尔滨回去后就成立了造反组织,这次来邀请刘洪礼再去“重整山河”,因为,造反组织“出事”了。

来访者说,从哈尔滨返校后便成立了组织,学习毛远新也叫“红色造反团”。同时,散发了带回去的传单和小报。一时间,许多老师加入了“红色造反团”,队伍迅速壮大起来。这时,有人发现“头把交椅”竟然和当权派“暗通款曲”,竟然要“变右”、“变修”。于是,贴出了大字报说他好比宋江,造反上山后,又要下山投降,以求混个一官半职。该大字报声称要拉出一支人马,成立什么“反修大队”,因为上边出现了“修正主义”。

来访者一再表明,他们是受多数革命同志的重托,搬请刘洪礼平息纷争,因为,刘在金汤是有威望的。面临革命队伍出现了分裂,刘洪礼颇有些焦虑,二话没说,便返回了金汤。然后,在那里摸清了“分裂”的情况后,提出了“整风”的建议。于是,该组织便进行了整风。

文革中有一个现象,就是信息的传播犹如旋风一般,因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传单、小报以及广播喇叭,无须谁来审查批准。所以,刘洪礼在金汤的“新闻”传到了锦江旅社的“东野”。11月中旬,在“东野”的邀请下,刘洪礼欣然加入了该组织。12月底,“东野”上层改选,采用巴黎公社无记名的投票方式(约80人),刘洪礼一跃而为“领军者”。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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