殃民祸国百年深,辟马驱狼力自任。
个我安危何足问,千秋王道一生心。

—东海自题

大半个地球、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马学是彻头彻尾的邪说,马路是不折不扣的邪路。1991年迫于全苏联人民强大的反共压力,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共同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苏共解体宣言》说:“马列主义这一套荒谬绝伦的邪说经过七十多年的实验,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失败了。并用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祸害人类的荒谬邪说。”完全认同这个历史性的判断。《宣言》接着说:

“斯大林为了统治俄罗斯和世界,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不断推向世界各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出现共产党就会出现内战、饥荒和恐怖,就把烧杀、掠夺、暴乱、篡国夺权、血流成河带到哪里。为此,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真诚地向全世界受共产党迫害的人民和国家道歉。”

受害最深重的人民国家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是马法结合,是为毛时代的左道;继而马西结合,马家西化,是为邓时代的右道。

邓氏善根未绝,比毛氏正常一些,遗憾不学无术,完全不明道德正理和政治正义,纵不无好心,也难办好事。“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富带后富”等等口号的提出,出发点应该不坏。

但他不知道,经济科技建设建设必须与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制度建设并驾齐驱;他不知道,只有在中道文化的教导、王道政治的引领和礼制祥刑的规范下,经济建设才能健康顺利,先富带后富才是可能的,否则就是天方夜谭。要先富带后富,西学西制也不行,遑论马学马制。

在马学马制之下,经济科技的发展必然非正义非健康,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只能是特权阶级及其附庸,贫富只能越来越悬殊。

进入習时代,以马为主,加上儒学西学,是为马家杂道,所谓马魂儒体西用是也。不论习对儒家的真实态度如何,其某些言行和将儒家称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有助于将尊孔尊儒从政治错误变为政治正确,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習上台前我有个政治判断:“邓时代,政府对儒家的态度从敌视转变为无视,习时代进一步变为重视,意味着持续近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的终结,儒家获得复兴和新生的机会。”判断无误。当然,習给的只是机会,儒家真正的复兴需要靠广大儒生和仁人义士努力奋斗。这是不能期待于任何人的。

友人寄来《姚洋最新万字方案: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与政治哲学的重构》一文,问我有何看法。左眼受伤以后,戒阅长文,略览文章导读,又是一份儒马结合论。
兹就其要点略予评点。导读说:

“将西方思想和实践与中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是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典型特征。摆在当代中国学者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将这一过程上升到理论高度,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创造新的中华文明。

“本文认为,20世纪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阶段。革命打破了旧的社会结构,扩大了人际交往范围与政治参与,为工业化提供了条件,就此而言,历史给予了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机会。而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回归务实主义的哲学传统,实现了社会经济巨变,也实现了自身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不再是西方意义仅仅代表部分利益的政党,而是通过民主集中过程,成为全民族利益的加总机制。

“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张力。从儒家学说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理应充分认识中国传统中的务实主义、个人与秩序相平衡、贤能主义以及德治等优秀成分,并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文化的其他优秀成分对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哲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儒家政治为体,重构党的理论体系,是党完成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关键一步。”

略谈三点意见:

其一、赞同“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创造新的中华文明。”“从儒家学说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云;其二、反对“20世纪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阶段”之说,在儒家文化、政治框架在内,中国可以更好地现代化,20世纪的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百无一利而有大害。

其三、欢迎中共进一步儒化,但不看好儒马结合的前景。真儒必辟马,真马必反儒,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就不可能“以儒家政治为体”。儒马结合只能是强制性的捏合。去马归儒才是正道。

一个国家的良知,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良好的主体文化,良好的制度法律,良好的领导集团。这可以称为国家良知的三个面相或三大支柱。

三者相辅相成,一良俱良,一坏俱坏,其中主体文化起着决定性作用。文化良好,一切好办;文化不行,一切不行。邪说在上,导出来的必然是恶制恶法和邪路绝路,是以贪官酷吏为中心组成的恶性利益集团。 马克思主义就是典型的极权主义邪说。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论、阶级斗争为纲论、剩余价值论、计划经济等等,都属于外围性之邪,其原则性之大邪有二,其一是唯物主义哲学。

唯物主义世界观,落实为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落实为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物质主义。建立了物质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人,就是物化之人,人形之物,简称物人。物人集团得势,欲不沦为特权阶级和恶性利益集团,不可能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无论选择哪条路线,无论怎样改革,改变不了其本质性的恶劣。

儒马两家都实行爱有差等,儒家是自近而远,先人后物,亲亲仁民爱物;马家是自远而近,先物后人,爱物爱民爱亲。同时,爱物以爱权为主,爱民以异族之民为主,异族又以黑人为主。少族特殊化,黑人更特殊,更高贵。这是唯物主义逻辑的必然。当然,马家的爱,除了爱权爱物,其它都要打个括号。仁者爱人,不仁者不能爱人,唯物主义者彻底丧失了仁爱的能力,焉能爱人,焉有真爱哉。

马克思有一段名言:“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毫不畏惧。”

这是批判资产阶级的趋利性和冒险性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利润,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权阶级的利润相比,孰高孰低,妇孺皆知。西方资本家的利润最高也有限,特权阶级则是真正的一本万利,上不封顶。

世界上什么事业利润最高、利益最大?不是贩毒,不是贩人,而是贩卖邪说恶制的极权主义事业。君本位的暴秦、神本位的长毛属于古典极权主义,族本位的纳粹、党本位的马列都是现代极权主义。论本质之邪恶度,马列远超纳粹。

注意两点:其一、这里说的利润、利益是物质性暂时性的。论综合性持久性利益,当然是正义事业、仁道事业最大;其二、马克思这段话适用于所有利益集团,尤其是经过唯物主义洗脑的恶性利益集团,唯独不适用于圣贤君子。

无论利润多高、利益多大,君子不动心也。君子追求的是仁道事业,是家国天下的利益、千秋万代的利益和自己的道德利益。

马克思主义原则性之大邪,其二是社会主义政治学。

马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有一个普遍的思想误区,以为把社会放在第一位,以社会为本位,就可以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殊不知,这是严重的本末颠倒。

社会是由人和民组成的,人民为本,社会为末。只有以民为本或以人为本,人民富强幸福,人人都有人权自由和人格尊严,社会才能发达美好起来。社会则不能本位化主义化,社会本位化,既不利于个人,也不利于社会,社会主义害社会。
马家喜欢讲实事求是。殊不知,实事求是需要有一定的道德和政治能力,而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政治学导致马帮天然丧失了这种能力。唯物主义误把物质看成第一性,必然昧于天道、人道和仁性;社会主义误把社会放在第一位,必然悖于民本、人本和仁本。

故马家的道德无能和政治无能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怎么强调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实事求是。欲真而正地实事求是,非仁者不可。仁者即仁本主义者。

常听人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共同富裕”云。不仅一般国人如此说,一些自由派和西方人也如此说,可见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误会。这应该也是社会主义最具有欺骗性的一点。

事实上,社会主义或许能共贫,不可能共富,甚至不可能象自由主义社会那样提供最基本社会保障。这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质决定的。也就是说,不用实践去检验,其理论就注定了不可能。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社会本位,不可能真正关心尊重个体,不可能为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提供刚性保障。

注意,共同富裕的愿景,不仅属于集体主义范畴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个人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也不可能。只有仁本主义导出来的现代王道政治,才有可能。然王道并不盲目追求共富。

王道政治特别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运》)共富只能是物质极大丰富、社会反常公平之后的水到渠成,不宜强求。

人民生活好不好,幸不幸福,是衡量一个国家好不好、衡量政治和制度好不好的最高标准,或者说基本标准,第一标准。但是,富裕并非唯一标准,是否共富更非重点。人民生活好不好,有五个标准,即安全度、富裕度、自由度、和谐度、健康度。五度的综合,构成人民的幸福度。

被马学深度洗过的人,有三个观念很难改变:一是“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正确观。有此三观打底,其它方面再明白也有限,一隙微明而已。如果加上权欲利欲的遮蔽,那一隙微明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最近一条新闻广传,说的是四川成都某中学有个应届毕业生,放弃港大奖学金,选择去北大读马克思。媒体纷纷赞扬这是信仰的力量,我倒宁愿相信是利益的考量。如果那个中学生真诚信奉马克思主义,那就毁了,后果不堪设想。

人生贵有信仰,信仰贵在真诚,但邪道信仰,有不如无,真不如伪。伪信或许有救,真信不可救药,害人害己,不死不止。

马邦人以入马帮和当马官为有前途,殊不知,马路是最没有前途的邪路绝路,是绝天绝地、毁人毁族的黑暗毁灭之途。马邦人欲追求前途的美好,必须让自己也让同胞们成为中国人。只有彻底去马,才能重新做人;只有真正尊儒,才能重做中国人。这是为自己为国家争取光明前途的唯一办法。

有友人认为,儒马结合,尚未尝试,遽断不行,未免武断。这就是不知不觉中被马家洗脑了。殊不知,儒马两家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存在原则性矛盾。儒马结合只能是强合,必然不伦不类不三不四,行之不远是一定的。马家没有改良的价值,马学没有与儒学融合的可能。抛弃是唯一的办法,也是马帮唯一的出路。

儒家自有明辨功夫和择法之眼,对于各种学术、思想、主义、意识形态的品质和价值,自能根据中道立场观点方法作出基本判断,如理如实地判断其高低优劣正邪善恶。故古今中外很多不良思想,不需要实践检验,仅观其理论就可以判断它们不行,遑论马学这种邪说。

马路已经走绝,马帮欲获得新生,必须彻底去马,彻底去除物本位之哲学、党本位之政治学和社会本位之经济学,彻底进行文化政治双重改革,革命性的改革。改革的方向,儒化西化都不错,都是正道。西化即自由主义道路,次优选择;儒化是仁本主义道路,最优选择。

只不过,马家的路径依赖非常深,欲进行革命性改革,难乎其难。盖恶行恶言沉淀成恶习,就会形成路径依赖。恶行恶言越多,恶习越重,路径依赖越深,越难以改正,就像吸毒上瘾一样,不死不休。故一旦走上马路,基本上非一条道走到黑、走到绝不可。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方修正,本质难改,原因在此。

另复须知,如果把“儒马结合”当成一个过渡期,通过儒家化实现彻底去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倒是可以的,或许也是有必要的。儒马强合,有儒家一席之地,其政治品质不仅远高于马法结合的马左,也将高于马西结合的马右,作为去马归儒的过渡,或亦难以超越。

从马社会到儒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儒马强合到一定程度,去马归儒将势不可挡,水到渠成。怕就怕,把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成终极真理和追求。

2021-7-14

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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