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复旦回忆之十

1978年至1981年,三年硕士研究生学业可谓一帆风顺。陈珪如教授指导的首届十名研究生,一一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解放日报》还专门发文章报道复旦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研究生的学术成果。毕业分配时仅我一人留校任教,那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特地派员来复旦,想把我要到北京工作,提出的条件可算优渥。我家在上海,不那么看重北京的住房与户口,也舍不得离开母校,于是婉拒。我在教研室先后开课两门,本科生的“科学哲学论文写作”与理科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听从导师建议,1982年我通过资格考试,成为胡曲园先生的在职博士研究生。所谓在职,就是既承担教师的教研任务,又享受教师的全部工资福利,同时兼有博士研究生的待遇,包括在十号楼两人一间的寝室,我与西方哲学博士生吴牟人同一房间。如此条件读博士学位,用上海话说真的很“乐胃”。

没有想到,平静的教学研究生活突然被一阵狂风吹乱,那就震动中国哲学界的桂林会议“精神污染”事件。

学术会议发言 惹出政治是非

1983年6月初,由复旦大学哲学系、湘潭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湖南农学院、桂林矿产地质研究所、桂林医学专科学校、桂林陆军学校联合发起的“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讨论会,在广西桂林陆军学校举行。到风景胜地举办学术会议在那个年代习以为常,来自全国各地八十馀人到会。会议预告的目的是以科学发展新成果推动认识论研究。年初当选为复旦哲学系副系主任的李继宗,由于系主任暂缺主持全系行政事务,雄心勃勃地准备借此机会彰显复旦哲学系的创新精神和理论实力。李老师指定我与谢遐龄、陈奎德三位博士研究生及俞吾金、吴晓明、安延明三位硕士研究生与会。除各自提交论文外,还合作准备一份集体发言稿,试图以鸣放的姿态成为会议的亮点。发言稿定名为《关于认识论的几点意见》,提纲式的共有十节(后来被简称为“十条提纲”)。每人负责写一至二节,几次集体讨论修改。词藻颇为华丽且富挑战性的前言,以及内容敏感的反对真理一元论的第四节为陈奎德所作,我撰写了关于认识科学的第七、第三节。各人的文字汇总到李老师处,我遵师命将六位作者所写统成一篇,用复旦大学的八开大稿纸誊抄共十八页。也不知出于何种预感,最后特地在标题后面加个括号,写上“草稿”二字。

李继宗老师长期担任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副主任,协助陈珪如先生带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教研室当教师,与李老师又成了同事。谢遐龄、陈奎德已转从全增嘏教授为西方哲学博士研究生,李老师安排他俩与会,还把首届硕士研究生中已经毕业分配到外校工作的国防科技大学的朱亚宗,浙江师范学院的吴伯田,西北大学的张富昌,厦门大学的官鸣都召来参加会议。与会者还有本系硕士研究生李河与杨晓梅,从复旦哲学系毕业出去的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的丁学良及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的商戈令。加上复旦新闻系毕业的《福建论坛》编辑陈依元,出席会议的复旦人多达十六个,有人笑称“复旦帮”。

其实这个会议最初是由曾在中央党校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班学习的学员——湘潭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的张静安、桂林医疗专科学校的元文炜和李继宗三人议定的。李老师并不爱出风头,只是想在任上弄出一点动静,对哲学界的贫乏保守状态有所冲击。对一批研究生来说,参加学术会议顺便到“甲天下”之地游山玩水,何其开心——所以大家还特地提前出发,在南岳衡山度过了有趣的夜晚。

会议的安排张弛有度,6月5日在市区游览,6月7日乘游轮沿漓江上阳朔,观赏两岸风光,众兄弟(妹)在七星岩留下了难忘的合影。有几次傍晚,我们结伴来到街头,品尝啤酒、号称“桂林三宝”之一的三花牌米香型白酒,味道鲜美的红烧田螺,清蒸穿山甲(1988年后穿山甲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会场的议题严肃认真。与会者就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的发生认识论,科学发展的认识论问题,认识论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展开了讨论。那几年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对中国哲学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复旦学报》1982年发表过有关皮亚杰的探讨文章。1983年初,又发表了一组哲学系师生关于“发生认识论”的专题讨论笔谈, 其中有李继宗与我的短文,还有李河、俞吾金、安延明、吴晓明等人所论,这可以看作是对桂林会议的一个铺垫。

李老师嘱我编发会议简报,八天印发了二十期,内容丰富,争议不少。有关于系统论的认识论,技术论,主体与客体,实践与活动范畴的讨论。与会者中最年轻的是二十岁的国防科技大学学生崔之元,他的文章讨论了爱因斯坦、玻姆、惠勒、普利高津等物理学家与皮亚杰的理论关系,给我印象颇深,因为我一直关注爱因斯坦与皮亚杰的交往,发生认识论从心理学上对相对论的支持。

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知识者,即便在风调雨顺的年代,也会从心中冒出一种莫名的政治担忧。何时由何人以何种方式在大会抛出提纲,李老师几经踌躇,原定大会的报告会中并无这一项议程。在醖酿发言人选时,商戈令自告奋勇,愿意代大家出头发言承担可能的风险,令人感动。会议结束前一天的6月8日上午,陈奎德代表六人在大会上宣读了《关于认识论的几点意见》,激起千层浪;听众耳目一新,纷纷要求印发这十条提纲。北京大学副教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女士温文尔雅,委婉地对我讲,提纲有些说法尚须斟酌。中国人民大学萧前教授则认为十条提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萧教授是会议领导小组第一成员,6月2日为会议作开幕词,之后还作了“知性和认识的辩证过程”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问题” 的大会报告。8日下午萧前再次大会发言,神情严肃地逐条批驳十条提纲。提纲提出不要“几十年一贯制”的教科书,萧教授针锋相对宣称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一百年一贯制”,引来了几位赞成者的掌声,会上会下一片争议。当晚李继宗老师率众晚生前往萧教授的住处一号楼别墅拜访,试图澄清“误解”;教授潇洒地以西瓜待客,又一脸严肃说这不是误解;即便是误解,也要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误解”。需要说明一下,会议期间所有与会者集中居住在一栋普通宿舍楼里,萧教授单独居住在中区一号楼别墅中。据说此小楼是对越战争期间的首长指挥部,陆军学校校方如此安排是表示对学者“首长”的尊重,大教授照单全收。

会议警钟长鸣, 6月9日闭幕式却风平浪静。在全套简报中,十条提纲只字未被提及。李继宗在大会的闭幕词中宣称,这次“盛况空前的学术讨论会”取得了“完满的成功”。

教授密报邓办 “老师”出卖学生

回校一切正常。校系领导依然以一般学术活动看待桂林会议,校党委副书记李强还在李继宗面前赞扬研究生的探索精神。俞吾金与我撰写了介绍会议的三千字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七月号上。眼前水波不兴,脚下暗潮汹涌。据说有人一回北京即向国家教委及“邓办”(未能确定是邓力群办公室还是邓小平办公室)密报了复旦大学研究生的出格言论;有人则在党校内部刊物上登载十条提纲,加按语上传;还有报社迅速编发直送高层的“内参”。学术会议于是演变成政治事件。俞吾金多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点名萧前,实际上萧教授是否亲身告密以及如何告密无从查起,除非多少年后国家教委或者中宣部的相关档案解密。

此年10月7日至14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组织的全国辩证自然观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我参加了会议。其间正值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举行,门缝中传出各种小道风声,原本二中全会的主题是整党,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下子又变成了“不搞精神污染”,北京的一些同行向我打听桂林会议内幕。一日我登门拜访萧前教授,谈到桂林会议时,我对用行政手段追查学术问题表示不解,萧前说这是学术问题,但又是学术方向、学术路线问题。萧前还提到了邓力群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上所说,我们的博士、硕士是学术上的“国家队”,是“国家队”就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陈云下令清除“精神污染”,重要讲话逐级传达。从10月中下旬开始,校外泰山压顶,校内风声鹤唳。传言桂林会议事件已被列为上海市清除精神污染的重点,还说这帮研究生可能会被开除学籍。我当时兼有在职博士研究生与教师两个身份,在同去桂林的列车上,兄弟们坐的都是硬座,我买的是卧铺票,享受大学教师的出差待遇,当然卧铺一路上主要给同行的小女生晓梅使用。事发之后,朋友与家人有了额外担忧——对我而言虽然不存在毕业分配问题,但一般说来对教师的处分要比对学生更加严厉;至于幕后“黑手”李老师更不用说,必定罪加一等。据说复旦党委为此事向市委作了检讨,李继宗10月28日书面检查,11月份又作第二次检查。李老师在两次检讨中主要强调自己没有及时向党总支,向胡老、陈老请示汇报。作为落实二中全会精神,校系两级紧锣密鼓,共同举办学习班一月有馀,“十条提纲”六个作者都交出了各自风格不一的检讨,党委办公室主任盛善珠老师菩萨心肠,遇到我说,周义澄同志,你写的哪里像是检查呀。

学习班兴师动众 四十天治病救人

我们六人及李继宗大难当头,校系领导和导师大多“恨铁不成钢”;难免有人幸灾乐祸,但时代毕竟在进步,文革式斗争难以重演。我从未认为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有什么错误可言,只是看著焦虑的胡老与强作淡定的陈老先生的眼神,听到苦口婆心的肺腑之言,心中确实过意不去,觉得不该闯下大祸,给二老凭添麻烦。

冥冥之中似乎真有天意。2016年国内传来消息,在哲学学院(系)建立六十周年庆典上,李继宗老师重提三十三年前的桂林会议“冲破了意识形态的雾霾”,“成就了时代的担当”。几经辗转,李老师将尘封多年的由我手写的十条提纲的复印件交到我手里。去年整理旧文稿,又发现1983年的一个笔记本,逐日记载了那次学习班的全过程,从10月22日至12月2日,为时四十天。看自己笔迹感慨万千,想当年场景历历在目。

10月22日学习班正式开始,我谈了关于十条提纲的初步想法:第一,这是学术不是政治;第二,是内部讨论发言不是公开发表文章;第三,是“草稿”不是定稿。主持学习班的副系主任林永民老师指出这是学术问题、认识问题,“但这是在学术方向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萧前所说几近。

10月26日讨论会,总支副书记陈根法、教师胡啸发言,指明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学习班主要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实事求是;希望大家态度要积极主动。我说明了三点:1,导师陈珪如先生对这件事情前前后后一无所知,没有任何责任;2,提纲六个作者都是成年人,每人对自己所写负责,不能把责任算在李继宗老师头上;3,整个事情与参加会议的研究生李河、杨晓梅毫无关系。

之后几天是专题报告。10月28日胡曲园老先生说“哲学的党性问题”,深情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历程,指出理论斗争就是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搞理论就是搞思想的阶级斗争;不分敌我,不分是非是危险的。接著胡老讲了哲学的基本原理,物质与其运动的绝对性。

10月29日薛维新老师讲“怎样对待马克思早期著作”,认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同8、9月的苹果是不成熟的,尤其是“抽象物质观问题”。11月1日余源培老师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的看法”,指出对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贬得厉害,对“手稿”(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捧得很高,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态度相同。如果把“唯批”贬得一钱不值,就不能解释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胜利。十条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是夸大意识的相对性,否认物质的绝对性。下午四时座谈,林永民掌握会议。安延民发言之后李成溪老师指出,“十条”的问题不是个别观点,而是一股思潮。陈根法说学习班是想把思想认识的提高与学术观点的转变联系在一起,要召开马克思主义原理、西方哲学、自然辩证法三个专题讨论会。俞吾金发言提到学风问题。前副系主任金顺尧老师发言强调这次问题不那么简单,学风问题毛主席提得很高,是世界观问题,党的成败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这次不仅对你们研究生有损失,对我们教师有损失,对整个复旦大学文科都有损伤;文风不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态度不端正,不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去认识,就事论事是不行的。把它作为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怎么分?哲学每个问题都渗透著政治。陈奎德发言之后林永民讲话,表示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总结经验教训,随便放过去是不行的。

11月8日,数学教授谷超豪副校长做“关于时空客观性与物质性”的报告。党委副书记陆庆壬主持会议,全校政工干部与哲学系师生一起听讲。谷超豪从原始时空概念讲到牛顿时空,讲到狭义相对论时空与广义相对论的弯曲时空,到现代宇宙论大尺度时空结构,再到粒子的微观结构,最后说到要抵制精神污染。傍晚我去胡老家,向二老转述了谷先生的高级科普讲座。胡老跟我说,谈认识论总要牵涉到本体论,建议我在检讨中加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范畴领会贯通不够,所以需要好好学习的话。陈老笑眯眯地对我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现在不搞大批判了。我不由得想起复旦当年名扬全国的“理科大批判组”及《学习与批判》杂志。

11月11日下午二时,朱新民老师讲课,题目是“现代哲学在美国”。

11月15日下午举行六个人的检讨会,陈根法主持会议,指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既要管学术问题,又要管政治思想。十条提纲的错误产生以后,推动了思想教育。现在提供机会,请大家就自己的问题作检查。毕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每个人做起检讨来也是一套又一套。陈奎德第一个,说自己在反对教条的时候走向了另一极端,远离现实大地的研究,一切诉诸于理性,一切诉诸于逻辑。用时十二分钟。接著是俞吾金,说自己把皮亚杰强调的能动性夸大了,做了较高的评价。分析根源是受西方影响,哲学政治分开,学风上有片面性,缺乏谦虚谨慎。用时三十五分钟。谢遐龄说了许多康德,之后是我。我的检讨包括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过程,对十条提纲的总体评价,对存在问题的批判。以前一直想不通学术问题为何要通过行政途径追查处理,现在认识到哲学问题与政治问题常常联系在一起。我的发言超过一小时,李河兄弟讽刺说老周作了赫鲁晓夫的长报告。接下去吴晓明发言,说作为唯物主义一个形态的反映论过时了,但是其基本立场仍然要坚持,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安延民面部表情天生诚恳,谈到了信仰和存在主义,说他与晓明表示“四个不变”: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变,宣传马克思主义决心不变,对马克思主义作研究不变,勤奋探索独立思考的态度不变。这四个不变后来被《解放日报》报道引用。两位小兄弟何其聪明,四个不变说法聼上去很正面,说明了学习班的效果,各级领导也欣然接受;其实仔细推敲,潜台辞便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来未变,以前没错,现在没错,将来也不会错。

六人检讨完毕,胡曲老就说今天谈得不错,大有保各位过关之意。同时要求继续思考哲学与政治关系,哲学的党性问题,反映论与实践问题。林永民接著强调对十条的认识有主观高度,客观高度。在主观高度上要对错误的严重性看得更明显:一是否定,二是曲解,不管人家怎样提,自己本身要认识到这个高度,这不是上纲上线,是大是大非问题。说“偏离”只是措词、提法而已。林老师还问道,这十条认识论上的失足与全国性思潮有没有联系。陈根法总结说,有勇气诚恳地承认错误是第一步, 但不要消沉悲观。不能排斥有些同志动机是比较好的,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扪心自问,有没有人想借发表十条一鸣惊人,动机是否很纯?安延民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动摇,这是真的,但不能排除其他众多研究生的信仰不会动摇。谢遐龄表示的态度很好,要到工厂农村去调查,投入批判精神污染的斗争。安延民与吴晓明还写了评萨特存在主义的演讲稿。俞吾金订出计划,每星期有一天学习原著,鼓励大家提出切实的计划。陈根法最后说,问题出在你们身上,责任在我们领导身上;领导有责任保护青少年不受精神污染。这个说法比较中听。

11月22日校党委办公室主任盛善珠主持大会,物理系教授倪光炯谈“量子力学中的认识论问题”,指出对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这两大理论哲学意义的解释一直存有争议。他讲述了量子力学发展史,主观客观不可分;提到了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认为物理学引进许多不可观察量,就是进步。任何一种观点在对它的存在理由没有充分肯定之前,不应当否定。倪老师平时对哲学颇感兴趣,与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多有往来,发表过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文章。实际上他的报告没有批评十条提纲。我跟盛老师说,如果把倪教授的报告与十条提纲放在一起仔细看,就会发现很多说法是一个意思。倪先生几年后担任了我的博士论文的评阅人。

下午座谈会。陈根法特别强调不要说是萧前打击报复,因为第一,萧前不能不提出自己的意见;第二,萧前向教委作了报告,其实党校、社科院也有人向上报告;第三,这种想法传到萧前那里去不好,让人以为是复旦的看法。此后萧前曾经来复旦,会晤了李继宗,对桂林会议有关问题作了一些解释。

11月25日下午,薛维新老师讲关于异化问题。他认为说社会主义异化问题,属于精神污染范畴,实质是引导人们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不成熟。

12月2日下午哲学系研究生学习交流会召开,主要显示四十天学习班的成果。在整个学习班期间参与领导工作的教师代表胡啸开场,说大家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取得了很大成绩。随后倪培民、杨晓梅、吴晓明、李继宗、乐爱国、张治中发言。倪培民谈了怎样处理学术研究与社会问题的关系,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杨晓梅说随著研究的深入应该如何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吴晓明这一次代表桂林会议十条提纲作者六个人发言,表示要把自己的一生定位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牢固的信仰。谈到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分野和党性原则,接受外来思想要很好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重申了“四个不变”。乐爱国谈在总结自然科学最新成果中,怎样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不能用反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成为西方哲学的信徒。张治中说谦虚谨慎需要注意,治学要严谨,联系实际,既要大胆探索又要坚持原则。大概因为学习班要结束了,李继宗老师露面,说在这件事情中自己是负有重要责任的,是有教训的,当然现在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自己就这个问题向党委作了检查,对组织的工作表示感谢。李老师表示理论工作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必须具有扎实的学风;人类灵魂工程师一定不辜负这样崇高的称号。

接著是主管处理桂林会议事件的校党委副书记李强讲话。他说交流会上同学们发言都很深刻,既说明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又谈到怎样运用原理结合当前实际,对自然科学概括及时,非常深刻。尤其是吴晓明的发言谈到的三点以及后来表示的态度很深刻。我们党委可以这样说,排除各种各样干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从开始到现在,是掌握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个提纲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偏离不是零星的,而是比较完整的,所以这个问题严重。但是这个问题的严重又是同学们在前进道路上的偏离,而不是什么政治上的错误。这正像马克思开始时是黑格尔派,毛泽东信过孔孟,当然这不完全相同,学术观点甚至政治观点上有曲折。所以说既是比较系统的偏离,不是小事;又是前进中的偏离,不要小题大作。从问题的发生到后来的检查来看,系里学校里整个研究生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开会发言稿指导老师不晓得,这么多人发言学校不晓得,外面受到批评学校不晓得,这是很不正常的。据说有同志几十年没有发表文章了,这一次响应中央号召,发表文章举办讲座,对此我们表示感谢。脸上抹了灰,就洗洗脸,洗洗脸看看还不错了,就这个意思,没有其他意思。

李强书记最后一句话是:反精神污染后就要全面整党了。联系到两天前的《解放日报》报道,我觉得事情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清除污染形势逆转 闯祸诸君逃过一劫

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此年11月30日头版头条报道了复旦党委如何处理桂林会议事件的消息,肩题是:“在学习二中全会文件中联系实际对照检查”;主标题是:“复旦大学党委努力改变软弱涣散状况”;副标题是:“抓住哲学系几个研究生的错误发言,举一反三,采取措施,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报道总体上是正面的,既指出哲学系研究生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又肯定了复旦党委采取教育帮助的种种做法,给人以事件定性结案落幕收场的感觉。从全国大局来看,由邓小平、陈云号召,胡乔木、邓力群主导的“清除精神污染”在整肃自由化人士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10月《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辞职,副总编辑王若水被免职,11月初新华社报道,周扬被迫公开认错,对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所做的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报告表示检讨。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说,整个清污运动从上到下受到普遍抵制。赵紫阳、胡耀邦联手发动关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大讨论,冲乱了原定“凊除污染”的部署,成为他们政治上的精彩动作。11月中旬胡耀邦、赵紫阳发表讲话,对“清污”明确作出限制,全国性“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就无疾而终。这笔账邓小平忍到三年之后才与胡耀邦清算。桂林会议事件在复旦校园引发的震荡,也在12月2日李强副书记的总结声中消停。

就复旦小环境而言,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原复旦党委书记夏征农历来开明,校党委书记盛华因病不在校工作,主管校务的党委副书记李强和办公室主任盛善珠女士心慈手软,哲学系领导基本上息事宁人,当然主要是后来全国政治大天气多云转晴,桂林会议惹事者才逃过一劫。《解放日报》给桂林会议提纲定性为“背离”,李强总结报告用的是“偏离”,耐人寻味。

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问,这一份让学校兴师动众口诛笔伐的“十条提纲”究竟是如何大逆不道?几十年未曾公开发表的这个奇文,作为附件列在本文后面供大家欣赏。不难看出,这份由六个作者合作写成的九千字的提纲,内容比较开放,略有标新立异,文字稍显粗疏,有待继续推敲,行文风格也略显不一,充其量就是对中国的哲学认识论研究大胆又小心地说了一些冒险的真话而已。前言开宗明义第一句是“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历史在刷新一切,也必将刷新我们的认识”;文末最后一句是“马克思的旗帜,正在召唤著我们”;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马克思的崇敬和赞赏。准确地说,真有创新之意,断无背离之心。

差不多在复旦办学习班期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任职的商戈令也度过了艰难的日子。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有三人参加桂林会议,商戈令与复旦兄弟们走得最近。清污期间所党委派人找商戈令谈话,要他至少做个检查。商戈令不买账,提出要求召开辩论会,就十条提纲一条一条澄清,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后来周抗所长出面调解,此事也不了了之。

忧患中的友情难以忘怀。11月底某日寒冷的深夜,我的好朋友新闻系学长(1967届)阿毛——刚刚开完市委会议的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时任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龚学平,行侠仗义,来我家通风报信,告知我不会有事,让我放心。阿毛告诉我,夏老在市委会议上说桂林会议问题基本上还是学术探讨,认识问题;还特别指出涉事的几个人中间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很好的共产党员。具体指谁阿毛也不清楚,我猜想应是俞吾金吧,他当时好像还是党支部书记;还有安延明,历来优秀的共产党员;晓明是预备党员。平心而论,吾金小安晓明的存在,为六人度过难关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没有这个因素,事情的结局是否会那么平稳也很难说。我把阿毛深夜来访的消息迅速通报兄弟们,让大家吃下定心丸。龚学平后来官至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人大主任,1988年我出国之后,便与他中断了往来。

额外收获及三件小事

对我来说,桂林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在会上遇见了人民出版社编辑吴学金。小吴复员军人出身,对哲学甚感兴趣。聼了会议发言,主动向我约写书稿,他认为我关于科学直觉的硕士论文,值得扩充成为一本专著,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回北京之后他告诉我,副总编辑兼哲学室主任薛德震对这一选题很感兴趣,批准了出书计划。虽然经历了后来的清污风波折腾,两年之后,我的第一部专著《科学创造与直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且还重印了一次。在拿到了平生第一次超过千元的稿费时,我捧著新书和稿费前往医院宽慰重病卧床的父亲。

还有三件小事值得一说。第一件是俞吾金喊“老孔”。

桂林会议事件中复旦研究生受指责的另一个罪状是狂妄自大。事情起因于与会者有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年届花甲却不耳顺的孔阶平先生,是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据说还是孔子的多少代后裔。一些与会者批评复旦研究生们目无尊长,竟然在发言中狂呼孔院长为“老孔”而不是尊称为“孔老”,其实这是个冤案。俞吾金忠厚老实,不会造次;他与孔副院长同在第一组,小组讨论会上吾金不同意孔副院长的意见,与之辩论。开始恭称“孔老,孔老,孔老孔老……”,后因连续称呼且语速偏快,听众中好事者将逗号点在“孔”字之后,于是选择性耳朵聼成了“老孔,老孔,老孔老孔……”。晓明也在此组,为此作了旁证,想不到圣人之后无理取闹,与会老者群起攻之,吾金有口难辩。我向同在第一组的陈依元求证实情,并就此事件对多人作了解释,无奈有些人依旧耿耿于怀,此坏消息便一路北上,一直传到复旦校园,传到了胡老耳中。

第二件是丁学良背语录。

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著作在中国面世以后,对哲学界以巨大的冲击。最令研究者重视的是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大量阐述与对“抽象物质观”的批判,十条提纲的第一部分引用了“手稿”中的两段话。当时学术界普遍的争议在于早年马克思著作是否正宗(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在社科院马列所任助理研究员的丁学良在会上当然站在复旦兄弟一边,他在发言中专门介绍了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抽象唯物主义”的批评,随口背出马克思的名句:“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而且点明出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最后两行下面有个长注解。这一动作的剧场效果真的逼人。手稿我读过多遍,马克思的这段话也熟悉,还正在著手写《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自然观与科学观》一文,但是没有想到丁兄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口而出将语录连同几卷几页甩了出来,我心中窃喜,大致肯定会场里那些萧前的跟班没有一个人对马恩全集的熟悉程度会超过丁氏,敢就此提出质疑。

第三件是哲学系向学术刊物推荐批判文章。

四川社会科学院有个杂志《社会科学研究》,办得不错。我与谢遐龄、陈奎德都在上面发过文章。桂林会议之后,陈在该杂志上发表了“现代科学与真理观的进化”。在清除污染办学习班的过程中,复旦哲学系向《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出具公函,称陈文“提出了真理多元论的错误观点。我们希望能消除这个错误观点的影响”。现在,哲学系青年教师某某某同志“写了批评陈奎德同志这篇错误观点的文章,特寄上,请审阅。是否能刊用,请考虑,由你们决定”。

话说得很委婉,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大红公章很夺目。我对行政部门如何作学术干预以前无直接体会,觉得此事很有趣味,特此录以备考。

“六君子”与三人行

“桂林会议事件”后来被称为“六君子事件”。从北宋“矫矫六君子”开始,中国历史上“六君子”几乎成了反对权贵,遭受迫害的正义之士的代名词(不计另类“筹安会六君子”)。将桂林会议事件说成“六君子事件”,开始于俞吾金接受记者采访以及自传中的表达。时隔多年,俞吾金将“六君子事件”置于台面,是为了给这个历史事件以公正的评价,用心良苦。我觉得“六君子”的说法有点俗气,也不确切,漏掉了重要的推手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时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兼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副主任的李继宗老师。没有李老师张罗,作为自然辩证法界的一个学术活动的桂林会议开不起来。没有李老师安排,复旦哲学系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参加会议,俞吾金、吴晓明、安延明与自然辩证法专业本无关系,谢遐龄、陈奎德已经转为西方哲学博士研究生。没有李老师的组织调度,提供思路,将某些观点不甚一致的六个人串在一起,这个发言提纲也不可能产生。继宗老师学养深厚,敢于创新,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对我们这几个研究生的成长影响深远。不过在事件发生之后,估计李老师很可能会被视为幕后“黑手”,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模式,“黑手”必定是主要打击对象。所以在黑云压城之时,大家心照不宣,力图淡化李老师的作用,把事件描绘成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的自说自话。总之,包括李老师在内的“七君子”的提法,要比“六君子”更符合事实。此外,桂林会议的与会者还有前面提及的同为复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的李河及杨晓梅,他们完全赞同提纲,只是后来事情闹大了,榜上有名的六个人就尽量不把他俩牵扯进来,以保住两位小朋友的清白之身。

学校对六个人没有处分没有戴帽,也就谈不上“平反”。众兄弟不说翻案,但想出一口恶气。1985年1月25日在《文汇报》发表了以桂林会议提纲为基调的鼓吹哲学改革的联名文章《经济体制改革与破除“观念崇拜”》。由于十条提纲原稿没有署名,我与报社联络时来不及与弟兄们商量,自作主张将文章的六人署名次序设定为吴晓明、安延明、俞吾金、陈奎德、谢遐龄、周义澄。1985年第二期《复旦学报》发表六人的《略论哲学改革中的若干问题》,署名改为谢遐龄、陈奎德、周义澄、安延明、吴晓明、俞吾金。此后六人再也没有合写发表过文章。

这一段时间报刊上还发表了一些由吴晓明、俞吾金和周义澄三个人署名的文章。这是因为小安毕业后去了北京,吾金、晓明留校任教,我们三人成了同事,形成了更小的圈子,经常聚在一起头脑激荡,每每确定主题和提要之后,由一人执笔,最后以三人署名的方式发表文章,一般是执笔者名字列在前位。承蒙当时《解放日报》理论部主任金维新鼎力支持,在《解放日报》理论版上连续发表了多篇“三人行”文章。例如1985年1月23日发表的《论学术自由》;2月12日的《真理存在于各派学说之中》;3月20日的《学术论战应当遵守对等规则》; 1986年5月28日的《论“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等,《新华文摘》大多予以全文转载。几年前在网上看到了1985年5月15日《人民日报》转载的由我执笔的三人署名文章《学术论战应当遵守对等规则》的提要,称要让“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口号变为学术界的事实,就要遵守学术论战的“对等规则”,包括论战双方在地位、手段上的对等。没有一种学说或学派享有先定的优越地位,只能从理论的真理性、逻辑的完美性同其他学说比较竞争,不能借助非学术的力量建立理论优势;马克思主义要用平等的讨论来发展自己,不能以真理“裁决者”自居。可惜我没有中国的付费渠道,不能复制全文,当时发表的其他文稿现在也无法找到。

桂林会议馀波:哲学系列演讲

桂林会议事件之后复旦比较大的群体活动就是1984年11月底至1985年1月初轰动校园的哲学系列演讲,这一组十五次演讲由哲学系包括桂林会议参加者在内的十几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起,中心议题是哲学与改革, 人与科学,历史和现实。因为演讲者中一批人即将毕业,演讲海报中又注明这是“告别演讲”。12月28日整个演讲尚未结束,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的安延明和李河告别众兄弟,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安延明做先锋的第一讲是“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俞吾金压阵的最后一讲是“改革与哲学的使命”。其他演讲题目有吴晓明的“萨特与存在主义” ,倪培民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吴牟人的“哲学是什么”,蔡黎明的“弗洛伊德与当代社会”,李光程的“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李河的“东方文明的独特道路——历史哲学的几个重要问题”,黄勇的“科学究竟是什么——当代科学哲学的回答”,张汝伦的“尼采哲学”,王雷泉的“佛教哲学的人生观”,陈奎德的“多元论与独断论”,谢遐龄的“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启示——兼谈中国近代当代史”,还有“西方人道主义的伟大传统——从康德伦理学说起”,以及本人的“苏联当代哲学家的新思考”。其中有些内容明显是桂林会议提纲的延伸,触及当代哲学的前沿。各位讲者大胆放言,小心求证,针贬时弊,尖锐批评,深受同学欢迎。每次演讲时听讲者挤满了可容纳二百多人的第三教学楼的3108大教室,就是那年4月美国里根总统进去过的教室。每次讲座前从中午开始就有同学抢占位子,开讲时不但教室里挤满了人,连窗台上走廊边也站满了人,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外校师生,包括校门口邮局的职工。那时学校有舞会,很受欢迎,遇到有讲座的那一晚,舞会变得稀稀拉拉。《文汇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都报道了系列演讲的盛况。《文汇报》名记者,老朋友郑重几乎每会必到。哲学系列演讲1985年1月10日结束,1月18日《文汇报》发表了郑重关于系列讲座的报道“哲学课,要让学生思索”。三十年后的2014年,《文汇报》还将刊有这次系列讲演报道报纸的照片作为礼物赠送给俞吾金。《解放日报》的综合报道“复旦哲学与改革系列演讲场场爆满”发表在1月28日头版头条,为李光程(署名晨光)与记者熊能撰写。同时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冲破一下学术研究的沉闷空气”。作为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如此阵势,也许多少带有对一年前关于桂林会议事件报道的歉意。2月18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解放日报》的消息及评论员文章。

我的讲题重点在苏联当代哲学对人的研究——之后在《复旦学报》发表了同名论文。我让伙伴在海报上加了一个副标题“莫斯科不相信眼泪(Москва слезам не верит)”,这是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我对苏联社会经济一直抱有兴趣,大学时期内部发行的苏联作家柯切托夫(В.А.Кочетов)的《州委书记》等小说让我大开眼界。从硕士研究生开始,对苏联科学哲学予以特别的关注。哲学系资料室订有苏联期刊《哲学问题》和《哲学科学》,从中可以比较及时地了解到苏联学术界的新动向。1979年10月,校学生会组织了国庆三十周年“科学无禁区”学术报告会,宣读了二十多篇论文。我做了“试论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报告,原计划在《大学生》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结果送审时被党委宣传部拦下,那时苏联问题还是不可触碰的禁区。事实上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和平演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全盘苏化;当苏联开始探求新的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却与老大哥分道扬镳。中国多年来强烈批判的修正主义,恰恰是为社会主义寻找新出路的改革;文革后中国拨乱反正,实际上是向苏联修正主义靠拢,之后变本加厉。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1981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同年被授予苏联国家奖。电影从苏共二十大以后的1958年开始,描述了三位外地姑娘去莫斯科“莫漂”的动人故事,二十多年改革时代的真实场景,充满人性的挣扎与温暖。1984年中国进口这部影片供“内部放映”,此时电影刚刚在复旦放过,人们耳目一新,议论纷纷,从这个电影中足以看到开始“资本主义复辟”的苏联百姓生活如何“水深火热”。后来听说里根总统在访问苏联前为了做好功课,数次观看这部电影。几年后我访问苏联,才知道“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还是俄罗斯古谚语之一。至于那句从不同角色口中说出来的“生活从四十岁开始”的台词,深深地打动了年近不惑的一代中国学者。苏联的“非斯大林时代”差不多在建国四十年开始,如此算来,中国的变动也正当其时。我的演讲就从电影女主角卡捷琳娜说起,说大约再等十年也许可以看到“北京不相信眼泪”的中国电影。我列数苏共二十大到二十二大期间,苏联哲学界和政界乃至全社会对于人、人性与人道主义的研究与弘扬。中国以往批判的苏联修正主义,其实是苏共向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当然回归;苏联哲学界普遍肯定的人道主义,正是苏共三和两全“修正主义”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与全民国家)的理论基础。听众同学中有听我的“科学哲学论文写作”课的哲学系本科生,听我的“自然辩证法”课的理科研究生。他们提了不少小纸条,其中有些敏感问题,比如“中国是否需要赫鲁晓夫”?“苏联的今天还是不是中国的明天”?小纸条表明了同学们的思想深度,但桂林会议伤疤未好更不忘痛,结束演讲的时候我手拿着纸条,说有些问题来不及回答,欢迎个别讨论。在演讲结束的时候,一些听讲者还会拿出本子让演讲者题字签名,我记得给新闻系一位女同学写的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复旦大学3108教室渐渐变成了新思想产品的集散地。每次讲座结束离开教室意犹未尽的学生,一批批结伴来到“大家沙龙”,在咖啡的清香和轻松的乐曲中延续刚才讲座引发的思想激荡。1984年11月中旬,哲学系几个学生自筹资金,在学生宿舍二号楼三号楼之间的简易平房内,办起了上海高校第一家学生“大家沙龙”,一到晚间几乎每个角落里都挤满了人,畅谈国事天下,交流思想火花,宣扬学术怪论。吴牟人是沙龙的积极推手,几次在场显露泡制柠檬红茶的手艺。沙龙不时举办电影回顾,现代画展,诗歌交流;连续十多讲的哲学讲座,便成了沙龙的重要话题。

 

1984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某日中午,与会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龚育之与李继宗老师散步,详细了解了会议的全过程。直到1986年12月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上,许良英先生还向我询问桂林会议的细节,对“老师出卖学生”特别气愤。用现在的眼光看,桂林会议的十条提纲在理论上已经不值一谈,然而在1983年,它确实是中国哲学界上空的一声惊雷。

三十余年过去,桂林会议被人遗忘。放眼故国今土,吾金事业如日中天英年早逝;笔墨兄弟不知几何无论东西;继宗先生老骥伏枥慷慨陈词:若说复旦哲学系在全国理论界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桂林会议。

(2021年6月完稿,10月补正。在本文某些历史细节的求证中得到了李继宗老师及吴牟人、倪培民、李光程、蔡黎明、欧阳光伟、商戈令、安延明、吴晓明、李河、黃勇诸兄的帮助,谨致谢忱。)

 

【附录1】 关于认识论的几点意见 (即所谓十条提纲)

关于认识论的几点意见

(草 稿)

本文为复旦大学哲学系六名博士、硕士研究生 (及教师) 谢遐龄、陈奎德、周义澄、俞吾金、吴晓明、安延明1983年6月在“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术讨论会上的集体发言稿。

前 言

当代崭新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为以往绝大多数思想家所难以想像和无法推论。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历史在刷新一切,也必将刷新我们的认识。

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凝聚,哲学不可能超越时间和空间。

认识论原理也是一种历史形态,而不是几十年一贯制的教科书。

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热切关注相比,与当代物质和精神生活灿烂瑰丽相比,现行认识论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科学发展的洪流,显得狭隘、陈旧和贫乏。

把历史和当代五彩缤纷的学派简单地划为黑白二色,满足于绝对的二元对立,是认识论贫困化的根源;

机械唯物论的反映论,成了这种贫困化的基本特征;

从“抽象物质”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一新三段式,则是这种贫困化的基本模式。

诚然,形成这种认识论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能在这里停留。时代扬弃了这种认识论。离开了现代科学,离开了现代文化,离开了现代生活,一句话,离开了人,认识论也就枯萎了。

沿著马克思理论道路前进的新时代的认识论无意宣布常住不变的结论。它是探索,是批判,是方法,是扎根于现代人类实践土壤中的常青之树,是始终开放,因而也是不断吐故纳新的体系。

(一)

就根本而言,“物质——感性认识——理性认识”这个长期通行的认识论模式的基础一环,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与人割裂的物质。

这种抽象的物质,由于其毫无规定性,因而在科学之外,在人类经验之外,从而,它就成了机械论者的“上帝”,这就是马克思所抨击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 128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把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观点是荒谬的、反自然的。这种观点有其历史渊源。自近代哲学发端以来,在反对基督教抽象主观性的斗争中,在克服憎恨人类、不要肉体的唯灵主义时,唯物主义没有跳出自己对手的范围,他们忘掉了人,轻侮了精神,片面坚执于物,造成了后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执一端的状况。

在马克思看来,应当结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应当消融人与自然界、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的绝对的二元对立,应当实现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类社会就是这种统一。

马克思反对曾经为近代科学所偏执的这种抽象物质观。所谓人与自然界的实在性,是“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31页)

当我们说自然界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时,这个自然界不是“物自体”,也不是与人绝对对立的异己物。现实的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界。这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与人的相互作用,也就是在研究人,因而自然科学也就是关于人的科学。

(二)

直观的、机械的、被动的反映论,是抽象物质观的逻辑后承。

这种反映论把认识的本质规定为某种特殊的物质对其他物质的反映。这种镜面式的反映、模写最初构成了所谓“感性认识”。

这是一种从经典光学那儿借用来的拟物式的比附。如果至今仍然视之为认识的本质,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错误。

包括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在内的现代心理学表明了单向反映论的不足。人的感觉并不只取决于感觉器官的反映特性,它依赖于观察者的经验、知识、期望和一般心理状态。不同的人们在同一方向上并没有“看见”或“听见”同样东西。

马克思曾经拒斥过那种企图在抽象物质中寻找一切思想和精神现象的根据,把一切观念归结为感觉的变形的流行的唯物主义,依据这种唯物主义,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永远是一个受动之物。思维与认识为什么会发展?怎样发展?认识为什么在各时代恰好有不同的质?人们何以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深入认识对象并认识自己?这些都成了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

现代科学证明,主体并非仅仅受客体影响才认识客体,更重要的是主体必须作用于客体。认识正是诞生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之间。

人,正是在改变外部自然界的同时,改变自己的自然。

直观反映论不懂得,不是自然界本体,而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进化过程,才是人的思维最切近的基础。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如果不放弃抽象物质观,仍然执著于直观反映论,认识论就无法消除旧唯物论的片面性和消极性。在这个基础上输入“能动性”概念,只是把主体作用的能动性降为不同“镜面”的不同曲率。

(三)

把认识过程划分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是长期流行的认识论教义。

所谓感性认识,是指感觉、印象、知觉、表像以及对事物的生动直观;所谓理性认识,则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人们在感性阶段所认识到的,被认为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和事物的外部联系”;在理性认识阶段,则是所谓“事物的共同本质和事物运动的规律。”于是,人们的每一认识都可以放在标准尺度之下衡量,从而划归于独立的两个不同阶段。

可惜实际上不存在这种界限。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感性认识,也没有纯粹的理性认识。

如果把这种机械的两分法放到实践中考察,很容易发现其破绽。在现实的认识过程中,找不到一个只有感觉、知觉、表像而全无概念、判断、推理的“感性认识”,也找不到只有本质而无现象,毫无感性因素参与的“理性认识”。

现代科学强有力的逻辑证明,理论先于观察,观察依赖于理论。理论指导观察和操作,是观察陈述的前提,观察陈述充满著理论。就连“花是红的”、“街道是清洁的”之类最简单的命题,也由某种理论语言构成。其中明显地包含著概念、判断乃至推理,早已超越感觉、知觉、表像之类感性认识范围了。

而且,对同一现象,由于使用的理论前提不同,所得结论也全然不同。

因此,低级认识并非全部排除理性参与,高级认识也并非拒斥感性的纯粹理性知识。

当代认识科学提供了认识过程多方面的内容与细节,远远超出了所谓感觉、知觉、表像、概念、判断、推理等传统的简单范畴。感性与理性截然二分的认识过程模式已经自然地被扬弃。

在研究认识过程时,不能置马克思关于从感性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思维行程的丰富论述于不顾。

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总是呈现出一幅相互作用、相互交融,不断深化的统一的认识图景,这幅图景的“作者”正是人类生动的实践活动,这是人类认识的真正历程。

(四)

扬弃抽象物质观和简单反映论的逻辑结果是:改造真理一元论。

现代自然科学表明,对同一批经验现象,可用截然不同的理论来概括。科学模式具有多重性。

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们屡屡强调,可以把完全不同的自然定律体系应用于同一物理事件而不至于发生矛盾。

任何真理并非纯粹客观,而是主客观的统一。

任何用理论形式表述出来的真理,都具有假设的、构造的因素。真理的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客观事物本身无所谓真与假、对与错。因此,没有真理本体,没有绝对真理,尽管许多人对此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

以为科学能终极地、唯一地反映世界的幼稚观念,导因于经典科学的成功和哲学独断论。这里所谓的独断论,包括柏拉图、黑格尔式的思辨独性断论,也包括培根、洛克式的经验独断论。

独断论的一元真理观、业已为现代化科学所抛弃。

无论从纵横两方面考察,都可以看到:真理并非唯一,真理允许多重。

真理多重化是人类文明进展的基本前提。自然科学史和人文科学史的丰富多彩都表明了真理一元论的缺陷。

如同真、善、美并非绝对割裂一样,价值论与真理论也并非绝对割裂。真,也是一种价值,它具有指导人类实践的价值。

真理多重性的渊源之一在于它的价值因素。

科学绝不是与神学竞争著的对宇宙的单一、最后的解释。科学正是以它那多元模式的、不断更新的、生气勃勃的面貌向独断的、僵化的神学挑战的。

可以在更宽广的基础上把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等统一起来,它是当代哲学工作者的一个使命。

(五)

要推进认识论,必须对哲学史进行再反思。

在哲学史上,康德标志著一个重要转折点。康德学说不仅是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巨大综合,同时也开启了现代人文主义思潮和科学哲学的先河,在认识论领域中的建树,尤其令人瞩目。

然而,康德哲学却常常受到曲解。人们不厌其烦地批评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却很少详思其真正的内涵和价值。事实上,正是通过先验理论,康德高扬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从而历史地确立了人类主体性观念。

这位禀性沉静的哲学家庄严宣布,认识并非从感觉、知觉到概念的直线式的、被动的过程;相反,由于人类先验地具有从时空感性直观到知性范畴的认识形式,因此,任何认识都以主体的能动性为前提。换言之,人的认识不随外界而旋转,而是外界随人的先验意识而旋转。

如果说在拉美特利心中,人不过是一架受动的机器,不过是自然界消极的附属物的话,那么在康德那里,人被尊为宇宙万物的中心,尊为自然界真正的主人。

康德异常鲜明地提出了人类的主体性问题,这对现代哲学和科学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合理性一直延伸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图式”(schema)概念,库恩科学哲学的“规范”(paradigm)理论。

不可知论是康德哲学所遭受的另一责难。论敌们的矛头集中于康德把认识的可靠性局限于知性知识范围这一点上。

康德哲学在这一方面,也有值得重视的地方。

通过对知性和理性的划分,康德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由此以后的认识论已不能回避“划界问题”,划界问题被称为“康德问题”。

所谓“康德不可知论”,实质就是认识论的划界问题。随著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这一点已愈益为许多哲学家承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学派的主潮成了“拒斥形而上学”。

作为哲学史的巨大综合和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肇始,同时,作为现代哲学与科学新思潮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源泉,康德哲学理所应当受到我们的公正评价,重新审视和深入探求。

(六)

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发端,从本世纪初兴起的现代科学革命,是科学史上最大的转折,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

从认识论角度,分析科学革命的精神准备,总结这场革命的精神成果,无疑是当代哲学的历史任务。

精神准备。作为打击机械唯物论的首先发难者,作为现代科学革命的先驱,作为二十世纪新科学精神的启蒙者,哲学家兼科学家马赫,通过对经典力学基础的批判,具有开创性地位。

由此上溯,还可追踪到更远的思想源泉:休谟。

应当扬弃休谟、马赫思想的主观唯心论成分。但是就其作为现代科学革命的重要精神源泉,理应受到认识论史的全面的再评价。

精神成果。⑴严格决定论被摒弃。几率概念渗入实证科学一切领域,正在向哲学范畴上升,显示了传统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粗疏。——宇宙,生命演化,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系统科学,耗散结构理论。

⑵因果律受到批判性审查。量子物理学及其测不准原理解释中重新凸现休谟的著名论证。质朴性原理,延迟选择的后果。

⑶主客体界限无法明确划分。量子力学的几率函数结合了客观和主观因素,仪器与研究对象不可分的相互作用,互补原理的客观评价。

⑷夸克禁闭。对象的不可穷尽性?

⑸拒绝绝对时空,空间时间融为一体。实体为事件所取代—相对论。时间概念带来的困难——大爆炸宇宙学与量子力学。

⑹无限宇宙:广义相对论与大爆炸宇宙论。

⑺遗传工程,智能模拟,二者相结合的主体认识系统。遗传工程可能性。

⑻操作主义对量子论、相对论创立过程进行的哲学总结的合理因素。

⑼目的论与机械论之争重新兴起。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

⑽人择原理。我们认识我们的宇宙。

需要对科学新成果进行哲学认识论总结,其实质可以归结到一点:摧毁性地打击机械唯物论,重视了人。

“自然在人之先,人在科学之先”,“在自然这一舞台上,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古老的格言在现代科学中重新获得了它的意义。

传统认识论框架难以容纳以上精神成果。东补西缀增加特设性假说,只能失去逻辑一致的协调性,需要改革。

(七)

现代认识科学的新成果,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继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之后,以人的认识问题为对象的实证的认识科学也从哲学母体中分化了出来。它用科学手段具体而精密地探究了人的认识的发生和发展。以往哲学在这方面的思辨性讨论业已退而成为它的背景知识。它以生理(神经生理、脑生理)、心理(认知心理)、逻辑与语言方面的崭新科学成果,推进了人类认识问题的研究。

发展神经学方面,艾克尔斯等人的大脑与精神相互作用学说;发展心理学方面,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认识科学的技术方面即电脑与智能模拟,都获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它科学地展示了认识发展的建构过程,主客体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它对当代科学和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认识科学是科学而不是哲学。在科学面前,我们需要弄清的是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已经证实的理论与尚未充分验证的假说之界限;如同讨论牛顿力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哲学党派性实属荒唐一样,也无必要去争辩艾克尔斯或皮亚杰理论的哲学归属。

认识论哲学家与认识科学家联合起来探讨认识论问题,已成为当代哲学与科学发展的新潮流,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举办的“意识、脑与外部世界”专题讨论会是一个标志。我们的认识论研究应当力求站在潮流的正前方。至少不应置身于潮流之外。

(八)

实践学说是马克思对以往哲学的创造性总结,是马克思哲学的精髓。由于其巨大的稳固性和包容性,它与现代自然科学、认识科学成果,尤其是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是协调一致的。

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体。在实践中,人一方面改造或创造自己的对象世界,在上面打上自己本质力量的印记;另一方面改造和创造自身,构造和发展思维结构的逻辑范畴。

没有无主体的客体。没有无客体的主体。二者都从对方获得自己的规定,都在统一的实践过程中获得本身的真意。

实践是流动的历史的概念。人与自然二者及其相互关系,都处于永恒的流变中。所谓历史,既包容了人的发展过程,也包容了自然界发展过程,所谓人改造自然,也是人的自我创造。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是认识论的根本出发点。人类认识对象世界和认识人自身这两个方面同时生成于同一感性活动。认识的内容或是这种活动本身,或是这种活动结果。其中包括:作为人们活动对象的自然界(自然科学)、人们为改造这种对象而结成的社会组织(社会科学)、人们的思维、认识方式(认识科学)。这三者是统一的,是人的科学。离开实践,离开主体创造性活动,人类认识的起源及其发展将永远笼罩于迷雾之中。

这里有三点启示。

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应当是人的活动。知识的最根本的范畴、概念,起源于人的活动,非源于客观物质本身。

人不是接受物、反映器,人具有认识手段、认知结构和属人的感觉。科学知识产生于人在感性活动中相应的加工改造。

人类感觉能力,认知结构的形成与知识的获得是社会历史过程,应当从历史和社会纵横两方面追踪人类知识形成及其规律。认识论体系应当是综合考察的结果。

(九)

每一时代的认识论课题都与时代相关。

鉴于现代科学对人类生活的全面渗透,鉴于科学发展中引人注目的理论更迭,鉴于个别命题只有在理论体系中才有无歧义的涵义,由全称命题构成的实证科学理论应当是当代认识论的研究重点。

如下三个课题是最基本的。

⑴ 科学理论的构成

牛顿理论的意义之一在于科学理论确立了标准形式,后世的科学理论都是牛顿形式下的假说演绎体系。它包括定义、假设命题和运算规则,其中假说命题必须是经验假说。对于一个理论体系,这些假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如此,它的一系列推论也就是经验命题,可由观察、实验来肯定或否定。

在这里,认识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ⅰ. 经验命题如何构成?我们的基本看法是,经验命题具有两个来源,感性杂多与范畴,二者缺一不可。如前所述,康德在这一点上有历史功绩。他的缺憾是,没有研究范畴和时空感性形式的发生及其变革。这是认识论应当探讨的问题。

ⅱ. 演绎体系,尤其是逻辑运算规则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皮亚杰在这方面的成果值得重视。

⑵ 科学知识的增长

所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其实常会有双重涵义,一是对世界本源、对本体的认识过程,二是对感性世界秩序的认识过程。当人们采用“认识史”,“认识过程”这类说法时,实际上指后者。

“认识从现象深入到本质”,实际上指科学理论的形成;“从第一级本质到第二级本质,以至无穷”,实际上指科学知识的增长即理论体系的更新。

一般地说,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研究经验知识的发展规律;特殊地说,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研究科学理论的发展规律。在现代认识论中,后者是重点。

以波普、库恩、拉卡托斯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值得借鉴,但是他们都忽视了对科学发现过程(即提出假说命题过程)的研究。把发现的逻辑补充进来是顺理成章的。

⑶ 科学理论的价值问题

当我们讨论就同一类现象创立的几种科学理论哪一种真理性更大时,我们实际上是说,哪一个应得到更高的评价。鉴于此,必须引入科学理论的价值概念。

对科学理论的价值,根本上有两种评判原则。

ⅰ. 符合原则。科学理论同作为本体的客观存在符合程度越高,则价值越高。

ⅱ. 效用原则。一种科学理论有较大实践意义,即能概括更大范围的现象;使用频率越高,成功率越大,更为简单,则价值更高。

符合原则具有绝对性。然而由于概括经验现象的科学理论不能同本体进行比较,所以所谓“与本体符合程度”无意义。在实际运用时,符合原则转换为效用原则。

效用原则的困难在于各评价标准有时互相冲突。在实践上科学家采用效用原则中的对应原理(包容原则)来评价,亦即某一理论作为大一统理论能包容以往理论,则价值更高。

确立评价原则是科学理论价值问题的关键,它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理论进化的方向,当代认识论面临著这个问题。

(十)

不需要极高的敏锐度人们也能感受到,一场变革的潮流正在哲学界蕴酿。在某种程度上,它预示著两种潮流的历史性汇合。

康德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分离已经折磨人类精神很久了。它们分处于精神的两极,分属于两个难以沟通的世界。

科学主义忽视了人,在物质文明的重压下,异化的人渺小而被动;人本主义蔑视逻辑,拼命为诗意的人呐喊。由于根深蒂固的非理性主义,造成了意志膨胀的人和理智萎缩的人的巨大分裂。

马克思的理想是统一生活和科学的基础。把实践的人注目地嵌入认识论体系,建立奠定于科学与人的统一基础上的新认识论,从而实践马克思的理想,这便是当代认识论的使命。

现实的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我们的出发点又是归宿。马克思的旗帜,正在召唤著我们。

(全文载于周义澄:《自然•人•思维》,巴诺出版社2020年)


桂林会议发言提纲手抄件复印件之第一页


1983年6月7日,桂林会议组织游览阳朔,复旦大学哲学系与会者在七星岩合影

前排左起:杨晓梅、李河、周义澄、谢遐龄、丁学良,

后排左起:商戈令、俞吾金、陈奎德、安延明、吴晓明。

【附录2】 1983年11月30日 《解放日报》关于桂林会议事件的报道

在学习二中全会文件中联系实际对照检查

复旦大学党委努力改变软弱涣散状况

抓住哲学系几个研究生的错误发言,举一反三,

采取措施,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

本报讯 记者王世勋报道:复旦大学党委成员通过学习党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以及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是著重学习了讲话中关于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污染的问题以后,普遍提高了认识,一致认为,为了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必须改变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视和加强学校的德育,在广大师生的心灵里筑起一道防污染的万里长城。

复旦大学党委全体成员在这次学习中,贯穿了边学习,边联系实际、对照检查、改进工作的精神。首先著重领会文件和讲话的精神实质,著重领会进行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重大意义,从而使大家认识到,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保证,这项……精神污染状况,会使人思想混乱,消极悲观,意志衰退,甚至动摇人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如果熟视无睹,任其汎滥,后果十分严重。他们联系学校实际进行了对照检查。许多同志说,这几年,学校的工作有成绩,但也应当看到,精神污染的问题确实存在。例如,有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袭来时,散布了一些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有人认为,随著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哲学系有几个研究生,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有人争名夺利,“一切向钱看”,以致把知识商品化。还有极少数人,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毒害,思想堕落,道德败坏最后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大家认为,精神污染的问题,文科有,理科也有;学生中有,教师中也有,……领导在有些方面比较软弱涣散,或对重大理论问题的学习、讨论、研究不够,工作作风也不够深入,或对有些问题的处理不够坚决有力。对在新形势下做好全校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学校德育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通过学习及自我批评,大家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大学担负著为党为国家培养合格的接班人的光荣职责,从大学的课堂到校园,都不容许搞精神污染。因此,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一定要改变,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大大加强,党的教育方针一定要全面贯彻。

复旦大学党委边学习,边抓了几个研究生的错误发言问题,作了一系列分析研究、对照检查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校党委负责同志找这几个研究生座谈,对他们进行了严肃而又诚恳的帮助,指出大家……哲学社会科学的党性原则一刻都不能忘记;要求研究生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清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观点,修正错误,把自己的思想遂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谷超豪教授以及哲学系的四位教授、副教授,也分别为他们补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哲学系的党政领导和研究生的导师,还同他们共同学习《邓小平文选》中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并多次与他们谈心。校、系领导和研究生导师仔细分析了几个研究生发言中的错误所在和原因,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既严肃指出问题,又充分说理,耐心启发,听取他们的申辩,反复进行教育,始终注意防止任何简单粗暴的做法。在党组织和许多同志的帮助下,这几个研究生已初步提高了认识,看到了问题,从思想……今后研究西方哲学,一定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一个研究生在发言中还表示,今后要做到四个不变,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变,研究、宣传、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决心不变,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研究历史和现实的决心不变,勤奋探索,独立思考,勇于发表自己见解的学习态度不变。

在解决哲学系统几个研究生错误发言问题的同时,复旦大学党委还举一反三,采取措施,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他们采取的具体措施是:一,组织调查组,就全校范围内存在的精神污染问题,特别是学术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二,为全校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和科以上干部举办讲座,又分析地向他们介绍“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异化”、“现代化”、”“人道主义”等问题,帮助他们提高鉴别力,以便更好地带领群众反对精神污染。三,召开了文科各系研究生导师会议,向他们介绍当前文艺、理论等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表现,要求他们既关心自己学生的专业学习,又关心他们的思想成长。四,建立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演讲团,……

(原载《解放日报》1983年11月30日第一版。遗漏部分是因为保留的剪报下端被多剪去了一行,用……表示。)


1983年11月30日《解放日报》剪报照片

【附录3】 1985年1月28日《解放日报》关於哲学系列讲座的报道及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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