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复旦生涯回忆之四

1964年的下半年和1965年的上半年,总算在学校里比较安定地读了两个学期书。在校园之外广阔的农村,全国范围的四清运动正风狂雨猛。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同时传出,伟大领袖信心百倍地高举反修大旗。1965年7月,复旦新闻系三、四年级再次出发,重返四清战场,此时名叫“中共上海市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目的地是上海县龙华人民公社。政治指导员老师为刚出生的女儿起名“四清”,作为宏伟年代的纪念。

“三大经验”

在全国四清战场,白银、桃园、小站“三大经验”如同三面旗帜高高飘扬。

“白银经验”指的是甘肃省大型企业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在五反运动中将“被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成为全国反和平演变典型。工矿企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早称为“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后来与农村的“社教”统一称作“四清”。“桃园经验”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创造。她改名换姓,随河北省委工作队到抚宁县桃园大队担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发动群众夺权,重建贫下中农协会,将“坏分子”大队党支部书记揪出来开除党籍,副区长被判徒刑。此后王光美到处介绍经验,工作队员几乎人人都聆听过光美同志报告录音。“小站经验”出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之手。他在天津小站地区转了一圈,抓出三个“反革命集团”,总人数达几百,一批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省人民代表被开除党籍甚至判刑。这三个经验,成了四清运动中的三大冤案。

中央文件转发的这三个经验,加上后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成了工作队员的基本手册。当时毛泽东对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是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以中央名义为桃源经验作批示的刘少奇挂帅全国四清运动指挥部,两位主席联手把运动推向前进。

水上人家

龙华公社接壤徐家汇,拥有千年古寺,古镇宝塔;占地千亩的龙华苗圃,内有兰花爱好者朱德题字的“兰室”,加上龙华机场以及烈士公墓,可谓上海南郊的风水宝地。龙华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朱企平来自市委组织部,副队长是市公交委毕姓老干部,复旦新闻系党总支副书记严谨老师也任副队长。龙华公社经济条件优越,上一次我们参加四清所在的宝山县罗店公社与其不能相比,境内各类企业较多,拥有几个水上运输单位:港口航运合作社,胜利航运社、浦联航运社,以及棺柩航运社,同属一个航运党支部,支部书记孙春芳。拥有一艘巡逻艇的“水上派出所”统辖河面治安事务,所长是戴眼镜的管文忠。

这些水上航运社加上港口装卸站的四清运动,统归运输工作组领导,组长是上海县公安局副局长吕在圃,副组长董荣华老师在学校讲授“新闻学概论”,兼我们班级的班主任,对学生关心有加如同兄长。跟随董老师在运输组的有朱华布、齐允海、黄芝晓、梁宝华、程金桂、刘配书和庄世根等同学,一般都是一、两个同学主管一个四清单位。大家最不愿意去的当然是棺柩运输社,也叫棺柩外运站。其业务是依照中国叶落归根的传统,将原籍江浙一带而在上海去世的死者灵柩运回故地入土为安,也有路途遥远要送到福建广东一带的。棺柩航运站的基地在新龙华镇,进驻的同学刚开始在外绑草绳的棺柩的阵阵异味中觉得别扭,后来习以为常,竟然很自在地坐在棺木旁吃饭饮酒。

我被分配到港口航运社,还有徐培汀老师。徐老师乃当年新闻系老主任王中的得意门生,担任过系党总支付书记。1957年因为替王中先生的《新闻学原理大纲》辩护,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调职资料室。徐老师有速记特长,后来还出版过这方面的书,他那如玻璃瓶底一般的深度眼镜片后面,时有聪明的闪光。他在工作组当材料员,到航运社没有几天,就整理出该单位的历史沿革和阶级队伍现状的详细介绍,在工作组会议上说得头头是道,我很佩服。向他请教速记诀窍,他说字要写得小。单位时间内笔尖行驶路程固定,字小构字就多,是个物理问题。

港口航运社有两艘拖轮,几十条吨位不一的木驳船,在上海与苏杭之间运送货物。我与轮船老大周振国,轮机工奚明龙、朱丙奎混得蛮熟,后来成了朋友。港口航运社还有一个子弟小学,丁、计、蔡三位女教师掌管。小蔡老师青春靓丽,热情洋溢;有人“举报”其大尺寸的人像照片端放在徐家汇闹区照相馆橱窗里,令路人驻足。一查档案,根正苗壮,本人共青团员,父母共产党员,一是市区大企业的保卫干部,一是龙华苗圃园艺工人,于是很快被吸收到四清工作队里成为正式队员。被结合进工作队里的还有“阿明”奚明龙,“小陆子”陆文英。直到大学毕业,乃至文革结束,我们班级同学与这些朋友还有联络。

“三同”不同

面对集体所有制的水上人家,罗店四清时采用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方法已经不适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也无法做到。工作队员在子弟小学对面的国营宏文造纸厂职工食堂搭伙,借工人阶级的光,伙食好得无话可说;没有人想与船民同吃,也无法同吃。航运社船民一家老小吃喝拉撒都在船上,木船一般前后两个船舱,工作队员无法去同住,所以都住在港口镇水上派出所前面的一栋楼上,洗脸刷牙进派出所用自来水,简易茅房设在派出所大楼边。因为各有所需时偶遇,董老师的私密之事难免知晓一二。老师风华正茂,无奈痔疮经常发作,每次解手总是鲜血淋漓,他还若无其事笑著对我说“跟妇女同志一样”,我也似懂非懂。至于同劳动,同学既不会开轮船,也很少有人会摇橹划桨驾驶木船。长途船运一个航次少则两三天,多达一星期,总有人航行在外,全体社员大会老是开不起来,阶级斗争动员常常流于形式。

我喜欢跟船出航,住在小拖轮上。有一次船队去昆山,午饭时间途经苏州河口,刚刚打开饭盒,对面大船激起浪花,臭黑的河水拍打脸上,很是尴尬。当然也有快乐时光,有一天轮船停靠在老闵行小镇附近码头,风和日丽,江面宽阔,水体也干净,我跳入水中,生平第一次横渡浦江。此时四清与1964年罗店公社四清的生活条件天上地下,无法相比,不仅没有饥饿相伴,工作队员每星期还可以到附近的泰山耐火材料厂洗澡,我跟著董老师在澡池中游泳。董老师泳技高超,师母曾经因他戒烟而奖赏新尼龙游泳裤一条,可惜不久董老师“复吸”,游泳裤倒没有被收回。每次工作组开会,吕局长董老师两支烟枪吞云吐雾,抽完了就让我跑腿去买。那时买香烟要凭烟票,老吕称青鸟牌为“小鸟”,凤凰牌是“大鸟”,它常抽小鸟;董老师喜欢飞马牌,中档烟大前门偶尔为之。至于牡丹凤凰高级烟票,董老师总是孝敬给老爸。

龙华公社四清工作队除了复旦新闻系,还有外文系师生,以及华东化工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学生。来自华东化工学院的有谢国瑞、任瑞平、宋瑞红等老师,我有点惊奇三位老师姓名中都有一个吉祥“瑞”字,不由得想起家父以前在故乡小镇开办的“瑞丰米行”。在公社礼堂听过音乐学院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温可铮的演唱,当然不是“叫我如何不想她”,也不是“伏尔加船夫曲”,而是“白毛女”中杨白劳的唱段。值得一提的美好故事是,允海同学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与音乐学院声学系的女高音美女卢小姐建立了亲密同志关系,直至后来结婚成家。同是山东籍的吕局长最赏识齐允海,小齐小齐喊得甚是亲切,大约那时他就看出这位小老乡是做官的料子。老齐同学后来果然平步青云,官至区委副书记,政协主席。

航运社船民大多来自苏北农村,每天听到的全是刮辣松脆的江北话,看上去人人朴素个个老实。社长杨树仁,共产党员,见人满脸笑容;副社长兼治保主任陶月珊,一团和气但有重病绕身。一般说来,经手钱财的会计与出纳是运动的重点对象,可是航运社的会计章哲均,戴著金丝眼镜一派斯文,看上去不是坏人;出纳是人称“小陆子”的陆文英,一说话就脸红,还是共青团员,应该值得信任。航运社集体所有,多劳多得,独立核算,装卸运费上油水不大,也少有运送货物的偷盗事件。工作队员上船组织社员们学习文件,鼓励大家揭开阶级斗争盖子。船民们说的尽是一些打架殴斗偷鶏摸狗的鶏毛蒜皮,最普遍的现象是比较丰富的男女关系。船民以船为家,有时候一趟生意去苏杭一带要跑好几天,航行途中或者在码头等候装卸期间,木船靠木船,帐子接帐子,不知楚河汉界,难辨西北东南,越境事件常常发生。船民受教育水平低,没有什么娱乐,倩女壮汉的原始动作便成了业馀文化活动的主题。严格说来,这类“生活作风”事件与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实质内容毫不搭界,但是总会引发过分的社会关注。那时新四年级同学参与的财贸组上报了一个“豆腐西施”的线索,说的是港口镇桥下一杂货铺老板,徐娘半老,几分姿色,交游甚广,外号“豆腐西施”,吸引了南往北来众多顾客。一听“豆腐西施”这个名字,敏感的工作队员便觉得有文章可做,于是顺藤摸瓜,外调内查,日复一日,不了了之。

长期战斗在公安战线的吕局长,有一双阶级斗争的火眼金睛。前一年他们公安局总结的题目是“三顶帽子”,即与帽子有关的三大案件。黄浦江上随波漂流的一顶帽子,引导公安人员侦破了南汇县坦直公社震惊全市的杀人案。局长讲破案故事神态得意有声有色,对工作组内政治经济案件的重大线索抓得很紧,每次开会总是手拿算盘,劈劈啪啪统计各单位干部交待经济问题的数字,当时规定每天要向工作队队部汇报战果。有一次程金桂同学所在棺运社报告查出一个“大老虎”,一位老年出纳员采用瞒报收入方法数年间私吞两千多元,这在当时简直是大贪污犯。我一直盼望自己所在的航运社也能破个大案,挖出个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

吕局长董老师两位组长与我作“敌情分析”,分析航运社的特殊性,大批船民三、四十年代来自苏北。抗战时期那里是新四军游击战地带,敌伪我三方拉锯,后来又成老解放区,是土地改革和复查的先行地区,1946年苏北老解放区完成土改,1947年土改复查,其间很多漏划漏管的地主和富农被扫地出门,其中一部份流落上海滩,隐瞒历史以船运为生,这成了航运社“清政治”的重要关注点。

苏北外调

在学习文件“揭盖子”过程中,有人检举某干部家庭是富农,而且可能还有命案在身;又有人揭发某船户是逃亡地主,令人惊讶的是在与被揭发者谈话的时候,当事人对自己是不是地主富农竟然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当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工作队员这一点政策水平还是有的。上报公社队委,批准去怀疑对象的原籍调查弄清这些悬案,水上派出所何洪明老警察老党员带我一起出发。历时半个多月,两人在苏北老革命区盐城、建湖、阜宁、高邮、兴化走了一圈,查证了好几个案子材料。这次苏北之行,让我见识了水乡人家何等穷苦。我与老何常常忍饥挨饿寻找乡镇饭庄,在脏乱的村头旅店拉著又黑又重的被子难以入睡。很多地方大河接小溪,见水不见路,无船寸步难行。只有在专区所在地盐城,才看到有两条稍微像样的街。

我们所带的几个案件,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来自模糊不清的群众揭发。警察老何文化水平不高,政策水平不低,善于分析案情,顺藤摸瓜,步步追踪。他说手中的每个案子都是人命关天,如果这次外调还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那么这些人一辈子都是怀疑对象,永世不得翻身,这些话对我触动很大。出发前我对每一需要调查之案件,都按照专业要求列出调查对象和问题提纲。在原籍找人谈话时,无论是“忠厚老实”的贫下中农还是“奸诈狡猾”的四类分子,都由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主问,我作详细笔录;一问一答,条理分明。那时没有录音机,不过我写字速度比较快,不会有重大遗漏。我们千方百计寻找提出疑点的最早最原始的出处及直接证人,查找检举揭发的第一手材料来源,凡是没有实在证据的道听途说,统统予以否定。老何要求我整理材料时对每一个事件都要有清楚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原因的纪录,好比新闻写作的五个W要素,我很是佩服。在每一个调查项目完成后,我总是连夜撰写案件分析报告,提出初步结论,及时寄往上海。回到上海,每个专案的结案总报告就能顺利完成。说也奇怪,我们这次外调经手的几个悬案最后都没有抓出一个“坏人”,基本弄清了事实,否定了传言,还当事人清白。

航运社四清即将结束,每个工作队员都要写小结,董老师建议我写如何做调查报告,我遵照老师指点完成了报告。这也许可称为人生中最早的“论文”练笔。1978年考取研究生重返复旦,到哲学系搞起了学问,从硕士到博士,从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到专著出版,思前想后,自己学术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似乎可以追溯到龙华公社四清调查报告;最初的指引者,就是班主任董荣华恩师。

阶级划分

这次四清迫使我思索关系到中国社会整个阶级构成划分的重大问题。

第一,地主的儿子是不是地主。家庭出身与本人成分原是两个不同概念,但是在不少地方,包括档案材料中常常被混为一谈,地主份子的未成年的儿子女儿的“地主家庭出身”变成了“地主成份”,于是地主的阶级成分被儿子女儿自然地“遗传”继承。航运社员赵某被人揭发是从苏北逃亡过来的地主,本人三十出头,儿子读小学。仔细一查,赵的父亲在1946年土改时勉强评为地主,而赵本人那时才十六岁,不到法定年龄,不应定为地主成份。如果放在土改比较晚的地区,比如在1950年开始土改的上海郊区,二十岁就很可能被定成地主份子。

第二,富农是不是敌人。在苏联革命和集体化运动中把富农当作敌人,是消灭对象。中国革命效仿俄国革命,但是在革命史上却对富农采取限制、联合和保护的政策。不知从何时开始,又把地富反坏统称为“四类分子”,富农阶级被当作敌人。在四清运动的清政治的内容中,就有清查漏划、漏管逃亡的地主富农份子的要求,也是把地主富农绑在一起。在苏北外调过程中,我听到一些老土改干部也说富农不算敌人,在中国广大农村,这是一个弄得很混乱的社会问题。

毛泽东很早指出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实际上在包括土改在内的中国的重大革命进程中,这个首要问题还是搞得比较不清楚的。在这次四清过程中航运社就没有办法依照农村方式清理阶级队伍,在船主中区分贫农船主,中农船主,富农船主,无法明确阶级阵线,最后只能笼统地将社员的阶级成分称作“船民”。没有阶级区分也就没有阶级斗争,有利于社会安定。还有一个细节,我在公安局派出所查阅历史档案时发现,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枪毙人的程序比较简单,很多时候不识字的贫协主任或乡长红笔一勾,一条人命就呜呼了。

文革前夜

港口航运社四清告一段落,我与朱华布、蔡桂英等转战龙华公社修建队。修建队是将各个大队中有点技术的木匠、泥水匠组合起来担负修建工程的公社直属单位,其中很多成员是三年困难时期从上海下放到郊区农村的工人。修建队驻地就在公社办公楼附近,靠近苗圃,那里一段马路人车稀少,小蔡老师教我学骑自行车。修建队工作组长张林森,是上海灯泡二厂的副厂长,为人和善。工作组副组长杨振殿,是上海虹口区修建队队长,喜欢喝酒和讲喝酒的故事,说修建队七个工人一次喝了六打啤酒。有一次杨队长带我外出调查,中午特地找了个小饭店,叫来酒菜,用冷开水兑烧酒让我慢慢喝,我以前从来不喝白酒,此时被工人阶级拉下了水。

1966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穆青等人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工作组在办公室里读报学习。焦裕禄事迹感人,文章动人:“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小蔡读报,晶莹的泪珠在眼眶里滚动。

修建队的建筑工地星罗棋布,有的在市区,比如中山医院,我们经常在各个建筑工地转来转去,曾经查过有些工人利用往返市郊短途贩卖蔬菜赚些小钱的案子,没有查出什么名堂。后来我又被调到张塘大队第五生产队,从春天到初夏。为了在主持召开社员大会时显得老成持重一些,我特地买了一包大前门香烟,当著众社员的面抽了起来。龙华四清这一年,收获真的不小,第一次横渡黄浦江,第一次喝白酒,第一次抽烟,第一次骑自行车,第一次去苏北外调。

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时新闻系培养的政治敏感性已经告诉自己,一场新的风暴即将来临。1966年7月,龙华公社的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新闻系三、四年级师生就回到了学校,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更为猛烈的疾风暴雨之中。从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来看,反修大论战与城乡四清运动确实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