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才、财富、幸福都会逃避野蛮之地而往文明的高处流动。人民怨声载道、能逃则逃是政治野蛮的一大结果，人民安居乐业、近悦远来是国家文明的重要特征。
——东海律
一
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对老百姓好，就是为国家立功，为自己立德，为家人和子孙积福。对老百姓好就是对自己好。
这个对自己的好具有双重性。内可以得自心，或者说得乎道，提升内圣修养，焕发良知光彩；外可以得人心，美化道义形象，提升政治安全。道德性的好和功利性的好兼备俱全。荀子说：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 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
对老百姓好，用传统的话说，叫爱民如子。这是王道政治精神。自由派往往中平等主义之毒而反对爱民如子。殊不知，不爱父母的子女自古很多，不爱子女的父母则从来罕见。爱护子女是人的天性本能，人世间的爱，唯有父母对子女之爱，才能达到最为无私、深沉、细致和无微不至的境界。
儒家强调为政应该爱民如子，实有深意在焉。爱民如子，注意如字。比喻总是有限的，取其一端而已。父子有亲，爱民如子，重点在爱。官民关系与父子关系，爱民方式和爱子方式，当然不同，各有礼制规定。
注意，应该讲爱民如子，但不能讲爱民如父母。父母爱子，要尽多方面的抚养责任，要以身作则地进行文化道德教养，该严厉就严厉，该惩罚就惩罚，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大义灭亲。政府和官员对于民众就是如此。
但是，子对父母就不一样了，要以顺为主，不能严厉，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惩罚父母。即使父母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死罪，也轮不到儿女来惩罚。至于灭父杀母，想一想都是天理不容，地狱有份！说爱民如父母，比喻不伦，既无利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制之以法，义理上又有伤父子天伦，非为政者所宜言也。
对老百姓好，要真正。先要真，天道不可欺，因果不可欺。至于人民，或可欺一时，不能长久。归根结底，人心民心，亦不可欺。对老百姓好，更要正。必须怀有父母之心，敬天保民，视民如伤，与民为善，使民富且寿。
《孔子家语·贤君》记载：“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 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 ? 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 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二
要最大程度地对老百姓好，就必须通达外王之道和春秋之义。司马迁说：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太史公自序》）
真正通达春秋之义，就必然致力于王道建设。王道制度有三个特征：一是民本性，能够保障民权民生，并有利于民德民智的成长；二是良序性，自由有序，有序自由；三是时代性，合乎时代要求，与时偕宜。
三者相辅相成，归结于民本。政治上能够以民为本，制度不好可以改好，制度已好可以好好维护乃至好上加好，精益求精。
很多人批判礼乐制度为等级制，不知礼乐制度是平等和差等各适其宜的结合，所谓礼主别异，乐主和同。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之间，依礼相处相待，既有差等又有平等。
就拿君臣关系来说，既有尊卑之别，又寓平等之义。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君主有问题，臣下可以三谏不从则去，可以辞职、可以易位（贵戚之臣），甚至可以革命和诛一夫。
极权主义固然反动，平等主义也非正常。礼制既可以防范前者，又可以避免后者。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之不齐，人之实也。天地尚且不能平等，何况人类乎。时时处处讲平等，是乱天下之道也。
对于人类社会，平等和差等各有适用范畴，各适其用，缺一不可。缺了平等，等级主义，固然不可；缺了差等，平等主义，政治、社会平面化，同样不行。
其实，在自由主义中，平等只是五个价值之一，必须与民主法治人权相配套，共同围绕着自由这个核心。美西社会、家庭问题越来越严重，要因之一就是西方白左过度强调平等，导致平等扩大化。例如，美西对绿族黑族的过度收纳和纵容，导致绿族黑族骄纵不堪，就是平等扩大化的结果。
当然，家天下时代的礼制，难免侧重差等的一面。未来公天下的礼制，可以侧重平等一点。这是符合礼制之时中原则和仁义精神的。
新礼制是反本开新，不是复古主义。儒家强调时措之宜，反对制度复古。《二程粹言》：“子曰：孟子之时，去先王为未远，其所学于古者，比后世为未缺也。然而周室班爵禄之制已不闻其详矣。今之礼书皆掇拾秦火之余，汉儒所傅会者多矣。而欲句为之解，字为之训，固已不可，又况一一追故迹而行之乎？”
要建设王道礼制，就必须以儒入宪。
建设儒宪，利益很多，大利有三：一、可以建设自由和秩序品质双高的王道社会，重新接续并更新中华文明，让五福广泛降临广大官民之门；二、可以对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取精用华而避其不足，并与美西展开文明竞争，追赶美国并实现最终超越；三、有助于推动台湾的和平统一。
有必要强调一点，现代政治，对老百姓好，应以保障人权为第一要务。去年世界人权日，吾连续作《政道人权为大》《侵犯人权就是逆天》二文发于议报，开宗明义指出：
“人道政为大，政道人为大，人权为大。在世界大同之前，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权问题。尊重他人之人权是文明人的道德底线，维护自己之人权是正常人的人格尊严，保护国民之人权则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
三
对老百姓好是王道政治和圣王贤君的共性。刘向《说苑·君道》中记载了一个《下车泣罪》的小故事：
“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吳越春秋》也记载了一个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南到計於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飢；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得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
故事未必真实，但精神非常王道，符合圣王的德行。孟子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帝舜“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文王“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达的都是这种王道精神。有这样的精神，实施起来的政治，建设起来的制度，发表出来的政令，一定是最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是所在时代最好的。
君子为政为官，必然对老百姓好。也只有对老百姓好，才能成为君子。
圣贤君子，吉祥之人，虽无人敬爱助相，自有天相；邪恶之徒，不吉不祥，虽有人敬而天轻之，虽有人爱而天厌之，虽有人助而天覆之。《中庸》说：“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这是讲天道的公正。材，质性、性质、本质义。笃是厚的意思。天道生养万物，必定根据它们的资质而厚待它们，材质好的培育之，不能成材的淘汰之。
《礼记正义》：“材谓质性也；笃，厚也。言天之所生，随物质性而厚之。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恶者因厚其毒，桀纣是也。故四凶黜而舜受禅也。栽，殖也；培，益也。言道德自能丰殖，则天因而培益之。倾者覆之者，若无德自取倾危者，天亦因而覆败之也。”
对老百姓好，才是真正对自己好。这是传统政治常识，儒家外王常识。可惜现代人不知道，蚂帮更不知道。即使个别蚂帮官员知道对老百姓好的重要性和利己性，也不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对老百姓好，不知道怎样为政为官，爱民利民，怎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一入蚂门，便无足观；一入蚂门，一切不堪。
很多马帮官员的命运也很不堪。前不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中指出：“从2012年12月到今年5月份，在以習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问题、“四风”问题62.65万起。”
这个数据不知是否可信。作为成绩说的，当不会缩水。这些官员落马原因因人而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老百姓不好。这是它们命运恶化的根本因。
把眼光拉长一点看，从延安看起，马帮精英的命运就更悲惨了。曾看到微友一句话：“诞生酷吏的温床，也往往是埋葬酷吏的坟床。”十分欣赏。把酷吏换成“贪官”“罪恶”等等字眼，此言同样成立。自延安至今，三界无数精英，成也蚂，败也蚂；成也特权，败也特权。蚂主义及其特权制度，就是它们烜赫一时、荣耀一时的温床，也是它们凄凉万古、万劫不复的坟床！
2021-12-13
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