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才、财富、幸福都会逃避野蛮之地而往文明的高处流动。人民怨声载道、能逃则逃是政治野蛮的一大结果,人民安居乐业、近悦远来是国家文明的重要特征。

——东海律

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对老百姓好,就是为国家立功,为自己立德,为家人和子孙积福。对老百姓好就是对自己好。

这个对自己的好具有双重性。内可以得自心,或者说得乎道,提升内圣修养,焕发良知光彩;外可以得人心,美化道义形象,提升政治安全。道德性的好和功利性的好兼备俱全。荀子说: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 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

对老百姓好,用传统的话说,叫爱民如子。这是王道政治精神。自由派往往中平等主义之毒而反对爱民如子。殊不知,不爱父母的子女自古很多,不爱子女的父母则从来罕见。爱护子女是人的天性本能,人世间的爱,唯有父母对子女之爱,才能达到最为无私、深沉、细致和无微不至的境界。

儒家强调为政应该爱民如子,实有深意在焉。爱民如子,注意如字。比喻总是有限的,取其一端而已。父子有亲,爱民如子,重点在爱。官民关系与父子关系,爱民方式和爱子方式,当然不同,各有礼制规定。

注意,应该讲爱民如子,但不能讲爱民如父母。父母爱子,要尽多方面的抚养责任,要以身作则地进行文化道德教养,该严厉就严厉,该惩罚就惩罚,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大义灭亲。政府和官员对于民众就是如此。

但是,子对父母就不一样了,要以顺为主,不能严厉,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惩罚父母。即使父母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死罪,也轮不到儿女来惩罚。至于灭父杀母,想一想都是天理不容,地狱有份!说爱民如父母,比喻不伦,既无利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制之以法,义理上又有伤父子天伦,非为政者所宜言也。

对老百姓好,要真正。先要真,天道不可欺,因果不可欺。至于人民,或可欺一时,不能长久。归根结底,人心民心,亦不可欺。对老百姓好,更要正。必须怀有父母之心,敬天保民,视民如伤,与民为善,使民富且寿。

《孔子家语·贤君》记载:“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 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 ? 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 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要最大程度地对老百姓好,就必须通达外王之道和春秋之义。司马迁说: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太史公自序》)

真正通达春秋之义,就必然致力于王道建设。王道制度有三个特征:一是民本性,能够保障民权民生,并有利于民德民智的成长;二是良序性,自由有序,有序自由;三是时代性,合乎时代要求,与时偕宜。

三者相辅相成,归结于民本。政治上能够以民为本,制度不好可以改好,制度已好可以好好维护乃至好上加好,精益求精。

很多人批判礼乐制度为等级制,不知礼乐制度是平等和差等各适其宜的结合,所谓礼主别异,乐主和同。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之间,依礼相处相待,既有差等又有平等。

就拿君臣关系来说,既有尊卑之别,又寓平等之义。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君主有问题,臣下可以三谏不从则去,可以辞职、可以易位(贵戚之臣),甚至可以革命和诛一夫。

极权主义固然反动,平等主义也非正常。礼制既可以防范前者,又可以避免后者。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之不齐,人之实也。天地尚且不能平等,何况人类乎。时时处处讲平等,是乱天下之道也。

对于人类社会,平等和差等各有适用范畴,各适其用,缺一不可。缺了平等,等级主义,固然不可;缺了差等,平等主义,政治、社会平面化,同样不行。

其实,在自由主义中,平等只是五个价值之一,必须与民主法治人权相配套,共同围绕着自由这个核心。美西社会、家庭问题越来越严重,要因之一就是西方白左过度强调平等,导致平等扩大化。例如,美西对绿族黑族的过度收纳和纵容,导致绿族黑族骄纵不堪,就是平等扩大化的结果。

当然,家天下时代的礼制,难免侧重差等的一面。未来公天下的礼制,可以侧重平等一点。这是符合礼制之时中原则和仁义精神的。

新礼制是反本开新,不是复古主义。儒家强调时措之宜,反对制度复古。《二程粹言》:“子曰:孟子之时,去先王为未远,其所学于古者,比后世为未缺也。然而周室班爵禄之制已不闻其详矣。今之礼书皆掇拾秦火之余,汉儒所傅会者多矣。而欲句为之解,字为之训,固已不可,又况一一追故迹而行之乎?”

要建设王道礼制,就必须以儒入宪。

建设儒宪,利益很多,大利有三:一、可以建设自由和秩序品质双高的王道社会,重新接续并更新中华文明,让五福广泛降临广大官民之门;二、可以对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取精用华而避其不足,并与美西展开文明竞争,追赶美国并实现最终超越;三、有助于推动台湾的和平统一。

有必要强调一点,现代政治,对老百姓好,应以保障人权为第一要务。去年世界人权日,吾连续作《政道人权为大》《侵犯人权就是逆天》二文发于议报,开宗明义指出:

“人道政为大,政道人为大,人权为大。在世界大同之前,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权问题。尊重他人之人权是文明人的道德底线,维护自己之人权是正常人的人格尊严,保护国民之人权则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

对老百姓好是王道政治和圣王贤君的共性。刘向《说苑·君道》中记载了一个《下车泣罪》的小故事:

“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吳越春秋》也记载了一个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南到計於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飢;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得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

故事未必真实,但精神非常王道,符合圣王的德行。孟子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帝舜“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文王“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达的都是这种王道精神。有这样的精神,实施起来的政治,建设起来的制度,发表出来的政令,一定是最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是所在时代最好的。

君子为政为官,必然对老百姓好。也只有对老百姓好,才能成为君子。

圣贤君子,吉祥之人,虽无人敬爱助相,自有天相;邪恶之徒,不吉不祥,虽有人敬而天轻之,虽有人爱而天厌之,虽有人助而天覆之。《中庸》说:“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这是讲天道的公正。材,质性、性质、本质义。笃是厚的意思。天道生养万物,必定根据它们的资质而厚待它们,材质好的培育之,不能成材的淘汰之。

《礼记正义》:“材谓质性也;笃,厚也。言天之所生,随物质性而厚之。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恶者因厚其毒,桀纣是也。故四凶黜而舜受禅也。栽,殖也;培,益也。言道德自能丰殖,则天因而培益之。倾者覆之者,若无德自取倾危者,天亦因而覆败之也。”

对老百姓好,才是真正对自己好。这是传统政治常识,儒家外王常识。可惜现代人不知道,蚂帮更不知道。即使个别蚂帮官员知道对老百姓好的重要性和利己性,也不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对老百姓好,不知道怎样为政为官,爱民利民,怎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一入蚂门,便无足观;一入蚂门,一切不堪。

很多马帮官员的命运也很不堪。前不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中指出:“从2012年12月到今年5月份,在以習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问题、“四风”问题62.65万起。”

这个数据不知是否可信。作为成绩说的,当不会缩水。这些官员落马原因因人而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老百姓不好。这是它们命运恶化的根本因。

把眼光拉长一点看,从延安看起,马帮精英的命运就更悲惨了。曾看到微友一句话:“诞生酷吏的温床,也往往是埋葬酷吏的坟床。”十分欣赏。把酷吏换成“贪官”“罪恶”等等字眼,此言同样成立。自延安至今,三界无数精英,成也蚂,败也蚂;成也特权,败也特权。蚂主义及其特权制度,就是它们烜赫一时、荣耀一时的温床,也是它们凄凉万古、万劫不复的坟床!

2021-12-13

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