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信对言论和信息的审查，这里选取了三个案例，分别是2017年微信对刘晓波之死史无前例严厉的压制，2018年不断被屏蔽和删帖的#Me Too运动，和2020年新冠疫情中的微信审查。从这三个案例中，分别可以看到微信审查的运作机制，审查的目的，以及被审查的人民对于审查的态度和看法。
案例一、自由与民主的斗士刘晓波之死——微信审查的毛细血管化[1]
刘晓波是中国最著名的人权活动家之一，也是中国唯一的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他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活动，主张中国进行民主改革，是《零八宪章》的作者。《零八宪章》由中国的民主倡导者和知识分子签署，呼吁政治改革和结束一党专政。刘晓波在2009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入狱，被判了十一年。
在2017年6月26日，辽宁锦州监狱度过了八年的牢狱生活后，刘晓波被诊断已经到了肝癌晚期。7月13日在医院去世。
刘晓波之死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政治敏感事件。天安门广场学生们的抗议源于公众对主张政治改革的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哀悼。和胡耀邦一样，刘晓波也是政治改革的象征，他的死亡引起大规模的公众哀悼和集会。
中国政府拒绝了刘晓波前往海外接受治疗的请求，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北京为刘晓波和他的家人发出了人道的信号。尽管如此，北京还是拒绝了，称刘晓波已经在中国接受了最好的治疗，不同意刘晓波离开这个国家。北京方面担心，如果放弃对刘晓波的人身控制，刘晓波可能会卷土重来大声反对北京，赢得世界的关注。
由于刘晓波之死的极端敏感性，微信除了大规模删除通过公众号发布的帖子，也对最多可以容纳500位用户同时聊天的微信群，可以将图片和文字公开给所有好友的朋友圈，乃至一对一的私人聊天进行了审查，审查的权力一直渗透到人们最私人的对话之中。
微信对文字的审查机制仍然是通过识别关键词进行屏蔽。用户A发送了带有关键词的信息给其他用户，消息在用户A的手机上显示已经发送，而在私聊、群聊、朋友圈的其他用户事实上却并没有收到，无论是对文字还是图像的审查都对使用中国大陆电话号码的用户启用，审查是不透明的，如果用户发送的图片被拦截，不会得到任何通知，也没有任何解释和申诉的渠道。
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一直不断在微信上测试被屏蔽的关键词组合，来分析哪些内容是被审查的。据公民实验室的研究，被屏蔽的关键词会随着事情的改变随时调整，动态地变化着。在2017年6月26日之前，也就是刘晓波患癌的消息公布之前，被屏蔽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刘晓波入狱之前所做过的事，比如参与六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等。具体的组合有“六四+刘晓波”（2016年07月01日测试）“维权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2016年12月21日测试）“习近平+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2017年2月23日测试）。
2017年6月26日之后，在刘晓波被诊断为癌症晚期的消息公布后，关键词组合变得更集中于他的病情，出国治疗的要求，以及围绕他的处境的政治因素，具体的组合有“刘晓波+狱中生活+中共+洗刷罪责”（ 2017年7月6日测试）“愿接纳刘晓波+提供最佳医疗”（2017年7月6日测试）“刘晓波家人+身体状况+可搭飞机出国”（2017年7月6日测试）“刘晓波+进食困难+出国治疗”（2017年7月10日测试）“会诊+美德专家+刘晓波”（2017年7月10日测试）。
刘晓波去世后，7月13日到7月14日，又增加了30组新的关键词，这30个组合在群聊被屏蔽，一对一私聊中被屏蔽22组。具体的组合有“晓波+去世”，甚至刘晓波的名字都不允许提到，7月13日，繁体的“劉曉波”和英文的“Liu+xiaobo”在一对一私聊和群聊中都被屏蔽。7月14日，简体中文“刘+晓波”在群聊被屏蔽。
除了屏蔽文字，微信还开启了对图片的审查。Lab在推特上收集了打上7月12日至7月14日#LiuXiaoBo标签的图片，一共119张。发现有74张图片在微信朋友圈被屏蔽，26张被群聊屏蔽，19张在私聊中被屏蔽。被屏蔽的图片包括刘晓波的照片、漫画，象征着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却无法领取的空椅子的图片，沈阳市司法局发布的刘晓波逝世的官方公告的截图……《零八宪章》和刘晓波传记的封面却不在被屏蔽的图片之列。
结论：中国的社交媒体公司在重大和敏感的政治事件发生时，很有可能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比平时更大的压力。考虑到刘晓波之死的高度敏感性，社交媒体公司很可能收到了如何处理这些信息的指示，或主动寻求了政府的指导。审查的长臂已经通过技术延伸到人们一对一的私聊当中，可以说人们生活的毛细血管中也流动弥散着审查的阴影，无所不在。同时审查的不透明，常常使人不知道自己在被审查，这是权力的傲慢。
在刘晓波去世之前，还允许在微信上有限地谈论刘晓波的医疗情况、《零八宪章》，而在刘晓波死后，审查变得更加广泛而严厉，无法容忍对此事任何程度的提及。审查也是动态的，如何解释审查的这种发展?“刘霞+软禁”“刘晓波+国外治疗”的关键词组合也会触发审查，可能当局除了担心会引起群体性的抗议，也为了维护自身的公众形象，好显得当局没有那么残忍和不公正。
在社交媒体上抹掉刘晓波之死，禁止人们对此的一切讨论，刘晓波的死亡成为审查制度的一个高潮。当局恐怕希望将刘晓波从历史中永远抹去，中国人还会记得刘晓波是谁吗？有迹象表明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一代人，已经慢慢忘记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活动，我们正在失去这一公共记忆，请不要忘记，与极权斗争的方式之一，就是拒绝遗忘。
案例二、女权运动#Me Too的被屏蔽和被删帖——阻止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2]
香港大学的微信显微镜的项目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将4000个微信公众账号的文章储存起来，随时对照哪些文章受到了审查而被删除，2017年到2018年，微信显微镜研究了#Me Too 运动在微信上遭到的审查。
2017年起，鼓励女性在社交媒体公开说出自己被性骚扰和性侵犯经历，指认骚扰和强奸犯的#Me Too 运动席卷全球。10月，#Me Too 运动出现在中国的各大社交媒体上，但主要是关于国外的报道；11月，中国女记者黄雪琴使用了#Me too#的标签在微信上推出反性骚扰平台，调查和编写性骚扰案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有56人在#Me Too运动中被指控性骚扰或性侵犯。
2018年1月，#Me Too运动在中国取得了第一项有成果的胜利，曾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罗茜茜在微博上使用#Me Too的标签曝光了12年前被大学教授陈小武骚扰的经历，在两天内这件事广为传播，经过近两周的调查后，陈小武被学校解雇，还失去了长江学者的头衔。
这一事件在几所大学引发了一系列的请愿活动呼吁学校管理者建立反对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机制，更多的女权主义者也开始使用#MeToo，但在微博上很快被禁止自动生成一个主题页面，于是人们用谐音“米兔”这个词来代替原来的标签，以避开审查。2018年3月8日的妇女节，女权主义活动标签#38反骚扰被屏蔽。#Me Too 只能用来讨论韩国、法国其他国家的反对性骚扰和性侵犯的运动。
4月初，#Me Too运动再次浮出水面，北京大学校友李悠悠在微博上指责原北京大学教授，现在在南京大学任教的教授沈阳性侵女学生高岩，导致高岩在1998年自杀。
沈阳否认了这一指控，但学校决定解聘这位长江学者。此后不久，北京大学的八位大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调查高燕之死。这个集体行动引起了北大的强烈反应，学校试图威胁学生停止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这时一个名叫岳昕的学生写了另一封公开信，揭露如何学校骚扰和恐吓学生，这封信的截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在此期间，在微信显微镜的数据库中搜索岳昕的结果为零结果，“岳昕”这个名字可能都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敏感词。据《中国数字时报》报道，北京大学的学校党委认为学生太激进，或是被海外势力所利用的消息在多个微信群被转发。
尽管高岩之死发生在20年前，但关于这个事件的消息在微信中被删除的频率高于其他个案，这个事件也被指责为是一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
微信上被审查的几个帖子与高岩事件有关，第一篇被删除的帖子是《北京大学95级徐芃、王敖请长江学者沈阳不要再说谎了》，这篇帖子在2018年4月5日通过微信公众号被发布出来，同日在微信上被删除。
第二篇被删除的帖子是《高岩事件中的反抗与救赎》，这篇文章采访了高岩的父母和李悠悠，还探讨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篇文章于4月8日发表并被删除。
第三篇被删除的文章是《关注 | 20年前的高岩自杀事件 迟到的校园反骚扰制度》，这篇文章提出中国校园缺乏对性骚扰和性侵犯的预防和惩罚机制，这篇文章在4月9日发表并被删除。
尽管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但有关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个案仍在不断在社交媒体上曝光流传，最具爆炸性的，是弦子讲述她2014年在中央电视台实习时，被著名主持人朱军性骚扰的经历。在在微信显微镜的数据库中，检索到一篇被审查后删除的帖子《朱军事件有了新情况，有多少人还相信朱军老师是清白的？》，这篇帖子在11月12日被发布和删除。朱军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威胁要以诽谤罪起诉弦子，弦子则要以性骚扰的罪名将朱军告上法庭。
结论：微信显微镜的数据说明，中国的审查机构试图通过屏蔽、删帖等手段来阻止挑战权威、引发变革的行为，以打击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可见当局格外提防社交媒体上维权运动的潜力，即使这些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公民行动并未明确直接地影响到政权的稳定。
案例三、关于新冠疫情的知情权——民意与审查的正面对峙
在新冠疫情这起公共事件上，审查机器试图继续横扫一切，但却在社交媒体的战场上遭遇了人民的滔天愤怒、抗议与大规模的反审查，审查机器终于吐出了已经被它吞噬的第一篇文章，这是审查与民意第一次在社交媒体上的正面较量。
12月31日，中国首次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了武汉市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在警报发出的前一天，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拍下了一名肝炎患者的病历，这位肝炎患者还患有与SARS相似的、由另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不明肺炎，这份病历连同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类似SARS的不明肺炎的消息，被包括李文亮等八名医生在网上传播给了其他的同行，提醒他们要做好防护。而在1月3日，李文亮被武汉警方以“散布谣言”的名义传唤训诫，并签下了不再讨论病毒的训诫书，艾芬也被领导告知连自己的丈夫都不要说。
当局最初对公众隐瞒了信息，从1月1日到1月20日，官方低估感染人数，对风险轻描淡写，未能及时提供可以拯救生命的信息，也使公众低估了疫情的风险。
直到1月20日钟南山承认有人传人的风险，1月21日《人民日报》报告了217个确诊病例，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武汉的医院因为病人激增哀鸿遍野，进不了医院的病人则在社交媒体上寻求帮助。而此时正值中国新年，所有人都回家团聚，人口流动量逼近波峰的时候。疫情的急速发展使所有人感到措手不及，武汉官员反应迟缓、红十字会对防疫物资的拦截与拖沓发放，在网络上引起了公愤。[3]
李文亮之死将人民的愤怒推到了顶点。李文亮被训诫后不久接诊了一位携带新型冠状病毒的青光眼患者，1月10日，他开始咳嗽；第二天，李文亮发烧住院并被诊。李文亮匿名向《北京青年报》讲述了自己的故事，1月27日这篇匿名自述被发布在网上但一小时后就被删除，
1月31日，财新网用李文亮的真名报道了他的故事。“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这样只有一个声音。”他告诉财新。不幸的是，2月6日，李文亮医生死于冠状病毒并发症。
据公民实验室的研究，在2020年1月1日到2月15日之间，微信一直通过关键字在审查关于新冠疫情的信息，一共有516个与COVID-19相关的关键字组合被证实在微信上遭到了审查。被审查的关键词首先是不允许人们提及李文亮医生的遭遇，其中有19个关键词组合是关于医务人员的；至少有130个关键词组合是关于政府防疫政策的。一位叫郭琪琪的女网警自曝一天只睡四个小时，手机一直不离手。从1月21日到28日，她们监测社舆情信息超过三千条，过滤删除有害信息近百条，疫情辟谣10条，正⾯引导38条。郭琪琪警告市民，造谣传谣的，“公安机关将依法查处”。[4]有微信群因讨论疫情而被封禁，还有人在微信上被封号。2月7日，为李文亮医生立传的微信公众号“权益墙”的作者李宇琛被警方约谈了八个小时。[5]
李文亮之死让人们相信，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对信息的严格控制，那疫情的防控不会被耽误这么久，也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2月6日晚上，社交媒体上被哀悼李文亮医生的言论刷屏，李文亮之死成为一起公共事件，得到的关注度和广泛度史无前例，哀悼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审查的愤怒和言论自由的渴求。微博上出现了“我想要言论自由”的标签，第二天，200万条帖子被删除。
疫情扩散后，当局对媒体的审查一度放松，出现了宝贵的“窗口期”。“窗口期”是指“在危机迫近、信息闭塞时，迫于公众需求和治理压力，官⽅⾼层决定开放“窗口”，各媒体借机⾼频输出调查，激发纵深探讨。若当局认为舆论过于活跃、触及体制，便会重新加紧管控（如封群删稿）关上窗口”。新冠疫情的窗口期涌现出一大批精彩的报道：2⽉2⽇，《财新周刊》样刊上线，封⾯报导《37位记者四万字全景调查：新冠病毒何以⾄此》；南⽅周末也发了《独家专访：从发现到封城，武汉⼀线医护复盘疫情为何爆发》，完整梳理了武汉疫情爆发的来龙去脉；财经发布了《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井喷的深度报道披露了与官方说法相悖的细节。这些文章在微信上不断被传播开来。
但从1月25日起，窗口逐渐缩紧，在一份来自当局的通知中，规定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包括腾讯、百度和字节跳动，要对疫情相关新闻进行“专项监督”。不久之后，包括微信在内的社交媒体平台开始加速删帖。[6]
在窗口期关闭后的3月2日，艾芬医生接受了《人物》杂志的采访，3月10日，艾芬的自述以《发哨子的人》为题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艾芬是第一个提醒人们注意这种新型病毒的人，她认为自己作为医生把危险告知他人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却因此遭到了领导的批评。
这篇报道在几个小时内就从《人物》的微信公众号上被删除了。然而，中国网民却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保存和分享文章的方式，以对抗审查。有人发布了倒着写的版本，有人将文字转换成摩尔斯电码，有人做了火星文的版本，有人编了了甲骨文的版本，有人把英语、德语、世界语的翻译发表在微信上，还有人求助于表情和盲文符号，有人制作了《星球大战》的视频版本……每一个版本都在不断被转发，尽管这些不同的版本不断被一个接一个删除，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这场政治波普的接力。[7]在第二天，最初被404的中文简体版的《吹哨子的人》终于被吐了出来，允许正常传播。这几乎是人民对抗审查的第一次胜利。
结论：这起事件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这篇稿子终于死而复生，而是长时间以来，人们终于意识到言论审查对日常生活的危害，审查第一次遭到如此大规模的反对和抗议。尽管这场行为艺术很快就过去了，审查依然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然而人们开始质疑审查的正当性，这起事件成为一个在未来可能会再度被激活的问号。
小结：
在刘晓波之死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微信审查是全面的、动态的、渗入毛细血管的，企图抹杀历史和记忆，使人陷入永恒的遗忘中。人们生存的真实环境总体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个体很难直接去把握和体验，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生存在由媒介对来自真实世界的信息选择加工后的“拟态环境”中的。但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而往往把“拟态环境”当做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8]微信是中国人最常使用的媒介，微信上的审查，无疑为用户制造了一个没有刘晓波的拟态环境，历史的空白无法被填补，也就无法得到理解和反思，无法成为变革的路标。正如奥威尔所言“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历史；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
另外，通过微信传输的信息不进行加密，任由第三方拦截，使得用户毫无隐私可言，“这就像有一辆坦克停在你的卧室；这就像你跟你妻子用短信交流时，中间站着一个士兵……处于我们私生活内在核心的通信现在被转移到互联网上。所以，事实上，我们的私生活也进入了一块军事领域。就像床下有一个士兵，这就是公民生活的军事化。” [9]审查渗入人们的私生活，严重侵犯了每个人的隐私。
而在#Me Too运动的案例中，即使一场在社交媒体上的维权运动并未直接威胁到政权，但事关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公民集体行动的可能，各种信息和讨论依然经常被删除和屏蔽。#Me Too从一开始就依托于社交平台，依托被压抑的女性话语，这场运动试图通过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公开作为一个议题来讨论，来改变女性的处境。#Me Too运动非常符合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为理论模型，主体间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产生新的社会规范。审查打断了新的社会规范的生产过程，阻碍了社会的变革，在#Me Too的案例中，是压抑了女性权利的伸张；同时阻碍了交往理性的生成，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对，工具理性偏重的是人如何征服自然，交往理性偏重的是人与人的理解和取信，交往理性的缺失会放大歧视和偏见，加重社会的戾气，难以形成理性而负责任的公民群体。
而在新冠疫情中，网民开始相信是对言论和信息的管控使得新冠疫情变得更加严重，审查本身的正当性受到广泛的质疑，民意与审查开始了正面的冲突。
参考文献：
[1] 编译自：The Citizen Lab: Remembering Liu Xiaobo Analyzing censorship of the death of Liu Xiaobo on WeChat and Weibo. The Citizen Lab. 2017.6
[2] 编译自：WeChatscope: Censored on WeChat #MeToo in China. Global Voices. 2019.3
[3] Tracy Qu: Chinese netizens take advantage of rare opportunity to vent anger on social media amid coronavirus outbrea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20.2
[4] 安德烈：女网警删帖自白 一天只睡4小时.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20.2
[5] 李宇琛：为李文亮医生立传后 我被约谈8小时至今天凌晨. http://www.zhushiyao.com/?p=11050. 2020.2
[6] 文惠时：疫情阴影下，中国放开媒体审查了吗？｜深度｜2019冠状病毒疫情｜端传媒 Initium Media. 2020.2
[7] Jane Li: Martian language emoji and braille. Quartz. 2020.3
[8] 曹劲松:论拟态环境的主体建构.南京社会科学. 2009
[9] 朱利安·阿桑奇：《密码朋克》. 中信出版社.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