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北京的严厉措施是否会削弱其对权力的控制?

来源: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作者:黄彦忠(音)
2022年5月17日
译者:太史齐


2022年4月,对上海一个住宅区进行消毒,供图: 埃利.宋(Aly Song)/ 路透社

情进入了两年半,中共正迅速输掉其实现“零COVID”目标的战斗。中共政府对其最大城市和金融中心上海的全面封控造成了经济混乱,并引起了数千万居民的社会性反弹,居民被禁止外出,甚至禁止为获得食物或就医的外出。尽管实行了如此严苛的规定,中共政府仍然无法阻止上海这个城市在封控期间出现数十万个新病例,同时还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困难和痛苦。眼下,同样的问题正威胁着中共的首都北京。由于不肯承认病毒的致害性在不断变化,尽管面临着民众日益强烈的不满,中共政府仍继续声称它能通过极端的管控措施来战胜病毒。

对所有国家来说,COVID-19当然仍然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然而,对中共来说,该病毒的主要危险已不再是流行病学的,而是政治正确和经济方面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采取适当的策略,Omicron变体能够被有效地管控。但是,中共政府坚持强推那些不可持续且没有科学根据的政策。在强推这些政策的过程中,中共已经显露出越来越强的、宁可置其经济甚至社会稳定于危险之中的意愿。

对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这种政策的风险实在是再高不过了。中国共产党(CCP)视为极其重要的二十大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召开,而且几乎自疫情爆发伊始,北京当局自己所自诩的其抗疫策略大获成功就一直是其官方宣传的核心。如果北京当局在这一核心问题上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正值中国经济本身遭受持续的封控冲击之际—中共这个一度以技术官僚体制的高效而著称的政权可能很快就会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大白的世界

从一开始,北京当局对今年春天上海所爆发的疫情的处置就是以对党的政策的忠诚而非以最优公共卫生为指挥棒。中共的中央政府指责上海的靶向防疫(targeted approach)导致新病例的激增,于是不仅强行实施了严厉的新版清零策略,而且还从北京空降官员到上海以监督上海的疫情应对行动。结果,上海的2600万居民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世界上最严格的封锁之下,现在已经反复延长至逾六个星期。

上海执行的COVID清零政策伴随着毫无科学根据甚至没有常识根据的其他重手措施。例如,为了找出新的COVID病例,政府热衷于采用侵入性和昂贵的核酸(PCR)测试,而不是快速抗原测试。(虽然快速抗原测试是关于感染者何时具有传染性的良好指标,但中共政府更倾向于PCR方法,因为它便于政府实施控制,并能更好地实现COVID清零目标)。每当发现一个新的阳性病例,患者所在的整个小区—可能多达20万居民—都将被封控14天;在一些社区,整个住宅楼的居民都被转送到隔离中心。症状轻微或无症状的感染者被要求到临时医院进行隔离;然后,公共卫生人员来到他们的家中,在墙壁、地板和个人物品上喷洒大量的消毒剂,尽管许多研究业已表明,通过被污染物的表面引发感染扩散的情况非常罕见,而且病毒在人体外存活的时间极其短暂。

在上海封城的多数时间段,采取全面管控措施地区的居民被禁止到户外,除非他们被召集起来接受核酸检测;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活动只会使病毒进一步传播。同时,由于大多数卫生保健人员被动员起来进行核酸检测和治疗无症状或轻症病例,可用以提供常规或紧急医疗服务的人员就很少了。由于批发市场和杂货店被关闭,上海市政府手忙脚乱地向被封控的居民分发食物,其中许多人不仅面临食物短缺,还面临药品和其他关键用品的短缺。

中共领导人拒绝对其最初的COVID策略作出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更糟糕的是,这种大规模的封控并未能对中共最大的软肋之一予以任何补救:未能为老年人和高危人群充分接种疫苗。近两年来,中共政府没有优先考虑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因为缺乏关于该年龄组接种后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的临床数据。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COVID清零政策通过防止易受感染群体接触到病毒,也在老年人中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弱化了他们接种疫苗的愿望。随着Omicron的肆虐和中国国内病例数量的剧增,疫苗接种的计算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由于动用卫生保健人员来执行封控检测措施,几乎没有人力可用于为易感染群体注射COVID疫苗,而这本应是主要的优先事项。截至4月中旬,上海60岁以上的人口中约有38%尚未接种过一剂以上的疫苗。

通过在中国最大的城市采取疫情零容忍政策,中共的中央政府向全国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眼看着中共最高领导层步步加大对上海的压力,其他地方的官员因担心如果他们的措施不够严厉也会受到最高层的指责,也就争相加倍强化他们自己的类似策略。在我的家乡、东部的江苏省,在没有一例确诊COVID病例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要求对所有人口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还有其他城市在只发现两三个病例后就实行了封控。截至4月18日,全中国约有45个城市处于全面或部分封控状态,占中国人口的近30%,占其年度GDP的40%。在一些农村地区,外来人员被禁止进入村庄;农民必须获得官方的许可才能下地,即使这样也必须穿上防护服。在河北省迁安市,为了实施封控,当地官员要求居民交出钥匙以使志愿者从外面锁上房门。

这些措施对当地居民的影响日渐明朗了。在上海,关于锁门的恐怖故事—往往带有黑色幽默色彩—充斥着社交媒体。有居民因无法承受封城的压力而自杀身亡;有病人不是因为COVID-19而死亡,而是因为他们被拒绝获得紧急医疗服务;有90多岁的市民在午夜时分被穿着防护服的不知名人员强拖到隔离中心;有养老院将一名75岁的COVID病人送进太平间,尽管她还活着。

逆向加速

在这些故事的刺激下,上海居民批评中共政府的调门变得越来越激烈起来。在一些地区,他们与警察发生冲突,据称警察命令他们交出房屋供COVID患者隔离之用;居民们在自家阳台上进行抗议,敲打锅碗瓢盆,要求政府提供基本必需品;居民们甚至在上海市委首脑李强进行所谓的视察时与他对峙。到目前为止,这些反抗行为很少是暴力性的,而且大部分的抗议都集中在物质需求上。此外,并非所有的反对声音都明确指责中共的中央政府领导人或疫情清零政策本身。

但很难否认的是,上海的公众反应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在疫情爆发后的前两年,中共领导层的COVID政策得到了普遍支持,而现在中产阶级对中共政府的不信任日益增强。在新闻网站“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发布的一个对话中,一位上海居民评论封控措施时说:“我们没有停顿下来。我们是在踩着油门开倒车。”

我的一位在上海的朋友长期持亲中共政府的立场,她描述她在封城期间的态度是“从无助到失望再到绝望”。现已转行为企业家的原上海医生张强说,直到封城之前,他不相信关于1959-61年中共“大跃进”造成的饥荒的故事,当时有数千万中国人饿死;现在他明白,“即使在上海也会出现粮食短缺。”一些领头的亲政府评论员也抱有这样的情绪,包括拉里.郎咸平(Larry Hsien Ping Lang)和刘流。在《金融时报》上,一家专注于亚洲业务的龙头私募股权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单伟建(音)指出,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达到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以来的最高点。

上海居民批评政府的调门越来越高

当然,民众的不满可能是转瞬即逝的。但是,上海的过度封控—包括许多城市中产阶级成员在内的2600万市民品尝了这种封的滋味—可能包含了未来政治转型的种子。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对共产党的COVID政策越来越多的不信任和不满加剧了中共政府的信誉危机,而且,正如习近平所承认的那样,无法取悦或安抚中国社会是中共丧失“统治基础”和“统治地位”的前奏。另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城市引起混乱的这种管控措施也损害了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另一个支柱:中共有能力健全地管理经济的声誉。

多年来,中共领导人通过维持经济的高增长率而成功地保住了民众对它的支持。事实上,北京当局最初在控制COVID-19扩散方面的成功使中国成为2020年唯一一个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这一增长引擎正在迅速失去动力,因为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全面封控已经扰乱了(全球)供应链,扼杀了国内消费,并削弱了中国的增长前景。通过分析卡车运输数据,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发现,即使在3月底启动部分封控之前,上海市的经济活动也比正常水平下降了40%。现在,由于上海和其他工业中心的瘫痪,企业界正因对不确定的经济前景感到恐惧而躺平不动,企业对商业贷款的需求急剧下降。4月份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净额比上个月下降了79%,还不到一年前的一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第二次降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4.4%,远远低于中共自己5.5%的目标。

以上海封控为例,一些中国观察家描绘了一幅更加暗淡的画面。一位单(Shan)先生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过去30年中最糟糕的状态”。丹尼尔.罗森(Daniel Rosen)在4月的一篇《外交事务》文章中指出,今年不应排除中国出现“零增长甚至经济萎缩”的可能性。而在4月底,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S.罗奇(Stanley S. Roach)宣布,“中国的垫子已经瘪气了”,“世界不能再依赖中国作为经济反弹的动力源了。” 然而,中共政府非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似乎更加铁定要固守其现有政策,并且不计后果。

太过专制而失败不起的中共

尽管社会和经济成本高昂,但中共领导人拒绝对其最初的COVID策略予以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几个月来,流行病学家们都很清楚,自2020年初COVID首次在武汉传播以来,目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占主导地位的Omicron变体比原来的COVID菌株更具传染性,但其感染程度却更不严重,而且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手段也控制住了重症的风险范围,并提供了新的疫情管控方式。事实上,上海阳性病例致死率为0.09%,低于季节性流感的通常死亡率。最近一项由中国和美国科学家联合进行的研究发现,仅对所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接种有效的疫苗,就能使入院率减少54.1%,死亡率减少60.8%。然而,中共政府一直拒不随机应变。中共政府的顶级流行病学家非但不承认新的现实,反而继续夸大Omicron变体的危险性。中共国家卫生委员会主任马晓伟要求公共卫生官员保持明确的立场,反对与该病毒共存的“错误思维”—将其视为一种人们应该学会与之共存、类似流感的疾病。5月16日,在中国许多城市已经被封控的情况下,马晓伟呼吁采取更严格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包括建立更多的COVID隔离医院,以及所谓的“永久性临时医院”和“隔离中心”。

尽管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许多人继续支持COVID清零政策,但这种强硬手段已经开始改变中国大城市居民对中共政府的看法。在疫情开始时,北京当局在抗击COVID方面的成功似乎证明了中国的国家韧性和机智。但是,中共政府在上海封城中的顽固态度表明,其政治体系已经变得比从前更加僵死且更加抗拒改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中共政府权力运行内部自我强化机制的结果。在实施COVID清零策略两年后,许多政府机构以及核酸检测公司、公共卫生官员和其他参与COVID清零工作的人员和机构都从维持目前的管控手段中大获其益,并促使中共的政治体制抗拒任何重大的政策转变。但是,鉴于社会的不满和对中国经济的严重损害,仅仅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并不能证明目前这种管控手段是正当的。

与普京的俄罗斯一样,习近平的中国似乎陷入了一位记者最近所说的“威权主义自反馈死循环”,在这个死循环中,一个长期执政、与世隔绝的领导人身边的顾问们对于悖逆这个领导人的观点毫无兴趣。事实上,即使封控正在削弱中国的经济,习近平也告诉官员要确保中国今年的GDP增长超过美国。正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政策顾问4月底在《金融时报》上所说的那样,让中共的最高决策者明白上海的封控手段效果适得其反且不可持续已成为“中共体制的重大挑战”。

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言疫情管控的成败堪称关系重大

反过来,中共高层的僵死也进一步向下妨害了中共权力链条上各层级的决策。在中共的中央政府内部缺乏活跃并以充分的信息为根据的政策辩论之情形下,地方官员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狂热推行疫情清零政策的压力,而不计社会和经济成本。在中国,越来越多具有自由思想的学者担心,COVID清零政策也提供了一个即便疫情结束后中共也要寻求控制民众生活各个方面的新摹本。“说实话,我很害怕,”一位知名财经评论家在微信上说。 “我敢断言,即使在大流行病结束后,把人当作猪、狗和罪犯的管理和控制模式仍将保留。” 复旦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预测,在COVID结束后的未来,极端的社会管控措施也不会放松,而“会被收紧”。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样一个无情和无所不在的国家是自文化大革命年代以来未曾见过的。

对越来越多的社会控制的恐惧已经导致许多富裕人士考虑逃离中国。在今年春天的上海封城期间,衡量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索人气的微信指数显示“移民”一词的搜索量猛增了七倍。许多在大流行期间仍在中国的外国人已经离开或计划离开中国。最近对上海950名外国人的调查发现,近一半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离开中国。由于观察到跨国公司正在认真考虑撤出中国的迹象,一位加拿大研究员写道“北京当局的疫情清零政策做了特朗普的贸易战无法做到的事情”。

当然,上海封城之举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冲击仍有可能使中共领导人三思而行,以免重蹈覆辙,重蹈覆辙或许就发生在首都北京。通过努力,中共可以在接种更有效的疫苗和采用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更加可行的COVID患者筛查和分类方案以及有针对性的非药物干预措施等基础上,选择一条更好的疫情防控路径。但是中共政府迄今为止的行为表明,它不太可能改变路线,因为改弦更张将意味着承认,至少是含蓄地,其现行政策弊大于利。中共最近决定取消举办2023年夏季的亚洲杯足球赛,表明中共没有打算在明年结束COVID清零政策。相反,它似乎有可能把一切都押在其目前的做法上,甚至宁冒与世界隔绝以及使其在国内支持度被侵蚀的风险。

作者简介

黄彦忠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塞顿.霍尔(Seton Hall)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及该学院全球卫生研究中心主任。他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特别报告《COVID-19大流行病与中国的全球卫生领导地位》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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