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迟到的书评。

确切地说,是诗评。

好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收到旅美诗人蔡楚寄来的诗集《别梦成灰》。在这之前,我曾寄过一本自己的文集给经常编辑我文章的蔡楚主编,他是我经常投稿的一份网刊的编辑和主编。这本诗集,许是他的文字回赠吧。

那天下午和晚上,打开诗集,迫不及待地阅读起诗集里的诗来。立即认出来,里面有一些诗,是我曾经在网路上读到过、曾让我怦然心动的诗。当时心里留意过,这些诗的作者,均为一位名叫“蔡楚”的诗人,来自“天府之国”——四川。

没想到,此生竟能拥有一本蔡楚的纸本诗集,可以时常取出来捧在手中翻阅、品读。能再次与那些曾经感动过自己的好诗相遇,这是怎样的欣喜、怎样的幸事啊?!顿时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畅通的互联网时代,与美好事物相遇的机会,似乎要比以前更大一些。

读蔡楚的诗,时常让我回忆起年少时阅读诗歌时的美好时光。那时候的我,会为了一首好诗或回味或感动好几天,那是一种余音绕梁、意犹未尽的美好感觉。甚至于有时,我还会将自己心目中的好诗分享给朋友,在友人面前声情并茂地或朗读、或背诵。虽然,那些美好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生活还在继续,但对诗歌的喜爱一直存于心间。

如今有机会捧读自己心仪已久的诗人的诗集,一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油然而生。

打开这本诗集,书中的第一首诗我就很喜欢,题为《乞丐》。

它,作于中国大陆“三年大饥荒”(1958-1962年)年间的1961年。

读这首诗,让我倏然想起唐朝诗人杜甫悲天悯人、同情贫弱者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在这首诗中,蔡楚如此写道:

    “为什么他喉咙里伸出了手来?

    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乞丐,

    彻夜裸露着、在街沿边,

    蜷伏着,他在等待?

    从此后他便乞讨在市街,

    不住颤抖的手,人们瞥见便躲开,

    没奈何,抢几个小小的饼子……

    到结果还是骨瘦如柴。”

    读着这首诗,让我恍惚看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四川、乃至中国大陆其他省份饿殍枕藉的惨象。蔡楚以这样近乎白描的诗句,为那个凄惨的年代,留下了一份文字见证。

我出生于文革末年的江苏苏北,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大饥荒的年代。但在年少的时候,常听起身边长辈讲过那个经常饿肚子的年代的人事。长大了之后,喜爱阅读的我不时从一些书籍、报刊中,知悉了有关三年大饥荒的情况,并为之感到无比的震惊、心痛。

在这里,我想提一部研究大饥荒历史的史学著作。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有位专攻中国现代史的荷兰籍历史学教授,名叫弗兰克·迪克特(又译为冯客)。他于2010年出版了《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该书后来荣获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非小说类写作奖之一——塞缪尔·约翰逊奖。

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的前几年里,中共因应国内外局势开放了大量党史文献。弗兰克教授把握住了这一难得的机会,对解密的中国大陆许多省、市、县档案馆中的原始档案资料加以查阅、摘抄、复制、复印,包括公安机关的机密报告、党内高层会议的详细纪录、地方政府呈报中共中央的饥荒报告、大跃进晚期派出的特别小组对饥荒真实情况的调查、对饿死数百万人负有责任的干部们的检讨、对大规模死人事件的分析,等等。

在此基础上,这位历史学者经过研究后指出: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灾难,也是有史以来最糟之一”;但是,中共党史有意回避、隐瞒这次大浩劫;无论是中共党史,还是中国大陆国史,不应也不能掩饰真实的历史事实。弗兰克教授这一掷地有声的结论,令人痛心而又愤懑。

这本书进一步指出,产生大饥荒的原因是人祸,而非官方声称的所谓“自然灾害”;这是一个体制、制度的问题,即通过所谓“解放”而将人民死死地捆绑起来,然后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奉行高压的政治统治。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丰富翔实的史料,提出了一个足以让中国大陆毛粉、小粉红们抓狂的观点,那就是:后人应该将毛泽东视为与希特勒、斯大林一样犯下反人类罪的政治人物,他们是令人发指并专门奴役自己人民的暴君。由于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反人类弊政,从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至少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甚至可能高达5千至6千万人。

换言之,处于和平年代的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几乎相当于、甚至要高于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国家的平民死亡人数之和(一战平民死亡约700万人、二战平民死亡约4000万人)。

这是数千年中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灵涂炭!最大规模的人权灾难!

如果按大陆官方的说法,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遭到日军屠杀的中国战俘和平民人数达30万人,那么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至少是其150倍。也就是说,三年大饥荒相当于制造了至少150次南京大屠杀。就连历史上从未饿死过人、被誉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府之国”的西南省份四川,即蔡楚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死亡。据原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于1962年、在向中央报告四川大饥荒真相时称,那三年期间,四川饿死了一千两百万人,几乎占了当时四川人口的七分之一。如此惊人的数字和比例,堪称血泪斑斑。

对此,出生于成都并成长于四川的蔡楚,不但用诗歌为大饥荒作了文字见证,也用散文——确切地说——是记事散文,记录了当年的凄惨境况。

他回忆道:“六一年,我就读的师范学校全体师生下到龙泉公社,帮助农民春种春收,我亲眼目睹农村荒草萋萋,农民每日喝大锅清水汤,处处新坟叠旧坟的悲惨景象。自己也由于劳动强度大又不敢言饿而体重降至86斤,下身出现浮肿。”(蔡楚:《我与《野草》结缘》)

在另外一篇文章,蔡楚还回忆道:“六一年八月,学校从乡间撤回。走时,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只剩下三户没有饿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户是小队长家,一户是单身的会计家,另一户则是‘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我亲眼目睹农民们喝大锅清水汤度日,亲眼目睹每日新坟叠旧坟的悲惨景象,使我逐渐明白了社会与书本和报刊的距离。”(蔡楚:《油油饭》)

蔡楚笔下如此惨烈的景象,令人不忍卒读,也是让今天的年轻人、以及未来的后世人所难以想象的一幕幕惨况。

这一幕幕凄惨的景况,加上自己切肤的饥饿感、周遭亲友人群的饥饿恐慌,让这位就读于成都工农师范学校、正处于青春期的四川小伙子既震惊又恐惧。

蔡楚在四川乡村的这些亲眼见闻,明显凸显出学校课堂、书本、官方媒体、报刊上各种文字和宣传的虚假和荒诞。这种强烈的反差,又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苦闷、心灵上的困惑、以及无以名状的压抑感,让他有种急欲表达的冲动,正可谓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那么,用什么来表达呢?文字。

用什么文字形式来表达呢?文学。

用什么文学形式来表达呢?诗歌。

于是,他将这些平日里不敢公开说出来、却又整日萦绕在心间的震惊、疑惧、忧苦、压抑,全都化为了纸上的一句句诗行。

前述的诗歌《乞丐》,即是他在这期间的一篇诗作。据蔡楚自述,16岁那年,处于他习作写诗的高峰期。

1963年,18岁的蔡楚参加高考。由于出身成分不好(其外祖父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其父亲曾任国民党上校教官,系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他当年高考的政审(即“政治审查”)未能过关,从而与大学失之交臂。

不但如此,翌年,他又失去了参加正式工作、当一名体力劳动者的机会。

原因是,在一次街道办事处组织的“社会青年”学习时,蔡楚随口说出,听说赫鲁晓夫(前苏共第一书记)已下台。因这句话,他被参加学习的一名同学检举他“收听敌台”。在当时,收听敌对国家或地区——比如苏联——的广播电台节目,乃是一项罪名。

无奈,既失去读大学机会、又失去参加正式工作机会的蔡楚,只能四处外出去找、去做临时工。

他先是在成都砖瓦厂做临时工,不分昼夜地挖黄泥、切砖坯、出砖窑。后来,他又去四川石油管理局筑路处做临时工,从事开山放炮、打二锤、掌炮钎、抬石头、修公路、平井场,等等。

在十几岁的那段青葱岁月,蔡楚经常躲开人群,拿出纸笔,写出了一首首不时在脑海中盘旋的诗句。

几年下来,蔡楚的“地下”诗歌创作已颇有收获。

19岁那年,他编发了属于自己的两本“地下”手抄本诗集,名曰:《洄水集》和《徘徊集》。

因为爱好文学和写作诗歌,六十年代的蔡楚,结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文友、诗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交换和评点文友的文章、以诗唱和、分享诗歌创作的心得,聚会时有时也会谈论历史、音乐、绘画、电影和外文等,偶尔也会私底下彼此议论时局。

这些文友、诗友群体,在六十年代逐渐发展为成都地区的两个地下文学团体。

其一,是“星四聚餐会”,后改称“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该团体以文革前毕业的、爱好文学的大学生为主,成员有尹一之、谢朝松、张江陵、邓先根等人。

之所以以“逍遥”二字命名该文学团体,是因为该团体成员大多未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众人与当时极左的社会氛围、政治语境若即若离,因此在内心效仿庄子的“逍遥游”,希望“寻找着精神的他乡,都生活在远离‘中心’的别处,渴求自由自在的精神层次。”

据蔡楚自述,该文学团体是一个追求美、追求心灵自由的文化沙龙。以“逍遥”命名该文学团体,表面上是指文化人的逃离野蛮、大隐于市,以及对艺术的唯美追求,但其核心是一种“权利意识”,即对于人性、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的追求。

蔡楚和他的文友们如此的思维和追求,在当时“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政治社会环境里,可以说简直就是鱼游釜中、危如朝露。

另一个,是“成都野草文学群落”(又名“成都野草文学社”),以爱好诗歌、喜爱写诗的诗友为主。

这,是一个更为纯粹的、现在看来颇具规模的地下文学团体,或者说,地下诗人团体。

文学追求、读诗、写诗和谈诗,几乎成了蔡楚在面对困苦境遇和政治高压下唯一的精神依托。

与此同时,由于热爱诗歌和写诗,以及编发“地下”诗集(在当局眼里系非法出版物),他的厄运——或者说迫害——也接踵而至。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大革文化命”的国家级恐怖主义政治运动,在神州大地爆发。这位热爱诗歌、拥有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出身成分不好的四川文学青年,自是在劫难逃。

文革初期,蔡楚写的一些诗歌遭人检举揭发。原因无他,乃因为他在诗中描绘了饥民疾苦,隐含着对社会现实和当局政策的疑虑,也抒发了自己精神上的压抑、苦闷。

这些,显然均是与红朝铺天盖地的诸如“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之类的政治宣传格格不入的。

于是,他遭到“革命群众”张贴大字报的围攻和批判,以及此后无休止的批斗、关押。

不但如此,数年后,蔡楚所参加的地下文学团体“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被当局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文友其中的二十多人,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逮捕入狱。

这场灾祸,对于蔡楚和他的文友来说,恐怕是命中劫数吧。

1970年初,当局指控蔡楚涉入“反革命集团案”。蔡楚被关押、审讯、批斗了一百多天,并且被抄家、开除和管制,一直延续到六月中旬。

那段日子,蔡楚经常遭到四川石油筑路处土建队的“群专队”(即革命群众专政队)的批斗,每天照样出工、干活,晚上接受革命群众的喷气式批斗,写坦白交待,反省自己的罪行。有时,他还会被抓去到公审大会进行陪斗、集体批斗,不但要脖子上挂上黑牌,还要被群众拳打脚踢,期间扯断了不少头发。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当年当局所认定蔡楚所从事的“犯罪事实”吧。

这位二十来岁的“反动”文学青年、诗人的“犯罪事实”,主要包括:

其一,“写反动诗”;其二,“歌颂爱情”;其三,“发泄个人主义”;其四,“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广播内容”;其五,“大肆造谣破坏,攻击污蔑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

上述这些当局认定的蔡楚的所谓“犯罪事实”,今日视之,真可谓荒诞不经。一个青年工人,就因为爱好文学和诗歌,在业余时间写了一些诗,搞搞文学创作,加入文学团体,抒发一下自己对爱情的向往、精神上的压抑、青春期的苦闷,竟然就被认定为“犯罪”了?!再加上,偶尔听了一下邻国的广播电台节目,跟同伴谈及邻国领导人的更替,谈论一下当下的时事,就构成所谓“犯罪事实”了?!而后,还要对其酷刑相加、人格侮辱、监视管控,这是怎样的荒唐和无道?!

这样的犯罪指控、以及伴随而来的批斗、殴打、凌辱、监视,放在今天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件难以想象、也难以理解的事情。今天的青少年倘若爱好文学诗歌,平日里写写文章或诗歌,搞点文学诗歌创作,而不是整日疯狂地玩网路游戏,或流连于社交媒体网站,相信大多数的家长和老师都会报之以赞许的目光。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很难想象得到,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那样一段荒唐无道而极为黑暗的年代。

翌年,成都司法当局(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对蔡楚作出缺席判决:“罪行较轻,不予刑事处分”。

蔡楚被当局定为“内控分子”,由有关部门对其实施内部控制措施,平日受监视,出门要请假,出入要汇报,公安派出所人员每晚到家检查。

该案,于八年后即1979年获得平反。

一年后,1980年,蔡楚加入了四川地下诗刊《野草》——一份由成都野草文学群落创办的地下诗刊。这一年,蔡楚35岁。

二战期间,流亡美国的德国籍犹太人、哲学及社会学学者狄奥多·阿多诺,在读到一首斥责纳粹邪恶的诗作《死亡赋格曲》时感慨道:“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象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蔡楚在那场邪恶程度堪比德国纳粹时代、以“文化”、“革命”为名的国家级大浩劫期间,他和他的家人受尽了各样的磨难,由此,长期受苦的他有权利、也有意愿和能力以写作诗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苦痛和悲愤之情。

让我们来读读蔡楚写于1975年的一首诗,诗名为《给北风》:

    “不要吹吧,凛冽的北风,

    别来闯入我熟悉的梦,

    因为在我的梦里,

    同样是雪柱冰峰。

    让我沉沉地睡在这儿,

    象一片落叶,如一条僵虫,

    不管希望的芽已绿到窗前,

    成功的花正开得火红。

    也不管在什么别的晴空,

    阳光已透过恶雾的深浓,

    古老的树昂起了低垂的头,

    幽闭的泉又缓缓流动。

    不要吹吧,凛冽的北风,

    即使你带来了春天的信息,

    请告诉我沉默的父兄,

    告诉我忍耐的亲朋。”

    身处荒凉的世界、荒谬的时代,历经凄风苦雨的岁月、不断袭来的“凛冽的北风”,给这个文学青年和他的家人带来了阵阵浸入肌骨的寒意。

文革期间,蔡楚的双亲先后死于政治风暴的腥风血雨中。

这个老实本分的家庭顿时家破人亡,留下了五个子女艰难度日。

他的母亲在与人闲聊时涉及到政治,被人检举告发,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批斗,于1967年在成都家中愤而自杀。他的远在山西农村当小学教师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于1968年在学校的批斗会上,被当地的贫协主席殴打致死。

当时身为家中长子、才二十岁出头的蔡楚,在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的困境中,只得四处出去找活干、打零工。

身为政治贱民的他,带着四个弟弟妹妹艰难度日,饱尝了生活各样的苦痛和辛酸,用他自己的话是“食不糊口、衣不蔽体”、“断瓦颓垣、破床败絮”。

与此同时,蔡楚不时因为写诗和参加地下文学活动,而遭到批斗和拘押。

在那场国家恐怖主义的浪潮中,千千万万个中国大陆的家庭和亿万中国百姓、乃至政府官员都横遭灾劫,甚至于,死于非命。蔡楚和他的家人,只是这千千万万众多不幸家庭中的一个。但是,这乃是他和他的家人所遭遇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无妄之灾、灭顶之灾。于是,他将长年胸中郁积的悲愤化为一行行的诗句,请看他于1968年写下的诗——《依据》:

    “花开花落 潮涨潮退

    星际运行 人死人生

    我们只是一朵浪花

    一片浮云 或者是

    一个分子式 一颗小

    小的 小小的 机器

    制造出的螺丝钉

    但纵然是死无轮回

    我也要直问到——

    那绞刑架上的

    久已失去的

    ——依 据

    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诗人蔡楚在那个荒谬恐怖的年代内心深处的愤懑,以及诗人借着文字发出的声声抗议。

蔡楚在文革的暗黑年代写下的上述诗句,为世人展现了另一种生存的可能性,或者说,生命的另一种面貌。那就是,人作为天地之间最有灵性的生物或受造物,即使是在肉体遭遇极大凌虐的时刻,或在生活遭遇极度困厄的岁月,也能拥有心灵人格的自由,精神世界的独立。

是的,对于世间那些内心世界特别丰富而顽强的人来说,就算生活再怎么艰难,命运再怎么不堪忍受,他们也不会就此向现实束手投降,也不会放弃追求心灵世界的阳光。相反,出于对现实世界的失望乃至绝望,他们会更多地着力于在心灵的田野上栽种、耕耘,直到有朝一日长满了绿草、鲜花。

在经历了父母双亡的悲痛后,蔡楚的家里被红卫兵抄得家徒四壁。

每到夜晚,他们兄妹五人只得盖着破棉絮入眠,大家常常夜里冻得缩成一团。冬天屋内没有煤烧,大家窝在家里,常常冷得嘴巴发青,浑身发颤。多少个日子,兄妹们只能吃一些生米,就着凉水以果腹充饥,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的。

因为出身低贱,蔡楚连找一份正规的体力劳动工作都不可能。

所以,平日里的他,为了谋生只能四处找活干。

他干的均是卖苦力活、粗活、脏活和重活,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地带,跟那些同样家庭成分不好的人们一道出卖劳力。

他做过临时工、石工、泥工、混凝土工、烧窑工、搬运工、筑路工、装卸工等,还蹬过三轮车、推过鸡公车、拉过架架车等,在劳苦生活的漩涡里苦苦挣扎,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如此艰难劳苦的生活,稍有喘息之余,他还会抽空写几首诗,或者与一些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诗友、文友一道吟诗唱和,互相慰藉。

长年过着这种挣扎在生存边缘线上的凄苦生活,倘换成一般人,怕是早就撑不下去,甚至于心如死灰了。然而,蔡楚的心中依然存放着一份美好,一种盼望,一场对世间真善美的等待。这样的等待不是做白日梦,不是灵魂空虚的等,也不是逃避现实的等,而是一个草根青年在心灵深处坚守着对良善和美好的等待。写到这,我想起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诗人里尔克笔下所讲的一段话——“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诗人蔡楚的政治身份早已被人踩在脚下,他的羸弱身躯也曾被人打倒在地,然而,他的精神世界始终挺住了。是的,挺住就是一切!挺住就意味着一切!在他的精神世界或人生哲学的词典里,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意志消沉,更没有助纣为虐,唯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并不奢求迎接不可知的未来,也不相信荒谬的暗黑的现实,只是执着地将一份坚韧的等待,作为一颗不屈的灵魂傲然挺立于世的一种生存方式。现在,让我们来品读他于文革末年的1976年所写的诗《等待》:

    “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

    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

    在一间暗黑的屋内,

    住着我的——等待。

    但它却从不肯走到屋外

    去眺望那飘忽的云彩。

    它是缄默而又固执的啊,

    懂得自己的一生应当怎样安排。”

    限于篇幅,我这里只摘取了这首诗的其中两段。读者诸君若有兴趣,不妨上网搜索、阅读这首诗的全文。

据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极左年代,除了以歌功颂德、阿谀媚上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文学”之外,大陆许多地方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地下文学”,以及零零散散的“地下文学团体”、“地下读书会”。

这些,大多是不为当局所容的“另类文学”、“异端文学”甚至是“异见者的文学”,有如一颗颗执着发光的星星,在一幕极权的暗夜里翩然闪烁。

在这其中,包括被研究者命名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文字。

在这些“地下文学”当中,包括一些会令后代人或难以置信、或难以理解的题材,像是“审讯记录”、“交代材料”、“判决书”等档案资料中涉及到的文学作品,比如诗歌、文章的段落等。

在那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从事“地下文学”创作、参加“地下文学团体”是有着相当大的风险的,轻则大会批评、群众批斗,重则判刑入狱、甚至断送生命。据旅美学者宋永毅的研究,在1970年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政治运动中,打击的对象,就包括了中国大陆许多地方的“地下读书活动”。在那场运动中,中国大陆上千个地下读书会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许多读书会的参与者或受到迫害、或被捕入狱,许多诗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甚至于,还有诗人因写作被判处了死刑。

比如,1970年5月,22岁的南京知青任毅因创作《知青之歌》(原名《可爱的家乡》、《我的家乡》,也叫《南京知识青年之歌》),被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这起案子,当局认定的罪名是:“编写反动黑歌《可爱的家乡》,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

该案在当时终审程序的江苏省革委会审批时,时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上将许世友对判决结果表示反对、不予批准,许世友认为:“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

由此,写作这首240字诗歌的文学青年任毅,才得以捡回了一条命。

其后,任毅被改判10年有期徒刑,实际坐牢近9年。

蔡楚当年的诗歌、文章,尤其是他的被当局认定为“歌颂爱情及发泄个人主义的反动诗”,以及蔡楚遭指控时在司法文书中所“交代”、“坦白”、“自述”时提到的自己所写的诗,即属于那个年代的“地下文学”。

所幸,它们,这些“地下文学”,终于有一天,犹如种子般破土而出、重见天日了。

随着时代的逐步开放,加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这些“地下文学”,不再像极左时代那样偷偷摸摸地流传于地下、散播在小众人群之中,而得以借助于新兴科技的力量,传播于千千万万读者的案头桌前了。

除了蔡楚的诗歌、文章外,蔡楚在成都、在四川其他地方的同道诗友们的诗作、文章,也是这些“地下文学”、“地下诗歌”的组成部分。他们曾经被当局扣上“反革命集团”的可怕帽子,随后遭受了无休止的批斗、虐待、审讯、逼供。期间,当局制作了“审讯记录”、“交代材料”、“判决书”等司法文书,其中包含了一些作者的诗歌、文章段落,这些也同样是“地下文学”、“地下诗歌”的组成部分。

通过我所读到的蔡楚诗作、以及在网路上搜索到的蔡楚的回忆性文章、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作品,我了解到,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蔡楚因为爱好诗歌和写诗,结交的一群生活在底层、但有着文学爱好和追求的诗友,有陈墨、邓垦、殷明辉、徐坯、万一、冯里、野呜、阿宁、女诗人无慧等人。

这些来自四川省会成都、以及四川其他地方的民间诗人,大多数都是出身低微,工作劳苦,生活清贫。可是,他们的品味和志向不凡,有着清高狂放的个性,在政治高压、生活穷困的境遇下用诗歌创作来抒发胸中块垒。那些年,蔡楚和这些诗友经常会在饭馆或茶馆中聚会,一众诗友一道讨论诗歌、文学,互相切磋,彼此勉励。

到了70年代,他们还自编自印了民间文学刊物《野草》,以创作诗歌为主,也有部分散文、诗评等文学作品。

这是成都地区的第一份民间文学刊物,后被当局定性为“黑刊”。

这份名为《野草》的地下诗刊,由陈墨任主编,由万一、邓垦、徐坯、冯里等人任编辑,这几位骨干组成该诗刊的编辑部。诗友们公开油印《野草》,每一期油印完成之后除了分发给同仁,还会张贴在成都的闹市街头,常常引来路人、群众的围观。

诗人蔡楚,乃是这个地下文学团体(成都野草文学社)的一员,也是这个民间文学刊物(《野草》诗刊)的重要撰稿人。在那个论出身、讲阶级、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讲的年代,这个早年痛失双亲、尝尽悲苦的诗人,就像是生长在田间地头、院落屋角的野草一般,虽然经历了风刀霜剑、石碾人踏,却在看似毫无希望的时代里顽强地生长着,执着地坚守着。

在宛如铁桶般窒息的体制下苟活,在艰辛困厄的社会底层奔波,这个尝尽世间悲苦的诗人,并没有听任命运的摆布而保持缄默,也没有放弃独立的人性尊严,更没有对权势卑躬屈膝、阿谀谄媚,而是选择了在凄苦的岁月里谱写出一曲曲哀歌,既像是“风吹雨打未摧残”的野草,又像是“傲雪凌霜自绽蕊”的野花。正如他在这本名为《别梦成灰》的诗集的自序中所说,他自认自己——“多了一点野性,常自喻为一朵野花”。

请看他于1980年所写的诗,标题就叫做《我是一朵野花》:

    “我是一朵野花,

    不肯寄生于主人的篱下。

    我同姐妹们在山坡上,

    花开时灿若云霞。

    天上的白云是我的梦,

    舒卷自如、穷尽变化。

    谷底的幽兰是我的伴,

    芳馨已埋入朴实的泥沙。

    清晨,冷露沾湿了我,

    暮昏,山岚缠绕着我。

    这样广阔的大自然啊,

    何惧风吹雨打、霜欺雪压!

    一年一度我开了又败,

    冬去春来我在希望中发芽。

    在这喧闹的世界上,

    我悄悄的、只是一朵野花。”

    这朵在社会政治底层挣扎的野花,开放得也许并不多么绚丽,也不那么芬芳,但其柔韧卓立的姿态,却无法不让人动容。

这个尝尽悲苦的诗人,这个郁结义愤的诗人,长年在专制体制的无边铁幕下苟延残喘,在社会底层的污渠泥淖中摸爬滚打,却并没有就此沉沦或是堕落,更没有在体制面前奴颜卑膝、揣合逢迎,而是依旧选择让孤傲如野花的生命绽放出光彩。

这是东方大陆的暗黑时代遭到暴政巨轮碾压得几乎粉碎的野花,却也是一朵被压弯了腰身、依然能挣扎着屹立不倒的野花。幸运的是,它不是一花独放,也并非影弔形孤。在成都,在川渝大地,在中国大陆各省市县的很多地方,同时间有着许许多多挣扎在社会政治底层却又不甘随波逐流、不愿放弃独立人格、在心灵一隅径自追求真善美的民间诗人,或曰,地下诗人,甚至有,异见诗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宁愿孤贫也不愿依附权势,颂谀体制。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诗作,替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几乎全面沉沦的当代文学、当代诗歌,挽回了至少那么一丁点的颜面。

这是阴云密布的暗夜里的一点微光。这是万马齐喑的年代里的一曲哀歌。这是群芳争宠时一簇簇不识时务的野花。

野花与大地相伴,与丛生的荆棘相依偎,和宫廷的冠佩无缘。它们是大自然展现充沛生命的精灵,是卑微却骄傲的大地之子。

世间再不可一世的高墙终将会倒塌,再富可敌国的财富也终将会消失。可是柔韧的野花会依然卓立,会傲然绽放。

野花,在暗黑中等待,在希望中发芽。

写于二零二零年五月,改于二零二一年三、四月。美国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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