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疫情改变了香港的繁荣景象，香港的重新定位以及完全内地化的治理模式，使得香港离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越来越远，香港人曾经享受过的自由时光一去不再复返，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法治精神如今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从1841年鸦片战争香港岛被强占到南京条约清政府“正式”割让港岛，从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到1898年拓展新界，港岛、九龙、新界，这些原本属于广东人文化记忆的词汇让我们刻骨铭心。
从港英时期的法治到内地人的偷渡，从港警腐败到引以为傲的廉政公署，从遮风避雨的港湾到自由媒体乃至繁荣的娱乐业，昔日的渔村有着太多让我们仰望的地方。香港历经百年，留下许多令人难忘的记忆，作为东方对西方留存的窗口，见证了中国的沧桑巨变，许多人在危难时刻，也得到香港资助、接纳和庇护。
香港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更是扮演着进步力量的角色，无论是早期孙中山闹革命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乃至国共内战时期，香港人都无悔无怨地给予支持。香港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正面力量向上的力量乃至进步的力量。香港支持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支持内地社会主义建设，广东和深圳的今天乃至改革开放，都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与英治港人息息相关。香港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贡献，超过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国家。
据史料记载，当年孙中山为了闹革命，不少于三分之二的经费是从香港筹来，至于筹款的数额有多少，史学家恐怕没有算过这笔细账。从1895年开始，孙中山利用兴中会、同盟会为反清反袁乃至北伐筹措经费，特别是为广州起义武昌起义以及日后的北伐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没有香港的庇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早就被扼杀在摇篮。
对于香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共产党是现代中国各党派中认识最早最深刻，也实践得最早最成功。早在1937年10月，精通5国外语、在海外闯荡多年未满30岁的廖承志被毛泽东慧眼看中，挑起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的重担。1938年初，办事处在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8号二楼悄悄地成立。廖承志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向海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向侨胞募款募物，搜集各种情报等等。
香港由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在过去漫长的一个时期，香港一直是大陆人的天堂，那个遮雨避雨的百年港湾，曾经接纳庇护了成千上万的大陆逃难者。仅以深圳为例，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者就多达56.5万人。
深圳历史上有过四次大规模逃港潮，时间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实际上，更远至1949年前后，就有过此起彼伏大规模逃港潮，许多大陆人的命运因此而发生改变。据《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就有超过75万内地人涌入香港。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当年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杜月笙去了香港，高层给他写信并派章士钊去香港劝说，要他回上海共谋新社会发展大计，杜月笙最终婉拒了，因为他在港报上看到了一张黄金荣扫大街的照片。那一年，黄金荣已经83岁了。
香港政商大佬们的父辈，大多出自杜月笙门下。董浩云其子董建华出任香港首任特首；徐大统从上海追随杜月笙到香港，其女范徐丽泰出任过香港立法会主席；杜月笙的最后一个门生吴绍麟，其子吴光正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兼九龙仓集团主席。
这些从大陆逃到香港的难民，成为香港源源不断的经济增长动力。从产业工人到上市公司老板，从报纸创办人到工会领袖，他们缔造了现代香港的繁荣和进步。有人统计，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连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文化精英，都是所谓的逃港者。
新政权建立后，能够从大陆逃离到香港的多是广东人，因为长期实行严厉的人口政策，其他省市的人根本到不了广东，只有很少的外省人在特定时期逃港成功。从1951年到1980年，有多少人从广东偷渡进入香港，并没有准确的统计，上世纪60至70年代，偷渡逃港成为许多广东人的选择，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香港奔去。
曾有老人回忆，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练习游泳，目的就是为了日后逃离时用得上。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
香港皇家警察尉迟信目睹过逃港场景：“在35公里的边境线上，成千上万的人由中国那边冲向边界，活像一条条大蛇从‘中国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黄昏时分，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四五人并肩一列的队伍，然后推倒栅栏走过来。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农民，也有老妇人和儿童。他们全都衣衫褴褛、垂头丧气、筋疲力尽，大多数人像是十分饥饿的。”
当年对偷渡逃离者的打击异常严厉，凡是没有合法手续逃离大陆前往香港，都会被视为“叛国投敌”，一旦抓到就会有牢狱之灾。而边防部队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逃离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逃离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树林里。
香港在内地完全封闭的年代，几乎承担了内地对外开放的所有功能。1950年12月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不久又宣布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驶入大陆港口。1951年5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决议》，与会各国参照美国对华禁运货单对中国实行禁运，品种多达1700余种。
此时来自上海等地的旧社会资本家大批涌入香港，为香港注入资本和劳动力，这是香港腾飞的基础。当西方封锁中国之时，香港成为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唯一通道，香港成为旧社会的“广州十三行”。内地改革开放初期批量引进西方成套技术设备全部通过香港转口，天量的转口贸易和配套的金融体系，让香港迎来了辉煌的黄金年代，奠定了香港世界级港口和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的繁荣反衬出内地的封闭贫穷，内地的跌宕史，恰恰就是香港的繁荣史。内地改革开放，香港是窗户和桥梁。香港转型腾飞，内地是腹地和后盾。两地不仅血脉相连，更是命运相系，彼此善待彼此珍惜才能双赢，港资也是最早进入内地的外来投资，给内地带来的不仅是财富和就业机会，还有人才、技术、经验和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其中最主要的都是港资，所占比例高达70%！2019年中国内地利用外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港资所占比例达到70.9%，2018年中国内地吸引外资1284.6亿美元，其中香港资金就达到960.1亿美元，占比达71.13%！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受益于香港世界金融中心的鼎力支持。
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个国家指定一个城市就可以替代香港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香港，中国的现代化可能要摸索更长的时间。香港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取代的。
香港作为世界贸易中心，还为内地规避许多贸易壁垒，香港与西方世界的特殊贸易地位取消，香港的繁荣将不复存在。2018年香港贸易进出口总额11967.6亿美元，出口商品总额为5692.4亿美元，其中香港自有产品仅129亿美元，转口货物多来自内地。2018年香港GDP3600亿美元，外贸总额居然达到GDP的3.3倍，这样的奇迹只有香港才会出现，香港700多万人口，2018年外贸总额相当于内地的26%！
700多万香港人对内地的情感还体现在每一次灾难到来之际，1998年，内地发生数十年不遇的特大洪灾，造成逾两亿人受灾。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正肆虐香港，但香港各界捐款仍高达6.8亿港元，位居所有捐款地区首位。
香港对内地捐款最多的一次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民间捐款超过130亿港币！由于震后开放媒体，信息传播及时全面，灾难现象牵动着几乎所有港人的心。有社会调查显示，95％的港人曾为汶川大地震捐款，香港一地的捐款数额就远远超过世界各国对汶川大地震捐款的总和。
香港从历史走到今天，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制度，包容了价值观各异的人们成为市民，让所有人成为香港发展的力量，不得不说，这是香港社会成功的一面，也是香港法治和文明的精髓所在。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我想对香港说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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